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喜相寻 苦难辉煌
——苏东坡独特的人生周期律

饶学刚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苏东坡一生是最罕见的坎坷，也是最罕见的壮丽。从沉思到觉醒，从囚徒到英雄，从苦难到辉煌，忧喜相寻。北宋专制皇权造成东坡的政治人生和自然人生是扭曲的、畸形的、奇特的；而东坡坚持“达济穷善”的初心，民为邦本，顽强斗争，终使自己的文化人生和道德人生又是辉煌的、英雄的、千秋的。这就是说，封建皇权专制对于东坡来说，往往是悲喜两重天。既能使他人间如梦、壮志难酬，又能使他被残酷迫害困顿时忽获意外成就，万世永恒。

一、人生周期律的提出及其哲理深蕴

（一）编管黄州，推出人生周期律

神宗元丰三年（1080）一月，苏东坡编管黄州。自从四品太守陡然到虚衔闲职的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今的县人武部副部长），这种大起大落的打击，让东坡对士大夫人生有了清醒的认识。元丰四年七月，鄂州太守朱寿昌介绍认识了四川夔州路转运副使董毅夫。五年三月，董毅夫认为朝廷不该讨伐蛮族，自梓漕得罪，罢官东川，归鄱阳，过黄州，作词赠东坡。东坡和《满江红·忧喜相寻》答谢之。鉴于与董毅夫地位相近，人生相似，同病相怜，在答词中，第一次推出了“忧喜相寻”的人生周期律。接着妙用楚王巫山空梦、东汉梁鸿携妻孟光隐居、颜回箪食瓢饮、司马相如不因贫困而受“卑辱”等经典予以解答。答词告诉人们：人的一生起伏无常，不会一帆风顺。从生到死，总是在忧愁与喜悦的碰撞和循环中延伸着生命。这就是人生周期律。

（二）人生周期律深蕴着儒、佛、道哲理

苏东坡一直不断地探索人生。博采儒佛道众家学说，圆通灵活地加以调适。

信儒，但不过于迂腐，以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思想来务政。“人之有祸福、成败、盛衰、得失、穷达、荣辱、兴亡、治乱，莫非命也。知之由命，则事虽毫铢之微，皆素定也。”（《渔樵闲话录》）“人生不满百，一别费三年。”“细思平时乐，乃谓忧所缘。”（《和子由苦寒见寄》）“真人厌世不回顾，世间生死如朝暮。”（《留题仙都观》）

乐道，但不走厌弃人生之路，以其乘时归化、返璞任天的避世思想来修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超然台记》）“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其间互忧乐，歌笑杂悲叹。”（《乔太博见和复次韵答之》）

谈禅，但不盲目佞佛，以其看穿忧乐贵贱的出世思想来处世。“佛言：三千大千世界，犹如空华乱起乱灭。而况我在空华起灭之中，寄此须臾，贵贱、寿夭、得失、贤愚，所计几何？惟有勤修善果以升神明，照遣虚妄以识知本性，最为着身要事也。”（《记佛语》）

上述充满着儒佛道人生哲理，表明了苏东坡的祸福非命、生灵不死、视死如归的豁达态度。

（三）人生周期律的显著表征：漫长、曲折、调适、超越

人生忧喜、荣辱、盛衰是轮流、转化、延续的。苏东坡人生周期律是漫长的、马拉松式的，长达千年之久。他整个一生，曲折跌宕，一猛升直到正二品，一陡跌直到零品位，成囚徒。他以深省、达观、自慰、幽默的态度来不断调适。如，在徐州与人议事唱和有结局时，就以“亦不足言，聊可一笑而已”（《与李公择书》）来自慰；在黄州失去地位不自由时，就以“稍从内迁，示不终弃。罪已甘于万死，恩实出于再生”（《谢量移汝州表》）来深省；在杭州道法自然平静闲适时，就以“江山之乐，倾想平生”（《白鹭亭题柱》）来调适；在虔州孤寂离亲陷入无助时，就以“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过岭二首》）来减压。集中到一点，“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与苏伯固书》）

苏东坡的深省、调适、达观、超越，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剂，是自得其乐的人生灵丹智慧，助他神行太保地超越难以想象的时空障碍，减少精神、心理、情感的痛苦与压力。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1]

