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书画题跋的对话性

胡中丽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广州 510275）

主体间性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从而达到一种谐容的状态①主体间性文学理论是杨春时在对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阐释中提出的。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突破了认识论的局限，他不是把文学活动看作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征服，而是看作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间的对话、交往，是对自我与他人的认同，因而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对生存意义的体验。参见杨春时《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17-24页。。题跋基于某一特定的对象而写就的文体特征及其呈示、延展该特定对象意义空间的文体功能，决定了作者在题跋写作过程中需要与题跋对象进行对话和沟通，从而达到一种和谐与共在的状态。此外，题跋这一文体兴起较晚，是一种较为私人化的文体，书写自由，没有严格的形式体制限制，正如周作人所说：“题跋向来算是小品文。”（《苦雨斋序跋文自序》）[1]91题跋者可以在题跋过程中随意所之，评古论今，抒写自己的鉴赏感受。这一文体特征使题跋更易表现自我真性情，也让写作者有充分的自由去发挥题跋的对话与沟通功能。

王世贞作为明代声名卓著的文坛领袖和重要的鉴藏家，其鉴藏活动形式多样而丰富。他撰写了许多有关书画碑帖的题跋品鉴文字，其中书画题跋尤为丰富：《弇州四部稿》“文部”收录墨迹跋三卷，画跋两卷，《弇州续稿》“文部”收录墨迹跋五卷，画跋四卷，总计墨迹跋266篇，画跋209篇。他的题跋考证订谬，评议鉴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作为诗文大家，他的文学趣味、审美体验也常常在题跋中显露，其题跋同时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因此，王世贞的题跋不仅是一种考证文体，更是表现性情之文体，以对话的方式抒发情感是王世贞书画题跋的鲜明特征。综观王世贞的题跋，自觉的对话意识时时凸显，深厚的学养、广博的书画知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多样化的审美情趣在他的题跋中都有体现。其题跋中对话的对象可分为三类：一是前代之人，二是同时代之人，三是预想的后人。

一、与前贤对话，异代相感

隔着时间与空间的鸿沟，与前代人对话必须有适当的契机。前人留下的书画作品，为对话提供了媒介，题跋者思想或行为与题跋对象的契合之处为对话提供了契机。王世贞常常将自己与题跋对象的契合之处写入题跋，表现出强烈的对话意识。其坎坷的人生经历，丰富的生活体验，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皆可因题跋对象的激发而诉诸文字。

王世贞与前贤对话的方式之一是从与题跋对象的契合点入手，借题跋对象发政治感慨或身世之感。在《李文正诗瀚卷》中，他并未对此卷书法的水平进行评价，而是抓住自己所关注的边事问题进行抒写：“而卷端有《牧羝》、《击贼笏》二曲，岂意有所不足耶？今年为甲戌，距公书当时正一甲子，北虏有解辫，而边戍无脱巾，当此可无感也？”[2]193王世贞亲身经历庚戌之变和倭寇之患，其父又因任蓟辽总督时，边防失守，受人构陷而被杀，所以他非常关注当时的边患问题，对边患之担忧时时在其作品中流露。他在送友人之序中写道：“余念庚戌事，靡不怃然自失也。士居平抗眉论古今，亡不见长者；卒遇事起，首鼠抱两端，何啻失其素哉！虏轻骑叩长安，大司马而下，策惟有闭门固耳”（《送顾君序》）[3]17，沉痛地抒写了自己对当时官员们尸位素餐、纸上谈兵的失望与不满。在面对李东阳这一书法作品时，王世贞的关注点从书法艺术移到了作品内容上，《牧羝》《击贼笏》二曲激发了他的忧国之心，他对边事的关心与李东阳相契合，于是便以此为切入点，在题跋中与李东阳进行对话，揣测他担忧边事之心，两个问句的运用增强了对话中的情感强度。

