媒介、译介、域界的融通*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翻译文化与华文文学研究的跨界之道

2022-02-24 01:58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2年4期
关键词:后殖民赵老师香港

凌 逾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稀方先生的文学研究由浅入深,层层递进,融会贯通,他以一己之力,专研后殖民理论、翻译研究、华文文学,纵横三大领域,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近30年出版十余部论著,以广阔的视野增强吸引力,用深刻的洞见增强思想性。本文不揣浅陋,管窥赵教授的学术研究,尝试理解其学术思想理论体系和融界整合的学问之道:一是媒介航拍:从小说香港到报刊香港;二是译介渡越: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三是域界贯通:后殖民理论视域下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赵教授着意破除已有研究容易陷入自我窄化的窠臼,去除平面化论述,而从哲学思想、文艺学、社会学、中外文学比较等多维度切入文学研究,致力于建设报刊文学国度,并打通华文文学与华裔文学,建立中英华文文学及其研究融通的新学科。

一、媒介航拍:从香港小说转研香港报刊

随着印刷媒介兴起,中西、新旧、左右等各路媒体在香港这片自由之地生长繁衍,百多年来培育出香港文学和文化的满树繁华,报章杂志空前发达,大众借媒介窗口认识世界,新闻媒介掌握公众舆论,建构出无形的城市文化空间。赵稀方教授从媒介史料入手研究香港,出版了《小说香港》(2003年)和《报刊香港》(2019年)两部论著。过去的文学史研究大多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各类文学体裁入手加以研究。而赵老师重新从媒介扫描入手,全盘俯瞰,进而解读并阐释文学和文化,分析印刷媒介时代的文学兴衰史,开拓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媒介史,别有会心,无意间挖出了一座矿产宝藏。如果说,《小说香港》以文学符号媒介为生发点,从小说中看香港文化构成;那么,《报刊香港》则以文学传播媒介为切入点,采取小说笔法编织期刊史料锦缎,故事性、历史性、理论性兼具,这是更高难度的、炉火纯青的写法。

长篇小说是印刷媒介兴盛后的重要产物,那么,小说文本叙述如何想象香港?《小说香港》从报刊连载的长篇小说研究入手,探究香港的想象认同、文化建构。安德森认为,随着印刷媒介兴起,社会进入印刷资本主义时代,报刊小说等媒介搭建了“民族文化共同体”想象,而《小说香港》却认为国族叙事不能完全覆盖香港,以中原心态研究香港会出现偏差。指出关于香港的文化想象有三种意识形态在场的方式,即宗主国殖民话语、中国国族叙事、香港本土意识,由此逐层展开论述,建构出香港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话语体系。一是英国对香港的历史叙述,从早期的种族歧视,到20世纪转变为体面地输入文明的现代性启蒙事业。二是祖国对香港的历史叙述,如闻一多《七子之歌》以中原心态想象,发出受凌辱的呼救:“母亲,我要回来”。三是本土叙述,20世纪40年代末有侣伦《穷巷》、黄谷柳《虾球传》,60年代有舒巷城《太阳下山了》,70年代有西西《我城》,体现出自豪的香港都市认同意识。80年代,随着中英谈判日渐明朗,殖民式统治时代终结,涌现出重构香港历史的怀旧之作,如李碧华《胭脂扣》,写无可奈何的心态;黄碧云《失城》人物怀着失城的痛楚,四处漂泊,忍受着生命的残暴和世界的荒谬;也斯《烦恼娃娃的旅程》在欧洲、北美洲的参差对照中书写香港。刘以鬯揭示香港都市,是以香港方式延续上海现代主义文学①。香港作家的本地意识强烈,这跟殖民式统治和回归历史有关,回归前港人只有城籍身份。福柯认为文学叙事、文本操作是种话语实践,根植于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中。海登·怀特则认为,历史事件“为历史学家提供一些故事要素,抑制或隶属一些事件,从而突出另一些,运用人物刻画、主题再现、语气和视角的变化”。赵老师指出:“殖民者造就了殖民地,而殖民地也造就了殖民者。”②后殖民文学产生于当地文化与帝国文化斗争之中,后殖民写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第一种,对英语优势的弃用和否定,它是对都市权利凌驾于沟通方式之上的拒斥。第二种,挪用和重构帝国中心的语言,这是一个获得重塑语言新用途的过程,它标志着这一语言脱离殖民优势地位”③。香港文学更多属于后一种情况:在中文与英文的重重包围中坚守独立性。