二、六起五落的人生周期律

（一）一起——皇上信任，青云直上

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东坡22岁参加极不平凡的科举殿试，《刑赏忠厚之至论》获满分作文。“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由于经欧阳修以及朝中重臣元老韩琦、富弼等极力举荐，东坡“名动京师”，“文章遂擅天下”[2]。

唯才是用。苏东坡的首任官职是，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26岁任凤翔府通判官。曾呈《上富丞相书》《上曾丞相书》等六论，提出相关荐贤举能、观书而通万物之理的国策。在凤翔扎扎实实干了将近三年。维护古迹，治理东湖，抗旱求雨，改善漕运，修衙前规，裁决囚禁；创作《凤翔八观》《喜雨亭记》《思治论》。乐享山水园林，内外无挂一身轻。此为东坡首次的理政、交友、写作的顺心惬意时期。

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29岁的苏东坡被召回朝廷。连年，得到英宗信任，判登闻鼓院，任太常博士，直史馆，权开封府推官，修撰国史，殿中丞，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郎中。官从六品升至正四品，即从相当于现今的县团级升至中央司局级。神宗熙宁四年（1071）始，上《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所言“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神宗悉心采纳：“卿三言，朕当熟思之。”

同时，苏东坡隐约地意识到：王安石、吕惠卿对自己心存戒备，阻拦升职，便陷入沉思，主动回避，请求外任。外任，企图以此追寻绕开人生周期律怪圈的新路。熙宁四年十一月外任杭州通判，时年36岁。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外任密州太守，时年39岁。十年（1077）四月又外任徐州太守，时年42岁。元丰二年（1079）四月疾移湖州太守，时年44岁。在以上各地，依然不忘“兼济天下”的政治初心，关切民生，维护人权，推行廉政，兴修水利，改善生态，防洪抗旱灭蝗，修湖铺路，建立医院，赈贫救孤；创作《山村五绝》《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超然台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放鹤亭记》等名篇。在基层第一线整整干了九年，一步一个脚印，为官几任，造福八方。政绩多多，深得民心。密州人建“超然台”，徐州人修“黄楼”记念他，皇上嘉奖他治水有功。此为东坡显露智慧才华而伴随被妒忌排挤的时期。

一落——佞臣迫害，惨遭乌台文字狱冤案

“东坡才名震爆一世。故所至倾动，士大夫即在谪籍中，犹皆慕与之交，而不敢相轻。”[3]凡是英才盖世、忠厚直言而誉满天下者，必然会招致谤满朝野，所以忌妒东坡的仇恨者就隐藏在他身边。东坡参与议行新法受阻。王安石最大的失策是用人不当，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他那小圈子中的一些政治投机、嫉贤妒能者视东坡为眼中钉，第一个要拔除的眼中钉竟是东坡。神宗熙宁六年（1073）八月，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沈括至杭州,把神宗要善待东坡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表面上与东坡“论旧”，实际上偷偷抄录东坡诗篇。回到京师，为了私利邀功，把诗签帖呈进皇上，说诗反上。随后，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之流以诗陷害东坡入狱，就原于沈括之举。[4]

沈括率先发难，打响了“以言罪人”,“乌台文字狱案”的第一枪。元丰二年七月三日，御史中丞李定状奏：“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5]紧接着，御史舒亶、何正臣，国子博士李宜之，知谏院张璪亦言东坡诗文“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皇上诏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罢东坡湖州，七月二十八日押赴京师入狱。尽管东坡呈《乞郡札子》辩理申冤，但无有公平正义可言，照样被关进御史台审讯103天。

宋代学者周紫芝《诗讞》披露所谓苏东坡乌台诗文案卷20件，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披露所谓东坡乌台诗文案札子5件、供状38件。东坡惊恐自己被贬，更忧虑因诗文应酬关系而受牵连的同僚和朋友。《乌台诗案》载有王巩、王晋卿、苏辙等77人“奉圣旨依奏”。神宗虽然爱才惜才，但被佞臣包围，无奈，只好抛弃原则，让李定之流审判东坡。这显然违背了太祖赵匡胤“不得以言罪人”的遗训，开创了“因言获罪”、对士人官吏进行政治迫害的文字案恶例。

全国上下施行营救，太皇太后曹氏先行：“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6]同时，王安石、张方平、范镇、苏辙、王安礼、吴充、章子厚等上书皇上。这让苏东坡看到了自身的价值和新生的希望：“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德刑并用，善恶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惩而大戒。”（《到黄州谢表》）

