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患与覆灭:民国时期宁夏的匪患与新中国的剿匪

郑彦卿,郑晨阳

(1.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2.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宁夏 银川 750001)

匪患是中国古代至民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宁夏地处西北，匪患成灾，人民群众尤受其苦。1929年天津《大公报》社评称“清末又屡乱，宣统三年，股匪陷城，死亡又数万人”(1)参见《大公报》，1929年1月7日。，“兵燹与天灾反复席卷农村，使大量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农民投奔绿林”[1]。对此，《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总结为：“宁夏自民元以来，数遭兵灾，农村凋敝，贼盗蜂起，劫掠抢杀，日有所闻，一夕数警，民不聊生。”[2]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才将为害多年土匪彻底消灭。

一、民国宁夏土匪的分布

民国时期，宁夏从南到北均有土匪盘踞，大的匪伙人数成百上千，小的股匪只有几人。南部六盘山地区山高沟深，林木繁茂，又是丝绸之路要道，历来有土匪盘踞。“民国年间,固原地区土匪遍地,能组织数百和上千的大股土匪头子既有数十人。”[3]“硝河城地方刻被大股土匪盘踞，约五六百人”[4]。龚家庄保卫团团总李杰率部前去围剿，被土匪在羊圈沟击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匪首杨子福(又写作杨自福，绰号杨老二)，“拥匪众1000余人”[5]，横行宁夏南北、陕西西部、甘肃北部地区。《甘宁青史略》载，自民国十六年，“寇氛四起，……陇北则王富德、杨老二(皆清真教)扰海原旁及打拉池、靖远等处。皆煽饥民为乱。”[6]。势力最大的王占林部，匪军“万余人”[7]。王占林原为河州驻军，1928年在“河州事变”中被刘郁芬击溃，窜抵固原为匪。中北部土匪多盘踞在乡间及山区，流窜于宁陕、宁蒙交界地区，著名的有张海禄、马绍武、郭永胜、杨耀峰等股匪。宁夏北部与内蒙古西部交界，统称河套地区。民国时期，今内蒙临河、磴口地区属宁夏管辖，“套匪”“响马”“群盗如毛，会匪遍地”，对过往商旅百姓“择其肥者劫杀之，弃尸原野，案萃如鳞”[8]。贺兰山地形复杂，是通往内蒙及华北的水路交通要道，平罗、惠农一带土匪多活动于此。1930年，惠农县“尾闸乡保卫团首领周墩子率保卫团部分成员携带枪支上山为匪，后与郭栓子合伙，自名为正副首领。1932年周被马鸿逵官军捕杀”[9]，郭永胜(郭栓子)取而代之，成为名噪一时的匪首。

二、民国时期宁夏土匪的危害

(一)攻城掠地，为害一方

民国初年,宁夏土匪蜂起，海原、固原、隆德、泾源四县及邻近地区被土匪霸占。由于土匪人多势众，当地驻军和民团难以抵抗匪徒的袭扰和进攻，县城多次被土匪攻破，官吏逃散，社会秩序失控，西海固地区成了土匪的“王国”。“国民军入甘号称援陕，10万大军过境麇聚，窖藏一空。未几，南口大批溃兵陆续又至，饥狼饿虎，竟相吞噬。”[10]“隆德城负高山，大而难守，自民国十五年至二十年，土匪陷城凡十一次。城垣崩溃，民居荒凉，每有事变，兵少则守不住，兵多则养不住，踞城亦无可恃。”[11]泾源县8次被土匪抢掠或攻占[12]。1929年冬,隆德县县长组织全县民团2000余人,赴单家集进剿王富徳股匪，被匪包围,突围中死伤100余人。1930年 2月,王富徳自命旅长，占据海原县城。马鸿逵令81军派员与其谈判，王富徳不谈、不退，到1931年才被收编。1930年2月15日晚，河州土匪穆夫提率众攻破海原县城，县长司徒清换上了便服，夹杂在人流中窜进北大寺，系绳越墙而逃。土匪大肆抢劫后出城逃窜。[13]“4月5日，土匪王占林再次攻占县城，民团固守，未果，抢劫四乡，杀人近千。”[14]11月11日,土匪杨子福纠集各路土匪5000余人进攻海原县城，守军戴春峰旅长率部坚决反击，土匪撤离。1931年，陕西土匪张应坤率众千余由静宁偷袭化平，驻军马玉麟营长率部抵抗，因寡不敌众，退至崆峒山。张匪肆虐五日，民众逃往深山，饿死者甚多。

1927年至1932年是兵匪最猖獗的时期，官府打不过匪军，灭不了散匪，甚至妥协求和。1928年6月23日,大股土匪围攻隆德城,经中间人说和,付给土匪一大笔钱款，土匪离去。1928年从夏到秋,杨老二、惠彦清、王富德、吴发荣、马顺等率众2000余人,骑马800多匹，在固原各县,搜杀饱掠,“四野遭劫,陷为贼巢,民罹惨皆,无所孝免。烙老烤少,抢财拉畜,焚舍杀人,屠牛宰羊,红颜被污,尤掳姑妻,淑女受侮,因玷愤死。”[15]当年秋冬之际，由于南部山区各县加紧了防守，土匪杨子福带率2000余匪徒，从山区向北部川区转移，先攻陷同心城、大肆抢劫商号财物后继续北上。10月2日，杨老二相约当地土匪马鸿义、马建升、马树华等共同攻城分赃，守军寡不敌众，被迫撤出城外。土匪入城后，掠抢三日，烧杀奸淫，毁坏民房、庙宇、官府等建筑不计其数，百姓伤亡众多，仅商号损失3万元以上。11月攻陷惠安堡等地，烧杀甚残，继而围攻花马池，军民奋力抵抗七昼夜，定边驻军闻询来救，土匪撤离。杨老二匪军所到之处，使用红烙铁烤等手段抢劫财物，伤害百姓。“日前大雪，有难民男妇老幼六人，从东来被杨老二部搜括殆尽，又以投宿无所，冻死灵武。”[16]1929年,吉鸿昌部奉命南调，消息被杨老二得知后，于4月下旬，约余正明、李生福等几支匪军约3000余人，强占了吴忠堡。5月，得知驻防灵武的兵力不足200人,杨老二率步骑400多，分两路进攻灵武城。驻军刘志远率部出城追击，打死打伤匪徒20多人，俘获匪徒80多人押回县城处死。

宁夏北部与内蒙交界，这里土匪众多，尤以赵半吊最为残忍，“赵手下匪众有枪1300多支”[17]。匪徒对待抢劫对象，“用燃红铁通条贯入人耳，名‘打电话’。又用铁锹着火通红,令人裸身坐之，名‘坐火车’,众匪围赌,令妇女裸体仰卧，以为‘宝毡’,赌之胜者,妇即归其奸宿。或有贞节抗拒者,即以沸油灌入各窍,立毙。”[18]平罗、惠农一带自清末至民国就有土匪出没。1931年，郭匪与张怀忠、牛占元等率匪徒100多人，抢劫九泉子董生华家，获白银1000多两，大烟一罐，并将董枪杀。1934年，郭匪又率100余人洗劫了吕家堡一家商铺，抢走大量物资。