《小说香港》跳出已有研究话语窠臼,不再是史料论、年代论、作家论研究,而是首创从后殖民理论角度切入研究香港小说,运用西方理论而不隔,论述建构香港想象的多重视角,以“历史叙述、文化身份、都市经验”作为切入视角,既有理论论证分析,也有细致的文本解读,个人见解突出,建构出香港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话语体系。如果说,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从百货大楼、咖啡馆、公园、电影院、跑马场等公共空间由下而上地考察上海文学的魔都日常现代性,那么,赵稀方的《小说香港》则从印刷媒介空间省思香港文学的物质与思想,体悟左右、中西兼具的双重现代性,反思其中的国际性、殖民性、反殖民性和后殖民性。“小说香港”,将名词“小说”变成动词,词组变成动宾结构,意指各国各方势力如何讲述香港故事,如何建构香港形象。复杂的论著意涵借用独特的标题呈现出来,生动形象,简洁明了,朗朗上口。自2017年1月19日起,赵老师在香港《大公报》开辟专栏“小说香港”,该专栏开局先谈董启章《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后评异军突起的葛亮,再赏钟晓阳的“燃烧之后”……这类“解甲归田”的短文最能见出文笔才气,潇洒随性。如果不是专研香港文学几十年,写不出如此火候的高文。龙其林教授评此专栏:“晶莹剔透、雅俗共赏、有学术品质”。赵老师之香港研究从作家作品到报刊研究、从“新文学史”到“文学史”、从话语讲述的时代到讲述话语的时代、从文学史到专题研究,不仅重视香港文学探源,也注重后“九七”时代香港文学,其文总有真知灼见:“事实上,在香港已经不再成为政治焦点的时候,香港文学的研究已成气候”④。香港文学研究在“九七”热潮后才真正建设。《小说香港》脱胎于赵老师1995—1998年在杨义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此书代表了新一代学术研究的新角度、新理论、新思路。

香港文学起点何在?过去,多数学者基本认定为《循环日报》。如刘以鬯指出,香港文学可从1874年谈起,中国新闻业的创始人王韬与友人合办《循环日报》首创文学副刊,虽来自上海却能以粤语写小说诗词见闻札记⑤。而赵老师的《小说香港》指出,香港第一份中文期刊为1853年创办的《遐迩贯珍》,等于将香港文学起点提早到1853—1856年,这是重要的历史发现,香港文学源头与西方有关,因中文期刊《遐迩贯珍》有传教性质⑥。王德威教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即哈佛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开端之一是1807年传教士莫里森(马礼逊)被逐出广州,去马来西亚译白话《圣经》。从文化转译、面向世界、现代传统关系重审过往⑦。1850年上海有英文《北华捷报》,1861年《上海新报》是英文《字林西报》的中文版,主笔为英美传教士伍德和林乐知,比《申报》早11年。显然,中国近现代文学均与印刷、报刊、传教文化息息相关。

为探究香港文学的源头,赵老师时隔十多年后回归香港研究,从报刊入手,再次深入勘察香港近现代文学的历史场域。2016年,其在大陆和香港的《文学评论》杂志同时刊登两文⑧,讨论20世纪20年代香港文学期刊创始问题时指出:香港早期文学的源头不是《伴侣》,而是《小说星期刊》杂志,后者文白相杂,内容丰富。赵老师重回香港文学研究,抛出一个重要问题——现代文学的认同与新旧,启迪文坛研究新思路。香港开埠之初,有识之士已经警醒,英国殖民文化会导致中文文化衰落,因此香港文坛并不一味讨伐中国旧文化。他们不愿自断文化根源,而造成旧文学灭亡、新文化又不能建立的局面。赵老师的《旧文学的现代性——从〈英华青年〉到〈小说星期刊〉》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香港没有追随大陆并不是落后于文学现代化进程,而是致力于在“殖民统治”中保护中华传统文化。1919年创刊《英华青年》是为了“融合新旧东西,以成一种‘文明伟大之学问’”,1924年创刊的《小说星期刊》从香港自身历史语境出发,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新旧文学,大量刊载揭露民生问题、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反映香港现代性的作品。这种在特定时期抵抗殖民主义、传承经典文化的态度,有益于启发当代中国对于中西文化的思考。2018年,赵老师《香港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还需重新考虑》⑨指出,若简单借用“新文学”观点,一味沿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旧文学对立的框架,会忽略掉香港文学自身的特殊性,作为一门学科的香港文学史的建立,首先应加强对一手报刊史料的研究。2019年,赵老师《关于香港文学起点的几点辨析》⑩再次讨论香港文学起点,以期刊角度不断追溯香港文学起源。赵老师执着于此问题几十载,因此成就了系列硕果。

