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万里归途》的成功要素解读

张 娟 王秋月

（曲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山东 日照 276800）

以中国外交真实撤侨事件为背景的电影《万里归途》，自2022年9月30日上映至10月7日国庆假期结束，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共获得10.84亿票房［1］，成为档期票房冠军。《万里归途》在获得不错票房的同时，豆瓣评分7.4分，猫眼、淘票票双评分9.6分，微博评分9.2，受到观众的好评。本文将从视觉影像、叙事文本、价值表达三个方面来分析《万里归途》的成功要素。

一、视觉影像：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

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认为：“故事讲述是对真理的创造性论证。一个故事是一个思想的充满活力的证据，是将思想转换为动作。故事的事件结构是一种手段，你首先通过它来表达你的思想，然后证明你的思想，而且不采用任何解释性的语言。”［2］客观来看，《万里归途》虽改编自真实事件，但没有过度夸大和美化这个撤侨故事，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做到了最大程度的还原。就电影创作而言，其不仅仅是场面的还原和把握，更多的是运用影视艺术思维对真实事件的再创作，使得技术与艺术相结合，为撤侨题材赋予新的内涵与意义。导演饶晓志将个人对于这个真实事件的理解融入电影中，改编出极具写实风格的影像作品，具体体现在写实的摄影风格、写实的人物造型、写实的场景布置等方面。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观众身临其境，让观众相信这就是发生在海外的一个故事，让故事的呈现更加震撼人心。

以《万里归途》的场景布置为例，着重体现了写实风格的调性。在撤侨事件中，战乱主要集中在图利斯、塞布拉塔这两处边境。饶晓志导演及团队在拍摄时，为了保证影片的真实感，历时4个月在国内实景基础上搭建起北非风格的努米亚共和国，边境、工厂、集市、炮火之中的交战区等场景，浓缩了阿拉伯国家的一些显著特征。剧组非常严谨，大到建筑，小到地上飘的纸袋、报纸、碎纸屑、塑料袋、糖果纸都是阿拉伯语的标识。为了追求场景和战争场面的真实，剧组实景搭建几十栋建筑，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还从深圳运来七八十棵椰子树和棕榈树，加之荒无人烟的沙漠、断壁残垣，拍摄出来的效果很真实，代入感十足。

在搭建实景的前提下，影片融入饶晓志导演个人的叙事风格和创新表达，将可亲可敬的外交官故事搬上大银幕，凸显真实感。人们通常认为的影视作品的真实性，大部分来自纪录片、纪实电影等，主要是一种来自生活的原原本本的真实，体现在时间的延续性、空间的统一性、表现对象的真实性等方面，呈现客观外界真实环境。同时在另一层面上，真实的电影是创作者把外部世界中他所认为真实的内容、主题、人物、情感等，全部还原在大银幕上，正如《万里归途》。所以这种真实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是一种主观的真实，更多是对于电影的精神内涵而言的，是抽象的。

二、叙事文本：情理交织的人物与情节

电影通过视听手段讲述故事、传达情感，《万里归途》在叙事文本上，从隐喻手法的运用、情节点的设置、人物性格的塑造等方面精心设置，不仅丰富了作品内容，还充分调动起观众的情绪。

（一）隐喻手法的运用

该片导演从意象、道具、场面、声音等方面进行隐喻设置，使观众通过影片前后之间的关联来解读其含义，并产生共鸣。

1.片名隐喻。片名中的“万里归途”四个字，不仅仅指的是撤侨同胞记录归途步数的32万多步，更重要的是，它寓意不远万里来到努米亚共和国的中国同胞能够安全登上回家的飞机，平安抵达祖国的怀抱。片名“万里归途”的隐喻，增加了影片的哲理内涵，意蕴深远。

2.家国隐喻。撤侨成功，白婳抱着章宁的骨灰盒回国，这时骨灰盒有一个特写镜头。其中传达的不仅是对家、对祖国的深切思念，还是传统文化中“落叶归根”的呈现，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3.身份隐喻。护照和国旗，这两个物件在影片中反复出现。宗大伟和受难同胞多次举起护照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它既是华人丢失护照回不去的原因，也是在遇难时保护自己的象征。护照和国旗贯穿影片始终，强化中国人的身份，勾起观众心理层面的共振。

