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虚构写作的跨界特性及其意义

洪治纲

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之所以对传统文学表达机制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关键就在于它从不同层面上突破了既定文学写作的范式，呈现出明确的跨界性特征。这种跨界性特征，在作家的主体意图上，表现为作家对社会历史文化的问题式探究与思考，而非单纯的审美创造之理想；在作品的主题意蕴上，体现出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跨领域、专业化的表达和辨析；在叙事方法上，则表现为对不同专业的研究方法的自由灵活的运用。这种跨界性，不仅推动了当代文学在文类形态上的开放，而且为当代作家更深、更广地介入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自从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写作”专栏以来，非虚构写作便迅速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热点，并以各种自由灵活的叙事方式，展现了丰富多元的文学形态和极为开阔的审美空间。特别是它的跨界性特征，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至于它如何跨界，以及这种跨界对于传统既定写作的意义，尚欠系统阐释；跨界的主要叙事肌理及重要特点，也尚待深度探析。只有厘清了非虚构写作的跨界特质，我们才能更全面地判断它对传统文学表达机制进行有效突破的意义。

一 主体意图：现实和历史的多维介入

在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中，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作者几乎就是一切。他既是“行动文学”的主体，又是“文学求真”的支撑。他无所不在，常常大摇大摆地出没于叙事的每个环节，以亲历性展示叙事的见证属性。他可以直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可以直接将当事人的言行作为“呈堂证供”，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看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对于“真实”的审美呈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打通了“情真”、“事真”与“理真”的彼此阻隔，使之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叙事统一体，并赢得了读者的自觉认同和信任。这个统一体的建构，既得益于作者对事实、情感和思想的灵活调配，也得益于作者与当事人、读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因此，要探讨非虚构写作的跨界性，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作者的主体意识及其表达策略，辨析他们在叙事中所传达出来的复杂意图及多维的思考，尤其是要关注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意欲表达的非审美性思想。

事实上，在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中，作家的主体意图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主题意蕴，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它明确地体现了作家主体意图的跨界性——除了审美追求之外，还有很多关于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的非审美性思考。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非虚构写作中，作家最初的写作动机就不是单纯地建构一种审美的存在，而是出于更多更复杂的主体情感和思想，是一种借助审美方式进行跨界性探索的写作。像梁鸿写作“梁庄系列”，就明显地带着社会学视野，从农村和农民问题出发，来建构她所看到和理解的梁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审美意义的梁庄。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也同样带着明确的历史再发现和再思考的内在动机，试图从战国时代一路梳理下来，有效省察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对抗与交融，进而呈现“北纬四十度”这一地理纬度附近所上演的各种历史纷争，尽管作者的叙述也充满了极为鲜活的审美情趣。

或许有人认为，这无疑反映了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动机不纯”的写作，有违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存在的重要信条，但我以为，这恰恰体现了非虚构写作的内在张力和强劲活力——让作家行动起来，直接沉入现实和历史的深处，在复杂的现实或历史之中，不断重构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思考，并努力扩张文学表达的疆界和视野，“之所以要提到‘行动’，是因为，在非虚构的写作中，你不能说‘我的生活就是生活’，你必定是在采取行动，去拓展你的生活的疆域，从已知去占有未知，你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有限，不能保持自足，你要建立一种开放性路径，让自己走向生活——自己的新生活和他人的生活”1编者：《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非虚构写作的重要目的，就在于推动作家们“以‘吾土吾民’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1编者：《“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人民文学》2010年第11期。。也就是说，作家选择非虚构写作的主要意图，不是希望建构某种新型的文学范式，也不是探求文学内在的自足性空间，而是试图让文学承载更广阔、更复杂、更真实的社会历史现象，传达创作主体对于各种社会历史的内在认知。这些认知可以立足于某些普通的个体之人或某些平常的家庭，也可以立足于某些宏大的历史事件或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它一定是多向度的、多层面的和跨界性的，绝不是某种单一的思考。