(二)拦路抢劫，民不聊生

土匪在商旅必经的道口、河口等地方设置关卡，敲诈勒索。“甘肃既全省旱灾，宁夏又匪患未靖。最近所闻，盐池县城，尚陷匪手，致陕北、宁夏之交通，受其梗阻。”[19]1927年-1932年固原沦为土匪巢穴后，交通阻隔，商旅断绝。直到1932年9月,陇东绥靖部队和民团合力剿杀盘踞六盘山的土匪，斩杀70多人,将一头领头颅悬于隆德城东门，土匪四散。因匪乱封锁的六盘大道始开。中部黑山峡是甘宁交界，黄河水运重要渡口。1935年范长江记到，“此峡为甘肃宁夏两省之交界处，过去数年皆为土匪变兵盘踞之地，下水皮筏十九皆被劫洗，甚至伤害旅客生命”[20]。1932年底，林鹏侠从从银川过贺兰山到定远营，沿途不见人烟。她调查发现三关口已被土匪占据，“有匪四十余，离此约三里之遥，通定远营之峡口，已为所据，村人皆散匿矣。不宜前行，以投虎口”[21]。平罗、惠农一带山口、津渡、交通要道被周墩子、梁凤惠、郭栓子等控制，商旅为之裹足不前。

土匪烧杀抢掠，老百姓不堪忍受欺压抢夺，纷纷出逃躲藏，流离失所，致使田园荒废，经济凋敝，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三、宁夏土匪的构成与谋生方式、组织纪律

(一)土匪构成

“如果按土匪所从事活动性质或身份的不同划分，那么可以划分为积匪、义匪、兵匪、外籍土匪和政治土匪等不同类型。”[22]宁夏土匪可分为积匪、政治土匪和兵匪三类。

积匪在民国时期遍布宁夏全境，主要由不愿自食其力的地痞流氓构成，从单个到几人不等、以匪为业，专门从事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绑架勒索的勾当，其所到之处“匪不落空”，不分“富汉”“穷汉”，见什么抢什么，连一把新买的筷子都不会放过。农家有稍好一点的家什，都会用窖藏起来。

政治土匪是指那些为了升官发财，被官军招抚、授以军职，给以军队编制和番号的土匪，以及先是军人，新中国成立后极端敌视人民政权，不愿投降、接受改造，占山为王的匪徒。宁夏北部的郭栓子部，临河、磴口的杨猴小子，盐池、同心、海原一带马绍武、张海禄部，吴忠地区杨自福等即属前者。后者主要为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官兵，代表人物有活动在同心县的原马鸿逵部骑兵团长马万荣，纠集匪徒40余人自称“游击大队”；原马鸿逵部团长田风翔纠集匪徒40余人流窜活动于中宁米钵山；活动在固原的马鸿逵部团长海连玉股；活动在海源原马鸿逵部八十一军连长马少俊部30余人等。

兵匪一般指被裁撤的军队、溃败或哗变士兵因生活无着而沦为土匪，以及脱下军装，变为土匪的士兵。民国时期祸害宁夏的主要是兵匪。1916年，河套匪军卢占魁派金占魁为开路先锋攻打宁夏，“官军民团蹙之，枭金占魁于阵”[23]。1917年，伪皇达尔六吉率伪御林将军高士秀等数千匪众进犯宁夏，盘踞贺兰山。3月，马鸿宾、马腾蛟在贺兰山将伪皇帝达尔六吉及军师、统领、营长，部属二百余捕获，“自伪皇以下首要19名，处以死刑;次要30余名，处以徒刑；妇孺眷口20余名，资遣归籍;从犯100余名，髡为城旦百日,工满抵死省释”[24]。苏雨生，内蒙古萨拉齐人，大青山一带的土匪。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苏雨生部被国民军编为骑兵第四师，苏任师长，下辖三个旅。其中第七旅为匪兵，旅长是为匪多年的马大牛。苏雨生调任宁夏省城城防司令后，该部驻防宁夏省城。1930年初,苏雨生经固原到平凉接防，中途被占领固原城的甘军李贵清和中宁冶成章团的阻击，双方开战，老百姓苦不堪言。1929年10月，驻守灵武的刘志远率部随吉鸿昌撤离宁夏，参加中原大战，原被吉鸿昌收编的各路杂牌军队占据一方，拥兵为匪。“灵武至崇兴由韩进禄占据，吴忠地区由杨自福占据”[25]。1929年冬，受冯玉祥指示，马廷贤由山西到宁夏灵武召集韩进禄返甘，韩进禄以不被重用为由故意与马鸿宾闹翻，于1930年4月，率部撤离宁夏。撤离前马廷贤与韩进禄密谋在灵武崇兴寨召开会议逮捕了杨自福。“韩进禄押着杨自福离开灵武，行至途中(甘肃天水)，杨寻机逃跑。”[26]1931年杨自福被马鸿宾收编，任国民党三十五师一零五旅副旅长。1929年被击溃的马仲英部，“1万余部众分为六股，各自为政，变兵为匪，其中一股由旅长韩进录(禄)率3000人扰乱灵武，一股由师长马存良率数百人驻金积”[27]。6月，“一旅由雷正邦率领驻防中卫城”[28]。1929年11月，“马谦部(4000多人)为新任宁夏省主席马鸿宾收编”[29]。马谦带小部分人马西走甘肃河西，任甘州警备司令。

(二)日常生活与谋生手段

《甘宁青史略》收录了一段土匪的歌词：

接太太来驮洋钱，骑上大马回家园，一辈子够了吃穿。我们的军队没徽章，拉着富汉要款项，驮洋钱还要姑娘。听说你的银如山，进得门来不给钱，打皮鞭还烧铁锨。说是官兵不发饷，说是土匪不放枪，到晚上偷着下乡。拉住富汉烤银子，拉着穷汉补名子(拉人为匪)，为姑娘去攻堡子。骑大马来背长枪，富汉门上要款项，大姑娘驮在马上。打異一枪又一枪，来复枪实在不美当，水连珠一打两响。[30]

