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插藏闪”说名花

摘 要：韩邦庆之《海上花列传》是近代“狭邪小说”的重要作品。小说用“穿插藏闪”的笔法，以高级妓院“长三书寓”为中心，塑造了数对形象鲜明的狎客妓女，且真实刻画了妓院中的人情世故，并描绘出一幅生动的晚清上海世相，颇具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色彩。《海上花列传》使用吴方言对白，加之“藏闪”之法造成的阅读隔阂，以及不像同类题材的叙事，导致读者期待视野下降，以至于流传度不高。

关键词：《海上花列传》 人情 世相

所谓“穿插藏闪”，按作者开篇例言，乃是本小说的独创笔法，即未明写却暗藏深意，人物线索相互穿插，甚至于十分突兀，但读完全篇，始觉小说为一整体，没有丝毫错漏。韩邦庆首创近代报刊写作，用此精妙笔法，结合来往风月场所之所见所闻，塑造出一众生动饱满的海上名花。

一、从浪漫的“才子佳人”到现实的嫖客妓女——人情关系的近真模式

纵观中国古典小说“妓女”题材，可追溯至唐传奇之《李娃传》《霍小玉传》，直到晚清出现专类“狭邪小说”。从李娃、郑生，到韩荷生、杜采秋a，男女爱恋多未出“才子佳人”模式，作者笔墨偏重于勾勒理想的情爱，颇具浪漫色彩。然至《海上花列传》，狎客妓女之关系，则为之一变：浪漫爱情全然消散，“嫖妓”的本质属性格外突出——交易金钱、满足欲望。既无《花月痕》之溢美，又不似《九尾龟》之溢恶。书中人情，近乎真实。b

狎妓关系的近真，集中体现在他们的“假”情——像普通情人一样谈情，为爱恋之事争吵，却对双方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假戏真做。小说所述罗子富、黄翠凤与王莲生、沈小红，可谓“假”之典型。罗子富与黄翠凤之“假”，有两处反映得十分明显：一是黄翠凤联合鸨母借赎身之由敲诈罗子富，二是罗子富默认翠凤与钱子刚有染。“妓女从良”是塑造“刚烈”风尘女子的重要因素，但是在长三书寓中，黄翠凤通过赎身，狠狠敲诈了罗子富五千银圆。这一行为充分揭示妓女从良的动机已然失去了情与贞，取而代之的是妓女与嫖客之间本真的金钱利益关系。此外，第八回“蓄深心劫留红线盒，逞利口谢却七香车”中，黄翠凤以蒋月琴之事“拷问”罗子富，借钏臂发表一番“风尘中高洁女子”的表白：

翠凤笑道：“耐说我利害，耐也识差仔人哉。我做末做个倌人，要拿洋钱来买我倒也买勿动唁。覅说啥耐一对钏臂哉，就摆好仔十对钏臂也勿来里我眼睛里。耐个钏臂，耐原拿得去。”

“耐陆里猜得着我意思。耐要晓得做仔我，耐覅看重来哚洋钱浪。”c

作者随即揭示出二人的“假”：在定情之后，翠凤仍出去接客，而子富则默许了该行为，甚至等待翠凤归来。罗子富与黄翠凤之间是临场做戏，黄翠凤一番高洁的话语，结合后文的敲诈勒索，更加讽刺。

再如“沈小红拳翻张蕙贞”的桥段，表层来看，沈与张的矛盾来自王莲生的“一情二用”，但结合嫖妓业“行规”，重新审视这三人之间的纠葛以及沈小红的愤怒，便会嗅到金钱的气息。高级妓女和狎客间有一条默认“行规”：有钱的主顾若弃旧图新，则需要出资打点旧妓，否则将被视为违反了行业规定。因此，沈小红的愤怒，是来自情人的背叛，也是因为王莲生未给予她足够的金钱，引人深思。

作者讽刺皮肉、金钱交易的同时，还塑造了长三书寓中独一无二的一对男女：陶玉甫与李漱芳——不谈金钱只重情爱，颇有“才子佳人”的理想色彩。但这对长三书寓里不可多得的有情人，却难成眷属。悲剧一方面源于李漱芳妓女身份与个人“心高”（不愿意做妾室）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当与小说的题旨相连：构筑小说的“近真”模式，需要剥离理想化要素。姻缘导致薄命，未尝不是作者的特意安排——打破妓院中的理想爱情，使小说的现实性色彩更加浓厚。

小说的后半部分着重刻画了赵二宝被史天然始乱终弃的悲剧。初入妓业的赵二宝，从遇到史天然，到二人定情，发展平顺，近乎虚假。赵二宝送史天然回南京，渡口告别之时无限深情，似乎一对情人可成就姻缘。然而，作者于结尾处设置了一大反转，再次打破了“才子佳人”的理想。

至小说戛然收尾，全篇未呈现传统的“大团圆”结局，或充斥着讽刺，或打破了理想。作者以种种方式对抗着“才子佳人”的理想与浪漫，使小说朝着现实方向发展，无疑是狭邪小说乃至古典爱情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