到了元丰五年、六年，苏东坡趁着“闲人”闲散之时，读书，反省，为民服务，大兴善业，躬耕东坡，放浪山水，厚自养炼，撰写《易传》《论语说》，苦中作乐地创建东坡贬谪文化、东坡文化、黄州赤壁文化、东坡养生文化、东坡饮食文化，使之黄州成为东坡多元文化发祥地，大大丰富了中华哲学思想宝库。也许是东坡绕开人生周期律怪圈的兆始。此为东坡善业多多、文艺呈现高峰而仍然充满忧患意识的艰险时期。

（二）二起——太后重用，挑起重担

元祐元年（1086），苏东坡51岁。38岁的神宗驾崩，年仅l0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也就是宣仁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尽废新党和王安石变法，史称“元祐更化”。十月，东坡任登州太守，到任5天就被召回京城，陪在太皇太后与幼皇哲宗身边辅政。所有精力花在替皇上起草“行状、奏议、疏文、制勅、乐语”等30多种诏书公文，写了著名的《奉告天地、社稷、宗庙、宫观、寺院祈雪祝文》《端午帖子词》《跋石氏画苑》《书黄鲁直诗后》《论乐》《字说》，逢迎往来。好事多磨难，发亮的宝石是多磨的结果。四年零两个月时间，东坡从戴罪之身跃升为太守、诰命、朝奉郎、礼部郎中、礼部员外郎、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右史、礼部贡举、中书舍人、龙图阁学士、翰林学士兼侍读等12个官阶。官最高至正二品。此为东坡任官最显赫耀眼而又是危机四伏的时期。

二落——党派纷争，远离是非，自求外任

苏东坡并不因受到太后重用而隐瞒和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有一些已证明是有效的，不可一概废除。这样，他与旧党人物处于矛盾对立状态，陷入旧党、新党夹击中。多次受到诬陷，在朝中难以立足，注定在这场党派斗争中的悲剧命运。一是左司谏朱光庭、侍御史贾易劾东坡题诗怨谤。贾易奏：“轼负恩怀逆，无礼先帝，愿亟正其罪。”[7]二是因“诸党相攻击”。侍御史王觌奏：“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语。洛党者，以程正叔（颐）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川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者，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诸党相攻击而已。”[8]“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恶，浸结仇怨，於是颐、轼所相亲善之人，更相诋讦”。“然轼之文采，后进少及，陛下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之。”[9]这是王觌打的挑事小报告，各打50板，建议皇上“勿大用”东坡，让东坡补外（外任）。

元祐四年（l089）七月，苏东坡外知杭州。在《与王庆源书》中说：“人生悲乐，过眼如梦幻，不足追，惟以时自娱为上策也。”元祐六年（1091）春，作《临江仙·送钱穆父》：“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每个人都是住在世界这间旅店的顾客，到了时间，都得退房走人。

（三）三起——外任三州有功，皇上赞誉

俗话说：树大招风，人直招谤。苏东坡的刚强正直与盖世才华，再一次遭到佞臣们的妒忌与打击。然而有些打抱不平者为东坡鸣冤，望皇上还东坡“新命”，“以成就太平之基”。其中有给事中赵君锡奏上：“苏轼乞外任，遂除杭州，虽圣恩优渥，待轼不替，而中外之望，阙然解体。何者？轼之文追攀‘六经'，蹈藉班、马，自成一家之言，国家以来，惟杨亿、欧阳修及轼数人而已。中间因李定、舒亶辈挟私媢嫉，中伤以事，几陷不测，赖先帝圣明，卒得保全。”“岂若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奸邪寝谋，善类益进。伏望收还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以成就太平之基。”[10]不过，墙头草赵君锡后来随人俯仰，遇贾易劾东坡题诗怨谤，亦附和而诋毁之。

苏东坡知杭州，忙于审案，赈灾，办医院，疏浚西湖。两年功劳大大，作《六一泉铭》《圣散子后叙》。元祐六年（1091）元月回朝，当了七个月的吏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尽管政绩绰绰，还是忧喜相寻。只因为敌手贾易、吕大防、刘挚等抱团诬陷，东坡又被迫离京。八月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七年三月以左朝奉郎知扬州。在颍州，冬，久雪，人饥。一日天未明，东坡简召议事，欲出百余千造炊饼救之，遂草放积欠赈济奏；与赵德麟同治西湖；作《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废掉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在扬州，作《以乐害民》，禁停害民一生的万花会。这些于民的悲悯情怀，均得到了哲宗的赞赏。东坡还开始写“和陶（渊明）诗”，追寻归隐，亦以为是绕开人生周期律怪圈，“曲直前行”之“为政秘诀”。

