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话语·情感：仪式性文化节目的国家认同构建
——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杨 惠， 戴海波

(淮阴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从“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到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等论述的提出，可以看出，作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复合构建的国家认同始终是当下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政治生态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日益重视仪式活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功能和价值，其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3]因此，通过各种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通过各种仪式活动的符号展演来激发起民众的国家归属感与情感向心力，已成为中国政府凝聚共识、构筑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荧屏上就陆续涌现出大量仪式性电视节目。从一年一度的“年夜大餐”春节联欢晚会、“中国政治晴雨表”的《新闻联播》到全民广泛热议的《感动中国》《信·中国》，无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当下的数媒时代，仪式性电视节目都可以看作一种典型的以共同体的身份和名义把民众聚集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其“通过展示为人们所熟悉的符号性结构，在共同体内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凝聚力作用”[4]。仪式性电视节目是传统仪式活动在电子传播领域的现代性表征与拓展，其借助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的渲染，在依循某种传播意旨与电视“话语体系”规范而进行的象征性文化实践过程中，构筑起一个意义共享、情感共融的公共空间，并通过可听、可视、可感的“文化表演”潜移默化地来达致意义的传递与价值的渗透。因此，仪式性电视节目无疑为国家认同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柔性的传播场域，其“提供了一种举行集体仪式并使之永久保存的新的形式，从而使其能够强烈地感染覆盖今天这样的巨型社会的广大观众”[5]。

作为仪式性电视节目的一种类型，仪式性文化节目以经典传统文化为内容依托，借助集体记忆所营造的共意空间、象征符号展演所搭建的信仰框架，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认同资源的累积提供着精神养料，成为一道最为独特的文化景观。如《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故事里的中国》等，一经推出，便成为全民收视与讨论的热点。而在2021年春天，《典籍里的中国》的播出，再次引发了全民对此类充满历史厚重感与思想穿透力的仪式性文化节目的关注与探讨。《典籍里的中国》聚焦于优秀中华文化典籍，以“当代读书人”和“古代读书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形式，融合“戏剧+影视+文化访谈”的创作手法，让观众在沉浸式的观演体验中，重新品读与感悟中华民族文化薪火相传、弦歌不辍的巨大力量。作为一档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高度仪式化的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通过历史记忆的询唤、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及视觉图像的多元化表征，为当代仪式性文化节目形塑与强化国家认同提供了鲜活样本。

一、询唤历史记忆，明晰个体族属身份

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建实践中，个体对自我角色、身份、族群归属的理性定位与判断，是国家认同生发的根本。因之认同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对自我意义、自我价值的追问与回答，只有确证自我个体特性的意义来源与价值取向，才能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态度、行动谋定方向。而个体自我族属身份的明晰过程，亦是在对“我们”与“他们”进行区隔判定的理性审视，在不断塑造“他者”话语意义与形象的过程中来完成自我的身份肯认。对于每一个群体与个体而言，“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个体自我族属的确证与认知“并非外在的发明或无意的浮想，而是借由历史共在的积淀与象征性文化活动而凝聚产生”[6]的。

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历史记忆亦是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与结果，具有时序的叙事性与意向的现实性特质，其以“历史”的形态呈现和流传过去的记忆，并依循因果逻辑和历史情节的延展，对群体“共同起源”的记忆与政治合法性提供历史的确证与阐释。《典籍里的中国》在每期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节目里，会针对一部典籍精心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历史场景、历史故事来激活人们的记忆。

