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非虚构文学的浪潮

2022-03-17 07:09
昭通学院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报告文学虚构文学

樊 星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非虚构文学,包括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包括自传),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一大景观。飞速变化的世事与变幻莫测的人心为非虚构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越来越多的作家写出了非虚构文学的力作——从上个世纪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那样的“红色叙事”到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那样的犯罪纪实,从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那样的历史回眸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欧文·斯通的《梵高传》、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那样的传记名著……都以真切描绘历史、深刻洞察人生的非凡感染力,在舆论界、也在文学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这样的作品比起虚构的史诗、小说、戏剧名篇来,不仅具有同样震撼人心的文学魅力,更由于追问真实的深入、深刻,在满足人们对于“真实性”的期待心理的同时,还填补了历史的许多空白,使历史显得更加真切、生动、微妙、纤毫毕现又云诡波谲。

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历史,也以翻天覆地的巨变鼓动起几代非虚构文学作家的参与热情和写作冲动,从徐迟、黄宗英那样的老一代到钱钢、贾鲁生、邓贤、李辉、卢跃刚、吴文光这样的“中生代”再到慕容雪村、乔叶、丁三、黄灯这样的“新生代”,都写出了富有感染力、蜚声文坛的佳作。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当代非虚构文学登上了“一览众山小”的高峰。可以说,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取得的成就,是现代文学不曾达到的。尽管现代文学史上也有郭沫若的《学生时代》《革命春秋》《洪波曲》、邹韬奋的《经历》那样的自传,还有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那样的报告文学,还有沈从文的《记胡也频》那样的回忆录,还有邓广铭的《岳飞》、吴晗的《朱元璋传》那样的传记名作,但毕竟为数不多,不及当代非虚构文学崛起的迅猛、佳作呈排山倒海之势。

尽管如此,据我所知,当代的大学文学课上,由于课时极其有限,对于非虚构文学的介绍少之又少。大学教师中,从事非虚构文学研究者也远不如研究诗歌和小说者众。而在文学研究界,一度甚至产生过“报告文学算不算文学” 的质疑。尽管1980年代末,百家文学期刊联合发起了“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成一时之盛事;尽管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荣获了201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非虚构文学得到了国际权威的认可;尽管各种关于历史、文化、人物传记的非虚构之作的出版已成井喷之势,也成为人们阅读的重要部分,尽管关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奇闻已经远远超过了作家苦心孤诣的想象与虚构,人们对事实真相的追问热情也毫不逊色于网民对于“武侠” “穿越”“玄幻”“戏说历史”的追捧,可是,关于非虚构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仍显得相对单薄。

有感于此,便写下这么一篇文章,为非虚构文学的宣传敲敲边鼓。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第一波浪潮掀起于1978年的历史风云中。当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催生了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小木屋》等等为代表的一批歌颂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献身科研精神的报告文学力作。这些产生了“轰动效应”的作品不仅以充沛的诗情为知识分子谱写了一曲曲颂歌,而且影响了当时许多有志青年走上学科学的道路,甚至对有关部门重视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也产生了不可小看的推动作用。报告文学就这样参与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十年后,又有霍达的报告文学《国殇》因为披露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为生活贫困、科研待遇跟不上而英年早逝,再度产生强烈反响。另一方面,一批缅怀文化巨人而产生的传记文学也在“怀旧”的浪潮中悄然问世——从易竹贤的《胡适传》、田本相的《曹禺传》、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陈思和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凌宇的《沈从文传》、施建伟的《幽默大师林语堂传》、李辉的《黄苗子与郁风》、金梅的《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韩石山的《徐志摩传》……这些传记文学在还原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峥嵘岁月中求索、彷徨的艰辛历程和特立独行的性格魅力的同时,也足以启发这样的思考:他们为什么能在苦难的年代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谈论中国的士大夫品格时,那些先行者永远是激励后来人的榜样。在小说中,嘲讽知识分子窝囊、猥琐的名作也为数不少(从钱钟书的《围城》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李晓的《继续操练》、张者的《桃李》、阿袁的《师母》等等),而在传记文学中,却充满了对那些人格高洁的文化大师的敬佩之情。这些优秀的中国传记文学作品值得推荐,是青年励志的人生教科书。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自传、回忆录也值得注意:杨牧的《天狼星下》是作者从盲流到诗人的感人记录,也是那个年代不幸经历的真切写照;《王蒙自传》呈现了一位作家在人生道路上的坎坷历程和各种思绪;刘道玉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修订本改名为《拓荒与呐喊》)回顾了自己自强不息、叱咤风云的大半生,也凝聚了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沉重思考;《胡风回忆录》《黄药眠口述自传》《萧乾回忆录》《季羡林自传》和刘绪贻的口述史《箫声剑影》都通过回首平生阅历,写出了所见所闻中的人生百态,以及波澜起伏的万千思绪,坦露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阔大襟怀;李德复的《不言放弃》记录了自己在动荡年代里背负“一个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后代”的沉重政治压力,仍然不甘沉沦、“好胜,性子急,又好喜功”,终于通过写作改变人生的心路历程;唐翼明的《时代与命运》也是饱经坎坷、矢志不渝、终于等到云开雾散、机会降临、命运巨变的传奇记录……在动荡的岁月里咬牙挺住,以顽强的生命意志与厄运抗争,是古往今来许多有志之士的共同成功经验。

