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魅惑与祛魅
——评余新明《〈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

2022-03-17 23:53胡志明杨琦中
关键词:鲁迅建构小说

胡志明,杨琦中

一、引语

空间是人类借以认识外界的基本范畴,也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承载场域;是人类所建构的行动与思想范围,也是人类活动的场所与舞台。空间具有延展性及多元性,人在空间里最能呈现其生存状貌及意义。空间意识是人最基本的意识。空间作为诠释存在意义的视阈,经常为人们所感知、思考与想象,因此,空间的主题经常出现在叙事性作品中。叙事过程其实就是讲述故事的过程,内隐着丰富的空间因子。其一,作为所指的故事是“一系列事件”的自由组合,而事件则是在具象空间中自由生发;其二,作为能指的叙事文本呈现样态可以描述为,叙述者按照一定方式组织传达给叙述接受者的一系列事件,而“按照一定方式组织”隐含着某种空间建构。

空间的叙事与叙事的空间完美结合是鲁迅小说的特质。在鲁迅小说中,空间既是组织情节的重要手段,又是体现作品主题的关键维度。鲁迅往往通过别具一格的思维方式审视芸芸众生,以独到的情感体验揭示历史真相和人生境遇,寻求生命主体的存在价值。关于鲁迅的研究成果尽管已经十分丰富,但对鲁迅小说空间叙事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开拓。余新明新作《〈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运用空间叙事学方法来考察和审视鲁迅小说集《呐喊》与《彷徨》,深刻剖析小说叙事与空间的内在联系,挖掘小说文本背后潜藏的艺术原创性。然而,结合鲁迅思想启蒙的精神意图以及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来探讨小说的空间叙事,分析鲁迅选择这样的“空间”进行叙事的原因,无疑是一次挑战。该书试图绕过空间的魅惑,从《呐喊》《彷徨》空间叙事的形态论、功能论和技巧论等三个维度来描述和建构两部小说的空间叙事,旨在探讨二者的空间叙事机制,阐释空间如何为小说叙事服务,空间怎样体现创作者的主体性想象以及呈现何种审美意识形态。

二、探究《呐喊》《彷徨》空间叙事的文学建构

该书主要关注、挖掘和梳理鲁迅小说空间叙事的文学建构。也就是说,经由作家感知和体验过的空间成为整合的而非疏离与零散的空间碎片。鲁迅深刻洞悉空间的转移并觉知空间承载的叙事动力。鲁迅选择具体的空间时总是指向特定的场所,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来达到其改造国民性目的,把故事时间压缩到极致,将中国人落后的国民性浓缩在空间之中。人们通过空间建构物质世界的无限延展,并通过对空间的感知与实践去发现空间的征象,把握空间性的社会建构。《呐喊》《彷徨》对于空间的选择别出心裁。鲁迅往往通过属己的空间意象开启多元空间隐喻,深化小说象征意蕴,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思想意识通过空间呈现出来。由此,人们直观感受到的空间不再仅是眼前所见的表象,而是与落后的国民性相结合的具象空间。《呐喊》《彷徨》的空间维度在意识主体表述后成为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多元具象空间,既可以构成叙事内驱力,又可以作为他者的隐喻。

该书从空间叙事来观照《呐喊》《彷徨》的创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研究注重时间对空间的逻辑优位性,将我们的研究视阈拉回空间场域。空间叙事是鲁迅研究的一个支点。鲁迅小说对空间的选择表现出他对空间的独特感知,而这种属己的空间意识亦有可能产生人际共通的想象。鲁迅小说文本中的空间指涉,往往是他自我意识的充分彰显。至于小说中的叙事性空间,可视为对空间之下的具象空间的追寻。这意味着鲁迅小说中的空间只是一种意指的过程。他的小说中的空间不仅有对小说人物形象与性格的铺陈,而且折射出作者对人物背后潜藏的社会、政治、历史与文化的深沉思索。空间的意义指涉往往以个体的感性认知为基础。鲁迅服从于精神叙事,有意识地将目光投向故乡,以所见所闻为原型,并融入自己的感性思考。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从具象空间来感知外部世界,鲁迅则不然。在《呐喊》《彷徨》中他很少对某一空间进行单独着墨,而是以别具特色的空间隐喻建构独特的叙事场景。鲁讯通过“看”与“被看”的模式展示形态各异的人和事,依托场景来显示时空延展,从中演绎出无数借尸还魂的闹剧。通过在实体空间的基础上创造心理空间,鲁迅将人物活动的具体空间置于更大的背景之下,引入空间之外的人物因素,对空间进行区隔来拓展其层次、挖掘其深度。基于这种方法,《呐喊》《彷徨》中的大多数小说以一个相对固定空间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小说叙事。鲁迅小说文本构成的多元空间是其思考社会人生的切入点,充分彰显着他对空间的独特理解。《〈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通过分析《呐喊》《彷徨》的深层空间架构,“说”出了鲁迅独特的空间体验,揭示了空间叙事在鲁迅小说中为何以及如何成为被想象与被隐喻的客体。