4.精神传承隐喻。此隐喻是在宗大伟与成朗的对比中展开的，宗大伟是成朗的学习榜样，成朗最终带领100多名同胞到达迪特尔，完成了宗大伟交给他的使命，既卸下了身上的重担，又完成了新一代有为青年的成长，更好地实现了对上一代的超越。

5.声音隐喻。“砰，噼里啪啦”，它不仅是单纯的拟声词，还具有多重寓意。影片中宗大伟撤侨成功回到家时，街上一声鞭炮声吓得他猛一回头，历经政变、瘟疫、战火的他习惯性地将鞭炮声当作枪炮声，也无形中将国内外的社会环境进行了对比。

这几处隐喻的巧妙设置，共同为影片的主题服务，与影片的写实风格相契合，是一种连接观众情感的有效手段。

（二）情节点的设置

美国电影理论家悉德·菲尔德（Syd Field）认为：“‘情节点’是一个事件，它把故事转向另一个方向，并把故事推向前进，直至结局。”［3］电影《万里归途》中有三处明显的情节点：莱普提斯城内因叛变突遇战乱，塞布拉塔拯救剩余100多位同胞，图利斯边境展开最后的对决并完成撤侨任务。这三处情节点随着剧情发展不断深化，依次递进出现新的事件、新的转折、新的推动力，最终将矛盾推至高潮。

影片在交代了宗大伟和成朗为什么会来到怒米亚的具体情况后，过渡到第一个情节点。其中被火烧身、婴孩倒地爬行、群众游街反抗、街头战乱等一个个画面交代了努米亚共和国危险的动荡环境，为接下来宗大伟奔赴图利斯边境为1000多名中国同胞办理护照埋下伏笔。当宗大伟解决护照问题离开时，第一个情节点实际上已经结束，而此时章宁送给宗大伟还未出生的宝宝的项链起着关键作用，由此引发了第二个情节点。第二个情节点中，战乱场景刻画得更加真实、刺激，同时宗大伟、成朗因为是否去迪特尔产生分歧。这样的设置为后面的情节做好铺垫，让观众担心迪特尔到底有没有支援。在第三个情节点里，左轮手枪游戏是叛军对宗大伟的挑战，也是对中国同胞的挑战，这一段落把矛盾激化到顶点。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成朗通过拍视频的方式来揭露并制止叛军的行为，宗大伟得以死里逃生，撤侨任务也得以完成。

借由这三个情节点，《万里归途》的情节设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每个情节点都是主人公的命运转折点，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心理冲击。

（三）人物性格的塑造

人物塑造最重要的就是人物性格的塑造，然而性格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需要通过具体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宗大伟便是圆形人物的典型代表：当他主动接受挑战于战火荒漠之中，想尽一切办法救援中国同胞时，这时的他是一位有担当的中国外交官；当他对妻子谎称人在迪拜时，这时的他是一位心细、善良、有爱的好丈夫；当他在枪战中一次次挺身而出，这时的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影片中的宗大伟极富英雄气质，但他也是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情感，在遇到困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妻子和家庭。这使得人物性格更真实，遭遇危机时的心理呈现得更加自然，更有生活逻辑。从深层意义上说，宗大伟骨子里是中国外交官硬朗的灵魂。而成朗带领剩余中国同胞到达迪特尔，并最终勇敢站出来与叛军反抗，其情感诉求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其人物性格也渐渐凸显，用语言和行动更好地诠释了角色。此外，兼具勇气和毅力的白婳、钟冉冉、老兵等形象的塑造，也丰满了影片的剧情。

可以说，从中国到努米亚共和国，从图利斯边境到塞布拉塔再辗转图利斯，从隐喻手法的运用、情节点的设置到人物性格的塑造，精心设置的情理交织的叙事文本体现出影片对于艺术性和真实性的追求。

三、价值表达：思想性、商业性、艺术性的统一

近年来，我国涌现出《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湄公河行动》（2020）等一批优秀的新主流大片。《万里归途》正是一部典型的新主流大片，它既具备主旋律电影固有的特点，又有新主流电影的审美取向，在价值表达上更注重思想性、商业性、艺术性的结合。