这是土匪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土匪为了自身的生存一般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行规，不抢劫当地百姓或同伙家庭。不少人为了家庭、家族人身财产的安全，被逼加入了匪伙。有的人农闲时为匪，参与土匪抢劫以及干一些杂务分得一点赃物，农忙时回家务农。有的常年在家充当土匪的耳目，打探消息、购买物资，筹集给养。有的土匪家就是土匪下山休息，聚会的窝点。土匪大多住在深山老林、荒郊野外易守难攻，不易被人发现的山洞、废弃村庄或庙宇里。也有自建堡寨或霸占他人住所建为匪巢的。绝大多数土匪没有妻室儿女，只有匪首娶有妻妾。土匪的饭菜平时主要是馍馍和饼子等干粮冷饭，抢到酒肉后肆意大吃大喝，外出时都带有在炒面和水壶。土匪大都嗜赌,多是内部赌，有时也下山赌。土匪的装束五颜六色，五花八门，抢到什么穿什么。小股土匪主要以拦路抢劫，打家劫舍为主。大股土匪，多是武装土匪，依靠武力，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经的道口、河口、山门等地方设置关卡，对货主、商旅货物提成，在自己盘踞的地盘上以保商、护路名义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匪军以收取军费名义硬性向百姓、富户征粮派款，随派随收，稍有抗拒，即遭打杀。有的土匪有预谋的进行绑票，票价高低依被绑者家庭富有程度而定。“1928年3月14日，孙连仲手枪营兵变，部分变兵窜入中卫，将县长吴福申及商会会长劫持到沙漠索银。”[31]此外，武装大肆抢劫，抢劫对象一般为富户、商队，甚至相约武装攻打有防卫的村寨、集镇、官署。1928年杨自福，约其它匪伙共同攻打灵武城，相约按出兵多少，功劳大小分赃。1929年春,住在吴忠金积堡大富商许奎武家中的匪军,夜晚将主人吊起拷打,搜箱倒柜,掘地三尺，索掠财物。还有的开设赌场、贩卖鸦片、走私枪支弹药及其他违禁物品谋利。土匪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绝大部分土匪过着有今无明、饥寒交迫的生活。但匪首却不一样，他们多吃多占、强取抢夺，集聚了大量家产。如郭栓子，1949年宁夏解放时已成为家财万贯、富甲一方的富翁。有水田100余亩，宅院2处，40余间，骆驼200多峰，羊1200多只，骡马牛车等大牲畜、大农具俱全，雇长工20余人。

(三)组织与匪道

小股土匪一般由数人到数十人不等，有一个头目带领，结拜弟兄结成匪帮，在宁夏各地有几十股。他们在小范围活动，经常为了地盘和利益火并兼并，此灭彼生。大股土匪一般由小股土匪联合组成，匪徒共推势力较大的一股匪首为大头领，其内部组织多是按军队编制而成，他们自封为司令、师长、旅长、团长、队长等职。土匪内部有着四盟约、八赏规、八斩条等严格规定。“四盟约为:严守秘密;谨守纪律;患难相共;与山同休。八赏规为:忠于山务者赏;拒敌官兵者赏;出马最多者赏; 扩张山务者赏;刺探敌情者赏;领人最多者赏;奋勇争先者赏;同心协力者赏。八斩条为:泄露秘密者斩;抗令不遵者斩;临阵脱逃者斩;私通奸细者斩;引水带线者斩;吞没水头者斩; 欺侮同类者斩;调戏妇女者斩。”[32]但是这些条款只是盟誓时用，没约束作用，从没人遵守。如活动于宁夏盐池一带的土匪赵清彦，抢夺惠安堡张姓女子为妻。乡村大姑娘、小媳妇为躲土匪常常把脸抹黑，甚至毁容。土匪入伙一般要求入伙者要有舞枪弄棒、偷鸡摸狗等技艺、身体健壮、人比较机灵、有人介绍担保，经过类似秘密结社的考验通过后方可拜香入伙。在入伙或有重大活动时都要盟誓、赌咒，对违背土匪纪律的，惩罚极为残酷，轻者受皮肉之苦，重则肢残窍毁、甚至毙命。土匪内部有着详细的分工，大股土匪内部有书写公文的文书，掌管银钱的会计、做饭的厨师、喂马的马夫，以及缝补衣服的裁缝，刺探情报的侦探等。土匪为了活动的隐秘性，常用黑话暗语联系。大多数土匪到年老体衰干不动打家劫舍的勾当时或者家里出了非要回家的，需要办理退伙手续，方可下山，另谋生路。一般小喽喽，不在官府通缉名册的都就回家从事农耕。匪首，特别是劣迹斑斑，作恶多端的匪首，不敢回原籍，利用为非作歹时的积蓄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另谋生计，终了一生。也有的终身为匪，如1950年剿匪部队将郭栓子部旅长杨格娃捕获，“杨格娃已66岁”[33]。

四、民国政府对待土匪的策略

面对日益严峻的匪患，民怨沸腾，舆论声讨，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整治防治土匪。

(一)收编匪军及杂牌部队

1930年，蒋介石招抚西北反对冯玉祥的地方武装以及匪军，委任王占林为讨冯第六路司令，马廷贤为“甘肃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马廷勷为讨冯十五路军总指挥。1931年，土匪“王富德被国民党收编为甘肃陆军第一师骑兵旅，并任旅长，占据海源县城。”[34]1932年 5月,杨虎城派十七路军四十九师师长杨渠统(杨子恒)为陇东绥靖司令部司令，收编了今宁夏南部海原、固原一带的杂牌部队，地方武装以及大股土匪。[35]与此同时，马鸿逵对于散居各地土匪能剿灭就灭，剿不灭的就派员收编，从南到北的几股有名的土匪杨老二、郭栓子部等都被马鸿宾、马鸿逵收编，兵匪作乱暂平，但匪患并未根除。

(二)编制保甲，加强基层统治

1934年，民国政府推行保甲制，马鸿逵迅速组织动员全省推行保甲编制工作。1935年7月，“全省共编制642保，8471甲，辖123715户，人口1002876人”[36]。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各县组织纲要》推行以自治为主的新县制，保甲制和新县制建立起来后，对于防备匪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组建民团

为了防御匪盗，北京政府于1914年颁布《地方保卫团条例》，命令各省县可设保卫团，一些地方有乡绅富户发起开始组建乡民自卫武装组织。1927年甘肃省政府政府颁布了《保卫团条例》和《剿匪清乡办法》令各县组建民团。民团县一级设团总、镇设正副团头，村设牌头一至二人，自备刀枪，每月扬团(训练)一至两次。民团团丁多无枪支,多用刀矛,经费由百姓分摊。“固原县办起民团30余支,隆德民10余支，化平县4支,海原县数支。”[37]川区各县也都组建了民团。民团互不隶属,但互相呼应防匪剿匪。民团人数百十人或数百人不等,步骑兼有,枪支马匹来源不ー。民团建立后充当剿匪主力,零星及小股土匪基本被肃清或击溃,但对于大股土匪大多是将土匪赶出地界了事。固原出现了一些地方团练组织，如卢广业、祁占成、杨振铎、马永贵、海廷书、海连鱼、海映川、王思举、王克勤、杨清华、王进喜、李义和、马耀武等。

(四)修筑堡寨

为了防备土匪袭扰，老百姓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修筑堡寨的自卫活动。家族大户,打筑堡寨，有的一户修一土寨,有的合伙修一土寨。聘请懂军事的在农闲时组织青壮年练习瞄准打靶、攻守进退等。自订公约:“一寨有事，寨寨相济;寨匪扰，各寨互援。”当时宁夏全境堡寨林立，最典型的就是中卫县恩和堡、固原县黑城祁家堡。恩和堡是闻名的商品集散地，居住一百十多户人家。为防御土匪抢劫，几家大户将周围群众组织起来修筑堡寨相连的防御工事。固原黑城祁家修筑有外城和水壕构成的堡子“可容纳两三千人”[38]。1934年，泾源县县长杨天柱组织民众修筑碉堡60多座，在堡子山修筑又高又大的天柱堡，内驻民团防匪。山区百姓家修筑暗窑、高窑，川区修夹墙、暗房，每遇土匪来抢躲藏起来。遍布乡村的堡寨对于防备土匪袭扰，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宁夏土匪的成因

