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叙事视域下的余华《文城》解读

2022-02-27 00:38孙信信
甘肃高师学报 2022年4期
关键词:小美权力空间

孙信信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牡丹江 157012)

《文城》 是余华时隔八年的又一长篇小说力作,一经问世,便在文坛引起不同反响。如丁帆先生称誉它在传奇性、浪漫叙事风格、“史诗性”和悲剧性诸方面有所建树,相比之前作品都有所突破。[1]4-14有的批评家认为:“《文城》 中浪漫传奇、民间传说、先锋书写等多种类型文体杂然纷呈,导致诸多难以消解的冲突,最终成为一个大杂烩式的分裂文体。”[2]86余华曾说过,“作家就必须将作品的语感、叙述方式和故事的位置确立下来。也就是说,作家在一开始就应该让自己明白,正在叙述中的作品是一个传说?还是真实的生活?是荒诞的?还是现实的?或者两者都有?”[3]6在 《文城》 中,余华之前作品的先锋性等非写实因素虽未全部隐退,但能明显感觉到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同时这部具有现实性品格的作品除依赖百年前多事之秋的时代经验外,还植根于余华“回到家乡”的个人经验。《文城》 把背景置于南方小镇,将故事娓娓道来。此外,小说叙述凸显出较为强烈的空间感,这一点,从书名便可直观体察出来。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将政治经济学理论纳入空间研究。他在《空间的生产》 一书中认为,空间是包容物质、精神、社会等多重属性的统一体,并阐述三位一体的空间概念,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表征空间(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4]33“空间实践指空间性生产,侧重感性经验和物质性,是一个知觉的空间(perceived space);空间的再现是概念化的空间,是一个侧重观念与构想的精神性空间,是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再现的空间是一个实际的空间(lived space),既区别于其它两者又包含它们。”[5]42其中,国内研究者方英受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启迪,在 《小说空间叙事论》 中认为,物质维度、精神维度与社会维度是空间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物质维度是空间的物质基础,是空间的实体存在”[6]50,“精神维度是空间的精神性存在,与人的思想、意识、情感、心理、意志等相关”[6]50,“社会维度是空间的社会性存在,主要关于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政治、权力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社会机构等”[6]50。此外,方英还 “将文学叙事中的空间分为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大类”[5]42并加以详细论述。有基于此,本文从空间叙事角度去解读文本中的生活文化环境、人性的复杂矛盾、权力的交织争夺等社会学意义主题。

一、物理空间——家庭自由的约束桎梏

物理空间是文本创作的载体。在作品中,小镇作为宏大的物理空间展现地方的风土人情,家庭作为相对微观的物理空间诉说女性自由受限的困境。“空间实践是一种社会生产的和经验的空间,它是一种具体的、为人们可感知的空间,运用在文学文本分析上也就是物理空间。”[7]43通过文本可知,阿强信口一诌的“文城” 便是真实存在的“溪镇”,这个地方物化为叙事主体,承担着叙事功能,不仅仅是故事人物“及他物存在与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是各种意义深蕴其中的历史性、生产性的产物”[8]68。它呈现在此生活、行动的人的历史文化环境。下面选取沈家和林祥福家两处稳定不变的空间来分别聚焦生活其中的纪小美和林百家,从两处具体可感知的物理空间来观照封建婚姻落后观念的余毒对她们母女二人成长的影响,同时也通过研究溪镇中这两处物质空间的建构以探寻余华对特定社会时代的文化思考。

沈家这个逼仄的建筑空间,处处散发着封建教条的腐朽气味,步步蚕食着小美的活泼天性。小美初到沈家,沈家织补铺子的外部装潢便映入眼帘:“挂在门侧的文字幌,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中间镌刻一个‘织’ 字”。[9]241小说着重表现这座房子的传统古朴风格,暗示人物将进入的是一个对她来说未知的、封闭古板的封建世界。房间内部里象征地位尊卑的藤椅和长凳,用来惩戒的藤条,须走得小心的楼梯,昏暗幽微的油灯等为因循守旧的家庭生活营造暮气死寂的氛围。屋内的饭桌与织补铺子几乎是小美童年时期所有的活动区域,日常活动轨迹单调乏味,小美每日端端正正吃饭后,便一声不吭学习织补技艺。作为这个家庭中的最底层,小美被限制在固定的空间中,但未泯的天性驱动她寻求私密空间来满足自己的爱美要求。经过岁月侵蚀而红得发黑的衣橱曾是小美的秘密基地,那里有寄寓她美好幻想的花衣裳。只有趁公婆不在时她才敢开柜换装,眼睛里金子般的颜色才会重现光芒。这种天真烂漫的行为偶然间暴露在家婆面前,却被视为是淫荡放浪的举止。经过休书警告,小美虽逃过一劫,却也紧闭了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衣橱如坟墓般阴沉,埋葬了令她朝思暮想的花衣裳,也埋葬了她潜藏内心的自由童真。在沈家这所逼仄压抑的房屋里,小美习惯性料理家务,习惯性做织补活,习惯性任人摆布。