二、烟花柳巷中的“地獄天堂”——小说中晚清上海的世情百态

上海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城市，兴起于开埠通商，整个城市呈现出不同于其他传统城市的样貌。《海上花列传》通过妓院这一特殊场所，展示出晚清沪上的世情百态。

近代开埠后，上海娼妓业发展迅速，一跃成为全国最为兴盛之地：“妓女之流何代蔑有，未有如今世之盛……未有如上海之盈千盈万，遍于大市通衢。”d娼妓呈现出“职业化”趋势并形成行业体系。妓女根据姿色、琴技、文化等，分为长三、么二等。小说所描绘的狎妓之事，集中在“长三书寓”。1869年《中国教会新报》一文，记载了“长三”对应的服务项目、价格、所应顾客的区别：

上海之妓院有三等：上等俗称长三，陪观剧洋钱三元，宿又三元，俗宿先宴，宴须十三元，非多金不能往，非多金不屑诱也。e

“非多金不能往”，小说中往来长三书寓的狎客，或为富商，如罗子富、洪善卿；或为官员，如王莲生，均为“多金”者。上等妓女服务内容多样，不局限于色情交易，还包括陪宴、陪酒、弹唱、陪吃烟、陪看戏等。这些活动在小说中均有所记述。加之特殊地带——“租界”的出现，为官员嫖娼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更加促进了上海妓业的蓬勃。

娼妓业的兴盛，致使上海民众对待“嫖娼”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上海狎妓者更若不必自讳，而转可自雄也。”f过往被视为下流、避而不谈、被正统不容的行为，逐渐不为人们所避讳，甚至变得堂而皇之，成为一种时尚。如小说中赵朴斋初入上海，出入烟花柳巷似家常便饭，可见当时沪上嫖娼之盛。在重商拜金的社会风气下，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小说开篇假借“花也怜侬”一梦而展开叙述。“花也怜侬”跌入一片没有根蒂的花海——“花海”，象征小说塑造的一众高级妓女，此处与小说名《海上花列传》呼应。“没有根蒂”，则大有意味：鲜花着锦，无根无依。一众名妓的悲剧属性，从开头便以暗笔埋下。众名花外表光鲜亮丽，纵情享乐，表面上使读者不觉其为供人消费玩乐的妓女，但透过细节，仍可察觉海上一众名花风光之下的物化性与被动性。

首先，妓女流落风尘多为被动。上海妓女多来自外地，以江浙为主，从妓的原因有贫穷、战乱、孤儿、被拐等。其中“孤儿”最多，战乱是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主因。孤苦无依的女孩迫于生计，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以在乱世求一席生存之地。如书中黄翠凤即孤儿，纵然从前种种假情假意、讹诈嫖客，但观其赎身后遍体缟素为爹娘戴孝，又可怜可叹。

其次，高级妓女虽然表面上处境优渥，但本质上仍是鸨母牟取钱财的工具与嫖客满足欲望的玩物，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李漱芳欲“监视”陶玉甫，须请求娘姨，因为她自己无法独自走出妓院；黄翠凤讹诈罗子富的原因，不仅来自对金钱的欲望，亦是对自身收入无权支配的无奈。

小说所述众妓女的日常生活，不外乎陪嫖客喝酒、赴宴、听戏以及陪伴过夜。由于鸨母需要投入最少的资金以求得最大回报，妓女的文化素养一直很低。对比晚清上海出现女子学校，女性已有享受教育的权利，而一众风尘女子，仍在为生计而挣扎。

虽然高级妓女的主顾多为固定，但很大程度上，狎妓之间的真情托付是虚无缥缈之谈。如史天然深情几许，分别时候的痛苦几近于张生莺莺长亭分别，然而最后做出抛弃之举，从前的深情款款不可排除“假戏真做”的成分。

最典型的妓女悲剧当属李漱芳。究其薄命根源，是贞烈钟情、追求独立与妓女身份的矛盾，由此导致李漱芳对陶玉甫的不安，因心高不屑于做妾而误会陶玉甫，进而病重而亡。李漱芳其人，本身便是风尘女子中的一把辛酸泪。

上海开埠通商后，商业飞速发展，既定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商人阶级崛起逐渐取代士人的统治地位，传统的“商为末”的社会阶层被打破，重利追财的新价值体系形成。晚清上海社会充满了铜臭气息，因而韩邦庆着重于妓女狎客之间金钱的交易往来，把传统的浪漫主义爱情蒙上浓厚的重利色彩，塑造出洪善卿这一为了拓展人脉而混迹妓院的商人形象，将重利的社会风气塑造得淋漓尽致。