(一)自然灾害频发

民国时期，宁夏地震、干旱、洪涝、雹灾、大风沙尘，低温寒潮，虫灾疫情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民众无以为生，是成为土匪的重要原因。“本省傍近匪区，加以冬防吃紧，匪徒尤易活跃。”[39]1920年“海源大地震”，“西北五十多个县受灾，死难20多万人受灾，压毙牲畜无数”[40]。1929年，西海固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发生大饥荒，史称“民国18年大年馑”。当时的匪旱灾情报告载：“固原连年荒歉，十室九空，加之土匪迭次骚扰，所至麋烂，人民困苦已极。始犹食糠蓖油渣，借延残喘，刻下此物亦皆罄尽。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饿毙者举目即是。鬻儿卖女者，到处皆然。出外求食者，不知凡几。惨状实不忍睹。非多数分配赈款，方以免尽填沟壑之虞……灾民51440人。”[41]政府虽然组织了救助，但与灾难造成的实际需求相比只是杯水车薪。中北部虽有“塞上江南”之誉，但由于水利年久失修，生产设施、技术落后，每遇洪涝、雹灾、大风、低温等气象灾害，农业歉收，农民困苦。而此时，国民军依然加紧拔壮丁、筹饷，逼民铤而走险，走上了为匪作乱的道路。

(二)政局动荡，荒政跌出

宁夏从建省肇始政局一直不稳，且荒政跌出。从邵武军进驻宁夏到甘肃易督风潮，再到马鸿宾主政宁夏，国民军经营西北，一直到马鸿逵经略宁夏无不以扩充自身实力为己任。1929年1月10日,宁夏建省,西北军第七军军长门致中任宁夏省主席。4月,马仲英从定远营进入宁夏,攻占宁夏省城40日,死亡1000余人,门致中逃跑。5月,西北军第十一师师长吉鸿昌率部进攻占据宁夏的马仲英,马仲英战败，于6月7日退出宁夏城，逃至石嘴山，部队先被吉鸿昌，后被马鸿宾收编，马仲英自己去了北平。1929年7月,吉鸿昌代宁夏省主席。10月吉鸿昌离宁,指定民政厅长马福寿代理省主席职权。1930年1月,冯玉祥委派马鸿宾为宁夏省政府主席。1931年1月15日，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代理甘肃省主席，宁夏省主席暂由马福寿代理。1932年9月，蒋介石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民国年间，门致中、马福寿、马鸿逵、马鸿宾、马敦静等轮番主政宁夏，宁夏政权多次更迭，但换来换去，本质未变，都是军阀统治，带来的都是战争的冲击和社会秩序的失控，不少溃散士兵加入土匪行列，很多武器散落到土匪手中，致使土匪四起，到处行凶抢掠。

马鸿逵统治宁夏十七年，穷兵黩武，荒政跌出。一是横征暴敛。除田赋、工商各税外，还征收名目繁多25种杂捐，从1933年到1937年，5年时间，“宁夏省的税收上涨了240%。”[42]税收达到了农民负担的极限，农民无隔夜之粮。自耕农破产，土地兼并加速，土地逐步集中到大大小小的地主、富农手里。马鸿逵家族拥有上等水田1800亩，滩田湖地千余亩，荒地5000余亩，不纳田赋。失地农民只有到地主家扛长工、打短工，陷入了自然灾害—借高利贷—陷入赤贫—无力抵御自然灾害的生存怪圏。广大农民难以承受，纷纷外逃。据当时宁夏民政厅统计，1935年，全省人口1002876人，到1941年下降到73万人。二是群兵黩武。马鸿逵集团统治为了维护、巩固其军阀统治，大肆征兵扩充势力。1931年中原大战结束后，马鸿逵率十五路集团军三个独立旅，1200多人从河南回到宁夏。1933年，国民政府任命马鸿逵为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宾为新编35师师长，此时马鸿逵部属已暗暗扩充至20000多人，马鸿宾部属9000多人。1937年抗战爆发，马鸿逵打着抗战旗号，借机利用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兵役法》、《国民兵训练法》“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户不足三丁者，缴纳壮丁款以雇他人充兵役的规定，大肆征兵，甚至抓兵。1937年征兵7640名；1938年，征兵1763名；1939年，征兵4363名；1940年，征兵3228名。征兵数量逐年增加。1940年以后，每年征兵2次。1940年“全省壮丁总数为十四万一千五百。”[43]在一个不到百万人口的小省，马鸿逵就豢养10万大军。大量劳动力当兵，农田荒芜。三是为了筹集军费种植贩卖鸦片，鸦片泛滥成灾。清代宁夏鸦片种植面积逐年上升。左宗棠途经宁夏、甘肃发现“向来各省烟有偏灾，地方痞匪往往乘机掠食，或致成事端。”马鸿逵主政宁夏时期，“寓禁于征”，当时耕地总面积为1.828，750亩，烟亩占20万亩，占总面积11%，而全省烟民14万，占总人口20%多。[44]实际上只征不禁，鸦片种植日益泛滥。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吸食鸦片者增多，不少农民无以为生，加入了土匪行列。1922年，宁夏成立“宁夏道署禁烟罚办处”按亩征收“烟亩罚款”。1926年，全宁夏“烟亩罚款”达90万元。[45]后增加到180万元，造成全省遍地烟花，人民负担奇重。此外，吏治昏暗，贪官乌吏层出不穷，民冤无处申诉，有的农民被迫走上了为匪作歹的道路。

