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蒙里尔技术人类学思想述评

陈倩倩，李 勇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技术人类学的思想源流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其著作《普罗泰戈拉》中将技术与人类自身的需要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典型的功能解释。[1]后来，人类学家沿袭并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观点。19—20世纪初的技术人类学研究比较碎片化，没有统一的理论框架，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寥寥无几。在此境况下，莱蒙里尔发出了建立系统技术人类学的呐喊，他以法国技术社会学和人类学为基础，率先提出以社会技术系统为核心的技术人类学理论。对莱蒙里尔技术人类学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法国技术人类学研究的脉络。

一、莱蒙里尔技术人类学的学术源流

莱蒙里尔是法国当代技术人类学家，是法国技术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技术人类学思想研究受到很多法国学者的启发，尤其是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技术人类学研究领域，莫斯被公认为是法国技术人类学奠基者之一。他在技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著作颇多，如《论技术、技艺与文明》。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身体技术”，并通过这一概念揭示了一种微观显微的技术过程和技术心理活动。他认为存在一个不使用工具的技术领域，这说明以往的各种技术分类并不全面，从而将隐藏在以往片面的技术分类中的东西直接呈现出来，即技术活动中人的身体心理。[2]他的著作对莱蒙里尔最大的启示是看到了技术活动的物质载体，即鲜活的人的身体及其所带来的人的心理活动。

莫斯在有关“身体技术”的论著中将技术定义为“为了实现机械的、物理的或者化学的目标的一种有效的和传统的行为”。[2]遗憾的是，莫斯的论证未能明确的将人类学引入到技术行为研究中。对于民族志学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技术本身就像神话、婚姻禁令或交换系统一样，是社会生产的产物。然而，人类学家很少考虑到技术行为的社会层面。而莱蒙里尔认为技术是“所有有效的传统行为”，强调了技术作为传统行为的社会文化特质。[3]但他这个定义太过广泛，他并不认同考古学家们的观点，认为所有基于社会的活动也是技术的。囿于时代原因，莱蒙里尔并没有和莫斯有过直接交谈，仅仅通过阅读莫斯的文章受到其影响。

法国学者勒鲁瓦·古兰(A.Leroi Gourhan)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其研究范围涉及史前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哲学等众多学科。勒鲁瓦·古兰继承了莫斯的技术人类学思想，他的《技术的演化》和《环境与技术》对于今天的技术系统人类学研究仍然至关重要。古兰不仅定义了“基本的物质活动”，而且给出建构原始技术分类测量人工物演化特征的指标。他认为技术环境具有连续性，一项具体的技术特征必须与其他已经存在的技术特征相关联或者相互作用。另外，重视实践也是技术人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古兰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在一些交通不畅、信息闭塞、毫无文化交流的太平洋岛屿村落，居民们使用的技术与工具却惊人的相似，由此产生了技术趋势的说法。此外，古兰还把技术行为等同于社会行为，着重强调了人本身作为意念、力量、象征和行动的一种表达与来源的重要性。[4]莱蒙里尔曾接受过古兰的直接指导，但他为了更好地呈现技术特殊性和文化差异性，吸收了操作链理论，舍弃了技术趋势理论。通过扬弃，技术整体性思想成为莱蒙里尔技术系统人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著名技术史学者贝特兰·吉尔(Bertrand Gille)在《技术史》中提出技术系统的说法，并构建技术史理论框架。[5]吉尔对某一技术系统与其他技术系统之间动态关系的分析或多或少是一种直观分析。他认为即使是最古老的技术也能从中窥见技术系统的影子。为了更好地诠释技术系统，他提出了技术复合体的说法，并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处于基层的基本结构、中间的技术整体和上层的技术链；三者相互影响与作用，促进技术复合体的形成。[6]从莱蒙里尔技术人类学研究中可以看到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鲜明互动。可见，莱蒙里尔的技术系统理论是对吉尔技术系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莱蒙里尔在技术方面的基本观点也受到奥德里古(A.Haudricourt)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对莱蒙里尔的影响也颇深，成为其后来的研究纲领之一。概括来说，在莱蒙里尔从事技术人类学研究过程中与法国许多从事技术人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都有过学术上的交流，他的技术人类学研究也得益于这些技术人类学者的启发。

