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性叙事方式与价值建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跨时代书写

韩溪芮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以下简称《父辈》），是继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和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之后又一部“我和我的”系列剧，也即“国庆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观众反响热烈。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父辈》除了保持着蕴含国家意识形态、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等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基本特征[1]，还延续了“国庆三部曲”中前两部平民化的日常叙事视角、单元式的叙事结构模式和多元化的叙事类型，以抗战、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四个时期为历史坐标，描绘了几代父辈的伟大奋斗经历，以及子辈对于父辈的传承。该电影以家庭关系为载体，以小见大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传承了民族精神。本文从微观叙事视角、叙事模式和叙事类型三方面分析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创新性叙事方式，并探究这三方面创新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作用。

1 平民化的人物塑造和微观叙事视角

1.1 平民化的人物形象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中出现的如《彭大将军》《焦裕禄》《周恩来外交风云》等赞颂英雄人物的主旋律电影，注重塑造以“伟光正”为主要特点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模范形象，其人物往往集中了多种优秀特质，与普通观众有一定的距离感。21世纪以来的“建国三部曲”即《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主旋律电影虽在情节上注重贴近真实，如加入英雄人物感情线，但人物仍以国家领袖、光辉楷模等为主，与复杂多面、情感丰富的普通人物的差距仍较大。自2019年以来公映的“国庆三部曲”不再选择描绘以往主旋律电影中的高大人物形象，而是采用了平民化的视角，选择在重大历史时刻或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的普通人物进行塑造，讲述平民人物普通又非凡的故事，人物立体，情感真实，有血有肉。这类主旋律电影更注重从个人化、平凡人物的角度叙事，而不是以集体化、英雄人物的角度叙事，巧妙地透过平凡人物反衬大时代背景下的民族精神。

例如，在《父辈》的《乘风》单元中，吴京饰演了一个铁血柔情的父亲，内心有如无数普通父亲一般的舐犊之情，但最终在紧急关头选择忍痛牺牲儿子以保证村民顺利转移；《鸭先知》单元中，徐峥饰演的“鸭先知”一角在外机智能干，在内却因药酒销路不畅问题面临“婚姻危机”，颇显狼狈；《少年行》中的母亲是一位“中国式家长”，面临着孩子的爱好和学习成绩之间的选择。该电影塑造了诸多生动立体的普通人物形象，贴近现实生活，符合现实中平凡人物多元立体的特点，并把平凡人物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与时代和国家大背景相勾连，突显一代代父辈非凡的精神品质和伟大贡献，并展现子辈在家庭关系中受到父辈的耳濡目染的精神传承。

1.2 微观叙事视角的切入

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叙事视角较为宏大，情节波澜、情绪激昂、场面宏伟。宏大叙事往往会导致电影姿态较高，如描绘重大战役、开国大典等事件。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强调参与感，即将传播视为人们共同参与、分享、体验并达成共识的过程。电影呈现出观众日常体验的普通而真实的家庭生活、与亲人的相处场景等，受众能够产生共享和参与的仪式感。当下以《父辈》为代表的主旋律电影尽管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内核没有变，却在切入点上偏向选择普通家庭的平凡故事。电影《父辈》选择以平凡的“我”即子辈为叙事视角，展现的是每一个“我”在儿时家庭场景中的故事。情节设计上也更注重靠近生活、贴近现实，尤其关注家庭关系的表达，加强了细节表现，突出了细节的感染力。

同时，平凡人物与微观视角的选择同当今移动互联、社会化媒体兴盛的新媒体环境息息相关。Web 2.0时代，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大众在互联网中拥有更多表达自我的机会，媒介融合的进程包括传播者与受众融合这一重要层面，新媒体环境下的主旋律电影《父辈》贴近新媒体用户的表达视角，践行了互联网思维中的用户思维。