此外，商业高度发展，商人崛起，晚清上海社会呈现出放纵享受的“病态”：烟管、赌场、妓院遍布，被恶谥为“堕落之城”。小说中吸鸦片的场景，几乎从头贯穿至尾，仿佛是日常小事；听戏、喝花酒、摸牌的场景，不胜枚举。透过长三书寓一众狎客妓女，可以看到这个现代商业都市的物欲横流与倾颓的末世相比，格格不入，是地狱上的天堂。长三书寓中的狎妓百态，是晚清上海都市的缩影之一，这放纵与狂欢的城市，对外乡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从而涌现出一批批进城的乡下人，在这里上演一幕幕生存悲剧。

洪善卿及赵氏兄妹是贯穿小说的重要线索，小说的后半部分着重对赵二宝进行了描写。作者赋予了赵氏兄妹特殊身份——进城的乡下人。朴斋的堕落、二宝的被弃，既包含了对沦陷于物欲狂欢的讽刺，又揭示了乡下人在现代都市的生存困境。

上海的繁华享乐，对初来乍到的乡下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也是促使他们堕落的催化剂——来到沪上投奔舅舅做生意的赵朴斋，不多时即彻底堕落，流连于妓馆烟馆，落得身无分文。从赵朴斋对上海的强烈留恋之心，可见一个乡下人对这座现代都市的沉醉。

赵二宝“一落千丈”的悲剧，一方面是来自享乐、欲望，更难以忽略的则是身为“乡下人”在都市中的生存困境，以及性别束缚。这是造成二宝悲剧的双重因素：在都市立足必须要从事一份职业以谋生，女性身份又使其只可出卖肉体。更进一步，其最终被弃的悲剧，也与其涉世未深的属性有关——与久经世事的同行相比，她更容易沉溺于美好幻想。小说最后以赵二宝被打后做夢进而惊醒为全文的收束，言有尽而意无穷，在字里行间又一次暗示了人物悲剧——繁华只在梦里，从美梦中醒来后，现实中依旧是遭人蹂躏、践踏的悲惨女子。晚清的上海，无数女子为了生存而坠入风尘，数不清的“赵二宝”在“地狱天堂”里挣扎。

三、埋没之作与变革之镜——朝向现代的跨越

胡适在《海上花列传》的序言中云：“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g当代学者范伯群评《海上花列传》为“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评其“开创了描摹勾栏世界情与欲的新途径，其叙事视角与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互通生气”h。学界给予这部作品很高的评价，《海上花列传》的进步性非常突出，无论从主题内容还是表现形式，均有巨大跃进：内容上，以现实主义笔法，打破“才子佳人”桎梏，勾勒出真实的妓院图景。更进一步的是小说敏锐地捕捉了近代上海的翻天覆地，透过“长三书寓”绘就一幅近代大都市世情百态：商业的蓬勃使商人阶层崛起，小说主角为商人；经济结构剧变后伴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病态般的繁华迷醉背后无法脱离乱世的倾颓，上演着一幕幕“乡下人进城”的生存困境及风尘女子的悲剧。艺术形式上，首用“穿插藏闪”结构，读到最后，小说方成一体。使用方言写就的对白，使虚构的人物更加真实。全文无激烈言辞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语言含蓄委婉，意蕴无穷，达到了古典传统美学的高度。

观其小说史意义，更可称得上是“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最先打破过往狭邪小说“才子佳人”定式，在妓女题材小说史上是为一大跃进；首次将叙事背景设定为“现代大都市”，发后世海派文学之先声；塑造了赵氏兄妹的人物形象，是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乡下人进城”题材在中国文学中的响应。但是，在历史与当下，这样一部杰作，却并未广泛流传——至少在大众读者中，《海上花列传》并不为人熟知。其原因是多重的：一是语言的桎梏，用吴语写就的对白，较大程度上缩小了读者的范围；二是小说的穿插藏闪之法，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读者接受；三是小说不同于传统概念中的“娼妓”题材，作者的期待视野与小说叙事形成落差。

笔者认为，张爱玲译注的《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开》《海上花落》）通行于世，方言的隔阂已然可以消除。因此，“穿插藏闪”结构造成的阅读隔阂以及期待落差，是导致小说的流传度与文学艺术价值不匹配的主因。只有细心阅读品味，并与前后同类作品相比对，方可领悟其绝妙。

晚清是中国各领域发生巨变的时代。以本文所论《海上花列传》为例，从小说的形式来看，是古典向现代的跨越，是白话文学的又一突破——方言写作；从小说的内容来看，反映的是以近代上海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特征对中国封建传统秩序的瓦解。《海上花列传》的意义，已然超越了它本身叙述的故事，是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千万面“镜子”之一。

a 李娃、郑生，韩荷生、杜采秋，分别为《李娃传》与《花月痕》男女主角，角色身份为书生与妓女，爱情浪漫美好，并获得圆满结局，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

b 鲁迅评价道：“作家于妓家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是溢恶。”见《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页。

c 〔清〕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2—143页。

d 忧十子：《论妓》，《上海新报》1872年7月13日。

e 《录中国教会新报》，《上海新报》1869年11月20日。

f 《冶游闲论》，《申报》1881年10月24日。

g 〔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h 〔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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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爱玲.海上花开 国语海上花列传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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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果，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