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你应该了解的贾平凹

[埃及]美花

在过去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和交流的文章中，我主要介绍了莫言，介紹了莫言的作品在埃及及阿拉伯世界阅读、研究和接受的情况。还有一篇文章对贾平凹与埃及作家麦卡威简单进行了描述式的比较，但我仍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埃及人，特别是埃及的文学爱好者、文学研究者了解贾平凹，中国文学界也应该更多了解贾平凹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翻译和接受情况。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寥寥可数的旷世奇才，其特立独行、自成一派的文风使他成为极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作为一名文学大家在中国当代文坛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中国国内对其在小说、散文、诗歌、书画、收藏等方面的艺术成就研究非常多，热闹非凡，我将此归纳为十大类：

第一类，对贾平凹乡土叙事的研究。贾平凹在撰写过程中对“商州”投入了大量的感情，“商州”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包含着风土人情和历史习俗的情感存放处、展现城乡变化发展与差异的特殊地点，它成为了乡土小说中无可比拟、极具特色的文化空间。从数量上看这类研究最多。如曹霞的《乡土中国的文化遗魅——论贾平凹的乡土书写》（《中国文学批评》，2017，2）主要从“文化中国”的融合再创、城乡对立下的乡土哀情、“海风山骨”里的文化挽歌以及传统文化与主体建构的悖谬四个维度分析了贾平凹乡土书写倾向的缘由及其叙事风格;李佳贤的《贾平凹的乡村常态世界——以〈秦腔〉〈古炉〉为中心的一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2）一文从乡村常态化生活的角度着眼，通过《秦腔》《古炉》两部小说来对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手法进行侧面阐释。该文认为贾平凹的作品中贯穿着根深叶茂的宗族概念、“无为而治”的乡土世界，以及对自然界充满敬畏之情等丰富生动的乡村常态世界。此外，有一些研究者更进一步将贾平凹的乡土书写与其他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进行比较，如潘靖壬、韩鲁华的《乡土叙事中国民性批判主题的承续与发展——以贾平凹〈阿吉〉与鲁迅〈阿Q正传〉为例》（《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16，6）通过分析《阿吉》和《阿Q正传》的文本，指出贾平凹的乡土叙事是对鲁迅乡土叙事的承继和发展，并阐释了二人的作品在国民性批判上的区别与联系;秦崇文的《比较视域中的乡土书写与现代性想象——以福克纳和贾平凹作品为例》（《北方民族大学》，2017）以历史和思想史为基础，从抽象到具体对作家的乡土想象与现代性进行详细书写并展开讨论，通过福克纳和贾平凹对于现代化的不同解释，剖析二者笔下乡土与现代化的内涵。

第二类，对贾平凹都市小说创作的研究。与贾平凹“商州”世界相对应的“都市”世界也是特色鲜明。自20世纪末开始，贾平凹作品的创作方向不同于往昔只着眼于乡土生活，而是创作了一系列“都市”小说。小说内容从体现乡村常态化生活，转变为揭露当代城市人们的心理世界和人物个性的改变。这类研究比如：胡霞的《论贾平凹的都市小说》（《湖南师范大学》，2018）一文中以西安作为城市依托，分析贾平凹小说中都市建构的特殊性，通过对城市景观的描写和都市人物的刻画，论述了贾平凹对城市和乡村的双重批判和反思。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更进一步将贾平凹的都市小说创作与其他中国作家进行比较，这类研究有：曾婷的《主题·人物·叙事——沈从文与贾平凹都市小说创作比较》（《湖南大学》，2016）一文从小说主旨、人物形象描写、叙述视角与风格上研究他的都市小说创作的特点。

第三类， 对贾平凹创作城乡书写特点的研究。如任艳的《批判与同情——浅析贾平凹长篇小说〈土门〉》（《文学界》，2010，4）一文通过分析《土门》的创作背景来探讨贾平凹对城市与乡村的双向批判态度及其所体现的作家强烈的文化批判情感;丁帆的《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中国城乡“红与黑”的水墨风俗画》（《文艺报》，2016，2）一文通过对《极花》主人公胡蝶的两种生活状态的思考，讨论贾平凹在《极花》中对人性黑暗面的揭露，指出小说在城乡不同文明之中的挣扎，尤其是对人性在平常与非正常状况下的真实刻画，凸显出其与众不同的文学特性;曾海津的《城乡忧思与阉割美学——贾平凹小说〈废都〉与〈秦腔〉比较》（《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7）一文通过比较作家的两部重要作品：描写了20世纪90年代破落、腐朽的中国城市精神的《废都》和描述了同一时期农村传统文化的衰落的《秦腔》，来论述作家身处一座衰败的城市与一个颓靡的乡村中间，所能表现出来的关于现代中国“城”与“乡”的双重忧思以及灵魂无处归系的浓浓哀愁。