例如，《诗》单元讲述了建设时期一个普通的航天家庭的故事；《鸭先知》单元中，导演将目光投向老上海弄堂，烟火气息十足，父亲以挽救婚姻为出发点，与儿子联手拍摄中国第一支商业广告，这似是一场“闹剧”，却蕴含着可歌可颂的创新精神；《少年行》单元中描绘了诸多日常生活细节，如母亲因儿子拆解家用电器进行研究而“气急败坏”，推动电影冲突升级。这些透过子辈视角展现的家庭关系和父辈言行，以及具有生活气息的情节，更加贴近普通大众的生活状态，加强了对于氛围的渲染，更易增强观众的代入感和参与感。

1.3 微观角度叙事与价值建构

自1987年时任国家广电部电影局局长的滕进贤提出“主旋律”一词后，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展现伟大英雄模范形象和光辉历史的主旋律电影，以宏大的叙事视角向民众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弘扬民族精神，旨在激发人民的崇高精神和爱国情怀。但是，这一系列电影由于较为强调宣教功能，艺术性不强；由于叙事角度较为宏大，姿态较高，人物形象近于完美，难以使观众产生代入感和真切感触。而以《我和我的父辈》为代表的主旋律电影注重表现日常叙事，增强了电影的意识形态教化和价值建构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做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就必须把主流意识形态融入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被老百姓普遍接受、深刻理解和切实践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接地气’。”电影《父辈》不再选择呈现过于宏大的叙事和完美的楷模形象，而从受众角度出发，采用平民化的微观角度进行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设计，选择家庭关系这一小切口，展现出了“接地气”的日常人物和情节，传达了爱国、拼搏、创新等民族精神，以及甘于奉献、舍小家为大家的价值取向，促进了电影的“共情传播”。例如，学者赵建国提出的“共情传播就是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2]，观众对电影场景和情节有熟悉感，电影更易被观众接受和喜爱，引起受众共情。

另外，微观叙事视角有助于引发受众对于电影所传递的价值观的思考。主旋律电影具有对民众的意识形态进行教化的功能，而不同的教化方式会使受众产生不同的反应，影响着电影的价值观传递效果。“风草论”认为，上层统治者向民众的意识形态宣传即“风化”的过程，“风化”过程中有“伏”这一方面，即“润物无声”。儒家学说将德治、教化与礼制看作构建传统伦理道德的三大要素，崇尚不言之教与自我修身的教化过程，这一过程中讲究的是人内心的自我体悟，而非所谓“大张旗鼓”的教化行为。与传统主旋律电影强调宣教不同，《父辈》采取一种“不言之教”，通过选择日常家庭视角和展现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引起民众共情，使传受双方达成共识。例如，《少年行》单元中的小主人公对科技发明制作有着异于常人的执着和热爱，学习成绩也因此受到影响，这类爱好与成绩的矛盾普遍存在于中国家庭亲子关系中，受众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产生较强的代入感。在之后的情节中，小主人公展现出的百折不挠的品质，以及母亲在孩子爱好问题上由反对到支持的态度转变，犹如观众亲身经历，因此主角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够自然引导观众思维。《父辈》中的这种“不言之教”使得受众能够在不知不觉间接受电影的价值引导。

1.4 小结

在人物塑造方面，“国庆三部曲”一改传统主旋律电影所塑造的“伟光正”的完美英雄模范或国家领袖等形象。在新媒体环境下，《父辈》体现了媒介融合进程中“与用户融合”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塑造了不同时代中有代表性的平民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多元立体、情感丰富真实。电影借平凡人物的经历反映时代背景，平凡人物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与时代需求勾连，表现了一代代父辈的非凡成就和民族精神的代际传递。人物形象的选择影响了叙事视角，《父辈》避免了如庆典和起义等较为宏大的叙事角度，转而选择以家庭亲情关系为主的微观视角，选择贴近日常生活的叙事。电影透过“子辈”视角体悟父辈的言行和精神，家庭日常生活占据电影叙事的主要部分，因而展现出“父辈”作为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情感。总而言之，《父辈》通过具有共享和体验性质的仪式传播表现“接地气”的日常人物和情节，增强观众对电影场景和情节的熟悉感，引起观众共情，从而润物无声地传递价值观，发挥主旋律电影的教化功能。

