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观维度

2022-02-26 22:15刘伟兵
青海社会科学 2022年5期
关键词:现代文明中华马克思主义

◇刘伟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的重大理论观点。“两个结合”是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历史态度。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第二个结合”的维度。目前,学界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义、路径、实践探索三个方面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义方面,有学者认为两者相结合具有重要的文明意义,能够为“澄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2]。也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维度探讨了其时代价值,认为两者相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能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文化资源”[3]。还有学者认为两者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的需要”[4]。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分析,有学者将其看作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历史进程,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5]。也有学者从两者思想文化互动发展的维度,去探讨相结合的路径,认为两者相结合“实质上是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发展的过程,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思想理论成果”[6]。还有学者则强调两者相结合中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认为“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优劣甄别,用反思性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扬弃的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合理性地选择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7]。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方面,有学者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两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关切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8]。也有学者在梳理中国共产党探索两者相结合的百年实践历程基础上,分析了新时代两者相结合的原创性和全面性,即“以新发展理念扬弃朴素辩证与尚和中庸的思维方法,在自我革命中赓续革故鼎新、守正出新的优秀传统,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发展了天人合一、社会大同的社会理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践行天下为公、命运与共的天下情怀。”[9]

在学界诸多研究成果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深入到两者相结合的内容层面,尤其是在思想观念最核心的价值观内容上,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观维度,从而把握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现代化的理论进路。

一、两个价值观相结合的内容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作为先进性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情况下,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0]23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去芜存精地再认识、再阐释、再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价值观在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合理因素后进行的自我调适。

(一)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观维度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满足中国人伦理关系的价值需求中实现了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生成和发展是基于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需求。其中,从“五伦”的总结到“五常”的提出,是从人的基本伦理关系出发以价值观的建构形式规定人的伦理价值需求。这种伦理关系的价值规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演变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化就是要适应中国人伦理关系中的价值需求。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家国一体”的伦理结构,彰显家国情怀。传统中国最大的伦理结构就是家国一体,认为国是由家组成的。虽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在家与国之间形成了新的社会共同体,个体的独立性也日益彰显了出来,形成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现代伦理结构,但是在强调个体、社会、国家层面的价值观遵循时,注重通过公民个人、家庭践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通过家庭培育个体、社会、国家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也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和社会形态最基础的单元依旧还是家庭,而个体最初社会化的共同体也是家庭。血缘关系作为自然关系的一种,在现代社会依旧是最初的关系,其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伦理结构展开的过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仍然要注重家风、家训、家教,培养家国情怀,通过家庭教育以达到对个人、社会、国家层面的价值观的有机统一。这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达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关键。“家风家教是社会治理中最显而易见且广泛深刻的德育教化方式,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根基和重要抓手。”[11]

此外,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对中国人的伦理关系的主张,也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对国家、社会、父子、夫妻、朋友、同事等不同伦理关系的价值规定中,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上。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观结合,就是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伦理指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伦理关系的重构。这种对伦理关系与结构的重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相结合实现中国化的伦理体现。

(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观维度还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下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可以看作是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凝练表达。“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12]“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和凝练表达,起到了锤炼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作为对个人价值规范的规定,“仁义礼智信”具有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价值贡献,是中国人的价值标识。可以认为,“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具有民族性特征的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提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价值范畴。而且,相比较于“三纲”在传统中国的封建制度中异化为一种单向服从的政治伦理,“仁义礼智信”依旧保持着对个人发展的重要价值引领作用。这也是在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许多思想家秉持“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过程中也要体现对“仁义礼智信”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这是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体现。当然,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对“仁义礼智信”的继承与发展是一场去芜存精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发扬“仁义礼智信”内在的永恒价值因素,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进程。