(三)兵匪一家，军匪互相转换

为惩治土匪，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11月颁布了《惩治盗匪暂行条例》；1928年11月又颁布《惩治绑匪条例》。1935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有不少惩治土匪的条款。1944年4月8日，国民政府又颁布了《惩治盗匪条例》，要求严惩土匪。但由于军阀割据，政令不一，军阀忙于争权夺利，为了扩张势力甚至招匪为军，中央政府法规形同虚设。于是军、匪这两个原本应该对立的团体，却成了互相转换的团体，甚至出现了“兵匪一家”的怪相。1929年春,马仲英攻占宁夏，被吉鸿昌击溃，不少溃兵即变身为匪。但是“1930年3月，马仲英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逆第十五路军第二旅旅长。”[46]1930年7月，马鸿宾任命马仲英为教导大队长。马仲英部马谦、韩进禄二人被吉鸿昌收编为军长，其它部署也被收编委以官职。土匪杨自福部数百人被吉军收编，杨自福被任命为司令，后又被马鸿宾收编。1933年9月，孙殿英西进青海，途径内蒙古，将拥有匪军千余人的杨耀峰(又称杨猴小子)招抚,编为一个旅，杨猴小子为旅长,不久提升为师长。1934年初，孙殿英将杨猴小子及部属带到宁夏，孙殿英被击溃后，杨猴小子率部哗变为匪，打家劫舍肆意抢劫之后，又窜回河套继续为匪作恶。1935年2月，绥远、陕西、宁夏三省的夹击，在陕西靖边九里滩将杨猴小击毙。1935年马鸿逵将郭栓子收编为平罗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保安篇”载：“平罗县，西山各堡，及宝丰附近，匪患尤炽，匪魁郭永胜，盘踞西山，一年有余，乘机劫掠，危害地方，每遇军队往剿，则鸟兽散，军队回防，则仍聚党抢劫，数次追剿，未能肃清，乃于二十四年收编，编为平罗保安队，该匪等尚知悔改，自收编后，即帮军队剿匪，甚为出力。”[47]马鸿逵派兵对郭栓子屡剿失利后，采取了以匪治匪的政策。1935年郭栓子被马鸿逵收编为平罗县保安大队。1937年，保安大队改编为独立营，郭为独立营营长，1938年又调升平惠贺兰山保安司令,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郭栓子及其匪众摇身一变成为官军。

(四)政府对于退役、伤残、溃散军人安置无力

民国时期宁夏地方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政权多次更迭，对于伤残军人安置抚恤无力，退役军人生活，安家没有着落。一些被裁撤或溃败的军人，哗变逃跑的士兵加入了土匪行列。宁夏土匪头目和匪众几乎都有从军经历，这些人都有军事技能，使土匪的战斗力大增。1929年马仲英部1万多叛军被吉鸿昌击溃后，有的被招抚，有的成了占据宁夏南部和陇东的匪军。1929年秋，平叛告一段落，国民军主力部队撤离固原,不少枪支弹药遗失民间,掉队的散兵有人加入匪伙,致使宁夏南部土匪蜂起。1934年1月11日-3月21日,国民军第九兵团司令,41军军长孙殿英率3个师6万人进攻宁夏，马鸿逵、马鸿宾30000多人，马步芳、马步青11000多人，“西北四马”联手在宁夏北部拒孙，孙马混战两个多月,孙殿英6万骑兵步兵，只有半数撤出宁夏，被傅作义、阎锡山全部缴械，除一部被傅作义、阎锡山收编外，余皆遣散，由于没有后勤给养，士兵武器四散，不少人落草为寇，成为宁北、陕北、绥西等地兵匪的主要来源。王剑萍《西北四马合击孙殿英的回忆》记载：“夏、朔、平、磴4县，被灾7.5万户余户，灾民45.8万人，炮火打伤及冻饿死者5384。”[48]

(五)地方警力不足，社会秩序失控

民国初年宁夏地方警力甚少，无力惩治匪患，维护社会治安。北洋政府时期，在各省设置省会地方警察厅，南京政府成立后，调整地方警察组织，建立省会公安局，隶属民政厅。当时宁夏省会设立4个公安局分局，389名警员，9个县设立公安局。但是，各县警察枪械较少，防匪治匪全靠吃穿自备的壮丁队。据20世纪30年代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各地方公安局的警察连同乡村保甲团平均不过100人。每个乡3到10人不等。由于人数少、装备落后，政局混乱和经费难以保障，始终未能担负起剿匪安民的重任。政府忙于向老百姓催粮要款，土匪人数由小积大,股数由少变多,气焰嚣张。出现了“官自官而民为民,被蹂蹦无所诉,受欺辱谁为伸冤。匪来不御，寇去不追……以无辜之编氓,成匪啖之鱼肉,欲生难安,求死弗快，兵匪交加，备极摧残之折磨。”[49]的惨景。由于政府惩治土匪不力，地方警力不足，治安防务空虚，致使土匪如同韭菜剪掉一茬又长一茬。百姓为了生存，甚至铤而走险，被逼加入土匪。甘肃省1928-1929年赈灾会电报称“土匪纷起，所过为虚，老幼息填沟壑，孺壮被裹为匪。”[50]出现了“跑土匪”现象，农民闻匪将临,扶老携幼躲入堡寨内,或钻入山沟躲藏。土匪出没无常,难以提防,常常误传匪至讯息,老百姓抛家弃舍躲土匪，也就是“跑土匪”。土匪未来，回至家中,财物被小偷洗劫一空。跑土匪,跑来跑去，家财尽失,生活无望,逼迫有的人加入打家劫舍的土匪行列，以致匪祸愈演愈烈。

五、土匪的覆灭

“解放初期，活动于宁夏境内的大小土匪由130余股，近万人，其中政治土匪70余股7000余人(包括当时属甘肃省管辖的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泾原五县)”[51]。从1950年起，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宁夏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剿土匪斗争。

(一)登记改造溃散军人、匪特

1.登记改造溃散的马鸿逵部属军人。宁夏和平解放签字前后，马鸿逵军队5万余人相继溃散，有近万枪支流散于社会，一些敌特骨干也随溃散军队退至银川周围，携枪四处流窜为匪。这是解放初期宁夏匪患严重的根源之一。1949年9月26日，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对散兵、游勇、非法武装登记处理办法》。绝大部分国民党军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登记，每天报到登记400多人。到11月，报到登记处理“散兵游勇4087人，计有将级军官3名，校级军官298名，尉级1190名。……和平解决官兵共计处理2960名，计将级38名，校级军官565名，尉级1510名。”[52]军管会还组织起义投诚原国民党军政高级人员参加训练班，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进行革命理论教育。经过登记、办学习班，事实认定等环节，除罪大恶极分子外，其它经教育改造，发给路费，遣返回籍。

2.登记改造国名党员和特务。1949年9月，国民党在宁夏设有省党部1个、县党部14个、区党部152个、区分部1101个，共有区分部以上委员4176名[53]。其中不少为国民党特务。宁夏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机关按计划作了潜伏部署。9月26日，军管会颁布《银川市国民党及马匪特务人员申请登记实施办法》，宣布“一切反人民之法西斯组织，一律予以解散，停止一切活动，如有故违，定予严惩”，敦促敌特人员交出武器、组织、电台、向人民政府报到。10月15日,银川市军管会公安处根据敌特动向,在全市范围内宣传党的宽大政策,号召敌特及马鸿逵的便衣人员自行报告登记。11月20日,银川市军管会发布公告公布《银川市国民党及马匪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责令国民党及马鸿逵政府特务到银川公安处登记。据统计“到1950年底，全省登记特务201名,其中中统军统特务98名，马鸿连便衣特务103名”。对于特务由管训队聘请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处长、科长等为教员，按“学习提高、坦白交代、最后结论”三个步骤进行了10多天的管训。管训期间集中学习我党的宽大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当前国内外形势等。最后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25名罪恶较轻，表现较好的人员，包括11名特务,依据我党的宽大政策，予以解除管训，发给遣返证和路费，令其回家务农,改恶从善。对罪行严重，认罪态度不好的特务分子，报经上级审定后，交由人民法院判处。在登记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对抗拒登记的8名特务骨干予以公开逮捕。