（一）思想性：主流价值观的呈现

《万里归途》带有一定的英雄主义情结，但这种英雄主义情结在表达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价值观方面，从宗大伟跑前忙后四次找边境长官办理临时身份证，到塞布拉塔集市中互帮互助，再到带领100多位同胞与叛军对决，正好契合了这样一个顺序：从个人英雄主义到集体主义，再到国家民族命运，最后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思想的提炼与升华。这是影片最核心的价值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所秉承的各美其美、彼此尊重、相互理解、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的心态和情怀，也正是当下中国民众对全球未来的期许和担当的表达。［5］

影片中的司机瓦迪尔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到达塞布拉塔遭遇枪战时，宗大伟与成朗并没有丢下瓦迪尔不管，而让这个外籍人员始终伴随他们两个身边；在图利斯边境，很多努籍人想要跟随中国人回国，在叛军的威胁下，宗大伟与成朗毅然救下了他们。可见，万里归途中没有国家、民族、身份的差距，这种精神特质抓住了新主流大片的内核，暗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本质：中国精神具有超越性，它可以超越国界，并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其他国家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4］

《万里归途》中同样闪耀着集体主义的光辉。例如：宗大伟并不是独来独往，成朗、白婳等成为宗大伟的助手；在管理剩余100余名同胞的物资、吃住等方面，他们在集市中得到了退伍老兵等人的支持；在对抗疟疾方面，钟冉冉在宗大伟、成朗的帮助下拿到医疗物资，成功救治病人；等等。这些都是共同努力、互帮互助的结果。

（二）商业性：类型化叙事模式的遵循

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电影时期确立，其中高度模式化的商业元素是促使类型片发展的动力。《万里归途》在叙事模式上借鉴了类型片的优势，体现出一定的商业性色彩，票房在国庆档期间不断上升。

作为类型片，影片中有集中的动作场面、战争场景。如在第二个情节点中，宗大伟、成朗和司机瓦迪尔在塞布拉塔与叛军进行了一番争斗，在局面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化险为夷，死里逃生后于集市中解救100余名同胞，这很快调动起观众的兴趣和情绪。随后，叛军对集市的枪击、去往迪特尔路上遇到的袭击等动作场面越来越大，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而其中穿插的感人情节也不断使观众产生共情。同时，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把故事搬到了遥远的努米亚共和国，观众不仅对异域色彩有新鲜感，还会对银幕上的惊险场面产生高峰体验。

在情节设置上，《万里归途》的大团圆结局既保守又有创新，在遵循类型片的结构基础上，更适应当下新主流电影的审美取向，达成商业性和文化性的价值平衡。例如，章宁与他的妻子白婳从未谋面，宗大伟始终没有回家陪妻子生产，但影片还是安排了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影片最后，不仅撤侨获得成功，同胞安全回国，努米亚的小女孩也被救下，由此到达影片的最高潮，这让观众的焦灼感、危机感都得到放松。值得一提的是，亲人团聚、战争胜利这种圆满式的结局恰恰体现主旋律影片的叙事逻辑，影片中主题的设定、故事的走向、人物的形象等也都符合主旋律影片的特点。

（三）艺术性：对审美价值的考量

《万里归途》中，除开前述的隐喻手法、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幽默桥段的加入、镜头语言的运用也是亮点。在幽默桥段方面，如宗大伟在得知叛军的反动情况下，跟在北京待产的妻子打电话时却假装在迪拜游玩，给妻子表演节目；又如“面具带久了，真成了你脸了”这句台词，在影片中出现三次，分别用在不同人物、不同场合上，其目的是讽刺目的不纯的人；还有100多位同胞到达迪特尔庆祝胜利时，由李雪健饰演的大师刮起胡子并骄傲地哼唱国歌。这些人物或情节不仅以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欢笑，还缓解了影片中某些时刻的紧张感。

在镜头语言方面，相对于饶晓志导演的其他作品，《万里归途》在镜头的设计和剪辑上更为成熟。如影片一开始缓缓推进交代努米亚共和国社会环境的航拍镜头、影片中战乱场面的运镜等，可见镜头运用更加多元，镜头表达更加流畅。

综上所述，《万里归途》无论是在视觉影像的写实性、叙述文本的合理性上，还是在主流价值观的自然表达上，都既符合主旋律影片的价值诉求，又兼顾了商业性、艺术性的追求，在把握观众观影心理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与观众的共情和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