2019年,赵老师在香港三联出版新著《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是在中国社科院的重点项目课题基础上打磨而成。此书梳理香港报章杂志脉络,全面总结香港报刊媒介史,省思报刊如何呈现香港。该书综合论述香港文学源起、文学思潮流派、文学体制、文学批评等问题,对比考察左右、南北、内外、东西、土洋等各种因素;详尽梳理杂志之间的关联、变化、转移、转型、转变,研究刊物媒体,编辑媒人牵连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缘,如《中国学生周报》《四季》《秋萤》《大拇指》《罗盘》《素叶文学》以及素叶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队伍血脉相连,出版社成为催化剂、助产士,共同支撑香港本土文学的兴起。该书考察香港南来北往的作家队伍,从期刊文字的缝隙处破解戴望舒、叶灵凤附逆的真伪问题,层层剥笋,写起来像侦探小说。论述早期南来作家为何不与本地作家联系,因为语言不通,因为本地人歧视“外江佬”,也因为外地人瞧不起本土文学的低俗商业化,总之,互相看不顺眼。随着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香港文人经历了从穷愁到文愁的变化,从生存碾压转化为金钱碾压,文学一直处于不受重视、自生自灭的边缘状态,正好适合文学的野蛮自由的生长。赵老师的学术研究既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小说香港》《报刊香港》都论过《虾球传》,后者细节分析更为精细,如分析香港底层的质感、黑帮以香烟示威试探、鳄鱼头对水路航道的烂熟于心,详述小说细节,如数家珍,写来趣味盎然。以时为序,精细梳理香港报刊文学发展的脉络,透析背后的左、右、本土思想意识渗透。

刘俊教授书评《“报刊考古”与“历史建构”》指出:“香港文学、后殖民理论、翻译史,是赵稀方最为用力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三大学术领域。仅就香港文学研究而言,他的《小说香港》已成为香港文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后又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报刊,将香港文学面貌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复杂性,推向了一个新的境地。”可谓知己者言。笔者曾指导张衡博士从媒介角度研究《报刊香港》,其写出了《重思媒介,再堪港史》的书评长文,论述全面详尽。王杨编辑认为此书:“史料详实,通过对报刊的细致考察,还厘清了很多有疑问之处,体现了实证精神”。王编辑曾问:“1949年后的香港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究竟有何意义?”赵教授答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晚清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从此一分为三,内地左翼文学成为主流;台湾则相反,为右翼文学所控制;惟有香港这个第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香港依然维持左右文坛二元对立的格局,纯文学及现代主义传统持续发展,传统通俗文学更得以中兴,这些都是内地和台湾无法做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香港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赵老师论文《香港文学研究:基本框架还需重新考虑》《香港文学研究已成气候》指出:“九七后对香港文学的研究已渐成气候,陈国球的《香港的抒情史》再现了香港文学的建构过程,罗孚在内地奠定了香港文学的品牌,凌逾的《跨媒介香港》则展现了香港当代文学的先锋性……但现有的香港文学研究依然存在某些问题,其整体研究的基本框架还需考虑,内地学者撰写的‘香港文学史’是沿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旧对立框架,香港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异质性,不能简单套用大陆现代文学中‘新文学’观念。”赵老师以香港启示内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面向,反思冷战导致的现代主义、通俗和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断裂等,省思不同话语体系的理论对话可能性。