其一,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中“仁”的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表现在现代社会中要提倡对他人、他物的仁爱。“仁”就是要爱人,就是要将人放置于主体地位。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化的过程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要在两个价值观相结合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以人为本,在具体的价值观中体现爱人的价值向度。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培育出文明、和谐、友善等价值观,彰显“以人为本”和爱人的价值取向。所以,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在“两个结合”中的现代化,就是要根据时代要求“赋予‘仁’以新的时代内涵,就是:‘仁爱、人道、和谐’,既体现民族特色,又富有时代精神。”[13]

其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中“义”的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表现在现代社会中要提倡正义的价值规定。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中的“义”有着帮助他人见义勇为、为国为民的“侠义”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义”,是任何时代都应该继承和弘扬的。其中,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义”,还具有正义、道义的现代性内涵。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义”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法治中。法治的“义”既要体现法律的公正,又要超越法律,表现为日常行为中的责任伦理。

其三,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中“礼”的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表现在现代社会中要提倡礼貌、文明的价值规定。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华文明的法哲学,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重要价值规范。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礼”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价值观批判继承后的现代化培育过程,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表现为讲礼貌、树文明的文明价值观。不仅如此,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礼”的现代化践行,还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其他范畴建构起一个可以践行的现代礼仪,在礼仪的践行中彰显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等其他价值范畴。

其四,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中“智”的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要大力提倡崇尚科学理性的价值规定。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中的“智”的价值观是判断是非的价值范畴,体现为对智慧、道德判断力的推崇。在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既要坚持发展“智”作为一种道德判断力和智慧的价值推崇,更要传承近代以来对科学理性的弘扬,提倡现代科学理性和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其五,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中“信”的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要大力提倡诚信的价值规定。孙中山在探索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十分推崇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中“信”的价值观,认为中国古代的“信”的价值观具有天然的“契约精神”,极其符合现代商业对诚信价值观的需要。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相结合的过程中,同样也要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中“一诺千金”“民无信不立”等“信”的价值内涵,丰富现代社会诚信的价值规范。

(三)中华民族精神的彰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观维度还表现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精神力量,是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精神表达。“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14]181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爱国主义的传统,近代以来随着国族意识的觉醒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得爱国主义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价值共识。因爱国而民主,由爱国而自由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进步,更体现了爱国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同时,就是要彰显爱国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15]

不仅如此,中华民族精神中还蕴含着许多具有永恒性的价值因素。例如,中华民族精神中还蕴含着见义勇为、知行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成性成人等传统价值观。这些传统精神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相结合的过程,也面临着时代化、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任务,构成了现代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总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观维度,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化和对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个方面,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承继与创新,在现代社会中最终形成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两个价值观相结合的进路分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观维度的进路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原则上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性继承;二是话语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价值范畴转化;三是逻辑上深入到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指导思想进行现代性变革。

(一)价值观相结合的原则分析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的原则,就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继承。继承的落脚点是结合,而不是复古。这体现在文化发展结构中,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主导地位是通过批判选择的权力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既科学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也阐明了人民性的价值立场。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时,要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批判继承传统的文化思维,用人民性的价值立场来选择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

在具有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价值立场、观点、方法、指向上都与之前的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有了根本区别,实现了本质上的转变。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形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造了中华文明,是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根源、文化根源、价值根源。毛泽东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6]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抛在一边,进行完全“另起炉灶”的重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7]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的进程中,通过打碎“三纲”,重释“五常”,将“仁义礼智信”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价值目标,以及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价值观相结合,形成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核心价值观范畴既脱胎于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来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又符合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价值标准、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的现代性价值观。

(二)价值观相结合的话语转化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化,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话语上表现为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范畴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范畴,体现了价值范畴的创新和发展。价值范畴是价值观的凝练表达,是不同价值体系最直接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价值范畴的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观维度的话语转化形式。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肇始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在本质上是中华民族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是近代中国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一转型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价值凝练与表达也必然要求向适应现代社会存在基础的现代性价值观进行转型。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相结合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观自觉,而话语转化就是自觉的重要体现。

