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之实践路径

摘      要：“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充分表明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取得新突破的关键领域。泉州市积极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明显上升，但实践中依然面临权责不匹配、财力不足、人才资源不充分等困境。为此提出以下建议：建立权责一致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以智治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  键  词：治理现代化; 基层社会治理 ;权责一致;共建共治共享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2）02-0042-11

收稿日期：2021-11-22

作者简介：施美萍，中共泉州市委党校经济与管理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公共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福建的探索和实践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J2020JDZ011。

2021年2月3日-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的讲话中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基层是群众最现实的“急难愁盼”集聚点，也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交汇点，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是否得到提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1]因此，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已成为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泉州市因地制宜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

泉州市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现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4个区，晋江、石狮、南安3个县级市，惠安县、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以及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2020年末常住人口879万人。近年来，泉州市积极探索具有时代特征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在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党建引领“三治”融合

“德治”“法治”“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党建引领“三治”相互融通、优势互补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泉州市鲤城区按照这一要求，在149条街巷创造性地建立了“党员街巷长制”，覆盖住户17824户、商户5321户，通过党员街巷长“日巡查、周走访”、建立街巷微信群、搭建群众说事平台等方式，运用“统一受理、各方联动、分类处置”回应机制，打通了党建引领基层共治微循环的“最后一公里”，推动了街巷问题的高效解决。石狮市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近邻”理念全面融入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工作中，大力推行“两长一员”制，选聘党员街巷长235名、党员楼长318名、红色网格员733名，切实激活城市治理“神经末梢”，着力构建了“党建引领、邻里相亲、互帮互助、和谐友善”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安溪县构建了“社区党组织—网格（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楼长”四级组织架构，建立楼栋党小组219个，并在32个居民小区创设“730议事厅”，搭建小区事务共议共管平台，每月逢7日晚7：30时由小区党组织牵头召开居民议事会，重点协商移风易俗、人居环境治理、社会治安、社区服务、公共设施、邻里纠纷、消防安全等内容，着力推进基层多元共治，实现了问题解决在基层、工作推动在基层、感情融洽在基层的目标。

（二）网格治理“精细化”

网格化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在泉州普遍推广，泉州各地不断优化网格设置，探索创新“一竿子插到底”的网格化治理和服务机制，快速回应群众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如南安市打破基层治理“九龙治水”局面，以不改变现有行政管理组织体系为前提，推进职能部门界面扁平化设计，成立市、镇两级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工作联席会议和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市、镇、村三级网格组织体系，全市共划分一级网格445个、二级网格3365个、单元网格3372个，建立了纵向贯通、横向连通、高度智能的综合指挥体系，缩短管理过程、增大管理幅度、实现信息共享，促进了日常管理效率提升和应急指挥统一联动、社会治理精细创新。台商投资区优化网格划分，打破原有村民小组界限，按照“规模适度、界限清晰、无缝覆盖”的原则，每300-500户或3-5个村民小组（实有人口1500人左右）划分为一个网格，全区划分16个网格片区、193个单元网格，楼宇、医院、学校、道路等全部入网，实现了人、地、物、事、情、组织等社会管理全覆盖;全区进行网格治理改革，把综治网格、派出所警务网格及乡镇工作片完整对应、“同格”运行，专职社区民警（警务助理）、网格员、驻村干部协同开展入户访查，做好安全隐患、矛盾纠纷排查，信息收集，关注对象服务管理等基础工作，实现了“三员协同”，推动了基层服务管理精细化。鲤城区针对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背街小巷与老旧小区多、人员聚集、社会基层治理难度较大等问题，立足街道、社区实际，整合划分成85个社区网格和472个微网格，形成了以社区建立基本网格、基本网格建立微网格的“网格化”管理体系，通过实施网格化管理工作机制，开展微网格员开展日常巡查、进居入户活动，实行“上门找问题”的工作模式，实现了治理精细化与准确化。

（三）矛盾化解“多元化”