经过登记改造和安置，摸清了匪特底数，也堵住了国民党军人为匪作乱的源头，为彻底根除匪患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平息残匪作乱

宁夏大部分地区属于和平解放，一部分未投诚的匪徒未受到打击，他们与一些溃散不愿登记接受改造的马鸿逵官兵以及马鸿逵统治集团在逃离大陆时安置社会各个角落的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特务、黑恶、反动会道门头子互相勾结，利用当时国民党军队溃败时散落在社会上的大量武器,扩充自己的势力，组织武装暴乱。南部山区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山多沟深，地形复杂，交通闭塞。“当时共有土匪85股达数千人,其中固原和海原匪患最为严重。”[54]流窜在宁夏及周边的土匪主要有流窜活动在阿拉善地区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残部及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一旅旅长李守信网络国民党散兵两个师，1800余人[55]；活动在贺兰山西区马昌明、闫廷芳20多人；活动在同心的马绍武、马明全股30余人；活动在宁夏陕西交界盐池同心一带的王敬武股匪120余人；以骑兵为主的张廷芝股200多人马和盘踞在宁蒙交界的四股近1000人。[56]这些匪徒步骑兼有，武器装备齐全，除了持有手枪、步枪、轻重机枪外，还拥有掷弹筒1支,小炮3门、大炮2门以及无线电台。“同心境内的股匪主要是惯匪马绍武、杨百义、李成福、李文科(李大爪子)，及政治土匪张海录、马万荣等，匪众共达1100多人。”[57]1936年,马绍武率部打死打伤红军战士70多人。1949年9月,率部在固原县洼打死打伤游击队战士20多人。8月,在甘肃会宁县抢劫边区政府长枪50余支,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各一人。1950年1月中旬，拦截宁平公路，抢劫客商，在固原、海源、同心打家劫舍60多户，奸淫妇女，致使附近百姓纷纷弃家外逃，区乡人民政府受到严重威胁。 匪首张海禄，曾任马鸿宾81军206团团长，1939年退役，明面上在中宁县开大烟馆，暗地里与土匪、官军相勾连，做着为非作歹的生意。1949年8月，张海禄和他的副官纳自新公开弃业为匪，潜入中宁县曈卜郎，收集惯匪，散兵和枪支弹药，隐蔽在米钵山的石磨井，8月底他们在马鸿逵军用仓库盗出60多项武器弹药和一部电台。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向中宁进军，如同惊弓之鸟的马家军有一批军官投靠张海禄，不长时间张海禄就聚集匪徒170余人。张海禄“与海源惯匪李彦良、杨柏义合并，组建‘仁义军’一个团，自任团长”[58]。1950年4月，张海禄“仁义军”与马绍武、李成富、阎廷芳，陕西三边流窜到盐池、同心的张廷芝合股，盘踞在同心、海原一带，号称“小台湾”，在海原高崖又组织“新四川”，匪徒达2000余人。公开张贴布告,效忠台湾蒋介石政权。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土匪认为天下大变，叛乱时机已到，加紧了杀人抢劫破坏活动。在几个月间先后杀害革命干部35人和群众70多人，银川到兰州、西安的公路交通干线受阻。“吴忠发生持枪抢劫大案8起，金积发现大小匪特15起。”[59]土匪抢劫群众财物，杀害革命干部，破坏生产，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早在1949年8月，为有力支援第一野战军向甘、宁、青、新地区进军，西北军区即在关中地区召开直属6个军分区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剿匪斗争。9月，西北剿匪工作全面展开。11月初,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警备第二旅改编的西北独立第一师隶属宁夏军区后,师部驻吴忠大寨子,在宁东地区进行剿匪。12月1—4日,银川市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今后银川市建设方针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剿匪肃特,加强教育,加强城市建设”[60]。12月10日,中共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宁夏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清剿残余国民党军队和土匪的战略部署,研究制定“军政兼施”“边打边拉”的剿匪方针。宁夏军区成立同心、海原、固原剿匪指挥部，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兼独立一师师长黄罗斌、宁夏军区参谋长牛化东担任正副指挥,并派独立一师第一团进驻同心县,负责宁夏南部剿匪和西(安)银(川)公路安全维护任务，以六十五军一九四师为主负责贺兰山地区剿匪任务。同时,中共甘肃省平凉地委决定成立西海固剿匪肃特工作委员会，各县同时组织剿匪委员会，成立武工队，加强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之间的联防清剿。12月18日，宁夏军区向各剿匪部队及县区发出《关于当前剿匪工作的意见》，12月26日，中共宁夏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潘自力在首届省政府委员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今年冬季的工作是以肃清土匪为中心”，在全省全面开展剿匪。剿匪部队在各级政府的协助下正确的执行了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对怙恶不悛，反复无常的匪首，进行坚决镇压，对协从分子采取了教育改造，立功者受到奖励。不侮辱俘虏，不牵连家属，严格的将土匪与民族问题分开，好坏人分开，首恶与协从分子分开。对缴械投诚的土匪愿回家者,发给路费,愿为民者,准予当地落户,愿工作者,可以安排适当工作,愿当兵者,可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或者留在公安大队;组织“劝剿委员会”,部队和当地政府宣传“剿匪不剿家”“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等政策。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形势下,被胁从的土匪纷纷向部队和当地政府投降,顽固分子走向孤立。到1950年9月，宁夏军区“剿灭土匪十二股，共计一千七百四十六人，现在股匪已基本肃清，仅有郭拐(栓)子(前报误写郭拳子)股匪百余人，在贺兰山一带流窜。”(2)参见新华社北京七日电《宁夏、绥远两军区剿匪工作有显著成就》，1950年9月7日。