像李兰妮的《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以下简称《野地灵光》）就是立足于自己久治不愈的抑郁症问题，讲述了作家本人先后在广州和北京两家精神病院的住院经历。从作家的主观意图上看，她显然不是单纯地为了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去“体验生活”，而是带着明确的社会调查意味：从医院内部真切地了解当下精神病患者群体；借助医患之间的具体交流，探讨精神病患者的发病原因；通过各种治疗手段的体验，寻求精神病救治的最佳方式方法；当然还有向全社会发起拯救这一特殊群体的伦理诉求。原因在于，“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精神卫生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十四至三十五岁年龄段的人，死亡首因是抑郁自杀。据统计，中国的精神病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知道得病，百分之五的人得到过专科医治。这个数据背后是巨大的精神隐患。几代中国人的精神障碍堆积至此，集体无意识将会打上幽暗的记忆”2李兰妮：《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页。。在这些患者中，警察、医生、老师、企业高管、记者，都属于高危人群。所以，从作品的一开始，李兰妮就表明了自己曾在“尚善基金”做过精神病救治的公益宣传；她还多次在作品中提到，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曾有人读过她的《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且受益匪浅，这使她更加坚定了写作《野地灵光》的信心和意愿。尽管李兰妮没有表明自己意在写一本有关精神病的治疗手册，但《野地灵光》确实具备了这一功能。从精神病的治疗史、各种精神病的临床类型、治疗药物和方法的介绍，到精神病医院的治疗规程、不同病例治疗效果观察、大量个案发病肌理分析等，《野地灵光》虽算不上百科全书，至少也可以充当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手册。当然，它同样也是一部人物生动鲜活、充满了作家主体情感且饱含生命关爱的文学作品。

这种创作主体的跨界性，在伊险峰和杨樱的《张医生和王医生》中更为突出。在作品后面的“说明及感谢”中，伊险峰就明确地说到，之所以选择张晓刚和王平两位同学兼医生作为书写对象，是因为他们和作者同属于“70后”一代，有着共同的代际经历和文化记忆，“这一代人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他们生活的沈阳在这个历程中处境复杂——从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重工业城市到一个落伍者，有强大的失落感”1伊险峰、杨樱：《张医生和王医生》，文汇出版社2021年版， 第529、531页。。其言外之意是，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见证人身份和对当事人进行口述实录的方式，呈现这些工人阶级的子弟如何通过四十年的努力实现自我阶层的跃升，并揭示沈阳这座工业化城市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艰难转型，以及存在的诸多难题。应该说，作者选择的这两位医生，虽不是绝对成功的重要人物，但确实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表征意义。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会看到他们以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去努力适应社会，甚至是成为‘社会人’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有一些是艰难的选择，有一些看起来则是无意识的选择，家庭、社会、教育甚至职业都在其中发生作用。进入社会是一个终极选项，得到社会承认，才能获得自我认知、尊严、成功。有的时候它超过了职业所带来的成就感”2伊险峰、杨樱：《张医生和王医生》，文汇出版社2021年版， 第529、531页。。这些作家主体的写作意图，几乎贯穿了整个写作过程，尤其是作家频繁征引的各种社会学理论著述，以及各种带着专业化眼光的社会阐述，都表明了他们更侧重于社会学的认知分析，倾心于个人成长的公共性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不是孤单的，其生命轨迹中都穿插着一些公共事件的痕迹，他们的故事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也因此，我们需要承认大历史中的个人地位，看到个体、群体背后所代表的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动因。这些群体是一个个的个案，同时又是一个时代的代表”3严飞：《深描“真实的附近”：社会学视角下的非虚构写作》，《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8期。。

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以下简称《重走》）也表现出明确的跨界性写作意图。作者的“重走”，并不是为了浮光掠影的旅行，而是为了寻找和求证，为了历史的再发现和现实的再反思。用李海鹏在序言中的话来说，作者之所以带着海量的史料积累与强烈的探寻意识进行执着的“重走”，是因为“这条路是中国的中心被迫迁往西南的路，是男孩子们成为男人们的路，中国珍贵又脆弱的大学传统的保存骨血之路，是既在逃难也在进军之路，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阶层的甦生之路”1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如果说抗战第一年是中国人的“寻路之年”，那么八十年后的今天作者再度选择继续“寻路”，其实是希望通过现实中非典型的公路徒步，与历史上这群知识精英的逃难之旅构成对话和交流，用作家亲历性的生命体验，追问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所以在整个“重走”的过程中，作者虽然也绘声绘色地叙述了闻一多等当年西迁人物的言行，描绘了沿途的山光水色和人文景观，并不时地抒写了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但主要还是追述历史现场、辨析历史记忆、审视现实变化、探讨人生的情怀与理想，展示了作家对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思考。