为建立和谐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秩序，泉州各地学习“枫桥经验”，积极构筑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以有效防范基层社会风险。如晋江市建立党政主导、信访部门主抓、社会力量充分参与的信访评理室，全市共设立评理调解室415个，评理员队伍达4933人，实现了市、镇、村三级全覆盖。通过实行“小事村里评、大事镇里评、难事市里评， 评法理、德理、情理”的“三评三理”机制，使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得到了及时有效解决。在城市化进程中，丰泽区征迁项目日益增多，涉及土地和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等群众诉求成为信访维稳工作的焦点、热点和难点。为及时有效化解征迁信访矛盾，丰泽区推动“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前移，落实初信初访“首问责任制”“首办责任制”，对涉及署实名的举报将办理结果与举报人见面，征求满意程度意见;通过组织动员、购买服务、公益志愿等途径，拓宽第三方参与信访问题化解渠道，先后在西华洋、后埔及南埔山等多个片区项目中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点、法官工作室和巡回审判法庭，定期派驻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法官在征迁指挥部接待前来咨询的群众，为他们提供矛盾纠纷调解、法律咨询、法律公证等服务，率先在全市通過公证处受理改造项目安置抽取选房顺序号系列公证;针对旧厂房改造引发的征迁安置信访矛盾，引入律师事务所与辖区派出所、司法所创新建立“三所共建”工作机制，专门协调辖区内群众来访投诉问题，共同推动征迁疑难复杂问题的化解。德化县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频发、涉及面广、解决难度大等问题，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围绕“规、学、管、惠 ”四字方针，通过制定《德化县工程建设领域劳资专管员管理办法》，开展劳管员普法、业务、标杆观摩培训，实行督查通报、积分制管理制度，及时落实惠企政策，协助农民工办理个税申报抵扣等措施，为维护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的合法利益配备了“权益管家”。目前，已有44家施工企业开设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项目对接省、市实名制管理平台率达97%，工程建设领域欠薪投诉举报案件同比减少58%，有效维护了工程建设市场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二、泉州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

新发展阶段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课题组对泉州市各乡镇政府及社区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泉州市基层承接下移的社会治理职能有限，影响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依次为权责不匹配、基层财力不足、人力资源不充分、工作方法简单、服务场所不足等（见图1）。

（一）权责不匹配，放权赋能不到位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提出：要针对基层工作特点和难点，建立与基层改革实际需要相匹配的权责体系。[2]但从调研问卷结果看，泉州市基层社会治理权责界限模糊，有67.2%的乡镇（街道）干部认为有公布并执行乡镇权责清单、21%不清楚、8.5%认为有公布没执行、3.3%认为没公布没执行;22%的村（社区）干部认为相关清单没有落实到位。此外，基层治理放权赋能不到位、系统化程度不高。从调研问卷结果看，超过60%的乡镇（街道）干部认为当前综合执法队伍管理效率不高，其中，34.3%的乡镇（街道）干部反映所在乡镇（街道）没有综合执法队伍。在走访中乡镇（社区）干部反映，市场管理、城管、环保、文体等执法权限全部收归市一级，基层对出现的此类问题无法解决，存在“看得见无权管，有权管的看不见”的现象。

（二）基层财力不足，“费随事转”难以落实

基层人力、财力、物力有限，工作经费经常捉襟见肘，一些职能部门把“服务到基层”变成“任務到基层”，但未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经费。调研问卷统计显示，超过90%的村（社区）干部表示曾在拆违拆迁等管理或执法类事务中作为责任主体，但仅有41.1%的村（社区）干部表示上级曾采取购买服务方式要求村（社区）协助开展工作，其中，能够足额及时支付费用的有22.0%，19.1%有支付但未足额及时支付（见图2）。

（三）人才资源不充分，激励机制欠缺

⒈数量不足。基层工作任务繁杂，但村（社区）人手紧缺的情况却非常普遍。在泉州市2508个村（社区）的“两委”成员中，年龄偏大、学历不高、缺乏基层治理经验是基本状态。从年龄看，中心市区年轻干部比例整体高于沿海和山区县域;在高学历占比中，中心市区最高，沿海发达县域次之，山区相对较低。无论是山区县城的城关还是沿海发达县域乃至中心市区，都普遍需要聘用临时人员承担村（社区）日常服务工作，显然，村（社区）人力保障问题相当突出。