(三)平息投诚土匪叛乱

宁夏解放初，人民解放军实行宽大政策，对于向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投诚的国民党军警人员包括土匪一律按投诚人员对待。1949年9月27日“原国民党平罗、惠农、3县保安司令郭永胜(郭栓子)带百余人投诚，郭任大队长，驻黄渠桥。”[61]郭栓子明处向人民政府和驻军投诚，暗地里与马鸿逵集团和国民党特务联系，于1950年3月5日，以搞生产为名，带60余人叛变为匪，解放军、地方干部、商人、农民等多人被杀害。郭将匪部命名为“贺兰山黑虎军”，下编两个大队。不久，郭又通过马鸿逵部一六八师参谋处长、特务梁明(原名梁文祖)的联系，被台湾特务组织任命为“‘西北讨苏反共救国宁夏军区司令’张绪绪为副司令。”[62]有匪徒200余人，下设两个旅，5个队，装备机枪3挺，步枪80余支。1950年3月6日，土匪窜往古拉本煤矿。7日晚下山将崇岗税务所抢劫一空。郭拴子亲率土匪袭击大武口光华瓷厂,绑架杀害该厂军代表兼厂长刘万忠、主任李振奎等3人，抢走大米20余石等。不久，又抢劫了汝箕沟煤矿。4月17日，进攻黄渠桥。郭拴子又派出土匪到河东、永宁县、宁朔县其他土匪作乱。4月21日，土匪枪杀平罗县三区一乡一名干部，23-24日,抢劫平罗县头闸一带抢劫、24日匪众在候家嘴大武山袭击解放军上山打柴的教导队一个排,打死解放军干部、战士5人，打伤16人，抢夺轻机枪1挺,其它枪支4支,子弹数百发。在王泉沟袭击给前方送给养的小部队,打死打伤干部、战士11人(牺牲副营长1人),夺去轻机枪1挺、步枪11支、子弹数百发。袭击平罗五区区政府、汝箕沟税务所，截击解放军运输队,打死干部、战士2人，打伤1人，抢去步枪4支,子弹数百发,骡、马70多匹。4月23日在简泉山将进山驮炭的群众摔死。4月29日，绑架枪杀了四区下乡催征公粮的干部。5月5日夜间，将四区马家高庄乡乡长抛到黄渠淹死。5月14日晚，杀害五区三乡乡长。郭拴子还派人到平罗、贺兰一带串联当地股匪,企图于5月11日在银川市暴动。10余名匪徒,抢劫沿山9户人家，放火把藏在土墩内一家7口全部烧死。1950年5月20日，潜藏在定远营的特务胡生明上贺兰山与郭栓子密探一晚，密谋暴乱。1950年“七月三十日袭击了定远营，定远营的工委书记曹动之同志于省开会回去，行至距定远营四十里处的范家营子，被特务土匪杀害而英勇牺牲了。”[63]第一野战军《人民军队》以《领导思想麻痹造成严重损失，展开剿匪肃特加强保卫工作》专题报道了此事。7月31日夜晚，郭栓子率众匪在十多名反动分子策应下攻进东街，“凌晨三时，郭匪头目谢占奎带领70多名匪徒攻打阿拉善旗电信局、贸易公司、银行、盐务局，打伤职员数名，抢走电台一部。”[64]阿拉善旗军政人员严防固守、奋力拼杀，击毙匪徒3名，打伤数名，解放军583团一营乘汽车从银川奔袭驰援，匪徒撤离，定远营得以解围。

吴忠、金积、灵武一带,以原马鸿逵暂九师师长马福元、团长余正朝等为首的一批军官，组建“反苏讨共救国军”，委任营、团、军等职，于1950年3月1日，协迫匪众数百人配备枪支弹药、马匹，建立各种秘密藏身据点及联络点，抢劫银行，袭击人民政府、政法机关，阴谋推翻我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面对叛匪，党和军队在军事打击的过程中广泛发动群众，及时提供土匪活动情报信息，断绝土匪的粮食给养，有力地围困挤压土匪的生存空间，使徒匪无处藏身，不久便纷纷向人民政府投降。经审理，受到严惩。1950年1月27日宁夏军区独一师派一个团和骑兵一、二、三连由灵武出发，远程奔袭，于29日将马绍武股匪包围于庙山，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斗，打死土匪31人，击毙了匪首田子善、马明全，郝福祥，俘19人，马绍武受伤带领残匪向高崖以西逃窜，剿匪部队追至海原干盐池，在当地驻军的配合下，两面夹击，又打死打伤士匪20余人，部队连续追击7个昼夜，于2月11日将马绍武、李成福堵截在王家团庄区张二水的一个石洞里，将马擒获，1951年3月11日，马被押往银川公审后枪决。

但是，当地政府由于对党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剿匪政策在认识和贯彻执行上出现偏差，侧重了“宽大教育”，将李成福、王彦昌等18名罪大恶极未改造好的土匪轻率释放，造成张海禄、李成福、王彦昌、李大爪子、杨百义等二次骚乱。张海禄、李成富等流窜到固原，将地方游击队战士20多人全部枪杀。[65]1950年6月下旬,独一师骑、步兵4个连紧追8天8夜,行程千里,先捕获匪徒十余人及张海禄儿子，7月4日在海原县一个山洞里活捉张海禄等8名匪徒，1951年“2月18日，中宁夏人民法院召开公升大会，宣判张海禄死刑”[66]，随后，张海禄被处决。

张廷芝原为陕北惯匪，数次占山为王。1936年4月伤害红军战士近百名。曾任三边保安司令。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进军三边，张逃窜到宁夏，被迫率部1000余人向人民政府投诚。1950年元月，张带领两个连叛变为匪，与马绍武串通呼应，多次在同心与环县交界处抢劫杀人。1950年3月8日，张廷芝带领残匪200余，骑马窜入韦州塘房梁、干沟一带，韦州区政府立即组织民兵、群众堵击，张匪被从吴忠赶来的剿匪部队击溃，带领10多名匪徒逃往内蒙古包头，与匪首张板楼合伙在西公旗、固阳招兵抢马、网络匪徒180多人，继续为非作恶。1950年冬，被内蒙古武川县公安部队歼灭。[67]

针对当时投诚土匪叛乱问题,西北局根据中央1950年“3.18”指示:“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犹豫”的要求，5月22日，一野前委发出《关于镇压武装叛乱》的指示电，要求各剿匪部队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坚决镇压叛乱，肃清匪患。西北局于5月31日通知各地:“对继续顽抗的特务武装、惯匪、股匪应调集优势兵力坚决清剿，猛打穷追。”剿匪部队独立一师第一团进驻同心县、海源，六十五军一九四师迅速进驻贺兰山地区开展重点剿匪。剿匪部队还抽调出一定兵力归属地方政府直接领导指挥，以营为单位成立宣传组,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剿匪肃特委员会将收缴民间枪支全部配发给各县武工队，参加清剿土匪。十九兵团六十五军派侦查人员，经过一个多月侦察工作,基本上摸清了土匪活动的规律、地点,绘制了贺兰山的详细地形图，同时也培养起一批特情人员，为大部队进山清剿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共宁夏省委和宁夏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六十五军对深藏贺兰山的郭栓子匪部开始了大规模的重点清剿行动。六十五军将贺兰山剿匪区划分为3段，贺兰山区东西两段分别由193师、194师负责，中段由195师负责。195师指定583团和584团配属两个骑兵连、一个侦察分队开进了贺兰山境内。在公安机关、地方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经过政治争取和分化瓦解,随郭栓子叛变上山为匪的部分人员思想发生动摇,加之他们上山后，没有后勤供给,只靠抢劫沿山羊圈上的羊只和沿边住户的少量粮食维持生活，不断有土匪下山人民政府投降。经过240天搜捕围剿，终于在1950年10月6日凌晨，在贺兰山大喜峰山口将郭栓子、张怀中等8名匪首活捉，前后捕获叛匪47人。1950年11月19日，宁夏省人民法院在银川东教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依法处决了郭栓子等5名匪首。之后，宁夏军区派出一个连组成武工队，赴内蒙,在当地公安机关积极支持配合下,追捕残余匪徒20余人,其余逃窜匪徒携械向人民政府投降。