2 单元式的微观叙事模式

2.1 短视频影响下的单元化叙事模式

“国庆三部曲”电影与传统电影连贯的线性叙事模式不同，而是采取了单元组合的方式。《父辈》所包括的四个单元讲述了四个独立故事，按不同历史时期的时间顺序呈现，彼此之间没有逻辑联系，并分别由以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担任导演和主演的四个团队完成。每个单元着眼于不同时代中不同小家庭发生的平凡又意义非凡的故事。《父辈》将镜头对准这些小家庭中的父辈与子辈日常相处的情况，挖掘、放大每一个日常细节，进而反映各单元人物的精神共同点。

《乘风》单元讲述了抗战时期的一支铁骑队伍首长为保护村民顺利撤离而牺牲其子的故事；《诗》单元讲述了建设时期的一个航天家庭中，父母一辈在建造中国第一支火箭过程中的奉献与牺牲；《鸭先知》单元讲述了改革开放时期，在上海老弄堂的一个普通家庭中一对父子相互配合，完成了中国第一支商业广告，这也是一次具有时代里程碑意义的创举；《少年行》单元则立足当下的新时代畅想未来，讲述了“机器人”父亲陪伴“儿子”勇面挫折、追求科学梦的故事。四个单元的故事主题、叙事特点和美学风格都不相同，但故事内核都是表现普通家庭中的亲情和父辈对子辈的言传身教，其情节表现和情感表达细腻真实。

由若干独立故事构成的单元式叙事模式与当下愈发火热的短视频的表现形式有相似之处。随着社会化媒体技术的兴盛，以及互联网移动端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自媒体在近几年兴起，网络新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等被广泛应用，观看短视频成为当下热潮。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9.34亿[3]。随着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火热，短视频式的碎片化信息呈现方式正在被更多用户接受和习惯。在碎片化信息爆炸的时代，观众容易产生后现代式的“精神分裂”，惯于接受被切割、被打断的碎片化故事，人们接触的信息和世界将人们的感受都变成了一个个碎片。电影《父辈》也不再把一部电影中的时间和逻辑当作是线性的，而是对不同时空的故事进行提取、重新拼贴。《父辈》选择的单元式呈现模式与人们使用短视频平台时不断切换视频的信息接触方式类似，符合如今的短视频潮流和受众碎片式的信息接收习惯。

2.2 结构主义叙事下的单元构成

《父辈》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和需求，以及人物相对应的价值选择，并将各时代人物的故事作为片段组合成电影，这符合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活动。结构主义包括两项运作：分解和联结。对客体进行分解，是为了从客体中找出一些断片，这些断片本身没有意义，但是一个组织中的断片可以组成一个类型，组成一个功能类似的客体储存库，但在具体形态上又有所差别的类型集合。各个断片单元的内容虽然不同，却发挥着同样的功能[4]120。《父辈》从各个时代中提取的故事的主旨、人物特点、精神表达、情节都各不相同，但最终指向的都是人物精神和行动对时代需求的契合，都是人物对时代和社会的付出和贡献，因而给观众一种“形散神不散”的统一感。

罗兰·巴特结构主义的联结强调断片单元是通过某种规律联结在一起的，联结活动就是要表明这些断片的组合遵循着某些规定，服从于某些结构的限制[4]120。《父辈》中的各单元虽无明显逻辑关系，但并不是任意、偶然的组合，而是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前夕至今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抗战、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根据时间顺序串联，给观众一种被电影带入时间的河流、共同回顾我国历史的连续感，同时契合电影“父辈与子辈”代际间的精神传承的主旨。此外，《父辈》单元碎片式的拼贴是具有后现代特点的艺术手法。后现代否认联系，没有所谓的从属关系，呈现的是并列、各自独立、互不影响的形态，并热衷于组合、拼凑、割裂对象。《父辈》这种单元式的拼贴，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这些碎片小故事的叠加和重组旨在形成一种新的事物和风格倾向，使它们能够互相重新解释，形成新的意义。若单独审视《父辈》的每一单元，似乎其表达的主旨各不相同，父辈与子辈间的传承关系也并不突出。例如：《乘风》和《诗》表达甘于牺牲奉献的精神；《鸭先知》单元突出创新精神；《少年行》则赞颂了百折不挠的品质。然而这些精神的表达所依托的都是子辈的角度以及对父辈的观察之下自身的认知和行为的改变，有认知层面上的从不认同到理解甚至折服，也有行为层面上的言传身教。而在四个单元轮番演绎下，埋藏在各个单元中的父辈和子辈间的传承这一故事内核才能够被观众体悟，突出了“我和我的父辈”这一电影名称的内涵。