沈家不仅限制小美的言行、规定她的生活方式,侵占她的私密空间,还桎梏她的个体意识,使其同化于封建传统思想潮流,以致于小美日后在重演的情境中做出相同的选择判断,从而导致她整个人生有另外的走向。小美的人生转折事件,即两次沈母以“七出” 为由惩罚她,均是在天黑后的屋内进行的。“从力的角度看,物理世界的力(黑暗)刺激人的神经系统而产生生理世界的力(黑暗),从而也在人的心理世界有所反映(黑暗)。”[10]235房屋还是那个房屋,但浓郁的夜色为其覆盖上了一层黑暗的阴影,拉下令人痛苦无助的帷幕,并带来无法言说的恐惧孤独感受,从而使小美产生对习惯空间的失控感。婆婆两次以“七出” 戒律问罪小美,八年前与后,空间未变,情境再现,但身处其中的小美的观念思想并未发生改变。在“重复” 情境下,小美的态度自始至终保持一致,均主动选择承认自己确实违反戒律。她的意识已失去独立性、反抗性,已被固化为“吃人” 的主流礼教思想。“重复” 看似是自我主动的重复,其实是在窒息家庭空间中的机械选择。

林祥福两排双层的一幢房,虽为女儿林百家提供温饱无虞的物质生活,却也剥夺其两性婚姻自由的权力,禁锢其爱情滋生成长的空间。贴有雍正《圣谕广训》 的楼下房间回荡着林百家认字读书的声音。课堂上接受的是父亲所授予的私塾规矩,学习的是孔孟儒学传统文化,“《论语》《孝经》《大学》《中庸》,还有 《孟子》和《礼记》 一应俱全”[9]89。新式教育方兴未艾,林祥福到沈店求教并转向课堂授学。这个房间反映特定的时代背景。新旧观念在此冲突交融,旧有的意识形态仍根深蒂固。就教育现状来说,“那时方圆百里之内没有招收女生的学校”[9]87,只能在家中教授。就婚姻观念而言,依然注重门当户对,强强联手。商会会长顾益民在溪镇是首富身份,林祥福声名鹊起位列第二。双方阔绰大方,出手不凡,聘金和嫁妆令人啧声唏嘘。顾同年,混世小魔王,荒淫无度,放荡不羁,常去河对岸的戏院门前招妓嫖娼。书中有两次以林祥福视角看准姑爷的描写,一次是远观到他撑竿过河,但林似乎对其乖戾行为毫无警觉。一次是仔细端详其形态,“……可是满脸的玩世不恭,丝毫没有顾益民的认真神色”[9]94,内心不由恍惚。岳父对女婿的观看考察仅止步于表面印象,个人秉性品质优劣仿佛无关紧要。林祥福临终前念念不忘的是要顾益民如约完成两家的亲事,顾益民对此嘱托也颇为认同。在林祥福看来,雄厚的经济实力比青梅竹马的情谊更能带给女儿保障。他明知林百家和陈耀武两情相悦,也对耀武知根知底,但还是强加干涉两人交往,割舍与他们一家的深厚感情,以两三百田地的条件要求他们离开,甚至后来送女儿去上海女塾使两人真正断联。

楼下小小教室里中西结合的教育,一面造成林百家婚姻身不由己,一面促使她追求恋爱自由。定亲那日,厅堂里椅子上端坐着林百家,通红的炭盆在其脚前,茶杯随时奉在左右。“画地为牢”,种种物件被赋予了规矩礼节,制约着人的言行举止。绑架风波后,林百家时常扭头和身旁的陈耀武一起看着窗外,并跟随他搬挪进王先生的私塾。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一个空间,两者之间的感情已悄然发生改变,萌动不安的情愫滋生在少男少女之间。陈耀武举家搬离后,王先生的私塾成了两人见面约会的地点,脉脉深情传递在无言的相视中。后来的三年,远在上海的林百家一直写信给他,寄到王先生处,但这些挤满衣橱的信恐怕摆脱不了再无重见天日的命运。