(四)肃清潜伏匪特

宁夏解放前夕，国民党中统局给宁夏调查统计室负责人任振华下达潜伏指示令，任振华逃离宁夏前，又将潜伏任务布置给其秘书景仰山，对下属所有人员的潜伏任务及电台、枪支的使用，做了具体安排。军统保密局派遣独立电台台长卢博儒携带美制电台1部，潜入宁夏，窃取党和人民政府重要军政情报。中统、军统及马匪便衣特务还利用各种条件在宁夏的一些机关、团体、工厂、学校等部门，安插特工人员，甚至在宗教团体及少数民族中物色秘密力量，他们与土匪相勾结，伺机作乱。一些隐藏较深的敌特分子未受到打击，仍逍遥法外，继续与人民为敌。银川市公安局在1949年12月,破获“北平冷少颖、王国正等特务分子潜入宁夏打游击”案，并将从银川逃往平凉的4名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二处的特务全部抓获。将在解放前夕由陕西来宁夏打入“一贯道”内，预谋于1950年5月暴乱前夕将中统特务郝志威、韩耀庭抓获。吴忠市公安局于 1951年5月侦破潜伏于公安局侦查股，并与政治土匪马福元苏德明等相勾结，偷盗枪支，接受匪首张海录接济，纠集匪众20余人，企图组织暴动的中统特务马兴国案。同心县公安局在审讯在押特务过程中，发现了混人县公安局的中统特务谷民生等。中卫县通过侦查,连续破获了伪县政府军事科在解放前夕潜伏下来的秘密情报组2个共13人,由甘肃转移到中卫潜伏的特务房成仁等一案4人。还于1950年5月，破获同心下马关区、关口区区小队与混入人民政府机关的马鸿逵部师长周福才、团长杨生荣，匪特杨生荣、周福才勾结制造的“下马关区、关口区区小队叛变案”[68]和已投诚的国民党独二军一师一团一连连长马少荣，杀害人民解放军派往该连的政治指导员,“策动全连叛变案”[69]。

1950年10月16日至21日，公安部召开全国第二次公安工作会议，部署镇压反革命，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继续搜捕散匪，侦破潜伏特务。各级公安机关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深入发动群众，深挖细查，配合各剿匪部队“先后捕获重要匪特95名，破获反革命案件20多起，捕获反革命分子63人，1951年1月，各地相继判处一批反革命罪犯，处决重大匪特14名。”[70]隐藏较深的匪特基本被肃清。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底，经过全面清剿和重点清剿，“共剿灭土匪139股(其中政治土匪77股)9018名，在剿匪中击毙、击伤,俘获2713人。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共侦破土匪案件233起，捕捉土匪1122人。”[71]“捕获匪首300余人，缴获机枪50余挺，各种枪2500余支，以及大量弹药、马匹和军用物资。”[72]至1951年6月，宁夏全区股匪基本肃清。对捕获的土匪，依照中央和西北局的有关规定，对郭永胜、马绍武等249名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匪首，先后召开群众大会公审,依法判处死刑。对犯有严重罪行的惯匪,在镇反运动中,先后捕判1709名，对罪行较轻、认罪悔过的教育释放。

(五)平息“5·8叛乱”和“4·2”叛乱

1950年5月8日，宁夏爆发了叛乱。国民党胡宗南残部“陕甘边去挺进纵队”司令，军统特务梅树成与国民党82军旅长马云山相勾结，在西海固地区组织纠集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当地土匪组建“忠义军”和“仁义反共救国军”发动叛乱，“叛乱开始发展匪徒20余股1170人，后来参叛土匪达30余股,总共6000余人”[73]。马云山亲手策划，企图以平凉监狱在押犯做内应,先攻下平凉城，再攻占固原、西吉县城。叛乱匪徒编为19个团、一个混合旅,匪团长马正龙、张海禄又勾结平凉的散匪在固原的蒿店、什字、大弯、新集等地扩充匪徒千余人。他们造谣惑众,奸淫掳掠，袭击区、乡政府，先后“杀死杀伤干部群众和解放军官兵337人，抢劫牲畜、粮食和枪支”[74]。叛乱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公安部的指示精神,各地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驻军、武工队和公安干警, 一方面对负隅顽抗的叛乱分子有重点的军事清剿,另一方面由各级党政部门组织慰问团、工作组,深入叛乱地区,分别召开有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协商会、阿訇座谈会、群众集会、工青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反革命谣言及匪特的罪恶。同时纠正我个别干部的不良作风和在执行政策中的某些偏差。到7月底叛乱基本平息,“共击毙叛匪174人，击伤24人，俘618人，投降409人。”[75]缴获各种枪支372支(挺)，六O炮、掷弹筒各一门,子弹3381发,派令文件23份,印章6枚，旗帜6面，符号281个，以及被抢的部分财物。

1952年4月2日,潜伏在固原地区的国民党特务、旧军官和当地的残匪、恶霸地主分子、少数宗教上层人士相互勾结,策动了一场旨在破坏土地改革运动，颠覆基层人民政权的“4·2”叛乱。叛匪包围白崖土改工作组，砍伤工作组人员，煽动群众围攻李俊区政府，西吉县城，杀害不愿参加叛乱的干部群众。叛乱迅速波及到西吉海原、固原、隆德等4县72个乡,被煽动裹胁的群众达6000余人，他们打出“人民军”“白头军”“仁义军”等番号，成立“总指挥部”,设“司令”“副司令”“参谋长”“副参谋长”等职，下编一个特务团和8个普通团。隆德县的一股叛军约百人成立“中央陆军新编第三军团”，下设“军长”“师长”“团长”“县长”等职。叛乱中匪团长以上68人中有恶霸8人、惯匪5人，特务2人等。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捣毁区、乡人民政府，先后策动区乡干部、民兵381人参加叛乱。杀死杀伤我解放军战士、农民积极分子50余人，抢夺各种枪支57支、子弹2500余发、手榴弹36枚;抢劫西吉县将台、硝河、城关等粮库和群众的粮食230余万斤;破坏公路桥梁三座，割断电线90华里共800多公斤;导致6个区37个乡基层政权处于瘫痪，固原地区三分之一的区、乡土改工作被迫中止。叛乱发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 ,针对“4·2”叛乱的特殊情况，在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采取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派遣部队迅速追捕围剿,同时组织慰问团、工作组、医疗队、武工队，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并拨救济款15亿元(建国初人民币)，对灾民和被裹胁群众的家属予以救济，帮助群众进行春耕生产。经过军事围剿和宣传教育，很快平息了叛乱，共击毙叛乱头子及“叛乱分子241人，击伤330人，俘虏209人”[76]。在剿匪、平叛过程中，地方政府大力开展土地改革，减租退押，镇反清霸，普遍建立了人民政权，大力发展生产，人心思定，根本上消灭了土匪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1952年下半年，各省军区依据西北军区的指示，先后下达冬季防匪剿匪、加强治安的指示，要求各地驻军充分发动群众，加强联防，搜剿散匪，肃清匪患。蛰伏和流窜在各地的匪特在政治和军事压力下，纷纷登记投诚。1953年8月，宁夏土匪彻底肃清，迎来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祥和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