上述作品足以回应这样的质疑:中国的士魂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

社会问题历来是非虚构文学关注的焦点。从当年夏衍的《包身工》到1956年“百花齐放”潮流中“干预生活”的一些“速写”,再到八十年代中“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激起广泛的回响,都显示了非虚构文学参与改革进程的力量。

阅读报告文学给人留下思想震撼和情感波澜——乔迈的《希望在燃烧》、麦天枢和张瑜的《土地与土皇帝》中对基层一部分官员腐化堕落、鱼肉百姓的揭露,发出了忧患深重的呐喊;霍达的《民以食为天》为种粮人吃亏、粮农减少的忧患呐喊,这呼声多年后还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再度响起;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展示了贫困与环境破坏、人心麻木的联系,发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只能充满忧虑的时代”的呼声;贾鲁生在《性别悲剧》中对于“为什么农民很容易成为‘地主’……成为‘资本家’却很难很难”的思考也别开生面;孟晓云的《中学生三部曲》让中学生的独特价值观、心理学呈现于世,呼应了关于“代沟”的讨论,还有张敏的《活狱》对精神病人的关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个人怎样才能不使他的心灵成为他自己的牢狱”的发问;还有朱晓阳的《盲流中国》、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对“人们挣脱锁链,却没法行走”的叹息……思想的解放使作家们勇于直面重重的社会难题、人性困惑,在走出谎言的迷津的同时,开启了思想的探险。

一直到1990年代,“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热潮似乎退去,可仍然不乏有责任感的作家继续探询社会的痛点: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中国贫困警示录》都提醒在世俗化浪潮中“奔小康”的人们不要忘了那些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同胞;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大国寡民》聚焦于社会生活中强权绑架民意、弱民维权艰难的乱象,燃烧着为民请命的激情;赵瑜的《马家军调查》深入剖析了体育界光鲜后面的隐患,浸透了凝重的思考;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披露了贫困大学生艰难求学的心酸,感人至深……2000年代以来,一合的《灵与肉——李真的堕落和忏悔》暴露了当年的“河北第一秘”的腐败、疯狂,是反腐的警示录;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是作者潜入传销团伙,揭秘欺骗与洗脑是如何催生出绵绵不绝的病相,从而感慨“所有传销者都有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他们无知、轻信、狂热、固执,只盯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却看不见近在眉睫的事实。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肖像。传销是社会之病,其病灶却深埋于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之中”,可谓振聋发聩;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聚焦农村自杀现象,揭示了人际关系矛盾的难以理喻与亟待关注;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都展现了各地乡村社会积重难返的许多问题,令人感慨……这些作品产生的热议表明:报告文学干预生活、影响舆论的功能不可替代。

社会在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回避只会导致危机,只有直面、回应,才是人间正道。

回望历史,永远是中国文化的心结。“二十四史”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无数“咏史”的诗篇,还有当代层出不穷的历史题材小说,都是这心结的证明。回望,有时意味着“寻根”;有时意味着“以史为鉴”;有时又能够重新打捞起被遗忘的往事,使人们重新认识历史与传统。在当代的非虚构文学中,历史题材也占了相当的比例。