小美居住的沈家织补铺子,林百家上课受教育的房间,是可观可感的物理文化景观。这些具体存在的物理空间在小说叙事中是重要的隐喻系统。它隐喻了童养媳制度下麻木顺从的思维行动,小美年复一年地恪守纲常礼节,循规蹈矩。同时也隐喻了包办婚姻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利现实,林百家看似是受益者,实则是牺牲者。小说也展现了溪镇和上海不同空间背后隐藏的生活文化差异,在对比描写中,除表现现代社会的光怪陆离外,还表征了封建传统文化的桎梏落后。

二、心理空间——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交织

心理空间是人对外部空间的反映。处于封建色彩浓厚的物理空间的人们,他(她)们的内心世界也呈现封建状态,体现为社会性吞噬着自然性。“空间的表征在文学文本研究中指的是一种构想和概念性的空间,即心理空间。”[7]44在文学文本研究中,空间表征主要是指人物的心理世界,心理活动所及的空间,是内部主观的空间,“是人的情感和意识对外部世界染色、过滤、变形、编辑后所建构的空间,也是人的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投射”[5]43。在此处要探讨的是沈母的心理空间,从她的内心可窥见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交织变化,从而向读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矛盾。小说《文城》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描写,除起到展示人物精神面貌、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等普遍的作用外,还关注心理空间是如何被赋予封建文化意义,强调了精神空间所具备的社会特性。

“所谓心理空间,就是作家在创作一部叙事作品时,其心理活动(如记忆、想象)所呈现出来的某种空间特性。”[11]563沈母便具有这种心理特征的空间元素,随着日月侵蚀,她内心的自然性逐步被社会性所占据,小说对沈母性格变化的认识可体现在对衣橱的关注上。小说运用原始互渗思维手法,把沈母的性情与衣橱颜色联系起来,细腻表现出其心理空间的封建文化色彩逐渐深化的过程。“所谓原始互渗思维就是一种认为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界事物能够通过神秘的方式相互渗透、感应、契合的思维。”[12]105《文城》将婆婆的思想情感投射到衣橱,衣橱享有人一样的灵性和德性。衣橱向人的渗透,将婆婆同化于对象之中,那么婆婆就具有了衣橱的某种特性。“婆婆房间里的衣橱曾经有过明亮的朱红色,天长日久以后开始发黑。”[9]245衣橱“曾经有过明亮的朱红色” 便表明婆婆也曾有过灿烂明媚的心理世界,“开始发黑”,经过日久天长,衣橱颜色褪变,经受封建社会的礼教教习,婆婆美好丰盈的自然天性也在退化,取而代之的是凝重暗沉的社会性。

“心理活动通常分为认知、情感和意志三个方面。”[13]55书中有多处描写沈母或隐或显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空间叙事方式体现为沈母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冲突矛盾。初次见面,沈母对小美的认知印象便充满复杂纠结。小美东张西望的举动使她内心不悦,干净清秀的面容又让她心生喜欢。碎布缝制的衣服让她大为失望从而拒绝小美进门。然而通过与其他神情木然的女孩作比对,沈母又倾向选择这个在她看起来心思活跃的女孩。小美天真活泼的性格触动婆婆柔软内心,以致她念念不忘,印象深刻。经过内心激烈斗争,沈母最终定其为儿媳妇人选,乃是因为两人间相似的特质吸引着她,二者间存在影映关系。所谓“影子说”,即“小说中的某一人物、人物关系或某段情节是另一个人物、另一对人物关系或另一段情节的影子、缩影或投影”[14]53-54。此时少不更事的小美也许让婆婆看到自己当年无忧无虑的影子,或者说小美的纯粹清澈是人身上童真自然性未泯的缩影。入门后次日,小美对花衣裳的贪恋执迷使她甚感不满,于是沈母萌生出选错人要送走的念头。这种念头是由烙印在沈母身上的社会性所驱使而生成的,送走是因为小美的“出格” 言行不符合社会规范。

人的意志会自觉地确定目的,并采取行动来执行实现。在小说中,婆婆会依循自己的意愿,也是社会的标准致力于培养和塑造理想中的小美。“婆婆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小美,教小美识字念书,教小美织补手艺,教小美管理账目”[9]250,小美十六岁时,明净整洁、克勤克俭,“婆婆隐约看见了过去尚在闺中的自己”[9]250。婆媳在传承祖辈留下来的手艺时,也在沿袭世代的妇女教育。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5]73沈母将家庭、社会对女性规定的应然存在的特征灌注给小美,目的在于使小美成为传统社会所认可的女性。种种标签使得沈母于无形中被社会所物化,自己失去独立人格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使小美被迫接受“被物化” 的命运,被动接受社会的塑造。