第四类，对贾平凹小说中“乡下人进城”身份认同的研究。如芮莹的《新时代乡村进城者——刘高兴形象再论》（《安徽文学》，2018，7） 从民间文化理论的角度出发，对贾平凹《高兴》中的新时代乡村进城典型人物刘高兴展开探讨，从后致身份对先赋身份摆脱的角度分析贾平凹对乡土民间的批判的态度;李波、王邦焕的《记忆的陷阱与身份认同的失败——重读贾平凹的小说〈高兴〉》（《信阳农林学院学报》，2017，2）一文通过记忆行为与身份认同结合来解读《高兴》，为贾平凹的小说研究拓展新的思考空间;王亚丽的《贾平凹小说的文化建构与身份认同》（《小说评论》，2019，1）通过介绍作家从乡村移居城市的“散居”经历对创作《废都》的复杂文化认同的影响，根据融合、质变、重构憧憬了文化构建的理想状态，对其创作中关于乡土、城市文明体验、情感认同和理性思考中文化上的隐含意义，去反思现代化与传统文明的矛盾所在。

第五类，对贾平凹小说历史叙事的研究。贾平凹创作中具有历史书写的趋向和一种历史感。这类研究有：陈晓明的《“土”与“狠”的美学——论贾平凹叙述历史的方法》（《文学评论》，2018，6）通过研究贾平凹《废都》之后所创作的作品，指出创作风格采纳了暴力叙事的表现方法，使得小说富有历史感并成为有震撼力的悲剧美学，更加凸显出乡土与现代化连接的冲击力和矛盾感;谷鹏飞的《历史主义抑或自然主义：评贾平凹〈山本〉的叙事史观》（《中国文艺评论》，2018，6）一文指出《山本》是一部历史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文学主题，根据文本分析其叙事技巧及其叙事价值的问题。

第六类，对贾平凹小说现实主义书写的研究。很明显，“城乡二元”与“现实主义”在贾平凹的创作中是息息相关的。这类研究有：苏沙丽的《贾平凹的“问题意识”与“现实主义”》（《南方文坛》，2018，2）一文研究贾平凹笔下的现实主义世界色彩以及现实的表现方法在作家的创作中所经历的阶段，通过“问题意识”和“现实主义”两个窗口理解乡村社会;刘一秀的《赓续传统：现实主义的成长叙事——再论贾平凹的〈浮躁〉》（《学术界》，2011，156）一文指出《浮躁》在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神话框架之下对中心人物进行了写实的成长叙述，对于情节线索的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分析，将现实书写与象征叙述相结合创作现实主义的小说。

第七类，对贾平凹小说中神秘主义的研究。贾平凹的小说中透露着对神秘主义的探索，具有神秘主义倾向。这类研究有：李婷婷的《论贾平凹商州小说中的神秘主义描写利弊》（《荆楚学术》，2019，24）通过运用事实论证、引用论证、对比分析、比喻论证等研究方法进行分析，以探究贾平凹商州小说中神秘主义的描写，分析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积极使用神秘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出自何种原因，研究作者在人类文明普泛价值与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共识的提倡下，应如何理性地看待小说创作中的神秘主义叙事方法，以及读者如何用现代眼光看文学作品中带有蒙昧时代烙印的描写;申南的《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神秘叙事》（《中南大学》，2008）一文通过贾平凹神秘叙事的成因、神秘叙事的文本体现以及神秘背后的现实观照三个方面来论述作家从《龙卷风》起从追求写实、还原生活本态向追求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神秘氛围的转变后的叙事风格。

第八类，对贾平凹小说中农民人物形象的研究。如柴莉的《贾平凹小说中农民人物形象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2）一文分析贾平凹小说不同阶段所展现的对农民的情感的发展变化轨迹，并认为，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贾平凹的乡土思想不断地走向深入，但不管他笔下的农民人物形象有多大的变化，有一点是始终不会变的，那就是作家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关注和传统乡土文化的忧患情结以及作家对乡土文化的默默支持，贾平凹之所以对农民如此的关注和关怀，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自己是一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地道的农民，这一根本因素就决定了他的写作的民间视角，因此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关怀;孙静的《贾平凹小说中农民人物形象研究》（《文学教育》，2016，5）一文主要从贾平凹小说中农民人物形象的特征、蕴含的文化、以对它的评价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认为从这些农民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出贾平凹支持乡土文化的态度;张丽军、程孝阳的《走不出去的乡土中国——贾平凹小说的乡村世界及其人物形象分析》（《当代文坛》，2018，2）一文通过分析“商州系列”小说、《秦腔》《小月前本》等作品中的站在土地上的乡村反叛者、逃离土地的乡村背叛者和执着地留守在大地之上的乡村人三种主要农民人物形象，来考察贾平凹对这些人物和乡村世界的书写所体现出的他对乡村衰落的担忧，也展示出他对乡村出路可能性的思考。