首先，从历史人物的选择来看，第一期《尚书》中，选取百岁“护书人”伏生为中心人物，通过其讲述书中故事、解读书中思想来呈现《尚书》作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的珍贵价值。第二期《天工开物》，则以该书的编写者宋应星为主角，并以宋应星的兄长宋应昇、友人涂绍煃为次要人物，以三人的珍贵友情为贯穿主线，讲述宋应星在六次科考落榜的失意逆境中，依靠兄长友人的支持与鼓励，把历年来游历大江南北所了解到的生产方式与工农技术一一记载下来，由此编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专书——《天工开物》。第三期《史记》，以撰写者司马迁为核心人物，聚焦于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的幼年时期、“二十而南游江、淮”的青年时期、忍辱负重不忘父亲遗命的中老年时期的呈现，通过对三个不同阶段的戏剧化演绎来勾勒其“子承父志、著书立说”的跌宕人生。第四期《本草纲目》以李时珍为主旨人物，讲述李时珍不畏从医难、著书难和出书难，历经近三十年完成医学巨著修撰的感人故事。这些历史人物或是典籍的书写者、传承者，又或是理念的践行者，他们作为每部典籍的人格化符号，历经千年历史长河的涤荡与洗礼，已凝练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镌刻与渗透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文化印迹与民族信仰，成为推动社会成员对国家、对民族生发崇敬心理与情感共鸣的巨大感召能量源。

其次，从历史场景的再现来看，经由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双重编码所形成的经典场景为场内外观众构筑起了一个区隔于“日常空间”的“仪式空间”，在“集体往事”的唤醒与重构中，观看者在共享往事的同时亦完成了共同情感与意义的确认。如《尚书》中，面对汉文帝赐予的鸠杖，已是耄耋之年的伏生热泪盈眶、动情呢喃着“皇帝陛下知道书的好处，百姓的好日子有望了”的场景；《天工开物》中，宋应星躺在稻田里畅想着“禾下乘凉”“让天下衣食富足的美梦”，宋应星与兄长及友人涂绍煃踌躇满志、一路舟车进京赶考、遭遇科场作弊闹剧等场景；《史记》中，童年司马迁悉心接受父亲教诲、青年司马迁拜别父亲远行游学、《太史公书》勘验完毕等场景……演员们细腻的肢体演绎、逼真的道具服饰、巧妙的舞台布局，将观看者带入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在历史记忆的回溯中，不断强化着群体共有历史、共有经历的情感性共鸣。

再次，从历史故事的表达来看，通过戏剧演绎与专家阐释的双重赋能，勾连起历史记忆与个体情感的紧密联系，从而“知道我们的生命缘起何处，知道我们的脚步迈向何方”[7]。如《史记》中，通过6分钟戏剧展演对“炎黄联盟”这一历史故事进行了艺术化再现，激情澎湃的音乐与动情真挚的戏剧诠释相得益彰，将4 000多年前“炎黄合体、诸侯宾从、开创了民族融合、安定一统的上古治世”这一历史记忆进行了精华式询唤。也正如节目中学者赵凯所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其实重视记录和传承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为什么要写史，因为我们要‘述往事，以观成败，鉴得失，明是非’，我们为什么要读史，因为我们要在血脉和文脉传承中找到个人民族的根与魂。”民族记忆符号的意指实践重新唤醒了共同体成员内心潜藏已久的“炎黄子孙”族属身份认知，在经由记忆符号所营造的共意性空间里凝聚成为激发出“我们”之共在感的内聚动力。

二、生产意识形态话语，强化主流价值内化

信息繁盛的当下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生活与社会实践无一不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操控与影响。在媒介借由意识形态话语输出所构筑的“拟态环境”里，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及对自我所属群体的归属与肯认也在潜移默化地被形塑与构建，正如戴维·莫利所强调，媒介在“把家庭和国家结合成一个‘民族家庭’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指向性与意向性的话语生产系统，仪式性文化节目可以视作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大本营。其借助先进的媒介传播技术，通过一系列象征符号的组合或宣展，巧妙地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渗透于节目主题与内容中。在符号的能指实践表达中隐蔽性地凸显出涂尔干所谓的“重新锻造的精神本性”，以达至弘扬主流价值观，并升华为形成对民众具有辐射效应的国家话语力量的传播意旨。作为一档“戏剧+影视+文化访谈”的仪式性文化节目，典籍里的历史人物、当代读书人及专家学者三者的话语实践构成节目最主要的语言符号，也成为《典籍里的中国》进行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主要途径。