如果再细细探究阿来的《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以下简称《瞻对》）、薛舒的《远去的人》、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下简称《大地上的亲人》）和《我的二本学生》、万方的《你和我》，我们都会深切地体会到，所谓艺术化的审美创造，都不是这些作家最主要的写作动机和追求，而有关历史、社会和现实问题的实证式呈现、辨析和思考，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主要目标。他们要么是作家，要么是文学研究人员，但当他们进行非虚构写作时，无论是他们的自我言说，还是在作品中不断发挥的现场解说，都在更多地关注所叙之事的社会、历史或文化问题，而非文学问题。不错，很多传统的文学创作包括虚构创作，作家也会表现出各种丰富复杂的主观意图，但它们更多的是立足于作家的审美思考，需要人们通过各种审美元素来辨析作品的内在意图，而不是像非虚构写作那样，可以直接看到作者明确的、非审美性的跨界意图。

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在作家主体意图上所体现出来的跨界性，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文学的审美价值。事实上，他们是试图借助跨领域、跨专业的理论知识和思维方式，多维度、多层面地审视历史或现实，更直接、更坦率地传达作家自身的观察和思考。它不是一种越俎代庖，而是作家借此挑战自己对于现实和历史的介入能力，拓展文学对于辽阔而又真实的生活的关注方式。

二 主题意蕴：所叙之事的跨领域认知

非虚构写作在作家主体意图上的跨界性，一方面取决于作家多维度、多层面的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所叙之事本身呈现出来的开放性意义，即事实本身所拥有的跨界性特征。非虚构写作之所以能够成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所叙之事仍具有既成性和实在性，即事实的客观存在，先于认知主体的情感和观念，且没有完全受制于作家主体的自觉建构。如果所叙之事不具备实在性，是一种主观性的产物，那么非虚构写作就无法获得存在的基础，因为只有“事真”刺激了作家的情感和想法，才有可能达到叙事的“情真”和“理真”，并实现作品在接受上的真实效果。就像梁鸿笔下的那些梁庄人物故事，无论他们是奔波在全国各地谋求各自的生存方式，还是他们重返梁庄后的种种言行，都是既成的、先在的事实，差别只在于作者如何去选择并辨析这些事实。

这种事实的客观性和先在性，也是其他一些科学研究领域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共同关注的目标。无论是历史学、新闻学，还是社会学等，它们所关注的对象，同样都是既成的事实。甚至同一个事实，也可以引起不同科学领域的共同关注，只不过它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譬如日军侵华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学家可能更多地关注它的动机、过程及其对日军侵华战争的整体影响；新闻学关注它的现场、真相以及信息传播的社会反应和作用；社会学则可能关注它在中国社会群体间引发的各种生存问题以及族群之间的冲突；而文学可能更关注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性之善恶、生命之尊严以及家国之大义。这也说明，事实本身就隐含了各种跨界的属性。这种跨界属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不同的领域依据不同的方式，来探讨共同的事实中所承载的不同内涵和意义，体现了人类自我设定的专业属性及功能。像中国古代“文史合一”的传统，就明确体现了文学与历史学对先在事实的共同依赖，《史记》便是典型的例证之一。

问题当然不在于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跨界性，而在于非虚构写作中所叙之事，是否具有跨界性，并在文本的意义上呈现了跨界特征？回答是肯定的。新世纪以来很多优秀的非虚构作品，都凸显了其跨界性的功能和价值。像梁鸿的“梁庄系列”、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等，就可以视为社会学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参考文本。因为它们不仅提供了有关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呈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生存问题，还从众多人物的生存理想和生活观念中揭示了中国乡村伦理的变迁，并将普通的个体生存不断聚焦于有关农村的公共性问题之中。它们是微观的，立足于乡里乡亲或家族亲人，那里有各种艰难和不幸，屈辱和伤害，但也不乏亲情和友爱；但它们又是宏观的，通过无数事实碎片的聚合，形成了有关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式的生动文本，并巧妙地将“公共议题与个人困扰相关联，与个体生活的问题相关联”，以此揭示某些具有普遍性的人性问题，形成了某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独特的“心智品质和洞察能力”。1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9页。