例如“革命史”文学的丰收。有所国心、董滨聚焦“将军县”——红安的报告文学《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写出了那些将军的打拼历程、豪爽性格、故乡情怀;有权延赤的《走下圣坛的周恩来》《龙困——记贺龙》《女儿眼中的许世友将军》《女儿眼中的父亲》等系列描绘老一辈革命家传奇人生、特别性格的纪实,以及刘爱平刻画周志坚将军英雄性格的《将军之路》,也都彰显了那些革命家、军事家的个性魅力与命运起伏;有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毛泽东与蒋介石》《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等等还原历史风云、感悟历史玄机的厚重之作;也有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枪杆子:1949》,王树增的《抗日战争》《朝鲜战争》等等真切展示战争波澜壮阔进程的气势恢弘之作;还有何建明、厉华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那样进一步发掘“红岩文化”的作品,在探讨信仰与人心的奥秘方面凸显出相当的心理深度,为当今社会讨论信仰与诚信的话题提供了饶有新意的思考。这些作品,既写出了革命的伟大,也写出了历史的多变;既写出了革命家的英勇无畏,也写出了他们的丰满性格,体现出后来人对革命前辈的尊崇与不断深入的认知。写这样的历史纪实,使得中国现代革命史显得更加生动、鲜活、复杂,也为和平年代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增添了崇高与悲壮的浓墨重彩。

又如在“知青史”与“抗战史”文学写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的邓贤,他的《中国知青梦》《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系列还原了知青一代人的苦难与抗争、业绩与牺牲,是当代“知青文化热”的重要成果,也可以算作当代“革命史”的组成部分;而他的《大国之魂》《落日》《黄河殇》等史诗之作从历史的灰烬中发掘当年的抗日远征军、淞沪抗战、花园口掘堤事件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在重新认识抗日战争史的同时也表达了后来人对于历史、战争、民族魂的新感悟。此外,“70 后”作家丁三的《蓝衣社碎片》对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深入探询、《精卫填海》对汪精卫从反清义士到大汉奸的人生巨变的深刻揭示,以及张军的《蒋介石五大主力兴亡实录》《陈诚:1940—1943》对国民党军和历史人物另一面的深入披露,也都笔走龙蛇地写出了历史的峰回路转、风云变幻,显示了青年作家重新认识历史的复杂、诡异的特别旨趣。

还有无数“个人史”的写作——通过对自己生命历程或亲戚朋友的回忆,还原茫茫人海中自己的纷乱见闻与人生感悟,感慨世事浮沉,也表达出对自己经历的珍视。刘心武的《私人照相簿》《树与林同在》回首亲友往事,笔触一往情深,意味绵长;老鬼(马波)的《血色黄昏》《血与铁》充满了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审视与感叹,是众多知青回忆录的代表作;电影明星刘晓庆的《我的路》《我在毛泽东时代》在回首往事时心直口快的风格,充满率真的情感和跃动的才情;电影导演陈凯歌的《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显示了对于动荡岁月的独特观察与思考,耐人寻味;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的回忆录《人生如戏——新凤霞回忆录》有对童年刻苦学戏的追怀,也有对众多文化名人的回忆,文风清新,令人难忘;阎连科的《我与父辈》《田湖的孩子》回荡着对故乡父老、儿时玩伴的无限缅怀与思念,是无数走出乡村的人们频频回首往昔、心潮起伏的一个缩影,也是故乡历史的难忘片断。个人史,因为是普通人的平凡经历而更富有民间色彩和平民文化底蕴,与名人回忆录显然有所不同。当代随着各种民间活动的增多,许多“知青回忆录”“校友回忆录”层出不穷,虽然文学水准参差不齐,也都是当年峥嵘岁月的民间记忆,是动荡年代里相濡以沫友情的结晶,也是平民历史情怀的丰富显现。