首先，从每期典籍所凸显的历史人物来看，在通过人物本身的话语实践对典籍故事、理念进行梳理与阐释的同时，亦彰显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民族智慧与民族精神。比如在《尚书》中，作为核心人物的伏生，当讲述到“大禹治水定九州”时，其感叹道：“广大的冀州，是大禹用足迹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古人将大禹的足迹称为‘禹迹’。”“《禹贡》让我从小而知，华夏九州从何而来……《禹贡》记载着大禹分定九州的历史”，“所以我岂能不舍命护《书》啊”。当回溯逃难护书的艰难历程时，伏生不禁仰天长叹：“二十余年颠沛在外，我无时无刻不挂念家中藏《书》……说来不是我舍命护《书》，是我妻、我子、我全家舍命护《书》。”《天工开物》中，在别人看来六次会试均落第而返的窘境，在宋应星看来却是满载而归：“为方万里中，何时何物不可见见闻闻。”《天工开物》从青年时期构想、编纂到中年时期最终成稿，宋应星百感交集：“为家国天下、为黎民百姓，写一部实用之书，实乃我兄弟三人之共同心愿。书中要包罗先人之智慧，书中要囊括今世之技艺，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之所以把《乃粒》作为开篇，宋应星解释道：“《乃粒》在前，《珠玉》在后，取其‘贵五谷而贱金玉’之意。”《史记》中，因“李陵之祸”而遭遇“腐刑”耻辱的司马迁，则忍辱负重，在逆境中重新奋发：“身受此刑，为世人所笑……家父临终托志，我司马家世代史官，父子两代太史令，‘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青史未就，死亦为不孝。所以面对祸事，我只能就极刑而无愠色……我横遭祸事，身躯已残，青史不可废！”《本草纲目》中，面对父亲的一再劝阻，青年李时珍向父亲坚定表明决意行医的志向：“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上述话语实践在充分彰显出这些历史人物所具有的崇高人格的同时，又将每个人物故事背后所渗透的民为邦本、农为邦本等中华民族思想精髓与求真务实、守正创新、以人为本等当代主流价值理念进行了巧妙呼应与观照，在戏剧演绎的加持之下强化着观看者对于今日中国所宣导的主流价值观之理解与内化。

其次，“时空双向互穿”式的独特节目表现形式，是一种“述往事、知来者”“知来路、明去路”的规范性效用手段。为了达致此一传播效力，“当代读书人”撒贝宁无疑成为连通古今、承上启下的关键核心人物，通过其或旁白、或解说、或对话的话语实践，联结起中华上下绵延五千年之悠悠历史，将承袭千年的中华民族思想与当代中国之主流价值观进行隐蔽性的接合与勾连，从而为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及国家话语力量的感召提供了一个柔性的传播场域。《尚书》中，伏生问道：“晚辈，华夏为何一体？”撒贝宁慨然回道：“自古就是一体。”面对“牧誓”这一经典场景的再现，撒贝宁感慨万千：“牧野一战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铁律：人心向背，德政兴替，不仅决定战争的胜负，也决定政权的兴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天工开物》中，撒贝宁向宋应星郑重承诺道：“宋先生，请您放心，古有《天工开物》，今人继往开来。”《史记》中，当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从眼前穿越而过时，撒贝宁不禁热血沸腾：“千秋功过，皆在青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如同镜鉴。”目睹“炎黄合体”的动人场景，撒贝宁情不自禁地发出“此后，全世界华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炎黄子孙’，这个名字千年不改，万年不变”的感叹。《本草纲目》中，李时珍看到流传后世的《本草纲目》后百感交集：“寿国以寿万民，寿万民以寿国。”撒贝宁则巧妙解释道：“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话语不仅仅是语言、语法的简单排列组合，还是“蕴含身份立场、政治倾向、社会关系的价值表达”[9]。上述话语通过具有意向性的编码意指，在隐喻性的话语所指实践中将主流话语悄然嵌入节目话语，在娓娓煽情所营造的“感染域”中，不仅深化着个体对自我意义的理解与阐释，也助推着共同体成员对当代主流观念产生更为强烈的共鸣体验与肯认遵从。