从苏东坡频繁的上下左右调动，反映了朝廷当时复杂的人事局面。一方面，太后对东坡极为赏识，希望他作为与新党制衡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又嫌东坡反新法不彻底，爱也不是，恨也不是。东坡处处为诽谤而忧。十月最后一次进京，任兵部尚书一个月，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九个月。官职至正二品这是东坡最后的高官。

三落——太皇太后高氏驾崩，死党抱团清算

元祐八年（l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驾崩，18岁的哲宗正位。太后摄政时，哲宗基本上是个局外人、摆设。而今亲政，憋着一肚子的气要出，变本加厉地清算元祐党人。政治投机、嫉贤妒能的大臣和御史们章惇、吕惠卿、林希、曾布、朱光庭、贾易、赵挺之、董敦逸、黄庆基、虞策、来之邵、蔡卞、黄履等死党抱团，趁机对苏东坡反攻倒算。侍御史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望核实执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轼在先朝，久以罢废，至元丰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11]前后历时六年，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等元祐党人相继流放。元祐八年，东坡落下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十月二十三日降知定州，被赶出京城。定州上任六个月，又贬宁远军节度副使。官从中央部级降至底位，可谓一落千丈。此为东坡人生最长最远最惨的贬谪开始。

我国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新型旅游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典型素材，实现了学术贡献的实用价值。在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应用性或实践性研究发展步伐加快，逐步占据了相对的主导地位。其中，对大数据的挖掘是旅游者行为应用性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苏东坡又被贬到岭南的惠州。寓居合江楼、嘉祐寺。虽为贬官，依然关注百姓。奏减免赋税，改良水源，修理地方守军营房，“收葬爆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今则索然，仅存朝暮，渐觉此身轻安矣。”（《与南华辩老十三首》）作《悼朝云诗并引》《松江亭上赋梅花诗三首》《两桥诗并引》。以此跳出祸福周期律。东坡在惠州住了两年零六个月。

绍圣四年（1097），章惇闻东坡“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诗，怒，认为苏东坡在惠州的日子过得太安逸了，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清洗”。把所有被贬外地的元祐党人，再向更远之荒地贬一次，目的是让元祐党人永无出头之日。同年七月，将东坡贬至更远、更荒、更凄苦的海南儋州。东坡时年62岁。他做好了后事准备：“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答王敏仲书》）。“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为一笑而已。”（《与程全父推官书》）在儋州，东坡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王敏仲书》）的“六无”极端贫困生活，依然帮助黎民百姓发展农业、药业，改善生态环境，敷扬文教，促进民族团结，传播中原文化，完成《书传》、“和陶诗”的写作。以此跳出生死周期律。东坡以为人生如观棋，“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观棋》）。此为东坡谪居惠州儋州前后七年极端严酷时期。

（四）四起——哲宗去世，大赦天下

元符三年（1100）元月，哲宗去世，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垂帘听政。为谋求新旧两党的和解，将旧党人士一一召回，给他们平反。元月十三日，苏东坡赋和陶《始经曲阿》和书陶潜“结庐在人境”诗，抒发闻赦后的复杂心情。“三十余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凋丧略尽，仆亦仅能生还。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与宋汉杰书》）“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独觉》）殊属万幸。与海南乡亲子弟聚酒唱和，依依恋别。三月二十六日，永州安置。六月二十日渡海至徐闻。七月四日量移廉州。九月至广州，祖孙三代团聚。十一月初一，遂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复朝奉郎，相当于现在的厅处级官职。这当然只是个挂名而已，而挂名仍是必要的尊严奉还。

这时的苏东坡依然身心灰凉，飘离无定，宛如不系之舟。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到达润州时，与友人程之元、钱世雄等游览江苏镇江金山寺，看到朋友李公麟给自己所画的真像，万般感慨，写下了对自己一生途程的自讽与反嘲：“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七月二十八日，东坡逝世于江苏常州。盖棺定论，定格在生还北归的66岁年龄段上。曾经的同僚难友，还有亲朋学士纷纷悼念，全国多地民众相与哭于市。著作传世，事迹广播。此为东坡有生以来第三次最惬意而又无奈的万幸时期。