2.3 单元叙事模式及其价值构建

《父辈》打破了以往电影的线性叙事模式，将原本120分钟左右的长电影切割成几个片段。较短的片段让每一个故事的情节和人物都变得简单，但同时表现难度加大，需在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内进行完整的故事叙述，同时运用各种表现手法调动观众情绪。不同单元带来不同题材和电影类型的呈现，能够不断为观众带来新的刺激，使观众持续获得新鲜感和满足感，避免因情节拖沓带来疲倦感。尽管故事主题和叙事特征不同，但都围绕家国情怀的内核，全面展示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华儿女始终如一的奋进拼搏精神，加深在观众心中的价值烙印，引发观众对于电影传达的意识形态的思考。

同时，《父辈》虽选用单元式的“拼盘”形式，单元之间无逻辑联系，但以抗战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为时间线排列各单元，透过每个时代的某个小家庭，表达人物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呈现的不同民族精神，进而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变迁，呈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愈发稳健，我国必然发展出适应自由、奔放、创新、进取之需要的新的社会文化机制，也必然发展出适合自我实现的文化价值意识[5]256。例如在《父辈》中，抗战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两个单元所表现的社会群体意识强烈，主角为了国家利益、为了群体而牺牲奉献自我；但改革开放时期的单元开始呈现出主人公为了自己的“药酒事业”而开拓创新，拓宽销路，促使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元素商业广告的出现；《少年行》单元中小主人公为了实现自身的科技梦想，主动追求且百折不挠。电影在向人们传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走到现在的、从群体价值意识走向自我价值意识的进步，这是文化主体意识的一种发展。文化主体意识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而且会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与电影“时代变迁与精神传承”的主题相吻合，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过去走到今天再到将来，各个时期人们价值意识的变与不变，有利于引导公众准确把握当下应该秉持的自我价值，以及群体价值的协调和统一。

2.4 小结

如今，随着新媒体短视频的发展，短视频的碎片式、切割式的呈现方式也在改变人们的信息接收习惯。《父辈》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故事剪切、拼贴在一起，符合人们碎片式的信息接收习惯。这符合罗兰·巴特的包含分解和联结的结构主义活动，各个断片单元虽然内容不同，却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同时，由于主旋律电影的教化功能，《父辈》各个单元的精神表达和价值观建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如《乘风》单元表达抗战时期战士英勇赴死、保护群众的伟大牺牲精神，引导观众体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艰辛，旨在培养观众的爱国热情；《诗》和《少年行》单元分别歌颂了建设时期和新时代科研工作者始终为国家建设而奉献自我，无畏艰辛与牺牲，或坚定追求、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旨在强化敬业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多元化叙事类型呈现

3.1 多元叙事类型元素的融合

《父辈》因其采用的单元式的叙事模式，较普通电影具有融合多种叙事类型的可能：《乘风》单元作为战争题材的单元，具有悲剧、战争、历史色彩；《诗》则带有悲剧、情感元素；《鸭先知》是一则带有明显的“徐峥”式风格的喜剧单元；《少年行》把科幻和喜剧元素融合，电影总体呈现先悲后喜的风格变化。