2019年底,赵稀方教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带领大陆研究香港文学的70、80后中青年团队,搜罗整理和研究从1842年至2019年香港文艺期刊。赵老师在团队合作、团队项目中起统领作用,体现出尽心尽责高屋建瓴的师者精神。该课题的纵向历史跨度更广阔,横向整合比较的刊物更丰富,几乎将百余年的香港文学期刊一网打尽,研究当前学界较少全面研究的当代期刊,有开拓之功。香港还有当代老牌刊物如《明报月刊》(1966)、《年轻人周报》(1972)、《译丛》(1973)、《号外》(1976)、《电影双周刊》(1978)、《女流》(1987)值得研究。尤其是《香港文学》创刊于1985年1月,至今已刊行三十多年,高寿高质,一枝独秀,成为香港文学的一面旗帜。此外《城市文艺》《文学评论》《香港作家》《百家》《字花》《二十一世纪》《现代中文文学评论》《人文中国学报》等都是当代重要期刊。香港是汇通天下的文化码头,而赵老师也从《小说香港》走向《期刊香港》再走向《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以《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与台湾文学》《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为基础,从探究后殖民理论转向论述媒介对文学场的因应影响,转向研究报刊的生长历史,研究目标在于阐述香港与中国文化的共生关系,既谋求找到香港问题的历史根源,也谋求加强与香港学界和文坛的联系,赢得香港社会支持。赵老师几十年来探究如何香港、怎样文学等问题,已成为香港文学研究顶尖学者,首屈一指,并由香港文学研究走向后殖民理论及其本土化理论研究。

二、译介渡越: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融

翻译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渠道。翻译助推莫言、刘慈欣分获诺贝尔文学奖、科幻艺术界“诺贝尔奖”的“雨果奖”,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不断被翻译、借纸质媒介传播到海外,可见国际国内形势语境对于文学文化传播的重要影响。赵老师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六十余万字,刻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流变的路线图,全面扎实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翻译实质、阐述翻译理论构建、论述翻译的综合价值和传播影响,省思中国文学如何从传统的情态中脱胎而出,走向世界化和现代化,并充实丰富中国现代精神文化谱系。

翻译,在过去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是常被忽视的领地。文学研究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也陷入新的困境。走出困境的方式便是不断跨界融合,横向体察中西之论。赵老师研究翻译文学,因为博论专研香港文学时涉及英文作品、后殖民理论原文,不仔细做好翻译研究,香港文学研究就很片面,难以推进。赵老师深知翻译的重要性:“王德威翻译过来,我们才注意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李欧梵翻译过来,我们才知道如何讨论上海摩登,翻译借鉴导致了学术研究话语的转变”。十年间,赵老师出版了:《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翻译现代性》《翻译与现代中国》4部翻译研究论著,研究从晚清到五四直至当代的翻译理论,研究翻译与中国文化、学术、社会、现代性发展之间的关系。赵老师的翻译研究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活力。

翻译的透明对等,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驳斥这陷阱式的伪命题,赵老师撰书《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注重思想性和理论性,全面梳理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形式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俄苏文学,以及代表学者萨特、弗洛依德、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等思潮在中国风行的来龙去脉,探究西方思想理论如何被中国学界翻译和接受,如何影响一代学人,中西混杂地建构出新时期的中国文化话语,论证翻译不是透明对等而是被建构的。省思中国现代性命题的西方因素,探究多元现代性。文学翻译不仅是将文本信息从一种语言媒介传递、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媒介的译介行为,更是双向互动、彼此协商的结果,其背后更潜藏着诸多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赵老师的翻译研究开局就很有开拓性,而且一以贯之。