这种契合之处常常成为王世贞与古人进行对话的切入点，同样的情况在他的题跋中比比皆是。如《坡老〈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在对此书法作品的版本和风格进行评价后，他写道：“此公将过岭留襄城，恰得五十九岁，与余正同，余不赴刑部侍郎，庶可免岭外游，第断米汁来仅旬日，已于二赋无缘，不知此公而在，能首肯否？”[4]334苏轼在贬往岭南途经襄邑时作此二赋，其当时的年龄与王世贞作题跋时相同，王世贞坎坷的仕宦经历又与苏轼相似，他对苏轼的遭遇既深深同情，又时时引以为戒。正因有了这种种契合之处，当他面对这一作品时，感慨遂油然而生。此题跋作于万历十二年（1584），王世贞先被任命为应天府府尹，上疏请致仕；后又升南京刑部右侍郎，仍称病请辞。此时的王世贞已经看透了官场的险恶，无意于仕途，虽然生活之资短缺，仍庆幸于不必受贬谪之苦。面对此书法，他不禁向苏轼发问，询问苏轼是否赞成他这种做法。跋语看是发问，其实是与苏轼经历相比后，对自己善进善退的处世之道的自得。通过题跋这一媒介，王世贞实现了与苏轼跨时空的对话，也将自己的人生体验传达了出来。

王世贞利用题跋和古人对话的另一种方式是与古人异代相感，以古人品格砥砺自己，或以古人行迹自勉。王世贞除了对历代名家的书画作品进行品评题跋外，还特别留意名公巨卿的书画作品，并从他们的行事、人格角度进行品评题跋。如在《范文正公与尹舍人书》一则题跋中，王世贞先评价了范仲淹给尹洙写的书信，认为虽是家人寒暄之语，“而君臣父子之道备”，然后对题跋者的学行进行了评价：“跋者如宋洪文敏迈之博，尤文简袤、杨文节万里、明吴定宽之学术，元柳待制贯、黄文献溍之词行，汪文节泽民、太不花忠介之死义，皆卓然名缙绅，与二君风猷节概固有相感异代者。不胜子长执鞭之叹，敬书于后。”[2]176这些题跋者或学问广博，或文辞风流，或品行忠介，与范、尹可异代相感。面对这些前贤的题跋，王世贞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借抒写题跋这一行为，与先贤异代相感、跨时空对话，以先贤品格、学识砥砺自己。

王世贞一生恃才傲物，不肯攀附权贵，三忤权相，严嵩睚眦必报，他的父亲因此被害；与高拱不和，父冤迟迟不得昭雪；对张居正则“且忤且合，飞箝钓饵杂出”（《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5]161，致使张居正寻衅将其罢官。宦海沉浮，王世贞早就产生了归隐之心。他曾在诗中坦言自己归隐的想法：“寄语高阳诸舍友，醉翁何日不思归。”（《敬美尚宝使秦有江藩之擢取道郧阳言别聊尔有赠》）[6]548在品鉴《范文穆吴中田园杂兴卷》时，王世贞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书法艺术而是诗歌内容，他对官场的厌倦之心在这些写“农圃故事”的诗歌中找到了归属，所以在对这一书法作品评价之后写道：“余不敏，何敢望公，然视公挂冠幸尚少，息黔补劓之暇，安知不能为公增一段吴语耶？因识其末以俟。”[2]180王世贞自谦虽才学不如范成大，但是愿效仿他寄闲情于田园，作诗自娱。他与这位吴中先贤虽然相隔数百年，却藉由《田园杂兴》诗卷，穿越时空与其达成了心灵的默契。