电影是一种大众文化的传播形式，观众作为一个个“自我”，作为有一定价值意识的生命个体，他们的经验、知识、意志、兴趣、价值观念等认知系统在对大众文化传播的价值信息进行判断和选择时起主要作用。这些价值意识构成人们对文化价值信息的特殊需要，也构成人们特殊的认知系统。只有大众文化传播的信息符合人们的特殊需要和认知系统时，人们才能接受、吸收这些文化信息的价值和意义[5]321。在新媒体环境下，用户在信息接收上的分众化、个性化特点尤为明显，加之算法的引流，“信息茧房”“过滤泡”现象日益凸显，这不仅会导致个人视野局限和自我束缚的后果，更不利于社会共识的达成和社会整合。而主旋律电影表达的主流价值观是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这类电影有政治教化的任务，需以全体公众为目标受众，如《父辈》的多元类型的“拼盘”形式贴近不同细分受众的需求和认知系统，有助于在全体公众中间实现价值观共享。

同时，在当下的商业电影环境下，《父辈》作为主旋律电影的“教化”功能若过于明显且生硬，可能无法激发大众的观看兴趣，从而失去其在电影商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需要在已知“现实题材”和“主流价值”类型的框定中，调配进其他的类型元素[6]。该电影将传播主流价值的任务与不同类型的电影艺术表现方式结合，能够给观众带来多种审美体验，增强电影的观赏性，利于拓展受众面，提高受众的好感度。例如，带有战争元素的《乘风》易激起男性观众的兴趣，女性则更易被《诗》单元丰富细腻的情感表现打动；老一辈人对于抗战和建设时期的故事深有感触，青年一代则更容易被《少年行》中的“机器人”“穿越”的科幻元素吸引。若依据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的《受众分析》来探讨受众对于接收内容的选择倾向，可以看出受众在新媒体的冲击之下，其结构性、行为性及社会文化性都会相应受到影响[7]。《父辈》注意到了受众所具有的主动性和选择性，顾及受众在叙事题材、类型、风格等方面的不同偏好，同时无论何种题材的故事均以微观视角呈现，注重写实和“接地气”，呈现普通人物真实细腻的情感，使受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更强的参与感和触动感。

3.2 悲剧单元及其价值构建

《乘风》和《诗》是电影《父辈》中的两个悲剧单元，呈现了父辈与子辈的关系和日常生活的故事，并细腻描绘了人物内心情感。《乘风》中上演了儿子在日军枪林弹雨之中冲锋赴死的悲壮情节；《诗》单元中，父亲作为航天火药研究者在试验中牺牲。悲剧单元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直接表现或间接突出先辈们坚定地为国奋斗与牺牲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带给观众心理触动和震撼。这种心理触动不仅是悲怆和痛苦的，更伴随着肯定和敬佩等情感。柏拉图在《斐莱布篇》中指出，人们在看悲剧时，“又痛苦又欣喜”，悲剧的“快感”和“痛感”是联结在一起的。电影通过巧妙的情节设定彰显父辈牺牲的意义。例如，《乘风》单元中乘风牺牲了，不过因他的牺牲而得以平安转移的孕妇即将临盆。电影将这两个场景切换剪辑，诠释了死亡与新生的同一性，在慷慨赴死的悲怆中衬托出新生的意义；《诗》单元中父亲母亲在火箭燃料研发事业中的牺牲和奉献促成小女儿在多年后能够有机会作为宇航员登天，续写父辈的航天事业。悲剧单元通过描述平民人物的经历带给人们情感触动，通过人物行为意义的艺术表达，引发观众思考，打开观众的格局，感悟个体与国家应有的关系，培养观众的家国情怀。