《翻译现代性》研究从晚清到五四的翻译,颠覆已有研究从单纯的语言翻译研究切入,转向更深广的文化翻译研究,其理论资源也来自后殖民理论,注重语言背后蕴涵的文化政治、社会语境因素,省思文化建构、翻译政治等问题,从原著中心走向译文中心,不是单个翻译家、单篇翻译的作品罗列论述,而更有历史的纵深感,追根溯源,从晚明传教士翻译讲起,历数现当代宗教、科学、政法、时政、思想、文学翻译来龙去脉,如何受西化影响。《翻译现代性》从背景介绍到具体词汇、作品翻译实例,再到原因分析、相关杂志及数据整理;从“God”术语到《圣经》典籍的宗教翻译,到科学、政法的多学科翻译,到政治小说、虚无党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的文学翻译;再到《天演论》《民约论》的思想翻译,最后是独具承前启后意义的《新青年》的启蒙译介,详尽全面。全书除了显而易见的历史时间脉络之外,在横向方面,也有深广的延伸,对于翻译中存在的问题、翻译者由被动到主动的态度、晚清翻译受不同国家民族的影响而呈现出的多样性,都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与总结。西方在对中国“去疆域化”之后,通过翻译输入,实践在信仰、科技及政法领域的“再疆域化”。中国知识分子在被殖民境遇下,主动与西方进行“文化协商”,改写西方原作,从中提炼近世中国迫切所需的立宪、革命等关键词。从晚清到五四,就态度而言,中国的西方译介经历了从拒绝到被动输入到选择性自觉输入的过程;就内容而言,经历了从宗教、科技、政法过渡到伦理道德的过程。全书具有问题意识、学理意识、方法意识,脉络清晰,深入浅出,很有可读性。

赵老师以翻译为方法,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此外,还翻译过3部理论论著:罗斯特的《黄金法则》、狄尔泰的《人文科学导论》、罗伯特·扬《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后者为赵老师主编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的三本之一,另两部为《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蓝陈平等指出,赵教授主编这套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既展示了西方学者如何从西方理论内部追根溯源,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亦展现了殖民地学者如何从自身民族身份入手,深入开拓后殖民文学实践和后殖民理论构建,最重要的是指出从语言入手的研究新方向。该系列译丛有利于了解后殖民理论背景,探究后殖民理论知识,对中国后殖民理论研究起推介、烛照作用。

作为中文人,赵老师由外文学院专家们力举为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虽出乎赵老师意料之外,却在大家意料之中。赵老师经常参加英语翻译专业的高端会议、学位答辩、重大项目开题报告等,可见翻译界业内人士对赵老师的认可。2013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等主办“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赵老师演讲《〈新青年〉的文学翻译》认为,《新青年》以西洋名著启迪大众,在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及周氏兄弟努力下转变了晚清以来的文学翻译格局。2016年底,在“翻译的最新发展和翻译的未来”研讨会上,赵老师演讲《翻译的另一个世界》指出,要将翻译史研究从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拓展到华文文学领域。2021年,赵老师组织策划“相遇与融合:首届华裔/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课题组、中国社科院“20世纪海内外华文文学”重点学科与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合办,旨在整合外语系的华裔文学与中文系的华文文学研究,打通华人中英文小说研究,打通翻译文学与中文文学研究。赵老师还融合翻译和媒介,研究期刊中的翻译,打破东西壁垒。赵老师在《翻译与现代中国》后记中深情提到比较文学界德高望重的谢天振老师的厚爱,彼此惺惺相惜的情谊让人感动。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全球性视野中,赵老师研究中西合璧的香港和中西融合的翻译,从“中国文学”进阶到“中文文学”思想维度,最初因参加各类项目多重跨界,后来滚雪球式地铺展研究,触类旁通,打通后殖民理论、翻译研究、华文文学三大学术领域,日益修炼为跨学科的学者。

三、域界贯通:从后殖民理论跃至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向西方学习各种思潮理论,深入西方理论场域,祛魅解惑,然后回归本身的问题,深入研究。探讨西方理论,赵老师有两种论辩法:一是观战,二是驳斥。赵老师善于观战,梳理各方论辩观点,更关键的是,善于批驳、论辩,往往先树立一个靶子,然后,逐层条分缕析地加以批驳,经过正、反、合等论证过程,形成个人的见解。赵老师是此中高手,只是,其辩论从不剑拔弩张,而是四两拨千斤。