再次，每期节目通过三位专家学者凝练性、思辨性的话语点评实践，对内蕴于节目主题中的精神与理念加以明晰与升华，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沿袭与承续提供合法性确证，彰显国家话语凝心聚力的力量。第一期《尚书》开篇，三位学者围绕“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民本思想，从“太康失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等典故与思想的阐述中，对其历史渊源及后世传承进行了梳理。通过对“典”字的“一种标准、一种规范”之意涵解读，再次将节目的传播意旨进行凸显：“我们就把这个规范给传承下来，让它像火把一样照亮过去，更照亮未来。”谈到《尚书》传承所历经的重重波折，学者王启发也有感而发：“如今我们更需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在对历史进行深入思考的过程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第二期《天工开物》以“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农本思想”为主题，学者张博春作了这样的解读：“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把重农固本视为安民之基、治国之要。一代代人殚精竭虑致力于提高农业技术，正是为了‘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目睹宋应星与袁隆平跨越时空的“握手”，学者蒙曼不禁为之动容：“跨越了三百年的握手，让我觉得特别震撼。我们中华民族其实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们古人就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说创新精神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一个禀赋。”第三期《史记》中，学者们对《史记》的主旨思想再次进行了淬炼与升华：“其实历史就是人民创造的，只有以人民为视角，把人民作为核心，才能够写出这样精彩的青史，也才能够创造出更加精彩的青史。”“这种‘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修史观念，其内核就是多元包容的大一统思想。”第四期《本草纲目》，对于李时珍“伏念本草一书，关系颇重”的著书初心，学者们给予了高度评价：“李时珍强调的就是‘医者贵在格物’，就是一定要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并重新阐释了典籍传承的时代价值：“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传承发展的重要的一个基础和载体，无论是古代的医者李时珍，还是我们现代的医者，他们继承和发扬的就是中国传统科学精神中的求真务实、关心民生、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作为节目主题的具象化表征，话语意义的生产与阐释必然受到意识形态话语机制的过滤与净化，以便筛选出符合主流价值规范与意识形态宣导的话语。专家学者作为知识精英阶层，其话语实践往往渗透着权力操控的痕迹，与国家主流话语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与重合性。在上述话语实践中，专家学者充当着主题传播意旨与观看者理解认知的中介桥梁，其依循具有意向性的话语编码轨迹，不着痕迹地将典籍所内蕴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与当代主流价值观进行互动与观照，在以“小”见“大”的张力中为观看者带来一场“精神上的洗礼”。在知识精英身份的加持之下，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辐射与嵌入不断进行着赋能。

三、强化视觉修辞，激发情感认同

在居伊·德波看来，视觉化的图像生产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图像文化正对日常生活进行着全面渗透，图像主导下的视觉镜像已俨然转变成为一种资本力量，控制与主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作为一种高度依赖视觉与听觉符号的传播形态，电视节目“将非语言符号恢复到人类历史上无文字时代的显赫地位”[10]，让视觉形象不可避免地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图像叙事的典型代表，彰显出感性动员的强大力量。电视节目的图像传播实践通过富有视觉冲击力与感染力的视觉符号编码，而形成具有意义指向性的感知图像，潜移默化地左右着观看者的认知与行为，在情感共识的激发与形塑中，达成一种“视觉认同”。在《典籍里的中国》中，其独特的舞台场景设计、炫酷的3D投影技术、多元化的视象修辞表达等为“视觉认同”的制造提供了可能。