王世贞通过题跋与古人对话的方式还表现为在题跋中与古人相较量，表现出强烈的自负与自信。王世贞不仅仅是书画鉴赏家，也是一个诗人，这个身份使他遇到自己欣赏的诗歌时，兴之所至，不禁想要与之唱和，以此种方式来与古人对话，追配古人。他在《东坡手书四古体后》写道：“俟长夏无事，当取四诗和之。”[4]333其晚年酷爱苏轼之文，面对自己欣赏的苏诗，遂产生了强烈的与苏轼对话的欲望，欲作诗和之。他的这种与苏轼相较量的心情在《苏长公三绝句》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七言出律入古，有声有色有味，第不当于骊黄之内求之。余几欲为东图和此韵，继而放笔曰：‘不若且容此老独步。’”[4]338此则题跋中，他对苏轼的这三首绝句评价很高，如此高的评价也是为后文自己的自信张本。他自信若写和诗，必然可与苏轼平分秋色。戏谑的语言背后，蕴含的是王世贞的强烈自信和同古人一较高下的欲望。他认为自己与苏轼可谓棋逢对手，正如刘东在《文字之缘与题跋意识》所写：“题跋有时又类乎围棋的手谈，其间虽无发声的语言，却是默默的智力交接。一个作者写下的文字符码，日后倘能碰到功力相抵的知音，而获得会心的理解，并碰撞出神来的火星，那是何等样的幸事！于是，无论是远在千里之外，还是遭遇人神之隔，都能在想象中博得一笑。”[7]他不仅作为苏轼的对手，更是以苏轼的异代知己的身份来作题跋，所以才有如此的魄力与自信。王世贞“晚而好子瞻”（《弇州续稿序》）[5]48，在题跋中常常流露出对苏轼诗歌的喜爱之情。正因有了苏轼的书法作品，他才可以通过题跋和苏轼跨时空对话，实现与苏轼一较高下的愿望。

二、与同时代人对话，交流情感

王世贞题跋的撰写和他的书画鉴藏活动密不可分，常年隐退家乡期间，他与吴中地区书画家频频展开书画鉴藏和交游活动。吴门派后期书画家如周天球、钱穀、陆治、尤求、王穉登、王逢年等人与王世贞都有密切交往。鉴赏书画、撰写题跋已内化为王世贞和吴中文士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文士之间通过撰写题跋的形式对作者及作品进行品评和推挹，从而形成文人间对话的一种方式。除了品评和推挹之外，王世贞还常借助书画和题跋抒情，题跋成了传达友情的媒介和抒写朋友间深情厚谊的载体。

观览已故友人留下的书画，常常使王世贞产生物是人非的感怀，他因此撰写题跋，将怀念之情倾注于题跋之中。如《三吴楷法十册》第八册的题跋对象是文彭、文嘉、彭年、许初四人的书法作品，这四人都是王世贞吴中好友，他作跋时，文彭、彭年、许初皆已去世，只有文嘉健在。他在题跋末写道：“是四君子者，仅一休承在，然老矣。而前后五子者，复失其六，每一展卷，辄为叹意。”[2]192斯人已逝，物是人非，面对友人留下的作品，联想到朋友多半凋零，回想往昔朋友间雅集品鉴，诗酒酬唱，能不有所慨叹？此时题跋成了他与逝去的友人对话的媒介，跋文承载着深挚的怀念之情。睹物思人，这种情况在王世贞题跋中很常见。如《衡翁诗画卷》，他因览文征明所赠诗画卷而有感，回忆昔日拜访文征明索题的经历，并感叹：“今日偶理散帙，得此卷，出之墨色尚如新，而太史游道山已七易寒暑矣，为之泫然一慨。”[2]277因观友人书画而思友人，通过写题跋来怀念友人，这时的书画作为友人的遗物，就不仅仅是鉴赏与题跋的对象，而兼有友人的身份，王世贞与之对话、交流，将自己满溢的怀念和感慨之情诉诸跋文。

题跋作为一种私人化的文体，书写自由而灵活，所以经常兼具其他文体的功能。王世贞就常常发挥题跋的书信功能，在题跋中与朋友对话交流。如《周东村宾鹤图后》，周东村即著名画家周臣，此图是周臣为张风翼先祖所作，遗失近五十年后被张献翼购得。张凤翼、张献翼兄弟二人遂邀请友人一同观赏。赞叹之余，张凤翼想起唐伯虎为其祖父所作《西园图》，此图亦遗失，他为之深感遗憾。作为友人，王世贞在题跋中委婉规劝：“为我谢伯起，公家司空飞去古干将剑，吴中老人家藏长史批诺，丞相燕公馈九公主鸡林夜光簾，可并觅也。幼于不忘其先，固当自愉快，人得人失，伯起亦姑置之，何如？”[2]275这里连用三个典故，说明宝物流传中得与失本属自然，不必耿耿于怀；并站在友人角度，对其兄弟不忘先人遗物表示赞同，而后劝说友人不要执念于此。此则题跋宛如信笺，如此诚恳的劝说，张凤翼看后必然会有所感触而放下执念。