三、揭示《呐喊》《彷徨》空间叙事的本质内涵

空间叙事是以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小说中空间的叙事功能。换言之,空间叙事研究空间如何参与小说叙事的建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所运用的技巧和叙事空间呈现出来的特点。[1]4-5同时,空间也可视为研究叙事的视阈、方法、参照或原则。因此,空间叙事同时指涉空间的叙事性以及叙事的空间性,具有空间性和叙事性双重价值取向。因为这两种取向均不同程度地关注研究对象的空间形式,所以,它们在叙事的客观效应上趋于同一。在空间叙事的理论坐标中,空间性作为文学活动中各个要素和环节相互关联的绝对中介而处于中心地位。“鲁迅在《呐喊》《彷徨》中对空间的选择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既无法学习,同时又熟视无睹的原创性因素之一”[1]214,故可以说该书以极大的学术勇气探讨《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机制和形式,揭示《呐喊》《彷徨》创作的空间叙事如何体现作者创作意图,以把握鲁迅小说中空间叙事的本质。

该书认为,鲁迅小说对意向客体的认知注入了丰富的空间意涵,彰显出更全面、更有深度的属己的空间意识。作者的思想决定了作品的内容。鲁迅创作小说的目的是暴露和改造中国人的灵魂,故他把中国人放置于一个病态社会,“要用手中的‘金不换’,把他的这些启蒙思想,清楚地、有力地表现出来”[1]235。因此,鲁迅在选择空间时首先想到的便是他的故乡。绍兴有两种身份:一种是鲁迅的故乡;一种是封建传统文化最厚重、最积重难返的地方。那里作为鲁迅多年生活之处,他极为熟悉。在那里,我们可以深刻体察到人们腐朽落后的灵魂。作为偏僻的农村,绍兴很难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于是精神和物质的贫瘠叠加,形成了一种病态的小世界。此外,鲁迅还将目光投向了最能形成精神世界的空间,如“沙龙”“客厅”“道路”等,让人物在这些空间通过“说”的方式自主袒露灵魂。《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本质上是精神世界在地域和具体建筑空间中的表现。在“看”与“被看”的双重凝视空间场域里,鲁迅架构了一座生命主体与生活世界的桥梁,衍生出一种统摄感性与理性、精神与肉体的心智结构,开启了艰难的启蒙之旅,从而使小说人物独异的个体体验与精神世界借由空间表征与思想哲思得以澄明。鲁迅通过空间叙事描述生命个体的生存境遇,将所有抽象与具象都通过空间加以彰显,在抒发个体生存感悟的同时揭示属己的空间意识。鲁迅以非理性思辨来展开其小说空间场域与创作理路,拓展小说文本的叙事张力。《呐喊》《彷徨》将一系列“劣根性”纳入国民性的叙述框架,将空间叙事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放置于极度封闭的老旧中国空间,沉睡其中的国民或清醒者都陷入无路可逃的厄运。

《〈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通过剖解鲁迅小说的空间叙事意涵,研究如何完整表述空间与叙事之间的逻辑关联,揭示文学作品深层次的诗性结构与空间话语的交互主体性,阐述文学作品中空间意识之动态建构,最终进入关于空间叙事本质的澄明之境。

四、彰显《呐喊》《彷徨》空间叙事的现实意义

王一川指出:“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与人们(无论是菁英人物还是普通民众)的现实生存体验密切相关的。这是比任何思想活动远为根本而重要的层次。现代性,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存体验问题。”[2]2文学作品反映作家的自我意识与知觉经验。社会空间既是行为活动的领域,也是行为产生的基础,同时制约着行为的发展。因此,所有的自我意识与知觉经验均奠基于一定的社会空间。该书认为,鲁迅在与现实的抗争中充分意识到空间对于人物塑造、思想主题的表达形成的影响力,在旁观他人、自我体验的生存挣扎中建立起其独特的关于生命存在的空间意识。为唤醒麻木的国人的魂灵,鲁迅在《呐喊》《彷徨》中毫不吝啬地将人物生存姿态的群像在空间中解剖开来,从眼前之象重击灵魂深处。鲁迅始终坚守文艺应该用理想去激励读者、鼓舞读者这一信念,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他经常借用裴多斐“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点与精神立场,在绝望和希望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希望,于是他决心做一个“呐喊”者,“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3]441。

在《呐喊》《彷徨》中,鲁迅把空间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载体,将人物各种生命形态囊括其中,由此展现一个病态的社会。鲁迅熟练地运用空间处理技巧,将其对空间意象的感知转化为可见文本。我们在鲁迅小说中清楚地看到了渗透于空间叙事的生命形态。因此,在感悟鲁迅《呐喊》《彷徨》空间的选择、空间的表现和空间的控制等技巧处理过程中,我们也能同时感悟到鲁迅对于生命的哲思。

《〈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认为,鲁迅在《呐喊》《彷徨》中选择的空间具有社会维度。空间不仅为小说叙事提供了一个舞台,还以其丰富的社会思想内容参与了小说叙事。个体的生存姿态在一个个充分社会化的空间中得以表现,离开了这样的空间,就无法形成这样的人和事。鲁迅广泛且细微地感知空间征象,把人物限定在一个固定、狭小、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充分展露人物的“说”“看”“思”,并由此显出人物“灵魂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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