同样具有典型社会学意味的非虚构之作，还有《张医生和王医生》。表面上看，它只是记录了张晓刚和王平两位“70后”医生的个人成长史，从他们的家庭背景、少年求学环境、考大学的专业选择，到后来的专业提升和发展，一路叙述下来，并没有太多的命运波折或生存坎坷。但细读之下，我们又会觉得这两位主人公仅仅是一条叙事的串线，串起了沈阳乃至东北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镜像，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纠缠。譬如两人家庭中女性的重要作用；少年求学过程中的学校变更和合并对他们学习的影响；1990年代初期的社会转型、工人家庭变化以及高校专业选择对他们成长的影响；新世纪之后的医疗业迅速发展给他们提供的机遇；等等。围绕这两位医生，作品还延伸出知识、尊严和自我建构等问题；透过他们的命运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沈阳这座工业城市的时代变迁。同样，透过近四十年的历史变化，我们又可以看到社会对于个体的形塑。它饱含了作家主体的复杂情感和敏锐之思，又呈现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学思考，尽管这些思考可能在专业上并不那么深刻。

阿来的《瞻对》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有清以来的传统正史对于瞻对土司的记叙的历史辨析。作品围绕川属藏民中的瞻对土司之“夹坝”行为，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和民间调查，让人们看到，从雍正六年开始，瞻对这个小小的土司，便被大清王朝屡屡冠以“纵容夹坝”“纠党抢劫”等罪名，一次次遭到残酷的围剿。所谓“夹坝”，按通常的官方说法，就是拦路打劫，属盗匪行为，为官民所不容。但是，这只是外在世界对于他们行为的看法。在他们自己看来，面对穷山恶水的环境，他们选择的生存方式是“游侠”。这无疑是一种颇有戏剧意味的定义。“劫盗”与“游侠”，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通过“夹坝”这个特定的词汇进入繁复的历史。作品一方面借助浩繁卷帙的历史文献，在细密的史料爬梳中，逐一呈现了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权力部门对瞻对“劫盗”行为的讨伐；另一方面，又通过民间化的田野走访，神秘化的宗教思维，再现了瞻对土司一代代首领尤其是班滚、贡布郎加的传奇人生，展示了他们的“游侠”气质与禀赋。它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不是源于瞻对部落的自我分裂，而是不同的历史视角所形成的对立性评价。它既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别有意味的历史学著作，因为其中隐含了大量的史料辨析、历史观点的推衍以及对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历史学家孙江就从保罗·利科的《记忆·历史·遗忘》一书中，阐述了“想象”和“回忆”的区别，指出二者虽然都是面对“不在”的过去，但想象或虚构的“不在”是绝对意义上的不存在，而记忆和回忆的“不在”则是存在的；对于“不在”的存在之过去，人们可以通过声音、影像和文字来把握和重构，其结果不在于多大程度上接近了事实，而在于表征的内容是否具有实在性。1参见孙江《对抗“虚吾主义”——虚构·非虚构之辨》，《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回到《瞻对》，面对作家所提供的巨量史料文献和田野调查，我们可能既无法认同对瞻对土司的“盗匪”认定，也难以赞同他们的“游侠”气质，但它却缜密地呈现了这种史实的复杂性和实在性。

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作为一部历史随笔，无疑是生动而有趣的。从“黄帝以后第一伟人”的赵武灵王、“汉之飞将军”李广、纵横沙场的卫青和霍去病，一直到朱祁镇和他的老师王振、杨无敌杨业，一路滔滔不绝地讲述下来，其叙述之机敏、语言之鲜活，都呈现出鲜明的文学意味。但从作家对每个历史个案的叙述中，我们会发现他处处小心、事事有证，且很多重要史料都源于二十四史，每每兼及其他史料，也都进行了很认真的辨析，呈现了强烈的历史学的实证意味。孙郁说道：“它颠覆了我对于古中国北方文明史的认识，以往的说史者，皇家意味不必说，百姓的积习中的善恶观，左右了舆论空间。陈福民的专业是文学，但史学感受并不亚于专业治史者。不仅谙熟典籍，重要的是沿着北纬四十度做了实地考察，在山河之间，于草木之所，发现了诸多古人之迹。东起辽西，西至陇地，北至漠河，所见所感，与传统史书的感觉有所不同。一方面借用了旧有的材料，一方面有田野的感受，在人迹罕至的地域，触摸到了古老岁月的某些神经。”1孙郁：《文学批评家的越界思维，未必不能切中精神史的要害》，《名作欣赏》2022年第4期。这也就是说，《北纬四十度》的重要价值，或许不在于究竟有多少史学意义上的学术发现，而在于作家的这种专业化考辨姿态呈现出来的说服力。