四落——徽宗掌权，蔡京为相，实行“绍述”

建中靖国元年一月，向太后驾崩，徽宗执掌大权。一朝天子一朝臣。启用蔡京为相，改国家年号为“崇宁”。以力行“绍述”（指恢复继承神宗的改革大业）为借口，与元祐党人相仇。佞臣曾布与赵挺之密谋，第三次推行新法，清算“元祐党人”。可谓翻云覆雨，来势汹汹。

崇宁元年（1102）五月，还诏苏东坡追贬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小小参谋）。可是到了九月，情况变了，一次次制作“元祐党人”黑名单：令中书省进呈元祐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117人姓名，计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22人，待制以上官苏东坡、范祖禹、黄庭坚等35人，馀官秦观等48人，内臣张士良等8人，武臣王献可等4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并由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称为“元祐党人碑”。三年六月初三，给司马光、苏东坡等309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诏颁在德殿门外等各处，竖立“元祐党籍碑”名字，昭示全国。党人碑所刻官员，重者关押，轻者流放远地，未经特许，不得内迁；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不得官京师，不许参加科考；碑上列名者子弟“永不录用”。[12]崇宁二年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奸党子孙及有服亲通婚。四月初九，诏毁《东坡集》和《东坡后集》印板，二十七日，复诏焚毁三苏集等多种书印板[13]；“中书省言，勘会福建路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诏令毁板。”[14]此为东坡逝世以后惨遭清算的严冬时期。

（五）五起——崇宁五年，复兴东坡文化

“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陶渊明饮酒诗跋》）南宋开始，有人把赵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原因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因彗星出现，徽宗下诏准许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闪失。听信中书侍郎刘逛“毁碎元祐党人碑”之言，大赦天下，毁“元祐奸党”石刻。恢复元祐党人官职，追复苏东坡宣议郎。钦宗靖康元年（1126）二月，解除“元祐党籍学术禁”。十一月，将执政20多年的权臣、亡国祸首蔡京、童贯分别贬谪海南儋州和吉阳军（三亚）。《宋史》将蔡京、章惇、吕惠卿、曾布、舒亶列入《奸臣传》。这是罪有应得。高宗大力褒扬北宋保守派，陆续为苏东坡、司马光等309人翻案，为“元祐奸党”平反，追赠谥号（身后评判称号）或官职，改称“元祐忠贤”。高宗建炎二年（1128）五月，追复东坡端明殿学士。绍兴元年（1131）八月，特赠东坡朝奉大夫、资政殿学士，相当于现今中央副部长。孝宗乾道六年（1170）九月，下旨封赐东坡为“文忠”。乾道九年（1173）闰正月，孝宗为东坡曾孙苏峤在建安刊行的《苏轼文集》（《东坡别集》）作序。二月二十四日，特赠东坡为“太师”，亦相当于现今国家级荣誉称号。虽然这只是逝世后的一种荣誉追授，但于东坡来说，太重要了。人格尊严，“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15]

南宋学者郎晔撰文传扬东坡文化。其《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序曰：

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

这个精辟的历史评价，可谓大大地平静了苏东坡的在天之灵。

理宗端平二年（1235）正月，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东坡、张载、程颢、程颐等10人从祀孔子庙庭，升孔伋10哲。[16]九月壬子，命宰执访司马光、苏东坡、朱熹后人，贤者能者，各上其名录用。南宋，因受东坡牵连者均复官。[17]

正当王朝崩溃灭亡之前夕，东坡文化的接受史却迎来了春天。南宋文人官员很景仰苏东坡，研究出现高峰。徽宗“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18]大量补遗、注释东坡著作的诗文集、诗话、笔记、别集问世。有居世英《东坡大全集》，王状元《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曾慥《东坡先生长短句》，傅幹《注坡词》出版。还有孙汝厅《三苏年表》，李焘《苏东坡年谱》，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谱》，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先生纪年录》，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问世。两宋之交出现了苏东坡墨迹收藏热。“先生翰墨之妙，既经崇宁、大观焚毁之馀，人间所藏盖一二数也。至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一纸定直万钱。”[19]