⒉发展受限。乡镇（街道）干部反映最多的是流动、晋升机会少，发展空间狭窄，进而出现了年轻、高素质人才“招不到、留不住”尤其是山区县域、乡镇出现了“肯来的少、想走的多”的现象，人才流失成了“通病”。调研问卷显示，77.5%的乡镇（街道）干部认为拓宽定期流动、晋升通道是激励担当作为最有效的措施（见图3）。

⒊待遇不高。村（社区）干部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待遇不高、“钱”责不对等。调研问卷显示，70.5%的受访者认为激励村（社区）干部担当作为最有效的措施是“提高收入、与任务量挂钩”（见图4）。访谈中多位村（社区）干部反映月工资收入基本在2000-4000元之间，且有的村（社区）干部是兼职的，还有山区县的村书记表示“干这份工作不为工资、只为奉献”。鲤城区反映，根据城市社区专职工作队伍建设的相关文件规定，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当地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收入水平，但大部分社区财力有限，基本无法落实，少数具备财力的社区出于平衡考虑也无法落实这一政策，影响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四）工作方法简单，管理机制有待完善

⒈追责问责泛化。“一票否决”、层层签订责任状现象凸显。调研问卷显示，乡镇（街道）签订的“一票否决”“责任状”平均数为4.8项、9.5张;村（社区）签订的“一票否决”“责任状”平均数为4.6项、6.5张。简单、泛化运用追责问责管理机制直接影响了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和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⒉迎接调研检查任务较繁重。在走访中了解，现在基层到上级开会有所减少，但出现了很多以“微信工作群”形式布置任务的现象。调研问卷显示，当前仍有一半以上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干部加入了10个以上的微信工作群。其中，11.4%的乡镇（街道）干部反映加入了20个以上工作群，42.4%的乡镇（街道）干部反映加入了10-20个工作群。9.4%的村（社区）干部反映加入了20个以上工作群，48.9%的村（社区）干部反映加入了10-20个工作群。 虽然约三分之二的基层干部平均每周到上级开会1次，但平均每月需迎接超过10次调研或检查。

⒊网格化管理中数据信息整合不充分。尽管基层信息化、网格化水平持续提高，但由于部门之间数据尚未完全实现互联互通，因而基层管理水平提升并不明显，甚至给基层带来了额外的台账档案填报负担。有基层干部反映，日常工作中仍要承担较多来自上级不同部门的数据采集、录入和管理等任务，且不少录入内容重复交叉，造成了基层人力浪费。调研问卷显示，52.9%的乡镇（街道）干部认为当前的网格化横向联系不紧密、合力不强，需要进一步整合。

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

2021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性。”泉州市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的问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因此，各地在面临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改革任务时，应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更多生机和活力。

（一） 深化改革，建立权责一致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3]对此，各地应以赋权、增效为重点，深化基层治理体制改革，逐步构建简约、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

⒈理顺职责定位，着力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有机结合。近年来，减轻基层负担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共识。2020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不断完善减轻基层负担的顶层设计对基层负担的典型表现形式作出了有针对性回应，如切实防止文山会海反弹回潮、进一步改进督查检查考核方式方法、着力提高调查研究实效等，[4]为地方开展基层减负工作提供了依据。

各地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进程中应遵循“权力下放、权责一致”原则，加快制定“赋权清单”，扩大乡镇政府服务管理权限，明确下放事项、下放程序、细化措施、保障机制，确定下放后的运行程序、规则和权责关系，确保权力下放后基层接得住、用得好;结合乡镇（街道）机构改革，适时开展乡镇行政执法改革、推动行政执法重心下移。同时，制定并出台基层工作清单，如乡镇（街道）权责清单、乡镇（街道）政府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社区工作事项清单、社区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等，促使基层聚焦基层党建、城市管理、社区治理、乡村振兴和公共服务等主责主业，提高面向区域内群众的服务效能。为从根本上改变“社区万能章”的状况，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各地可逐步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的规范化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并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对相应证明事项的调整变化实行动态管理。