如果细读李兰妮的《野地灵光》和薛舒的《远去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似乎是通过文学的叙述，对相关的精神医学提供了某种准专业化的探讨。在《野地灵光》中，既有中国精神病医学发展史的资料梳理，又有各种精神障碍的列示与说明；既有不同精神病治疗方法的介绍，又有不同专家对于精神障碍问题的诊疗思考；既有对精神障碍患者之高危人群的调查和统计，又有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发病机理的探讨；既有对精神病诊治的体制性反思，又有对这个特殊弱势群体的伦理学关注。它所体现出来的叙述内涵，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差不多具有科普性质的教科书意义。《远去的人》虽然仅仅涉及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病，但叙事所触及的，既有这一疾病发病过程及治疗的详细记录和辨析，又有日趋严峻的老龄化社会管理问题；既有疾病所导致的家庭伦理问题，又有疾病本身的精神心理方面的探讨。特别是作品中大量的揭短，譬如父亲的假公济私、注重物质利益，母亲作为上海本土人对外乡人父亲的经常性嘲解，各种隐秘的创伤性记忆顽固地盘桓在父亲的内心深处，甚至是潜意识之中，这些是否构成了他的发病机理？作者虽然只是提出了这些疑虑，但也足以说明个体精神的内在重负对精神的伤害。的确，它说不上是一部有关阿茨海默病的专业治疗及护理读本，但可以给人们提供极为丰富的救治经验。

其实，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在很多时候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专业化倾向，尽管它们与真正的专业研究相比，可能存在较大的距离，但它们确实以文学的特有方式，对某些专业知识的实践和分析提供了较为生动的、跨界性的普及。像王小妮的《上课记》和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等，通过对各种学生的观察、交流以及倾听，记录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学生成长问题，并对当下中国的普通高等教育提出了诸多的思考。这些思考包括学生的家庭环境对个性心理的影响、学校的管理体制对学生思维的影响、各种社会功利思想对学生的内心规训、专业选择与学生兴趣之间的冲突等等。这些教育问题的思考，可能没有高等教育的专业研究成果更深、更广，但它们从普及性的角度，给人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辨析方式。

这种带有专业知识普及化的叙事表达，既体现了非虚构写作在书写内容上的跨界性，也推动了其他相关专业领域对非虚构写作表达形态的引鉴。历史学家孙江就认为，“排斥‘我思’之后的历史学，不仅留下了大片历史空白，而且在限定的书写中，其推理能力和判断能力也极大地弱化了。非虚构写作重视叙述者在重构事件中的作用，这恰是历史学可借鉴的”1孙江：《对抗“虚吾主义”——虚构·非虚构之辨》，《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孙江所说的这种局限，其实在社会学、新闻学等不同领域也同样存在。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学领域中的田野调查、影视中的纪录片式作品、新闻写作中的长篇纪实性报道、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口述史等等，都会不断突出自身非虚构的特征或立场，并涌现出了诸多非虚构之作，像田丰、林凯玄的社会学著作《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魏玲的新闻特写《大兴安岭杀人事件》、杜强的新闻特写《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等，都被视为颇具影响力的非虚构作品。这也反过来表明，非虚构写作已经从文学领域真正地“跨界”进入其他领域，至于它是否意味着一种文学性的蔓延，可另当别论。但在影视纪录片、新闻、社会调查和口述史等创作中，非虚构已俨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并逐渐成为各自领域的学术共识。

三 叙事策略：灵活多样的实证性方式

非虚构写作是从传统文学表达机制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叙事形态，但它并不是简单地对某些叙事文类进行整合，而是主要锚定了传统叙事文学中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为什么作者要退到叙事的背后，而不是名正言顺地置身于叙事过程之中，自由调配所有的叙事元素？二是为什么要遵循传统文学既定的各种文体规范，而不是抛开这些文体范式，使写作在更自由和更开放的空间表达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针对这两个问题，非虚构写作从一开始就非常自觉地进行突围和破解，并以此检视这种“行动文学”所带来的审美效果。