梳理殖民主义、新殖民、后殖民、内部殖民主义学术谱系,探究这些理论在台湾、香港、大陆的学术旅行,赵先生是中国内地对后殖民理论进行谱系梳理与研究的第一人。其《后殖民理论》十年磨一剑,进行历时纵轴、共时横轴比较,再逐一再现争辩焦点,分析利弊优劣,追根溯源,悟透历史。赵老师深入研读西方近代以来英美荷兰等国的后殖民论著,与霍米·巴巴、阿托·奎深、柯雷、杜维明等著名学者探讨交流,读透十大名家理论:马克思、霍布森、法侬、恩克鲁玛、阿明、阿契贝、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罗伯特·扬。尤其是梳理“内部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少数话语”谱系,这是甚少人涉足的领域。赵老师不仅分析西方理论,而且分析西论中化现象:“一种主义,三种命运”,梳理后殖民在香港、台湾、大陆的理论旅行,如何本土化再生,如庖丁解牛豁然开朗。

反思殖民性的任务,最适合由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承担,这是赵老师2016年在南京“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题发言的观点。其指出,辩证地探究文化传统的历史生产语境,要深入分析中外启蒙思想、文化历史观的渊源,反思国民性的思想根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域外源远流长,海外华人界有更丰硕的传统文化资源,如旧体诗词未断根、儒家伦理观念扎根、原汁原味的祭祖仪式、族谱神龛、家族文化,唐人街区有最原初的传统形态,有更富裕的传统文化金矿。因此华文文学弘扬传统比中国文学学科更有优势。华人作家多有共生文化情结:离境出国,反而更忆念中华文化;换了空间位置,跳离到更外在的视角,更有利于深入扎根传统文化的内核。三十多年来,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日益从边缘走向主流,助力推进传统文化复兴。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强调反传统、学西方。迈入21世纪后,新时代主张复兴中华优质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自信,适应新时代的文化语境,在变化中寻找不变的文化因素,不仅传承优秀文化,且注重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促使优秀传统文化再生活力。如今,学界亟待出版打通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现当代大文学史。已有的打通多是分区域的历时探讨,但好像尚未出现共时性的横向对比探讨,如选取几个时间节点,以1900、1917、1949、1966、1980、2000等时段为主,对大陆、港澳台文学乃至全球的世界华文文学进行全面比较。虽然写起来肯定有难度,但这将是宏伟的功德无量的文学史、学术史。2016年底,台湾举办“跨越1949:文学与历史国际研讨会”,将时间概念展开为空间讨论,来自日本、新加坡、美国以及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的学者各抒己见。赵老师谈“绿背文学”,评点论文则将《萧军日记》、1948年文化报事件与香港《大众文艺丛刊》联系起来,在中西对照中,窥见端倪,历史事件烂熟于心,因此能纵横捭阖。

以后殖民理论为刃,解剖世界华文文学。赵老师在《从后殖民理论到华语语系文学》中提出,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之于华文文学的关系,应强调混杂中的异质性,而并非混杂中的抵抗性,由此可解决两种主体对立的问题。《论韩素音的后殖民思考》以韩素音的学术历程为例指出,无论是真正的“杂种”还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都可在主体构建和身份认同上进行自我选择。《如何超越后殖民理论?——评小埃·圣胡安的〈超越后殖民理论〉》提出,只有以协调代替对立,或许才能真正找到超越后殖民理论的新路径。

赵老师的学术思想有前瞻性。《中西回归自然的不同道路——庄子与卢梭“回归自然”思想辨析》初刊于《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后为《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3期全文转载,《外国哲学与哲学史》1994年第3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1995年第1期全文转载。一文被三家权威刊物全文转载,这是罕见现象,足证该文的精彩瞩目。该文前瞻性在于,超前十多年就从哲学角度探讨中西思想差异,并预见到了中国学界的生态文学与文化研究问题,随着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今人更关注生态环保的问题,保护地球家园,诗意栖居生存,这些意识日益强烈,形成了一股热潮,而这篇论文很早就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初刊于《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后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文学年鉴》《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多处转载,并在当年被《文学评论》推荐为优秀论文。2017年6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文《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陈映真》,省思当下被消费文化绑架的社会现象,为一剂醒世恒言;后该文被《新华文摘》等海内外报刊转载,阅读者众,经执行编委、责任编辑推荐和18位评审专家投票,位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度优秀论文7篇之一。赵老师论文和论著总能抓住核心问题,直指要害,概括精准,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