两次休掉小美是沈母与小美、与丈夫和儿子的较量,也是她自己内心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挣扎与对抗,同时体现心理活动的自我调节、控制等特点。《在细雨中呼喊》 中也有相同情境:当时年轻无知的“我祖母” 被户外两情缱绻的鸟儿所吸引感动,祖母的婆婆以维护家风名声为由把她休掉。历史在重演,悲剧在重复。在这本小说中,年幼的小美偷试花衣裳在婆婆看来便是不守妇道,沈母欲以“淫” 罪为名清理家门。同是 “处在旧时代尾巴上的女人”,同是要求严厉,小美婆婆身上体现的更多是人性与封建性的抗衡与调节。她动了恻隐之心,最终没有将印章按到信纸上去,只略施小惩。婚后次日,心里更是涌起爱怜之情,送给小美银簪子来表达自己的情意。即使是第二次,小美因接济自家弟弟被视为是触犯“盗窃” 戒律,婆婆最初只想惩罚她回西里村两个月而已,没想到这样雷声大雨点小的惩罚丈夫和儿子会反对抗议,沈母被激怒同时不免心生悲哀,决定以溪镇习俗方式选择休妻。沈母自然性中的善良宽容没有得到认可,索性转而以社会性的无情专断展示于人前。在随后的日子里,沈母以自己的方式为这种“社会性” 冲动决定所遗憾后悔。当儿子与小美离家出走后,沈母并没有像沈父一样反应激烈、咒骂懊恼,而是神情阴郁,没说过一句相关的话。她将小美离开时留下的银簪子夹在账簿做书签,病倒后也不曾让其离开旁边。这个一生情感深藏不露的女人,离世前声声呼唤小美的名字,惦念着要将寄寓自己生命的账簿交给她,流露出自然情感的同时,也在希冀小美能传承家族的社会责任。

“每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构造独特的世界,都自成一个有机的系统。”[11]286正如丁帆先生所认为的,《文城》 这部小说的历史叙事模式是以人性为基石,并且历史可能重复,“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殷鉴作用,所谓一面镜子,就是文学作品所释放出来的全部历史意义,就是折射出人性与真理性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1]12小说在表现社会性对沈母思想性格、心理的制约时,也没有忽视她自身的心理逻辑。作家将隐藏在沈母本质特征里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解释出来,没有把她单一地写成不近人情的“扁平人物”,也没有把封建传统观念随意加在她身上,而是把她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处境中,按照自己性格逻辑,描写她性格的多重性。用多色彩、多色素去描写沈母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正是作家寻求较为复杂的方式去塑造活生生的人的体现。

三、社会空间——权力的角逐争夺

一定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组合成意识形态内涵丰富的社会空间。作为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包容空间,《文城》 中的社会空间涵盖经济、政治、阶层等社会因素,尤其强调权力争夺的社会问题。社会空间是人际关系建构的空间,是表征空间在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表征空间,“它是精神的虚拟存在,指的是象征或文化意义极丰富的社会空间,这种空间必须依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7]45小说置于上世纪动乱的社会环境,呈现复杂多变的社会空间,阶层间矛盾不断,各种群体为争夺权力更是冲突迭起。关于权力与空间的关系,福柯“把空间看作种种关系和权力角逐和斗争的场所”[16]98,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基础,权力是空间的核心。在小说的社会空间中,我们看到的是溪镇及其周围地区人类群体间的活动和博弈,权力运作中的各种力量关系。

小说主要呈现土匪、北洋军队、民间组织这三股此起彼落的势力在溪镇中重组和建构的过程。清朝坍塌后,战乱频仍,人心惶惶,溪镇人安居乐业的生活就此打破,各种势力在此拉锯交错,此消彼长,形势局面诡谲多变。动荡的时局成为滋生土匪势力的温床,匪患猖獗。由水上漂、豹子李、“和尚” 三股人马组成的匪徒很快流窜到溪镇为非作歹,胆大妄为地绑架勒索。在权力的网络中,人们既是权力的受重者,又是权力的运用者。面对土匪的赎金要求,以顾益民为首的溪镇人除顺从满足外别无他法。同时,顾益民行使会长职权,筹集赎金并挑选送赎金的人。此时,北洋军的一个旅与国民革命军交火战败,向溪镇溃退而来,沿途烧杀抢掠,野蛮程度不逊于土匪。这时的民众群体力量薄弱,不堪一击。顾益民同样采取 “怀柔政策”,备宴席、发冬衣、送军需等,以步步忍让换来一时的平静安宁。