在这场价值观的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价值范畴结合时代要求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范畴。其中,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性价值观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生成的。虽然传统中国也存在着某些现代性价值观的基础和具有永恒性的价值元素,但是将其鲜明地凝练为价值观范畴的表达却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事情。这是因为只有现代社会才具备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价值观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才会将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价值观的特征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地位越来越重要。也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价值观才会成为现代社会的人类共同价值和核心价值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8]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现代性价值观中最具先进性的价值观念,反映了为人类求解放的价值取向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导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民主、自由、法治、公正等价值范畴不仅是现代社会里最具彻底性的价值主张,也是最具有科学性的价值建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具体表现就是将传统的民本价值范畴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民主价值范畴转化,将传统的“法自君出”的工具层面的“法治”价值范畴向现代的社会主义治理层面的法治价值范畴转化等等。

同时,价值范畴的话语转化,还表现为将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中一些具有永恒性的价值元素、价值内涵现代化,从而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和谐、富强等价值观的凝练和概括。例如,和谐思想最早由周公提炼概括得出,经过儒家思想的不断总结和凝练成为传统中国治理社会的理想状态。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中和谐价值范畴的现代化,赋予了和谐社会的现代内涵。

(三)价值观相结合的哲学变革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实现的对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表现为在指导思想上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转变,体现了逻辑上的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凝练表达证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是成功的。那么,这种价值观成功结合背后的内在逻辑和根本依据是什么呢?究其根本,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后,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背后的哲学和指导思想的根本变革。马克思主义代替中国传统哲学成为近代以来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转型的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主要包括宇宙论(天道论)、人生论(人道论)、致知论(方法论)、修养论、政治论等五部分。其中,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是中国哲学的主干,相当于一般的哲学[19]23-24,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六大特征:一是合知行,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二是一天人,即天人合一;三是同真善,真理即至善,求真即求善;四是重人生而不重知论,思想理论以生活实践为依归,注重人生实相之探求,生活准则之论究;五是重了悟而不重论证,不注重逻辑的论证,而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了;六是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19]25-30。在具有这六种特色的中国哲学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表现为以天人合一的方式,论证人伦关系的价值取向与价值关系,将真善美统一在生活的感性经验中。

而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首先变革的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将传统宇宙论置换为历史唯物主义,首次以科学的方式理清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世界观的变革带来了价值观合法性来源的根本变更。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的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合法性不再是依靠一个终极的天道进行价值的赋予,而是生成于历史的生产实践中。如此一来,基于人生论展开的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就有了新的逻辑展开方式。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不再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也不抽象地探讨人与终极的关系,而是被放置于历史的、社会的演进过程之中,既以存在论的视野被把握,也以生成论的维度所展现。而唯物史观的深入发展,则是马克思主义以政治经济学的范式,科学揭示价值观的存在根源,也为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

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原则立场上,以及价值范畴转化的话语转型深处,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指导思想的逻辑更替过程。这一变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进程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统一,体现了中华文明发展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如此看来,哲学或指导思想的变革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的逻辑进路,也是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根本依据。

三、两个价值观相结合的结构探究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的社会实践中,还形成了新的价值目标、价值主体和价值标准。这些新的价值目标、价值主体、价值标准重新形塑了中华文明,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是理解现代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视野。

(一)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后形成了为人类求解放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具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虽然也具有实现“圣人”目标,追求“至善”的价值倾向。但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侧重的是对人“发展”的价值规定,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更多地表现为对“人之为人”的价值规定。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时,在价值目标上就合理吸取了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对人“至善”的价值规定,明确了现代中华文明的价值目标就是为人类求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的变革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追求人类解放的探索中。“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层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体现。”[20]