发挥题跋的书信功能需要使用一定的写作技巧，以使交流的对象容易领会作者的用心。王世贞常用的一个技巧是使用问句，以询问的语气征求朋友意见。如《夫子杏坛图后》：“今书之跋尾与印文皆伪。玉叔苟能割爱去之，余当用海岳庵例，改题曰：‘唐名人画《杏坛图》，元程钜夫跋。’玉叔其许之否？”[4]433此图为陈玉叔家藏，玉叔视若珍宝，经常随身携带，一次携带拜访王世贞，王世贞在慨叹此画的绝妙水平后，考证其一跋尾与尾部印皆伪。因此借题跋询问陈玉叔能否割去后人伪作部分。这种询问的语气拉近了自己与朋友的距离，更容易得到朋友的认同。

在题跋中与友人交流审美感受和艺术思想也是王世贞同友人对话的一种方式。由于鉴赏者知识背景、审美观念与艺术修养不同，鉴赏书画时的审美感受也往往不同。王世贞在同友人进行书画品鉴交游活动时，常常将自己与友人不同的审美感受写入题跋，在题跋中与友人商榷或对友人观点进行反驳，使题跋成为交流审美感受和艺术思想的载体。如《枝山艳诗》：“希哲词多清闺中瘦语，令人绝倒，宜从褚河南瑶台美女，不当作秃师屈彊老笔也。淳父乃以丰丽赏之，得非取俊于骊黄之外呼？”[2]195他认为祝枝山所书艳诗属诸遂良楷体的“瘦劲”风格，黄姬水以“丰丽”赏之是没有领略到这幅书法的精髓，因此在题跋中委婉地对友人的观点进行批判，以此生发审美观念的交流与碰撞。再如《孔炎所藏古牛车图》：“而诸老㹀疲顿吁喘之状，有何可赏，而劳厉归真辈极意描写之，吾弟、张助甫、李本宁又竞作才语于后，其可笑也已。”[4]438由于审美观念的差异，面对同一幅画，王世贞与其弟及其他友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不欣赏画中老牛疲顿喘吁之状，所以在题跋中对友人竞相题跋推崇表示不屑。同一幅古画上，几则赞美的题跋与一则反驳的题跋共存，这不正是文人通过文字进行的文艺思想的交锋与对话吗？

王世贞常将自己对书画的珍爱之情写入题跋，并叮嘱儿孙或友人珍视善藏，藉此种方式与他们对话。王世贞对收藏的书画非常爱惜，专门建了楼阁作收藏之用，其题跋中提到的小酉馆、九友斋、蓠薋园皆是书画收藏之所。对于非常难得或者有特殊意义的藏品，他常常在题跋中嘱咐儿孙辈妥善保存，以对话的方式将自己对藏品的爱惜之心传达给后辈。如《蔡苏黄米赵帖》叙写自己购得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赵孟頫诸家书帖的经过，末尾处写道：“千狐粹腋，知为裘者苦心，子孙其善藏之，勿落俗眼。”[2]177借题跋告诉儿孙辈这些书帖得之不易，希望他们能够珍惜爱护，不要使之落入不懂欣赏的俗人之手。