第九类，对贾平凹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的研究。如王丽的《试论贾平凹小说〈浮躁〉中的女性形象》（《青春岁月》，2012，23）一文通过对《浮躁》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将《浮躁》中的女性形象分为四类：天使型女性、恶女型女性、正面自主型女性和落后型女性，并认为，这些女性形象缺乏精神的个性化，她们被男权意识所异化，认同男权，甚至已经是男权的代言人，缺乏当代女性精神;刘一凡的《贾平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文學教育》，2018，1）一文对贾平凹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梳理，对作者表现女性形象时的叙述方式、作者的女性观做了探讨与论述，并深入分析了导致作者矛盾的女性观的深层原因;戴云、赵锡均《论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一文通过分析代表“传统”女性的《浮躁》中的小水和代表现代女性的《废都》中的唐宛儿两种文化的代码的女性人物形象，来研究贾平凹所表达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现代文明的思考和批判，并认为，从贾平凹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看出他创作的文化心态及作家对重塑国民性格的思考。

第十类，对贾平凹小说中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的研究。如王俊玲的《浅析贾平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3）和郭惠芳的《隐逸与逃遁——论〈废都〉〈白夜〉〈土门〉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特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两文通过分析《废都》《白夜》《土门》等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来研究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独守焦虑所作出的深刻剖析和所勾画出的知识分子精神逃逸的救赎之路;陈冬云的《时代变迁下的精神录影——20世纪80年代以来贾平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天津师范大学》，2012）一文通过文本细读对贾平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做总体把握，对各类形象进行分析阐释，总结出各类形象的精神内涵以及形象折射出的社会历史价值，进而思考并探索形象背后所透视出的贾平凹的精神状态与价值取向。

然而，也许是语言与文化的隔阂，也许是因为大量的方言土语的运用和对性的较露骨的描写，也许还有介绍不够充分等其他原因，导致其作品的译介在阿拉伯世界较少，只有两部阿译本：短篇小说《倒流河》和散文《进山东》。前者由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教师娜贾赫博士翻译，收入《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推荐作品集》，由外文出版社2013年出版;后者由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者叶海亚博士翻译，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阿语版“丝路之灯”上，由埃及国家图书总局2017年出版。除此之外，关于贾平凹其他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在阿拉伯世界几乎为零。

不过，贾平凹毕竟是为数不多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虽然较少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在阿拉伯地区发行，但被译成30多个其他语种在全球面世。此外，其作品“走出去”的起始阶段早于同期其他作家，国外众多学者因其朴实无华的创作视角和主题，对其作品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传播广泛且影响深远。关于贾平凹的城乡题材的国外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对贾平凹作品整体的研究，城乡题材散见这类研究论文集中，从数量上看这类研究最少。如Wang Yiyan（王一燕）研究贾平凹的专著 Narrating China： Jia Pingwa and His Fictional World，中文版书名《叙述中国：贾平凹的小说世界》（伦敦Routledge，2006年），这是目前唯一一部专门研究贾平凹作品的英文专著，其中包含对《浮躁》《废都》《逛山》《妊娠》《土门》《白夜》《高老庄》《怀念狼》等作品的探讨。

第二类，对贾平凹的以城乡为主要题材的作品的研究，从数量上看这类研究最多，特别是对他的两部小说《废都》和《浮躁》的研究。如 Lauren Belfer（劳伦·贝尔法）的 Review of 〈Turbulence〉，中文版书名《评〈浮躁〉》（New York Times，1991年）;Paul E. Hutchinson（保罗·哈钦生）也写了同名评论Review of 〈Turbulence〉，由Library Journal，1992年出版;另一位写同名评论Review of 〈Turbulence〉的是Jeffrey C. Kinkley（金克雷），由Choice1992年出版。再就是卡洛斯·罗加斯（Carlos Rojas）的Flies’Eyes？ Mural Remnants？ And Jia Pingwa’s Perverse Nostalgia？， 中文版书名《苍蝇的眼睛，壁画遗迹，和贾平凹的怀旧癖》（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2006年），通过刻画《老西安》和《废都》中提到的来自唐朝的“苍蝇”，旨在用《老西安》的念旧语调来重新解读《废都》，将《废都》从集中于“性”和“文化衰落”的评论中得以解放。作者通过研究《废都》中对一系列恋物癖所表现出的怀旧情怀，借助“苍蝇的双眼皮”强调了《废都》所采取的双重视角，一方面缅怀过去，另一方面又以第三人称的视角体现当代对过去的遗忘。

由此，中国境外的读者和研究者的兴趣与热点与中国境内的不同，自可略见一斑。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