金元重视苏东坡研究。“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尔时苏学盛北，今人之尊苏不独文也。”[20]“宋，南渡后，北宋人著述有流播在金元者。苏东坡、黄山谷最盛。南宋人诗文,则罕有传至中原者。”[21]有吴澄、马端临、章之翰、袁桷、虞集、吴师道，有元初王恽、胡祉䰬、戴表元、方回、刘壎等研究者研究苏学。还有元延祐本《东坡乐府》印刷。元宁宗至顺元年（1332），诏建广庆寺于苏墓，命僧居守之。元顺至正十二年（1352），郏县三苏先生祠堂落成，曹师可作记。

明代不好诗而好苏东坡。整理研究东坡著作者众多，有高启、瞿祐、方孝儒、王世贞、谭元春、杨慎等；还有茅维《苏东坡全集》，焦竑《苏长公二妙集》，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出版。《苏文忠公全集》（《东坡七集》）还是中华书局编印《苏轼文集》所依据的底本。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胡谧作《重修三苏祠墓记》，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汝州知事刘觐文作《重修三苏先生坟记》。

清代苏学研究异常火热。出版明末方介卿《苏文忠公寓惠集》，蔡士英《东坡全集》，邵长蘅订补《施注苏诗》，马俊良、张海鹏重辑《东坡志林》，王昌嗣改编《苏文忠居儋录》，樊庶、王时宇编《苏文忠公海外集》，朱彊邨《东坡乐府雅集》，施、顾《注苏诗》，查慎行《补注苏诗》，翁方纲《苏诗补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朱彊邨《东坡乐府笺》。《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编《苏沈良方》。钱塘汪氏重刻毛晋汲古阁原刊本《宋六十名家词》，《东坡词》在其中。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郏县县令张笃行刊刻东坡之帖。高宗乾隆十一年（1746），张楣作《重修三苏先生祠墓记》。

还有现代词人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唐圭璋《东坡词》，曹树铭《苏东坡词》问世。

五落——西学东渐，打倒孔家店，波及东坡

晚清民初，欧美等地学术思想传入。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由最初的排斥到逐渐接受西学。民国初期，因为国内战争，苏东坡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不过打倒的是迂腐的三纲五常，而不是孔子儒学。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被关押在京师警察厅的看守所里，没有人身自由，他却在牢房里高唱起东坡的《定风波》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文革”期间，批林批孔，苏东坡成了保守派、复辟派、顽固派、投降派和两面派人物，出现了《揭穿苏轼尊儒反法的两面派嘴脸》(《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4期)、《北宋尊儒反法的反动政客苏轼》(《湖北文艺》，1975年第2期)、《反对革新的吹鼓手——苏轼》(《四川文艺》，1975年第2期)等批判东坡的文章。梁效、罗思鼎说“东坡向旧党呈书献策是反动的政治态度”，“对人生怀有没落的哀鸣”；“东坡攻击新法、反对改革、侵犯皇权而被贬黄州”。

（六）六起——保护国宝，传承东坡精神

“东坡精神”，是指东坡集民族的真善美于一身的人的本体精神。它与人类的高度文化、文明、思想紧密相连，不仅表现在他才华横溢的千古文章和独立特行的生活经历上，而且表现在他生命、思想、人格、灵魂、情感、心理的力量张扬与震动上。[22]

党的领导人是非常尊重历史、尊重东坡精神的。长征时期，红军进入贵州黎平时，张闻天与毛泽东主席讨论革命前途时，毛泽东即席吟诵起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来，颇有《沁园春·雪》的韵味。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东坡视为国宝，纷纷点化运用东坡诗文吟词赋诗。毛泽东主席写有“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菩萨蛮·黄鹤楼》）；周恩来总理写有“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大江歌罢掉头东》）；朱德总司令写有“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为三苏祠题词》）；陈毅元帅写有“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冬夜杂咏·吾读》）。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首席代表李克农以东坡《文说》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以蕴含着顺其自然,因势利导的人生哲理作为谈判指导思想。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界迎来了春天。为苏东坡平反，发表了王水照《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徐中玉《略谈“四人帮”的反对苏轼》(《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5期)、朱靖华《论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兼驳罗思鼎的谬论》(《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等大量批驳文章，对东坡的政治态度和文学创作做了全面、客观的评价，还原东坡历史的真面目。