王世贞特别关注吴门书画的创作与鉴藏，并以鉴藏家的独特身份促进着吴中书画的发展。从王世贞的书法题跋来看，他收藏并品鉴了诸多吴门书家的作品。他在《艺苑卮言·附录三》中写道：“天下法书归吾吴，而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徵明、王贡士宠次之。”[2]483在《三吴妙墨》中，他又以相似的笔墨推崇吴门书法：“国朝书法尽三吴，而三吴鏦铮称名家者，则又尽数君子。”此卷收录了祝枝山、文征明、王宠、吴宽等吴中地区书法家的墨迹，王世贞非常珍爱，在题跋结尾处云：“留山房中，异日便堪作吾乡掌故，儿辈其保存之。”[2]190对吴门书法的重视和传承吴中文化的使命感，使他特别重视此卷墨迹，所以专门在题跋中嘱咐儿孙妥善保存，希望此卷可以作为后人了解吴中文化的掌故。

王世贞不仅在题跋中嘱咐自己的儿孙辈爱惜他的藏品，也常常叮嘱他人要爱惜祖传之物。如《伯夷颂》是范仲淹著名的小楷书迹，《范忠宣公告身》是范仲淹次子范纯仁的委任状，此二物皆为范氏家传之宝。王世贞曾经观赏过这两幅真迹，并撰写了题跋①参见《弇州四部稿》卷一三〇《范文正公手书伯夷颂》和同卷《范忠宣公诰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不料不久这两件遗物就被范氏后人典押到王世贞家当铺，数十年而未被赎回。王世贞数责其赎回，均未果。后来他在整理藏品时看到这两件书迹，遂无偿归还范氏，并再次为这两件遗物撰写题跋，记述它们曲折的经历，希望范氏后人珍惜先人之物，勿再轻易予人。他在《又题伯夷颂中》中写道：“为范氏后者，时时念文正公之手泽。”[4]329在《范忠宣公告身后》中写道：“范氏之子孙，慎毋以忠宣公为酒资哉。”[4]329以对话的方式，反复叮嘱他们勿忘先人之德，珍重先人遗物。这一行为也显示了王世贞在书画鉴藏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他更关注书画精神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而不在乎书画能否成为自己的藏品。

三、与后人对话，渴求异代知己

在通过题跋与前人对话，为作为古人的异代知己而自得时，王世贞也经常在题跋中表现出对后世知己的渴求。他的题跋中常出现“以俟后之博识者”之类的语句。刘东在《文字之缘与题跋意识》一文中称之为“题跋意识”，并说“有了这种题跋意识，一位作者便在写作之初，就已意识到了别人乃至后人的存在。那些人并不是被动的，所以要为其接续的创作预留出空间。”[7]如《题勘书图后》，此图相传为《唐文皇训子图》，阎立本作，王世贞经考证发现画中文皇形象与史书描述不符，又考《宣和画谱》，阎立本所遗无此图。他推测此图或为五代西蜀黄筌的《勘书图》，而画中人物服饰不是五代风格，像是六朝风格，所以他并未下确切的结论，而是在结尾说：“姑阙以俟精鉴博识者。”[2]258他将自己的疑虑提出，但是一时又无法考证出准确的结果，求真求实的精神使他并不甘于此，于是在题跋中写下疑虑，寄希望于后人，期待后世能有博识之人考证出此画的归属。再如《题烟江叠嶂图歌后》，王世贞通过鉴定发现，歌辞与画境不合，推测是好事者取苏轼的书法与画合为一卷，他期待后人对此进行鉴定，对自己的疑虑进行验证，于是在题跋中写道：“书此以俟乎真赏鉴者”[2]263，看似套语的背后，暗含的是王世贞对后代知己的渴求。他希望后人在鉴赏此书此画、阅读自己的题跋时，能肯定自己的看法，更希望精见博识之人完善自己的考证。这些套语的使用，为后人留下了续写的空间。他在写作题跋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作品的未完成性，还有补足的余地和被诠释的空间。王世贞题跋他的古人，而后人又会对他进行题跋，正是在这种不断的题跋，不断的古今对话之中，书画的空间意义得以逐渐丰富和完善。