上述作品,在当代的非虚构文学中显得特别厚重,既富有历史的厚重感,也回荡着历史的恢弘之气,常常赋有史诗的品格。没有长期、深入的体验与思考、研究,很难做到。

笔者特别喜欢“行万里路”,因此对描绘各地文化风情、历史掌故的非虚构文学情有独钟,就如同我同样喜欢读那些讲述各地风土人情的小说、散文一样。

例如贾平凹的《商州三录》,是写故乡风土人情的散文精品,也是万花筒般引人入胜的乡土纪实。贾平凹还有《老西安》一书,讲述老西安的古往今来、文化魅力,读来引人入胜。与《老西安》一起问世的,还有流沙河的《老成都》、陆文夫的《老苏州》、吴亮的《老上海》、叶兆言的《老南京》、池莉的《老武汉》、于坚的《老昆明》,都散发出隽永的怀旧气息,焕发出都市文化的异彩,令人神往。多年以后,叶兆言的《老南京》升级为《南京传》,与叶辛的《上海传》、叶曙明的《广州传》、胡野秋的《深圳传》、邱华栋的《北京传》一起,再度掀起寻老城市之根的热潮,进一步凸显了为城市立传的当代文心。此外,还有韩作荣的《城市与人》,也是一部特色鲜明的“长沙传”。而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则讲述了老上海一个个散发出“洋场”气息的女性故事,如一帧帧历史的老照片,别开生面;同时也成为当代女性文学的一个看点。在这些都市的沧桑故事中,中国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民间气息、生活魅力扑面而来。中国文化的活力,常常体现在民间充满诱惑力的烟火气、人情味和丰富多彩的活法中。

都市故事之外,江西作家胡平的《千年沉重》一书令人难忘。该书在回首江西千年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发出了江西宋代的文风鼎盛为什么后来会渐渐消沉、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江西为什么会滞后的质问,使此书富有思想的冲击力,具有文化启示录的意味。而旅藏作家马丽华的《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三部曲则在浓墨重彩描绘了西藏的大好风光、淳朴民风的同时,还深入体验了藏文化的神秘与神奇,加上藏族作家阿来的《瞻对》对西藏康巴地区新龙县人民抗争历史的蓦然回首,都是当代“藏文化热”的可喜收获。云南作家于坚的《云南这边》,在记录行走云南各地的所见所闻的同时,表达了在当今之世对边地文化的欣赏与痴迷。这些书开辟了为省区文化作传的新园地。中国自古就有“秦中自古帝王州”“山东出将,山西出相”“燕赵悲歌”“天府之国”“荆楚饶劲士,吴越多秀民”“无徽不成商”“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无湘不成军”的种种传说,加上“徽骆驼”“湖南骡子”“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民间俗语,都体现出“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意识。应该有更多研究省区文化历史、描绘省区民风民俗的厚重之作产生,发掘各地鲜为人知的文化底蕴,宣传五湖四海气象万千的地域文化。

笔者注意到,连关于县份文化的书也出版了几本,如汤世杰的《灵息吹拂——香格里拉从虚拟到现实》《走中甸——香格里拉的悬念旅程》就渲染了中甸(香格里拉)的美好传说与神秘文化,令人向往;叶广芩的《老县城》记录了作家与陕西周至的深厚缘分,透出厚土的浓郁生活气息;彭见明的《平江》介绍了那片土地上的美好风光与历史风云;于坚的《建水记》也深入那里的角角落落,将一座县城的民间记忆、宁静氛围呈现于读者眼前……这些书显然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手册,字里行间浸透了作家深入民间、发掘文化、感悟人生的缕缕情思。此外,汤世杰的《殉情之都——见闻、札记与随想》对丽江纳西族传统殉情文化的描绘也弥漫着对于生死与独特文化心理的无限感慨,令人难忘。

也有为一条大河作传的长篇非虚构文学,如潘大明的《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就讲述了淮河文化的变迁史,那里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那里的人文氛围醇厚绵长。这本书令人想到很有口碑的电视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话说黄河》,也想到曹锦清那本《黄河边上的中国》,在那本通过田野调查的丰富材料思考“三农问题”的书中,“我们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却对黄河、黄河文化缺乏真正的研究。真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慨足以引发对各地“河流文化”的无限遐想。应该有更多的有志者加入到为河流、还有名山作传的行列中来。写出了地域文化的千姿百态,也就写出了传统文化的多元与无穷活力,写出了活力常在的“中国特色”。所以,可以说,越是地域的,才越是民族的。