改革开放后，苏东坡研究蓬勃发展，日趋高潮。1980年成立全国苏轼研究学会，东坡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迄今举办近30次东坡学术会，研究著作等身。东坡诗文进入大中小学语文课本。东坡研究已扩展到海内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出从公元元年到2000年世界24位杰出人物，中国有孔子、苏东坡、孙中山三人当选。同年，法国《世界报》评出从公元1000到2000年世界12位英雄人物，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苏东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其治国理政的著作和讲话中引用古典，其中就引用了不少东坡语典：“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苏东坡《晁错论》）（意即“智者见于未萌”，要深谋远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和董传留别》）（意即用人要看才华、气质。）“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论项羽范增》）（意即只有党的自身肌体健康才能抵制外部的侵蚀。）已经公开发表的就有7条。

研究苏东坡最有成就与影响力的要数孔凡礼先生。他编纂《苏轼文集》《苏轼诗集》《三苏年谱》。还有王水照《苏轼传》，朱靖华《苏轼论》，东方龙吟《万古风流苏东坡》，石声淮和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签注》，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签证》，邹同庆和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刘尚荣《傅幹注坡词》，莫砺锋《漫话东坡》，李常生的《苏轼行踪考》，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

2018年9月10日，“中国菜”在河南郑州发布，“黄州东坡肉“被评为“中国菜”之湖北十大经典名菜。2020年9月1日至10月30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收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

三、早期人生优势变短板及其教训

在将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的苏东坡，有三分之一时间在朝廷里唯皇命是从，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地方热心为民服务，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奔波在贬谪路上。虽然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为复兴大宋王朝经天纬地，但是穷善达济，不改初心，为仕宦地和贬谪地百姓做了许多善事，为社会著书立说留下宝贵精神食粮，也为后世留下早期人生优势变短板及其教训的深沉遗憾。

（一）英雄无用武之地

决定苏东坡人生、行为有着诸多因素，而首先决定的是他书香门第、先哲影响、恩师鼓励、个人奋斗和那个特殊历史时代背景。东坡从小就接受极具儒学传统的家庭熏陶，钦慕汉代政治家司马相如和辞赋家扬雄，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接触当时高层人物宰相王安石，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大科学家苏颂，大文学家欧阳修和范仲淹。诸种社会思想、文化生活相互交融、共生互化，孕育了东坡这位天才和奇才。

可惜，苏东坡生不逢时。他早期人生优越的历史时代，优越的生活环境，他从政后不成气候，反而变为短板，让他这位天才大半生始终处于被动、被迫、被害地位。天生我才没有用，英雄无用武之地。殊不知东坡这种奇特人生，是北宋“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用人不公，党争不绝，皇权至上，佞臣当道”的皇权专制造成的。皇权专制是历史悲剧之源。东坡最后落得个坐103天监牢、三入承明四至九卿、三次丧妻、四次大贬、家门凋落，还病死他乡的悲哀结局，最终成了北宋王朝的殉葬人。

（二）曲直前行之路一直未走通

苏东坡一生的无数次上朝下野，无数次凤凰涅盘，主要寻求的是儒佛道三家，尤其是道家的人生秘诀。但有时候也不见灵验。哲宗元祐七年（1092）五月，东坡知扬州，早已遭遇到佞臣们的排挤围攻。他开始寻求归隐稳固出路，自求外任，写和陶诗，视为绕开人生周期律怪圈，曲直前行的理想为政模式，且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儋州，终写100多篇而告止。

可惜，“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书陶渊明诗后》）的归隐回避思想，让苏东坡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自求外任的为官秘诀似乎有了合理诠释。殊不知道路决定命运，东坡归隐从未实行过；“曲直前行”之路，一步也未走通。

（三）现实比恩师理想遥远且残酷

苏东坡追慕企求的人生境界与思想境界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就是同样称得上人物者也难与伦比。东坡信守恩师范仲淹关于“古仁人之心”，一直以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深深扎根于东坡灵魂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23]三教九流，兼容并包。对待王安石、章惇、傅尧俞、赵君锡，不计前嫌，以德报怨，就是一例。

可惜，苏东坡太天真了。章惇、李定、王珪、蔡京之流可不是东坡这么想的、这么干的。现实比恩师理想遥远且残酷。他们满脑子想的、身体力行的是嫉贤妒能、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置不同政见者于死地而后快，毫无“仁心”可言。东坡死就死在这些缺德无能的昏官奸臣手里。

四、结语

苏东坡独特的人生周期律，是东坡精神永恒的核心因素。他留下的宝贵遗产早已融入到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正在影响着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放创造与文明传承。有些地市还以东坡文化兴市。东坡人生周期律的经验教训，对指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4]“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25]

东坡精神万世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