二、莱蒙里尔技术人类学的主要观点

1.技术概念的系统论

早期的技术人类学研究大多只是对物质文化进行描述，而并没有探究这些社会中的技术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它们如何被整合进更大的社会、经济和符号整体。早期的技术人类学者很少考虑技术活动的社会维度，即某个社会为什么使用某一特定的技术而不选择使用另一技术。显然，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技术选择的社会语境是什么。关于技术人类学研究，除了能提供技术存量和充当技术对社会影响研究的补充之外，还必须处理技术系统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

多年来，物质文化研究和技术系统研究一直是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的主题。如：博物馆里的技术人工物有的有正确的标签，有的则无；一本较好的传统专著常见房子的草图，更常见地，传统茶壶的形状和容量；当人类建筑房子和花园、或者狩猎时，为了描述事情的进展会附带完整的时间表、地图和图片。因此可见，人类学者显然长期关注物质文化，某些学者揭示出物质文化的特定方面与重要社会特征之间的关键联系。尽管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关注部分技术系统，但他们的研究结果通常是令人失望的。即使技术人工物拥有正确的标签，也并不能表达什么。大多数情况下，技术系统仅仅被看作静态约束，而没有考虑物质文化的社会方面。在社会方面被考虑的极少数情况下，技术系统被贬低为人工物的信息维度。

显然，技术系统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物质文化的直接或者明显的信息方面。如：服装的风格、装饰的图案和颜色。技术系统存在更微妙的信息维度或者符号维度，他们涉及到技术、物质活动、材料的随机选择，这些选择并非是由功能决定的，但却是更大符号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莱蒙里尔认为技术系统论研究应集中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技术各环节的影响，建立一个能反映社会与技术互动的社会技术系统。当时，技术人类学界在技术系统构成因素上产生分歧，莱蒙里尔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每个技术系统都是由物质、能量、对象、动作和特定知识等要素组成，这五个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作用构成系统。五个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一项技术。如果一个要素发生改变，大多数情况下其他四个要素也随之发生改变。一个社会的活动者共享着技术活动的多少相同的社会表现是一个社会的技术系统方面的重要特征。技术是社会现象，由五个要素以系统的方式连接而成，同样以系统的方式与其他社会现象相连。

莱蒙里尔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此前的技术系统思想研究，他看到了技术系统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层面，同样也不能仅仅集中于技术人工物层面，而要进一步挖掘技术系统背后蕴含的社会意义。

2.技术演化的随机选择观

莱蒙里尔认为，在技术系统中存在技术选择，技术选择的存在和范围是一个问题，它远远超越了内嵌在物质世界中的必需性或者一个特定物质文化的内在身体逻辑内的必需性。当一个技术问题与一个非技术社会现象对峙时，便出现选择，社会过程会影响技术选择。关于技术选择是否只存在于原始社会，现代化社会中是否存在，值得探讨。莱蒙里尔以安加房屋和美国航空设计为例进行分析和研究。

安加北部的房屋采用“蜂房”形式，房屋外有圆形围圈。在Ankave、Lvori、Kapau，房屋大部分有两个围圈，外圈围出一个通道，内圈围住居住的地方。在高海拔地区的Kamea大多是这种类型的房屋，因为两个围圈的房屋能抵御严寒，留住灶的热量，但同样是高海拔地区，Baruya、Watchakes的房屋就只有一层围圈。可见，出现单一围圈的房屋和出现双层围圈的房屋，不是环境的原因，莱蒙里尔把这一现象归于选择。这个例子不是因为群体之间缺乏了解，事实上是选择使得一个特征或者整个技术过程，没有出现在被考察的技术系统。因此，莱蒙里尔认为一个社会某一特定技术特征的使用与否，是社会选择在起作用。

莱蒙里尔认为，技术的随机选择在高技术社会同样存在。以飞机设计为例，飞机发动机在民用螺旋桨运输机的位置并不固定，可能位于机翼之下、机翼内部、机翼上面或者在机身背部和下面，等等。这说明在遵从空气动力学规律和物质的空气阻力，并服务于飞机的功能的情况下，技术设计具有多样性。可见，即使物质世界对飞机设计施加的限制很多，技术选择仍然存在，飞机设计者只生产与自己想法符合的机器，这与风格和信息交流无关。在这些选择中起作用的不仅仅只是物质世界中活动原则的知识，先前思维定势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最早出现的技术思想被证实是正确的，随后的趋势是发展出更新、更先进的技术形式。