事实证明，这种反自律性的叙事虽然存在着某些明显的局限，却拥有极为强劲的内在活力，并且在叙事方法上也呈现出其独特的跨界性。应该说，虚构类写作也存在一些跨界性手法，譬如在叙事中融入诗歌、散文或新闻等元素，只是这种跨界主要是跨文体之界，也就是很多人常说的“跨文体”。而非虚构写作在叙事方法上呈现出来的跨界，则主要是跨学科、专业之界，即动用了其他学科的专业化方法。我曾在相关文章中探讨了非虚构写作的反自律性特征及其局限，包括文本的碎片化、人物的零散化、叙事的散点透视等，但同时也强调叙事文体的自律性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带有建构主义的特征，文学的发展在很多时候就是不断突破自律性范式的结果。所以，非虚构写作在叙事方法上所呈现出来的灵活与开放，虽然导致了文本的松散和碎片化倾向，但确实展示了其自由开阔的叙事空间。从田野调查、口述实录到史料征引、日记书信，从现场解说、微信短信到报刊摘录、图片运用、理论征引，凡有利于建构真实性的材料和方法，几乎都可以自由择用。

非虚构写作之所以不断突破叙事学的理论规范，其目的就是更好地聚焦于那些先在的事实，使叙事本身呈现出“高保真”的审美效果。这种审美效果，既取决于所叙之事的真实，也取决于作者在叙事方法上的多元组合和灵活处理。也就是说，作家自觉地从叙事策略上进行谋划，通过丰富的、多样化的实证性叙事手段，确保叙事的“高保真”效果，并借此强化叙事与读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是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叙事原则。譬如万方的《你和我》中，在叙述曹禺与巴金之间的情谊时，作者就动用了两人之间大量的书信；在讲述母亲与父亲传奇性的恋爱经历时，除了直接引用他们之间的情书，还不断加入好姨的电话回忆。正是这些不同性质的材料的灵活拼接，才使读者感受到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因此，人们无论是强调非虚构写作是报告文学的拓展，还是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其实都基于“事真”这一核心，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叙事策略和叙事方式上，尤其是作家主体在叙事中的情感传达与观念表达。“非虚构文学允许以个人的视角去表达对世界的观察，作家所选择的表达对象是由作家的写作观、价值观和人生经验决定的。报告文学说到底必须隐匿个人视角，代表的是公共声音，在选材上并没有个人的自由，骨子里是一种宏大叙事。”1沈闪、黄灯：《黄灯：我怎样写作〈大地上的亲人〉》,《关东学刊》2019年第3期。尽管这种说法不一定科学，但确实道出了非虚构写作与传统报告文学之间的内在区别。

作为一种“文学求真”的探索，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在叙事上所秉持的跨界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重构真实的现场，但是说到底，这种“真实”只是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主要是为了让叙事与读者之间达成某种信任同盟，即通过现场感的再现，唤起读者内心的信任感。尼尔·波兹曼就曾说过：“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非虚构写作也同样如此。作者之所以在跨界思维中动用大量专业化的、实证性的手法，甚至不惜频繁破坏叙事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就是为了借助这些不同方法提供出来的材料，强化叙事的现场感和可信度，为叙事的真实性提供说服力。像《重走》中，杨潇显然不是单纯地要实现一次从长沙到昆明的身体行走，或者说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当年西南联大师生的身影，而是希望借助这次重走，将历史之思、旅行之感和田野调查的诸多发现，聚合成一个丰富的文本呈现给读者。为了让读者相信自己所叙之事，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作者巧妙地插入大量的文献记录、研究著述，以及当年“联大人”的各种日记、信札、回忆录等资料，使之具有更强的实证性和说服力。