就国际交流传播而言,赵老师坚持不懈地参加国际访学交流。1998年博士毕业后留在中国社科院任职后,即获资助前往英美访学。2000至2001年赴剑桥大学东方所和三一学院访问研究,为英国科学院WKC Fellow。2005至2006年,赴哈佛大学访问研究,为美国国务院Fulbright Scholar。2007至2008年,任台湾成功大学“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客座教授一学期。2008年9—10月,在荷兰莱顿大学访问研究。2012年2—8月,任台湾东华大学华文系客座教授。2014年6月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在哈佛大学待了一个月,就完成了10月波兰参会的英文论文《天安门广场孔子像的出现与消失》,高效高能。2015年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做访问研究。2018年又在波兰罗兹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赵老师先后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致力于将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推向世界,提升中国学术思想的国际影响力,邀请全球名家学者前来讲学,如瑞典的Hans-Ingvar Roth, Torbjörn Lodén(罗多弼),澳大利亚的Peter Monteath等,张罗中国社科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中澳学术论坛”,两国轮流做东道主,国际学术交流良性互动。2016年底,澳方参会学者有Alison,Bonnie,Davie Cart,Craig,Mark Byron等,他们谈中国的多,中方谈澳洲的少,而2017年下一届论坛赵老师在澳洲开会时论述“澳大利亚学者对于后殖民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旋即填补了这一空缺。其论文《翻译与现代中国》由法国学者译为法文,获2018年文学所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学界亟需培育国际化学者,说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学术思想的国际影响力。赵老师的学术着眼点显现出卓尔不群的前瞻眼光、国际视野及思想高度。

就学术著作而言,自1999至2018年,赵老师二十年出10本大著,两三百万字心血凝铸。一是思想随笔《世界大师笔下的存在与虚无》(北京金城出版社1999年版),以学术反抗虚无,此书是通向博士论文的思想桥梁。二是《小说香港》(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香港三联书店2018年版),博士论文修订本。三是《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2003年两书均修改于疫症蔓延时,修炼出“非典时期的学术”,在世人的喧嚣惶恐中岿然自立。四是《后殖民理论与台湾文学》(台湾人间出版社2009年版)。五是《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六是《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七是《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台湾秀威、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八是学术自选集《历史与理论》(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九是《翻译与现代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十是《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香港三联书店2019年版)。赵老师沉潜学问,从哲学转香港,由翻译而后殖民,由近现当代又重回香港,古今中外打通,自成体系。

就学术影响力而言,赵老师每部论著的书评都有不少,著述每每收获口碑,还有一些访谈文章透露学术心路历程。《小说香港》入选“哈佛燕京丛书”,2007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优秀学术成果奖,登上《亚洲周刊》。该书早已是香港文学研究必读书目,再版呼声高涨,学术论著成为畅销书、长销书,也是奇迹;“孔夫子”网站标价百元上下,超出原价5倍,已具有收藏价值。2018年,香港三联重版《小说香港——文化身份与城市观照》,在京东“人文·历史”热卖榜排名第一。《后殖民理论》2013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填补了国内后殖民研究领域无系统专著的空白。2016年,刘雁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出版前传中指出:“新时期卷是《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丛书中质量最高的一卷”。易明皇评《历史与理论》,指出该书“理论为本,但历史先行,回归文本、回归历史真实,折射出理论的厚重;并归正史实,警示歧途,推介具有身份感的理论家,探索后殖民文学的新走向,形成了如理论旅行般的独特学术魅力”。