这些佳作中,好些常常被称为“大散文”,其实也是非虚构文学。这样的非虚构文学时而闪烁着民间文化五光十色的异彩,时而浮现出关于文化与人心的深长哲思,都足以触发关于“什么是传统”“什么是民间”“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根”的丰富感悟。时代在加速告别过去、奔向未来,许多人已经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的家史、村史、城市史的前世今生。这时,这些努力搜寻历史的记忆、还原过去的生活场景、让情感有所寄托、心灵有所安顿的非虚构文学就成为一座座文字的纪念碑,与那些“文化小说”和纪录片一起,让往事赋有更长久的生命力。中国的民间文化无比丰饶、充满生命的活力、生活的情趣,而迥异于正统教育的一本正经、官场“潜规则”的阴暗变态。

非虚构文学的写作形态也如百花齐放、不拘一格——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那样的“全景式报告文学”,多角度、多侧面记录那场天灾的方方面面:地震的难以预测、死者的绝望、生者的顽强自救、趁火打劫的犯罪、孤儿的泪水……可谓五味俱全,令人感慨万端。一直到二十多年后,汶川大地震的救援者中,还有志愿者带上此书,作为抗震救灾的“教科书”。还有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高晓岩和张力奋的《世纪末的流浪——中国大学生自白》、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那样的“口述实录文学”,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讲述,原汁原味地还原普通人的各种生活经历、各不相同的生命体验,如万花筒一般令人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更多的,是不止于记录,而是在记录中融入各种思考与议论的夹叙夹议的风格。在非虚构文学的议论中,作者观察社会问题、思考问题症结、提出独到见解,是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丰富的知识背景和相当的学术素养作底色的。因此,许多非虚构文学的名篇都浸透了作家的责任感、思想力与学养。三十多年前,评论家雷达就认为:报告文学的力作“都体现了对新的理性的追求”,作家乔良也指出:报告文学作家“在起一种百科全书的启蒙的先驱作用”[1]。这样的评论,道出了具有思想力的“议论”在非虚构文学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可见,非虚构文学绝不只是一种文体。比起小说的含蓄,它更有直抒胸臆的冲击力;比起散文的凝炼,它更有汪洋恣肆的气势;比起调查报告,它又更富有文学的感染力。它的确是一种富有思想力、感染力的存在。

因此,非虚构文学不断走向兴旺。从当年的《报告文学》杂志到以报告文学为主打的、一度蜚声文坛的《文汇月刊》,再到后来的《中国作家》“纪实版”、《人民文学》的“非虚构”专栏,都体现出这一趋势。正是在非虚构文学的一阵阵浪潮中,当代文学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从前,从未有过一个时代,有这么多写作者投身于直面现实与历史的洪流中,写出群星璀璨、精彩纷呈的纪实力作。

任何浪潮都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由于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的假象与不实传闻,也因为各种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利害盘根错节,围绕非虚构文学的争讼也时有所闻。有的报告文学作家因此惹出了麻烦与官司,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仍然有许多有待开拓的新题材、新园地等待着更多的有志者去关注、去发掘。不仅仅是为了宣传,更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文化的奥妙、命运的玄机;也不仅仅是为了重复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更是为了拓展读者的视野、开启智慧的门窗。因此,在当代的非虚构文学已经走过了七十年的漫长历程、无数作品已经汗牛充栋之际,如何让那些有口皆碑的经典作品走进课堂、走入普通读者的阅读生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笔者在给大学生、研究生上课时,常常会特别讲到一些有关名篇;在应邀为一些媒体开的讲座中,也会希望那些非虚构文学的经典能够开阔记者、编辑的思路。笔者的力量是微薄的,但每当听众中产生了令人欣慰的反馈,笔者都觉得还应该不断获取新知,为不断普及相关的教育聊尽绵薄之力。笔者也写过关于非虚构文学的文章,例如《这里是非虚构文学的重镇——当代湖北及武汉地区非虚构文学的几大看点》一文,在《写作》杂志2019年第3 期发表后,就被上海澎湃新闻网转载。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关注非虚构文学的发展,也衷心期待非虚构文学能够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产生出更多的佳作名篇,使当代史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气势开阔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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