在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非虚构写作中经常运用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科学研究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也叫实地调查或现场观察。其意是研究者需要亲自到研究对象所在地域，观察其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通过必要的手段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寻访到对象真实的内心感受和想法。它的要义有二：一是要观察敏锐，能够入木三分，透过现象看本质；二是要谙熟交流技巧，在寻访沟通过程中，彻底打开当事人的心扉，了解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所以我们看到，像《重走》和《张医生和王医生》的作者，都曾从事过新闻工作，其作品中的田野调查之采访，也显得尤为真切，能够很自然地打开当事人的内心世界。李娟在写作“牧场系列”时，干脆住进了北疆哈萨克牧民扎克拜妈妈家，跟随他们放牧，并记录他们不断转场的游牧生活；这种亲历性的田野调查，无论观察还是交流，自然都可以获取最真实的第一手材料。

梁鸿的“梁庄系列”也主要是借助了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采访，重构了叙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其中，作为寻访者，作家为了获得当事人的各种真实想法，不断调整自己的姿态，有时甚至不得不违背对当事人的承诺，将当事人不愿公之于众的隐秘想法也表达出来。当然，这也是为了更有力地传达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使叙事拥有更坚实的说服力。有学者就注意到，“梁庄系列”中的“我”承担了多种角色，“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同时扮演三种角色：努力还原乡村生态的记录者、远离故土的‘返乡’者和用现代意识审视农村的启蒙者。前者要求理性克制的‘零度叙事’，第二种身份裹挟着厚重的温情和淡淡的哀伤，而后者不禁要发出鲁迅‘铁屋子’式的呐喊。在‘叙述者’、‘返乡者’和‘批判者’这三种身份焦灼中，文本形成了现实、回忆和学理之间的张力结构”1蒋进国：《非虚构写作：直面多重危机的文体变革》，《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无论是哪种身份，从本质上说，都使作者从田野调查中获得了重要的可信性。也正因如此，“梁庄系列”才能在读者中获得巨大的信任，“梁鸿用新的姿态（融入而非旁观）、新的形式（纪实而非虚构）、新的语言（豫中方言而非普通话）、新的材料（访谈而非杂闻）表达乡土的生存困境，叙事视野无限敞开，层层剥离乡村真相。‘梁庄’的文本是开放的，读者能以主体身份无障碍介入。那些因求学和工作等原因远离故土的人群，因具有类似生存经验而更易获得心灵共鸣和震撼，他们不禁会产生幻觉：梁庄就是自己的村庄”2蒋进国：《非虚构写作：直面多重危机的文体变革》，《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如果我们再看看薛海翔的《长河逐日》、阿来的《瞻对》、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同样也可以看到田野调查的重要作用。

除了田野调查，日记书信、原始图片、有关回忆性的报刊资料等，在非虚构写作中的作用也大体如此。像《张医生和王医生》中，作者不仅采访了数十人，还广泛征用了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等内容。王小妮的《上课记》里也大量择用了学生的课堂创作、电子邮件、学生的演讲稿、问卷调查、短信等，以此呈现学生真实的内心世界。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也不时地借助学生作业、试卷中的问题回答作为分析和判断的材料。至于王树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作品里，更是大量引用了当时的电报、新闻报道、战况报告等原始记录，以此分析战事发展和战略谋划之得失。换言之，非虚构写作在叙事方法上的跨界性，就是充分利用了一些科学研究的实证性方法，有效巩固了叙事的真实性，使所叙之事获得读者的高度认同。

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无论是在作家的主体意图上、作品内在的主题意蕴上，还是作品的叙事方法上，无疑都体现了其跨界性的特征。这种跨界性，带着突出的理性化、专业化的思维特征，不仅推动了当代文学在文类形态上的开放，而且为当代作家更深、更广地介入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引鉴意义。尤其是在信息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介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传播和交流工具，它已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乃至生存观念，并使文学表达形式也产生了诸多变化，形成了文学性的蔓延。所以我们看到，非虚构写作如今也不再局限于文学创作之中，而是不断地进入新的文艺领域，形成了诸多别有意味的文艺形态。“以影视政论片（报告文学与媒介的联姻）、传记文学电影（传记文学与媒介的联姻）、纪实专题片（纪实文学与媒介联姻）、纪录片（非虚构文学与媒介联姻）等为代表的非虚构文学大众传播媒介化后，在文本的宽度和深度方面都有了拓展，在作者创作和读者接受方面也都被创新了。”1刘浏：《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流变与转向》，《东吴学术》2018年第4期。这些丰富独特的文艺形态，经常被人们视为非虚构写作的拓展和延伸，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非虚构写作在跨界性上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