西方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在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的推动下,进入到一种人对物依赖的社会状态。马克思认为,这一时期是对人类传统文明中对人的依赖的扬弃,实现的是人的政治解放,并形成了一系列现代性价值观。但是,这场由资本和现代技术主导的现代文明也受资本和现代技术的制约,将人类解放的进程只停留在政治解放的历史阶段,而所宣扬的“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性价值观只是资本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正是在对西方现代文明弊病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为追求彻底的人类解放寻找到的一种科学理论和一条科学路径。为人类求解放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价值目标。因此,为人类求解放也就必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在追求人类解放的进程中,首先是致力于更彻底、更全面、更深入的政治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从而为人类解放创造条件。

在这些政治解放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类解放。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克服形式民主、平等、自由,巩固实质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治解放,还追求从政治解放到劳动解放,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达到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

因此,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一方面十分明确地将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作为发展动力,通过科技的快速发展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劳动解放提供技术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明确了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又牢牢抓住公有制为主体的红线,实现了对资本的控制。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公有制企业现在和未来发展都会表现为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就能有力地控制和引导资本的发展,发挥资本的文明面,将资本真正起到促进人的劳动解放的作用。总之,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形成了从政治解放到劳动解放再到人的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

(二)价值主体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后,明确了人民是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价值主体。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秉持的就是人民主体思想。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虽然有“民贵君轻”“民本”的思想,但是本质上却是以统治阶级为价值主体。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实现了人民主体对统治阶级主体的变革。这种价值主体的变革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自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以来的实践中。

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并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后,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主体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体。从此意义上看,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民文明”。“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意义,在于形成了一套与西方‘政党政治’不同的‘人民政治’的制度系统和政治文化。”[21]

西方现代文明虽然也经常在公开场合给予人民很高的地位,但是其深层次的逻辑就是一种资本逻辑,认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力量是资本。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将西方现代文明对人民力量的遮蔽实现了祛敝,明确了人民才是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10]88

不仅如此,人民是价值主体还意味着人民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成果的享受者。人民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动力,更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成果的拥有者、享受者。在以往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人类文明中,发展成果都被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所占有,窃取了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全体人民既是人类文明成果的创造者,又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享有者。“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4]4共同富裕是通过共享发展来体现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全部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即不局限于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品分配,还包括政治改革、文化丰富、生态良好等各方面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三)价值标准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还明确了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检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价值标准。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虽然也将人民的生活幸福作为一种价值标准,提出了“安居乐业”“国富民强”等,但其实质是统治阶级价值要求,表现为“忠君”“卫道”。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后,就是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价值标准或检验标准是以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指向的。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为人类求解放的必然结论。

一方面,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价值标准,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就历史维度而言,过上好日子一直是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一直有着大同社会、桃花源等乌托邦设想。就逻辑维度而言,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价值标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虚幻概念,而是现实的人。人的现实性就在于人的各种需要。对需要的满足是现实的个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与自我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因如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现实的个人在现代文明发展中对生存、物质、精神、生态等各方面需要的历史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价值标准,是合乎唯物史观的必然逻辑结论。“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22]

另一方面,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检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价值标准,是为人类求解放和人民主体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所追求的人类解放,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对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式促进需要的增长。“需求本身也只是随着生产力一起发展起来的。”[23]这是因为资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会客观上增强人们的消费需求。“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24]。

但是,由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狭隘性,使得资本不可能也不会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自己发展的目的。而且,资本所生产出的许多新的需要,也有很多是“虚假需求”,即只为满足消费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是人的真正需求。因此,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自身的全面领导,能够有效地驾驭资本逻辑,使得资本增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向而行,能够引导资本向无利可图却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中流动,合理发挥资本扩大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积极作用。

同样,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之所以会成为检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价值标准,是由人民的主体地位决定的。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成什么样,不是像以往私有制社会由少数统治阶级所决定,而是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人民自己作为统治阶级所决定的。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表现为生活质量、医疗健康、生态环境等各方面,是人民在所有关系中占据中心的体现。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14]4这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总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重新形塑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过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传统文明转向中国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国现代文明是对中华传统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观维度的把握,是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之基,也是把握当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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