首先，节目中极富巧思性的舞台布局，通过创新设计出270度的立体舞台，构造出一个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交融的多空间、层级式的“故事叙述场”，在时空穿越的戏剧展演中，带来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沉浸式观演体验。《典籍里的中国》共分为四个舞台演出区域，一号舞台为主戏剧舞台，用以呈现与戏剧发展相关的故事情节与故事场景，舞台布景通过逐层推进的数控条屏组成的戏剧大幕，呈现出竹简意象，与“典籍”的意蕴遥相呼应。二号舞台为节目核心人物的主场舞台，成为其艺术创作与表达的主要空间。三号舞台分为上下两层演出区域，与一号舞台交错相接共同讲述典籍中的故事。横贯中心的时空甬道联结起三面舞台，通过当代读书人与典籍人物在这一区域的互动沟通，制造出古今对话、穿越时空的戏剧效果。第一期《尚书》中，核心人物伏生在二号舞台讲述其护书的传奇经历及《尚书》中的经典故事；一号主舞台则将其讲述的“大禹定九州”“牧野宣誓”等经典场面进行生动的演绎；而开启剧情发展的幼年伏生学《书》、读《书》场景则在三号舞台适时进行穿插展演。时空甬道成为推动戏剧发展、连接古今的重要桥梁，在当代读书人的引导下，老年伏生沿着甬道步履蹒跚地“穿越”到两千多年后的现代图书馆，历史与现实在此刻的“静止”交融让观看者心潮起伏、百感交集。第三期《史记》中，一号主舞台主要对《史记》中所记载的部分经典故事、青年司马迁远行游学的场景进行艺术化呈现；二号舞台为老年司马迁的书房，当代读书人与老年司马迁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与对话就在此进行；三号舞台则对司马迁幼年时期接受父亲教诲、青年时期继承父亲遗志修撰史书等推动人物命运发展的关键情节进行展演。在一号主舞台上，跟随青年司马迁壮游山河的步伐，观看者与他一起在九嶷山追怀舜帝美德、在会稽山探访禹穴、在越王勾践身上学到隐忍、在孔子故里追慕先贤、在汨罗江畔感受屈原的家国情怀……一幅“三千年的英雄群像”就这样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看者面前。而甬道的“时空延展”功效，使得老年司马迁分别与续写《史记》的东汉史学家班彪、《汉书》作者班固、领衔撰写《隋书》的唐朝名臣魏征，以及给予《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赞誉的鲁迅进行了一次“超时空”相遇。每期节目中，独特的舞台设置为多重故事场域的展开提供了保障，三面舞台与甬道依循戏剧的起伏与高潮相互配合衔接，在仪式化的故事演绎中，联合打造出一场“可视、可听、可感”的视觉奇观。整个舞台在时空张力的延展中营造出神圣、庄严的历史仪式感，激荡出观看者内心深处的文化共振与情感共鸣。

其次，节目中环幕投屏、AR、实时舞台跟踪等现代技术及仿真性道具的加持，通过“真实”再现历史场景，在纪实性视觉修辞中为观看者制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与真实感，重塑起对于个体、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使命感。第一期《尚书》中，节目一开始，当当代读书人讲到《尚书》于1900年被首次发现于敦煌莫高窟时，巨大的环幕投屏上立即再现出莫高窟“内藏典籍万卷”的震撼场景；讲述“大禹治水定九州”时，在上古民众“大禹定九州啦”的兴奋呼喊声中，屏幕上霎时呈现出万里山河绵延起伏的壮阔图景；“牧野之战”时，屏幕上的漫天乌云与电闪雷鸣映射着周武王“牧野誓师”的气势与决心。第二期《天工开物》中，戏剧一开场屏幕上缓缓转动的水车与舞台上稻浪滚滚的农田构成了一幅静谧和谐的乡村景致，与此时年轻宋应星躺在稻田里兴致勃勃畅谈其“禾下乘凉梦”的场景相映成趣。当宋应星、宋应昇两兄弟依次讲述六次科考不第的经历时，伴随着二人缓慢沉重的步伐，其身后屏幕上的明朝街景颜色也由明变暗、由浅变深，呼应着两兄弟屡次科考不中的落寞之情。而实时跟踪技术的运用，通过一镜到底展现《天工开物》刊印出版的“真实”场景，观看者在跨时空“参与”到典籍出版的过程中时，与宋应星发自内心的自豪之情也产生了共振。第四期《本草纲目》中，讲述李时珍父子为蕲州各地百姓行医看病的情节时，屏幕上葱茏茂盛的大树、舞台上茅檐低垂的小屋及热情有序的老百姓生动地勾勒出一幅“父子乡村行医图”。在呈现李时珍耗费30余年修撰医书这一情节时，通过360度环绕跟踪技术及流畅的镜头转换，艺术化地刻画出一个“历寒来暑往、守一盏孤灯”的锲而不舍的医者形象。在现代科技的赋能之下，此种虚实结合、美轮美奂的视觉表达让这些典籍里的故事、人物在情景交融的叙事场域中瞬间“活”起来，并在剧情的跌宕起伏、铺陈展开中延展成为一种情感张力，不断凝聚着观看者的认同与共识。