⒉正向激励，激发基层干部锐意进取的干事创业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各級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5]因此，各地应加大正向激励力度，激发基层干部锐意进取的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完善基层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真正把政治上过得硬、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制度执行力和基层治理能力强、“愿作为、能作为、善作为”的干部选拔出来。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特别是艰苦地区和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的关心关爱，真正把干部带薪休假、津补贴、职务职级等待遇保障制度落到实处。[6]要拓宽社区干部培养空间。各地应建立群众满意度占主要权重的社区工作者评价机制，拓宽社区干部职业晋升空间，如探索建立“双轨（职务、职称）并行”的基层人才培养链，即“社区工作者—社区书记—事业编制社区书记—街镇（区直部门）副职”的职务培养链，“社区工作者—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的职称培养链。同时，建立村（社区）干部报酬动态增长机制，以激发社区工作者实干创业、改革创新热情。

针对基层反映的影响干部干事创业的追责问责泛化问题，2019年4月1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指出：“问责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党章和监察法有原则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有明确具体的规范要求。这些原则规定和要求是做好问责工作的重要法规依据，一定要认真掌握好运用好，绝不可忽视或偏离。”“有的问题到不了问责的程度，该提醒的提醒，该教育的教育，该批评的就批评，不能简单地用问责处理、一问了之，伤害同志的感情和积极性。”，[7]《通知》要求：“精准审慎实施谈话函询和问责，规范实施问责的工作程序，及时纠正滥用问责、不当问责及以问责代替整改等问题。”“对近年来被问责和受处分干部情况进行全面了解梳理，积极稳妥使用影响期满、表现突出的干部。”[8]因此，各地要规范运用问责机制，尤其在面临新的改革攻坚任务时应更多启用容错纠错机制。

（二） 顺应市情民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9]针对具体市情民意，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⒈加强城乡社区（村）服务体系建设。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基层”[10]的要求，各地应合理划分县乡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强化统筹所辖乡镇协调发展责任，实行差别化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落实好“费随事转”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破除基层财力不足的瓶颈。

社区（村）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构建完善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支撑。以泉州为例，调研问卷显示，群众认为社区急需完善的公共服务依次是建设综合服务设施、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建设居家养老服务场所、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建设规范化幼儿园、开设医疗诊所配备乡村医生等（见图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针对有的社区（村）党群服务站存在标准过低、设置不规范等问题，建议制定城乡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社区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基础通用标准、管理服务标准和设施设备配置标准，并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分门别类抓好落实。针对环境卫生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建议强化政策宣传引导，增设垃圾投放设施，增强群众的环境卫生意识。此外，养老服务是各地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为此，一是构建“居家-社区-机构”无缝对接的一体化养老服务供给架构。建立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大力推进“嵌入式”养老机构建设，将养老机构嵌入社区内，采取全托、日托和居家上门等方式，重点为失能失智、高龄独居老年人就近提供集中照护的小规模、多功能社区养老服务。二是完善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体系。2016年5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适应时代要求创新思路，推动老龄工作向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一般而言，老年人全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健康-慢病但生活自理-半失能失能-临终关怀阶段。对此，可通过社区和商圈深度融合、线上和线下有机统一，为老年人提供老年食堂（配餐、送餐）、托老（日间照料、全天候生活照料）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服务项目;同时，加大引入乡村医生力度，积极探索集医疗、康复、养生为一体的“医养结合”模式。三是加快推进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各地可出台《城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工作意见》，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舒适的社区环境，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⒉创新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基层社会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强调：“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11]课题组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因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众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首要因素，并呈现出矛盾领域集中、涉及各行业各阶层、相互关联交织、容易扩大升级、行为方式激烈、更加有组织性等新特點。对此笔者建议：一是将基层社会治理融入市域社会治理全过程。各地要把推动基层风险防控贯穿于市域社会治理各领域各环节，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新格局。针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要健全并落实依法决策机制，做好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工作，防止因决策不当引发基层社会矛盾。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执法司法问题，要深入推进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推动程序公开化、裁量标准化、行为规范化，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是党建引领建构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借鉴先进地区成立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等经验，引导基层党组织强化政治功能，推动街道（乡镇）党（工）委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打通基层治理“血脉经络”，加快推进商务楼宇、各类园区、商圈市场、网络媒体等的党建工作全覆盖，以党建为纽带建立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构建指挥畅通、高效串联、配合密切的基层治理快速反应机制，把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深化“三社（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联动”探索机制，注重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增强其开展社区协商、服务社区居民的能力，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软法之治”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促进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全面提升基层共建共治共享能力和实效。三是畅通和规范人民群众诉求表达及权益保障机制。新时代，群众对公平、民主、法治、正义等有更高的要求，互联网的普及使群众价值取向更趋多元，这些都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大挑战，为此，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健全多元民意表达机制，畅通“12345”热线电话、微信、互联网等信访渠道，成立“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依法办理、限期处理”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针对群众诉求要做到“依法维护群众权益，确保群众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智治支撑，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12]的要求，各地应因地制宜加快基层社会治理平台建设，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⒈打造统一规范、运行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完善促进数据开放共享的法律法规、政策和配套措施，明确数据的开放边界、开放程序、管理方式、考核标准等，开发并制定统一开放、共享应用的数据标准。建立“网格化+职能应用”服务管理平台，运用大数据推动网格化服务管理与党建、综治维稳、人口、宣传教育、环保监管、食品药品监管、职工服务、金融服务、民生服务、政务服务、矛盾化解、家事调解、公共安全、城市管理、司法协助、特殊群体管控等工作深度融合。建立人工智能决策辅助平台，推动从依靠直觉与经验决策向依靠大数据决策转变。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到排查矛盾、预防风险、打击犯罪等基层社会治理中。