“没有反抗的权力关系并不存在。反抗是更真实、更有效的,因为它们恰恰是在权力关系得以行使的地方形成的。”[17]49有权力发生的地方就有反抗权力的存在,威权的施压会导致相应的反弹。溪镇中的土匪与民众之间构成权力的真正状态,即同时存在作用与反作用。为应对匪乱,顾益民以商会名义筹建民团,收购流失乡间的火枪。几股土匪势力夜袭溪镇时,民团士兵英勇奋战,捍守城门,与其进行一场血雨腥风的厮杀。百姓受到他们壮烈牺牲的触动,奔走呼号奋起反抗。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在人类社会的影响下,空间已经被注入了人类社会的集体情感。”[18]34面对外敌时,集体同生共栖感在溪镇群众间得以凝聚成无所畏惧的力量。此外,他还“认为‘时空同在’ 是集体意识产生的重要基础和框架”[18]33。当溪镇人们聚集在一起,在共同的时空中将注意力集中到共同的攻击对象身上的时候,共同的杀敌卫家、无所畏惧的思想信仰在这些人中间流转并得到强化,直到变成超越个人的力量,似乎脱离于个体自身,正是这种集体凝聚力使得民众群体势力不可小觑。权力位置的较高点与较低点处于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它们既不是一成不变的整体也不是绝对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甚至存在着颠覆和转换的可能”。[19]113溪镇一役是个转折点,溪镇百姓由被欺压被支配地位扭转为反抗对峙状态,民心振奋,联防御敌,甚至会主动出击。张一斧损兵折将半数人马,几股土匪也在其失势时选择脱离各奔东西。

空间是权力的角力场,空间从溪镇到齐家村发生转变,权力也处于流动的状态,从一方流向到另一方。为满足膨胀的权势欲望,狡诈狠辣的张一斧用阴谋诡计擒获顾益民到齐家村,轰轰烈烈的百姓自卫反击战又拉开了序幕。以陈永良为首的齐家村村民面对土匪的洗劫一开始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后因忍受不了生命权力的施压继而奋起反抗。匪徒团伙之间也会产生内战,内战是权力运动本身,“内战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是集体,从中更会产生新的集体。”[20]27出于机遇,同时也为了夺取自己的应有权力,土匪“和尚” 与陈永良结为兄弟,得顾益民资助组成新的集体,其中还募来些北洋军的游兵散勇。几股势力间相互分化、活化,甚至朝着相互脱离的方向发展,后又转化形成新的力量关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1]355通过沈店百姓和“和尚” 口中得知,驻扎沈店的官兵常借剿匪名义,与土匪进行肮脏的光洋与枪支交易。张一斧在扩大实力时,曾经脱离的几股土匪又归于麾下。陈永良与张一斧双方在汪庄展开激烈交战,随着张一斧大势已去,手下人马作鸟兽散,这场纠缠不清、你死我活的权力角逐才缓缓落下帷幕。

“社会空间是人际空间,是各种社会性元素的关系建构。”[5]43在作品中体现的是当时社会政局混乱动荡、地主经济受到冲击、儒家道德思想从未离开历史舞台的状况,除此之外,还具体展示为社会空间下彼此之间争夺权力的活动。以张一斧为首的土匪与百姓之间,先是压迫与被压迫,后是双方成抗衡对峙姿态。“和尚” 一行人与百姓之间,先是威胁与被威胁,后是同仇敌忾合作抗敌。土匪内部,不是由于利益驱使主动分合,便是碍于实力差异暂时归顺。北洋军阀带给民众的不是保护安全,而是剥削恐惧;面对土匪的不是消灭剿除,而是合作交易。“列斐伏尔认为空间蕴涵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空间里面交织着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22]32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各股势力间纵横联系,错综纠缠,呈动态发展状,小说政治意识形态明显,社会问题指向性强,具备文学性的同时,又不乏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

结语

从空间叙事学角度关注 《文城》,可看出家庭空间里女性婚姻自主权力的受控,言行、思想遭到封建势力的限制、禁锢,也能窥探人物内心活动的流变与丰富。小说在刻画个体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射到社会空间的群体生存状态,彼此间的权力拉扯。作品富有时代性同时也具有社会性。作品的现实性除体现在对社会制度的暴露外,还表现在关注社会生活与人物命运。余华将普遍人性联系起来,使得小说现实意义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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