就研究方法而言,赵老师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1)以史为证,做学问既有理论的高度也有历史的深度,研究深具史料精神,善于从最早期的报刊入手,并前往世界各地寻找第一手资料。每次出境访学前,他都先打印好待查的英文目录,然后奔走于各大图书馆翻查史料。2016年底前往香港大学图书馆闭关一周,切实翻查、阅读史料,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从报刊研究起步,采取稳扎稳打的研究方法,寻找自己的论述角度,看问题眼光独到,思维敏锐,善于提炼总结,因此有更高一层的见人未见。其每部论著都扎实有致,言必有据,论证严密,观点明确,文字洗练,点到即止。(2)对新事物积极的接受程度与学术的前卫态度相符,敢于尝新,学习网络工具快捷,可谓时代潮人:2006年在搜狐开通博客“独语”,2012年开通新浪微博,2013年开通个人微信号,2018年初创办微信公众号“海内外中文文学”,旨在整体观照内地、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未来赵老师可能也将在纸质媒介研究基础上转向对电脑手机新媒介、网络社区空间的探究,转向多媒介、跨媒介研究。赵老师的微信朋友圈发文精简短小且幽默风趣,寥寥几笔,形神毕有,其诸多妙文配图绝佳,体现出非同一般的美学观,让人莞尔,收获网络粉丝无数。(3)以散文、小说笔法抒写评论,文笔生动,深入浅出,条理清晰,深谙“微言一克胜于废话千吨”的道理,“一字千斤”,从无废话;文采斐然,自见才气,妙机其微,性情毕现,轻松随性,眼无烟,心无尘,风格自成一体,可读性极强,受众面广。其散文《告别父亲》讲述三代忠厚故事,情真意挚,力透纸背。这些散文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赵老师。赵老师是散文高手,无奈,谦虚的他,一直未曾将散文结集,而读者早已翘首以盼。赵老师为文即是为人,处世从容随和,不摆架子,不颐指气使,不心急火燎,谦谦君子,平易近人,获得学界赞誉。他很早就评为博导,已带出博士后、博士、硕士、访问学者近五十位。其授徒讲学,讲究潜移默化,点拨指导,切中肯綮。弟子追随赵老师在中国社科院做博士后研究,所得教诲,受益终生。为写此文,反复重读恩师的著作、网文,常读常新,尤其是其论著的后记文字,倾诉为学经历、为学之道,学术热情跃然纸上。学习导师杨义教授的“宏大的战略眼光与细微的艺术体察”结合法;慨叹汪晖教授在政治哲学、经济领域的学术超前,难以企及;发现赵园教授的诗性,觉得可亲。赵老师年少嗜读庄子,了悟即便崇高的学术也不便以身殉之,不想出人头地,却无心插柳柳成荫,“孑然弗伦,洗然无尘”,著书立说,蔚然成家。

驰骋古今,贯通中西,大道无形,说来容易,做来却难:既要深晓中文,又要熟稔外文;既要有国学功底,又要有当代新见;既要有理论根基,又要擅长文本细读,开枝散叶,触类旁通,顾及东西、南北、上下,融通六合,跨界无痕;自由徜徉于中西古今学问领域,有大视野方有大格局,孜孜以求问学之道,执着坚守,著作等身,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作为学界前辈名家杨义研究员的开山弟子,赵老师深得导师真传,师徒均有渊博的知识储备,严谨的治学态度,挥洒自如的文笔才气,然又各有所擅。杨教授往古代方向越走越根深,从鲁学专家到现代文学专家,继而走向先秦诸子发生学,开拓与建构“一个人的中国原创诗学”,成为新一代国学大师。赵教授在西方文学文化方向日益开拓新路,漫步西学领域,渺远的国际视野,宏阔的中西文化比较方法,厚重的理论根基,铸就了新一代学人的新学风,在学术高原上耸立三峰:媒介香港、译介渡越、跨界贯通,值得后来学人学习借鉴、深思回味。

①②赵稀方:《小说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8、176页。

③[澳大利亚]比尔·阿希克罗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④赵稀方:《香港文学研究已成气候》,《名作欣赏》2018年第7期。

⑤刘以鬯:《畅谈香港文学》,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9—22页。

⑥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香港)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0页。

⑦王教授认为,龚自珍等晚清文人对现状的焦虑、《镜花缘》对未来家国的想象,埋下了之后百年文学史伏笔;韩松2000年科幻小说《2066之西行漫记》想象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奄奄一息,中国进入盛世,在宇宙空间中思考人类处境。

⑧赵稀方:《〈小说星期刊〉与〈伴侣〉——香港早期文学新论》,《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赵稀方:《文化认同与新旧文学:从香港〈小说星期刊〉(1924—1925)谈起》,(香港)《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⑨赵稀方:《香港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还需重新考虑》,《文艺报》2018年7月6日。

⑩赵稀方:《关于香港文学起点的几点辨析》,《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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