莱蒙里尔认为每个社会的技术都涉及随机选择，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安加社会房屋和飞机设计的例子都表现出技术选择的随意性，并没有特定规律可言。随着社会的进化，在现代社会中也同样存在技术选择，技术选择不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消失。

3.技术意义的社会表征观

“表征”是指可以指代某种东西的符号或信号。[7]布列松(Bressson)在心理学和语言学中谈表征时曾有这样一段话：“行为作用其上的客体，不是告诉它们信息的客体，而是这一客体的替代物。为了谈表征，有必要在两套客体系统(真实的和观念的)之间建立联系。”因此，社会生活中常见的模型、地图、图解以及用于口头交流的声音都可以是表征。另一方面，人类学家认为“社会表征”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所共享的一套思想。这些表征可以是非常直接的也可以是隐晦的。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研究表征与交流之间的关系，而莱蒙里尔的研究目的是以更精确的方式界定技术人类学中所使用的术语“表征”。

莱蒙里尔将技术特征划分为两个方面：一类特征表达信息，另一类特征被设计用来对物质世界采取行动，尽管从其身体行为的视角看这一特征多少有点儿随机。他认为在以前的技术活动中，信息不知不觉被发出，并被理解为社会身份信息。如从人的穿着可以看出其年龄和身份信息等，但有时可以传递真实的信息，有时传递的是虚假的信息。这些是用于表达信息的特征，其中涉及到社会选择。对于最初指向造物活动的技术特征，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以它们为基础的社会选择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在是否使用特定材料的案例中，无意识可能存在不同程度。当时的人类学家发现通过特定的技术特征呈现其“意义”时，不能通过简单的方式来完成。莱蒙里尔认为，当批判性地审视物质文化的符号解释时，必须意识到其意义系统的复杂性，不能只关注其技术风格，还要关注其技术功能的选择。

为了深入研究社会表征对技术功能选择的影响，莱蒙里尔举例进行了论证。如：安加部落的技术系统中有深坑陷阱、屏障陷阱和悬挂陷阱三种陷阱方式。大多数安加群体更倾向于悬挂陷阱，但兰吉玛部落除外，虽然这个部落成员非常了解悬挂陷阱，能轻松说出其构造、描述其功能甚至勾勒其草图，但介于文化因素的影响他们不使用这种陷阱。[8]显然，这是社会文化左右了技术功能的选择。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现代技术活动中，如美国的航空设计。所以，莱蒙里尔认为，社会表征不仅存在于原始技术系统而且也存在于现代系统技术中。

三、莱蒙里尔技术人类学的学术影响

莱蒙里尔的技术人类学思想研究对技术人类学界的贡献很大，不仅对法国技术人类学理论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对后世的技术人类学体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莱蒙里尔在《当今的物质文化研究：向技术系统人类学迈进》的著作中发出人类学应该建立专门研究技术的分支的呐喊，并将托马斯·休斯的“技术系统”概念引入人类学的技术研究中。莱蒙里尔的这一做法，使人类学的技术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此外，莱蒙里尔借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技术系统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揭示了两者之间复杂而多变的联系。[9]

莱蒙里尔和普法芬伯格在1989年共同出版的著作《迈向技术人类学》中指出，从19世纪初期开始，技术研究在人类学上一直占有一定的位置。有研究者发现在所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这些学科中的某些核心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一研究处理，即关注人工物的制造和使用。从此时起，技术人类学一词不再只属于哲学学科，而是开始代指人类学的技术研究。[10]在莱蒙里尔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加入到技术人类学的研究中，并开始使用技术人类学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莱蒙里尔和普法芬伯格等人类学者的推动下，技术人类学研究倾向于专业化，并取得新的进展。与此同时，国外对这种研究方法给予肯定并开始盛行，以技术人类学为主题的会议、著作和论文等也大量涌现。[11]

总的来说，莱蒙里尔的技术系统人类学研究集百家之长，成一家之言。他的研究虽然总结和阐释了自莫斯以来法国技术人类学家的思想，但并没有丢失自己的研究特色。一方面，他的研究没有割裂技术和人的关系，把技术和人看成一个统一的主体放进复杂社会系统中进行研究，进一步研究技术系统与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其研究没有停留在技术人工物的功能研究层面，而是致力于挖掘技术背后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因其总揽全局的视野和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使他无可厚非的成为当代技术人类学的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