3.3 喜剧单元及其价值构建

《鸭先知》和《少年行》是两个喜剧单元，同样以微观镜头对准在大时代变革浪潮下的小家庭生活，风格幽默滑稽，同时暗含时代意义。《鸭先知》从上海弄堂一家三口的普通生活中挖掘喜剧创作点，如儿子和父亲乘公车时上演“情景广告”，以及儿子为确保父亲的广告顺利拍摄，屡出奇招阻止母亲回家等，引得观众捧腹。电影通过种种滑稽搞笑的情节设定构建戏剧冲突。行为看似荒唐，其背后却暗含着首支电视广告诞生的不易，表现了该单元中父亲敢于创新的精神。观众欢乐之余，也被主人公父子的努力所打动，感叹改革开放浪潮中的思想先锋们的精神品质，电影在潜移默化中构建起敢于创新、勇立潮头的价值观念。《少年行》单元将科幻元素融入喜剧，以一个从未来穿越而来的机器人“父亲”的种种举动作为主要笑点来源，加之对于未来生活的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开心麻花”团队的喜剧台词功底的加持，笑料不断。正如好莱坞戏剧大师卓别林所说的，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少年行》用喜剧的外衣掩盖了故事的悲伤与严肃之处。比如，马丽饰演的母亲反对儿子沉迷于科学创造爱好，表面上是出于与诸多“中国式家长”相同的“成绩至上”的原因，实际上是难以接受儿子可能如其父亲一般为科研献身的风险。母亲的伤痛与脆弱被掩盖在其强悍的外表与幽默的台词背后，观众可以洞察到在这一科研之家中暗藏的伤痕。此外，如机器人“父亲”的经典口头禅“要经历5000次的失败才能造出像我这样优秀的产品”，更是用诙谐的方式传递了科研人的艰辛与坚韧。在幽默、夸张的情节中融入百折不挠的精神内涵，让观众为表面情节捧腹的同时又感受到其内在的“隐痛”和沉重感，激发受众对主人公的敬佩之情。

3.4 小结

单元式的叙事模式使《父辈》融合多种叙事类型元素成为可能，包括悲剧、喜剧、家庭、战争、历史、科幻、情感等元素。新媒体环境下，互联网中的受众角色逐渐向用户角色迁移，其主动性增强，观众会选择和接受能够满足其精神需要的大众文化传播信息，在观影中因产生更强的参与感而接受电影传递的价值。《父辈》兼顾思想教化的作用和在商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将主流价值的传递与不同类型的电影艺术表现方式结合，能够满足不同受众对不同故事题材和类型的偏好，利于拓展受众面，也能给观众带来多种叙事类型的审美体验。其中，悲剧单元和喜剧单元是该电影中两种明显不同的风格类别，悲剧单元的沉重感及其伴随的“快感”能够引发观众对于家国关系的体悟和思考；喜剧单元则是以轻松愉悦的方式将被其隐藏的伤痛和有重量的电影价值观传递给观众。

4 结语

以《我和我的父辈》为代表的“国庆三部曲”电影展现了新媒体环境下，在受众逐渐转变为用户角色的进程中，主旋律电影在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和叙事类型三方面表现出媒介融合思维和用户思维。《父辈》创新性的叙事方式反映出主旋律电影创作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渐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对于电影传播效果的认知转变：从宏观叙事角度到日常叙事角度，从线性叙事结构到单元式连缀的结构，从单一题材类型到注重多元分众。创作者认识到新媒体环境中公众的信息接收习惯、既定偏好等对于电影表现形式、题材选择及传播效果的影响，符合如今新媒体时代语境下以“受众为核心”的变化趋势。

这三方面的创新性转变，也是在当今新媒体环境中，在用户个性化特征强化而大众传播的社会共识建构功能急需变革的背景下，对于主旋律电影的价值建构力量的重塑。国家伦理的基本价值预设是从“我”的价值偏好走向对“我们”的价值认同。由于受到“自我”之任性的浸染、影响，现代性的价值诉求总不能免除“我”之专断[8]。因此，要摆脱“我”的短视和局限，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思考“我们”共有的价值认同。微观角度叙事的“国庆三部曲”电影中不同时期普通却非凡的大众代表彰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这不仅代表他们超脱了“我”的偏私，而且说明他们在无法共存的极端抉择面前站到了“我们”的高度进行价值选择，电影通过这些能够引导大众对于“我们”层面的种种价值观念的领悟。《父辈》站在普通而真实的人物的角度进行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亦是站在大众的角度，展现“我们”的、大众的立场上应有的价值观念，以“无声之教”的教化方式培养公众的家国情怀，有助于“我们共有价值观”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