王世贞并不满足于通过考证与后人对话，他常常把自己鉴赏书画的心得、生活的体验写于题跋中，以供后人观览。如《王履吉白雀帖》叙著名书法家王宠访友人王元肃于虞山，而未见到友人，于是作《访王元肃虞山不值诗卷》赠之。王宠逝后，元肃将此帖双钩入石，王世贞为跋尾。王元肃歿后不久，王世贞于他人之手见此诗卷而作跋，感慨不知诗卷以后将会流落何人之手。文末写道：“得弓失弓，何必在我。因题其后，以俟后之君子主斯卷者。”[2]199王世贞不仅是书画鉴赏家，也是收藏家，他经常在题跋中详细描述书画的流传过程，或者自己收藏书画的由来，他深知书画的流传辗转不由人，在题跋中经常发“人失弓人得之”的感慨，因此他在此题跋中详细叙述了诗卷的由来，通过这种方式与未知的诗卷主人对话，将诗卷的有关信息和自己的得失之感传达于后人。

再如《六大家十二帖》，叙述自己收藏蔡襄、黄庭坚、苏轼、米芾、赵孟頫、薛绍彭六大书法家十二帖的过程，最后写道：“吾于六君子书，竭资力二十年，数得数汰，如波斯大舶主采宝山，非一地亦非一时也，但不至作彼曹剖身騃耳。因详记于末，以示后人。”[4]330欲后人知其得之不易，所费时、力、财非一般，知其对这十二帖的重视。但是王世贞对书画又有着非常超然的态度，他并不把自己的收藏看作财富的象征，对于喜爱的书画也不一定要据为己有，他经常将自己所藏书画作为礼物赠送给友人，或将别人抵押的有纪念意义的祖传之物归还原主。他在《诸贤杂墨》中说：“吾每得吴中诸名迹，好以归其后人。尝归《汗漫游卷》于许太仆初，归祝京兆贻款《鹤书》于王吏部榖祥，归李文正都事《节义序》于其外孙陆秀才圉。”[4]350王世贞的友人陈继儒说：“书画赏鉴是雅事，稍一贪痴，则亦商贾。”[9]13王世贞对于藏品的态度很超然，一直保持着文人精英鉴藏家的基本素养。作为缙绅学者型鉴藏家，他和同时期士绅商贾型书画收藏家项元汴有着迥然不同的书画鉴藏观念①参见杜娟《王世贞与项元汴：明代中后期两种不同类型的书画鉴藏家——兼论二者交游疏离之原因》，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她认为明代的书画鉴藏家可分为学者型、权臣型、士绅型和商贾型等类型，太仓王世贞与嘉兴项元汴分别代表了缙绅学者型与士绅富贾型两种不同的类型。，所以他在题跋中说自己不作波斯大舶主“剖身騃”，虽是一句趣话，却向后人传达了他对于书画收藏的超然态度。

钟惺在《摘黄山谷题跋语记》中说：“知题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领，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发之。落笔极深、极厚、极广，而于所题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义未尝不合，所以为妙。”[10]566题跋就某一特定对象写就的特性，决定了其内容和情感与题跋对象密不可分，所谓“借一人、一事、一物发之”，实则是这“一人、一事、一物”触发了作者情感，使作者产生了与之对话交流的欲望。作为审美对象，书画作品的功能之一是激发鉴赏者的情感，鉴赏者通过书画陶冶性情带来精神愉悦的同时也自然而然触及自身的感受。鉴赏书画作品，观照作品、作者、题跋者进而写作题跋的过程，也就是唤起自己知识背景、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进而激发与题跋对象的认同感，最后达到主体间的谐容的过程。所以题跋的写作过程，也即写作者与题跋对象对话和沟通的过程。如果说题跋中说明性的文字为他人而作，而对话类文字则为自己而作，对话是抒情的方式，书画是抒情的载体。对话的对象是多元的，不仅可以是同时代人，也可以是超越时空的古人，甚至可以是想象的后来之人。王世贞正是在不断的对话之中将自己的人生态度、生命体验和审美观念委婉传达出来，与题跋对象之间达到了一种谐容的状态。这就使他的书画题跋具有了浓郁的思想情感和很强的审美功能，而不仅仅是用于书画鉴赏考证的实用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