再次，美国心理学家在对面部表情的传播效果进行实验时发现“信息的总效果=7%的文字+38%的音调+55%的面部表情”[11]，据此，面部表情是信息有效传播的重要助推器。《典籍里的中国》中，对于戏剧演员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多元化视觉修辞，成为其进行情感动员的柔性文化力量。第一期《尚书》中，在讲述全家舍命护书的艰难历程时，伴随着“那一夜我妻躺在我怀中病亡，永远地留在了那片荒野”的台词，在特写镜头的呈现下，豆大的泪珠从伏生的眼眶中哗然而下；面对《尚书》仅存28篇的窘境，伏生悲从中来，不禁双手掩面趴在案几上恸哭起来，这长达二十几秒的“哭戏”，在固定镜头的加持之下，将观众的情感共鸣推向高潮。第二期《天工开物》中，宋氏兄弟及友人涂绍煃挥舞衣袖激情豪迈地喊出“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时的场景无疑成为核心情节，在剧中被两次呈现：第一次是《天工开物》终于刊刻完毕时；第二次是老年宋应星在时空甬道与两位逝去友人再度“重逢”时。通过推拉的移动镜头及中、近、特等多元化视觉修辞的转承与强化，营造出巨大的“情绪域”。而剧终宋应星与袁隆平的“超时空”握手在特写镜头的渲染之下，更成为推动情感迸发的点睛之笔，观看者内心对民族、对家国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第三期《史记》中，讲述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惨遭腐刑时，通过司马迁与当代读书人的对话，辅以特写、近景、中景等视觉语言进行面部神情及肢体动作的凸显，在图文互构的所指实践中书写着司马迁“忍辱负重、持之以恒”的崇高人格精神。而随着戏剧的落幕，当代读书人发自肺腑的“感谢先生书写青史，写得精彩！请受炎黄子孙一拜！”的感言，与特写镜头所凸显的“深情鞠躬”共同形塑出这场仪式展演的神圣性与庄严性，对族属身份的肯认也在这神圣化的情境里被再次固化。在立体性、视觉性的叙事文本中，多元化的视觉修辞实践与煽情化的语言符码构筑起了一个意向性的仪式空间，在视觉文本“赋予—再造—共享”的意义宣展中，个体意识的主观性退居次位，代之而起的是群体意识的共识性，自发地形成了一股黏合性情感凝聚强力，助推着观看者生发“我们同属一体”的价值皈依与共同想象。

结语

作为一种规范化、程序化、规模化的媒介景观与视觉奇观，以精神引领为核心的仪式性文化节目通过“如约而至”的集体符号性媒介表征实践活动，构建和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环境的认知、激发着人们的群体意识、形塑着人们的政治信仰，强烈地作用于人们的心智体验和心理归属，从而“为个人提供政治方向和属于一个更大共同体的感觉”[12]。《典籍里的中国》在经典解码的硬核创新中，在历史记忆的询唤中，在民族情感的共振中，为国家认同情感的滋生与强化提供了柔性的“能量场”。其依循一定的传播意旨潜移默化地进行意识形态话语的渗透与生产，借助历史记忆所营造的共情场域、视听符号互构所搭建的信仰框架、仪式展演中国家话语力量的渗透，为国家认同的强化累积着持续性的意识形态资源，也为当代仪式性文化节目创新国家认同的构建方式提供着最鲜活、生动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