⒉推进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区块链平台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基础，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13]为此，各地要抓住机遇，加快运用区块链现代科技手段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通过搭建市、区（县）、街道、社区纵向互联，部门高效互动的社区治理实时云平台，形成“市级大循环、区（县）级中循环、街道小循环、社区自循环”智治模式，运用区块链“数字IP身份”技术，把党组织领导的居民自治、基层协商、群团带动、社会参与纳入党建引领区块链，完善物业联席、党员议事、业委会和物业协商等区块链议事协商触发机制，鼓励社会多元力量参与物业矛盾调处、邻里纠纷化解，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快速反应、精准落实的能力和效率;同时，升级“政务APP”“便民一体机”“一键报警柱”等便捷运用功能，全面打造开放、集约、共享的社区邻里“15”分钟服务圈，推广运用社区移动管理APP，实现网格融合区块链、基层社会治理全“链”上贯通。

⒊升级立体化治安防控手段，构建网上综合防控体系。加快推进“空中+地面、动态+静态、网上+网下、视联网+物联网”的“雪亮工程”建设，各地可按照“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程可用、全时可控”的要求，深度运用人脸识别、态势感知、图像追踪等大数据智能化技术手段，不断提升防控公共安全风险的科技化、专业化水平。各地要成立网评员队伍，加强网络舆情应对引导，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完善重大敏感舆情应对处置机制，有效化解重大舆情风险，坚决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参考文献】

[1][3][9][10][1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新

华网，https：//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9511495.

[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201.htm.

[4][6][8]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EB/OL].新华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0-04/14/content_5502349.htm.

[5]习近平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并發表重要讲话[EB/OL].共产党员网，http：//news.12371.cn/2013/06/29/ARTI

1372512788465510.shtml.

[7]范赓.问责问题不能泛化简单化[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04-17.

[1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节选）[J].湘潮，2019，（9）.

[13]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10/25/c_1125153665.htm.

（责任编辑：高  静）

The Practical Path of Innovat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hi Meiping

Abstract：The proposal of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clearly puts forward the goal and requirements of“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ocial governance，especially grass-roots governance”，which fully shows that social governance，especially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has become a key field for the new improvement and breakthrough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in the future.Quanzhou has actively explored and innovated the path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and the people's sense of security，gain and happines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However，in practice，they still face difficulties such as mismatching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insufficient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insufficient human resources.Therefore，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establish a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consistent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build a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with CO governance and sharing，and help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with intellectual governance.

Key words：governance modernization;grass roots social governance;consistent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co construction， co governance and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