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英日通商态度探析(1844—1854)

王小欧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英国将1840年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称为“通商战争”，因为正是这场战争为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将中国纳入不平等的近代条约体系中，并为其在远东的继续扩张奠定了基础。然而，英国在英日通商问题上表现得有态度、无行动，甘居美国之后。在《日美亲善条约》签订后，英国与日本也签订了类似的《日英条约》。但是，前往签约的海军少将、英日通商的开拓者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却坚持说自己的访日动机仅仅是出于军事目的，令此问题显得扑朔迷离。本文结合相关史料，对英国在英日通商问题上的态度进行梳理，从而深化认识英日最初的关系。

一、英国的贸易请求与日本锁国政策的微调

工业革命后，为了快速发展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英国的势力逐渐向远东伸展，表现出对日本的兴趣。为了寻求对日贸易，英国船队多次来到日本。日本自1633年颁布锁国令后，一直对外国来访者保持高度的警惕，直至19世纪初几乎拒绝了英国所有的通商贸易请求。

拿破仑战争(1803—1815)期间，英国试图代替荷兰与长崎进行贸易往来，未能成功。1818年，英国船只开进江户附近的浦贺港，再次要求通商而未果。英国的屡次尝试非但没有实现对日通商的目的，反而因由此引发的冲突而越发坚定了日本的锁国政策。1825年，日本颁布了自锁国以来最为严厉的一个法令——《异国船驱逐令》，规定凡外国船只进入日本海域者，一律以武力进行驱逐。将英国等西方国家拒之门外。

1840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而获得了割地、赔款、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诸多利益，自此在远东地区进入新的扩张阶段。这对幕府来说是一个令其感到“唇亡齿寒”的冲击。[1]189老中水野忠邦曾对心腹臣川路圣谟说：中国命运“虽系外国的事情，但足为本国之殷鉴。”[2]102日本预见到自己将成为英国的下一个目标，英国再次要求对日通商是迟早的事。为了避免沦为中国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主动放宽了政策，微调了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政策，撤销《异国船驱逐令》，代之以《燃料淡水供给令》，试图以此来告诉全世界，尽管日本仍然没有对外进行贸易的愿望，但已准备帮助那些因天气恶劣或缺乏物资而被迫驶往日本海岸的船只，只有当他们拒绝离开时，才会使用武力。日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避免受到攻击，或者至少可以推迟危机的发生，直到自身的海岸防御能力强大到足以使入侵日本成为一项不能轻易进行的危险之举之时[3]40。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震慑了日本，迫使其调整了对外政策。这种政策调整的幅度较小，但毕竟改变了日本原有的强硬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国在对英日通商问题上还是走在了列强的前面。

二、“戴维斯计划”的提出与无果而终

对英国来说，有了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后，日本的“锁国”已不再是令其棘手的新问题，与日本建立贸易关系的官方计划很快出台。

1844年10月，香港殖民政府的财务总监蒙哥马利·马丁(Montgomery Martin)多次写信给英国商务总监兼香港总督约翰·戴维斯(J. F. Davis)，强调与中国北方和日本进行贸易的重要性。1845年5月，戴维斯给英国时任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写了一封密信，主张与日本签订类似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并认为这是毫无风险和成本的举措，或许送几件礼物，就可以实现。但为了确保成功，必须严格保密并有海军的支持，待时机成熟时由海军部指挥实施计划。[3]59阿伯丁勋爵对此表示赞同，但认为没有必要调动海军，未经告知就到来的部队可能会给日本人带去恐慌，为避免可能危及谈判的冲突，最好事先通告日本政府，并说明这次远征的和平意图。[3]62对此，戴维斯建议在实施计划前一周左右派遣一艘汽船前往日本，并附上一封说明和平友好意图的信，但要保证前往日本的海军规模，因为“一支体面的军队的出现可能是确保对话的最佳方式”。[3]66然而，1846年6月，戴维斯得到法国和美国将联手派5艘军舰前往日本的消息，这远比他集结的兵力要多得多。对戴维斯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追随法、美两国有失尊严。于是，他决定推迟赴日计划，在观望中寻找更合适的机会。如果法国和美国的方式能够获得成功，只要英国赴日使团看上去足够强大，英国对日本的贸易要求便会顺利实现；如果法美失败，也不会影响英日关系，因为日本不会倾向于与英结怨，从而再增加一个敌人，而英国则可以继续思考和寻找对日通商的其他可行方式。最终，法、美访日均无功而返，以武力为后盾的方式未能奏效，使戴维斯的赴日热情受到削减。直到1846年7月，他再未重提此计划。

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继任外交大臣后，重提“戴维斯计划”。巴麦尊同样认为，赴日通商要以海军提供足够规模的军舰为前提，当外交部与海军部达成共识、一致认为赴日任务重要到足以优先于其他任务时，此计划方可实现。在给戴维斯的继任者博纳姆(S.G.Bonham)的指示中，巴麦尊强调英国政府只是希望在互利的条件下与日本进行自由的商贸往来，既无政治上的诉求，也无领土上的渴求。[3]73但是，谨慎且快要退休的博纳姆对此毫无兴趣。1849年，美国海军中校格林(Commander James Glynn)前往日本，护送遇险的15名船员安全回国。回国后，格林竭力主张，应不顾日方禁令，尽快同日本缔结通商条约，必要时可采取强硬的态度[4]5。这种认识并未激起博纳姆对日通商的热情和与美竞争的意识。他在向巴麦尊汇报此事时提到，希望格林能够通过“艰难的步骤”实现他的目的，但并未提出可能追随美国的建议。也许博纳姆认为，英国将能够分享格林在日本获得的任何特权。[3]90于是，尽管此后先后有传教士贝特尔海姆(Dr.Bettelheim)和马丁的积极努力，直到1852年“戴维斯计划”仍未能被予以实施。1852年5月，博纳姆因病回伦敦休养，英驻广州领事约翰·鲍林博士(Dr. John Bowring)替任商务总监一职，赴日计划再次被提出。

三、鲍林的“远征新计划”及其破产

鲍林在欧洲和中东都执行过贸易部的任务，有一定的贸易经验。他认为，与日通商对英国来说一定大有裨益。与谨慎的博纳姆迥然不同，鲍林冒进甚至有些鲁莽。不过，他得知佩里正在率领一个大中队准备前往日本时却无能为力，因为他的晋升只是暂时的。于是，鲍林向外交部汇报了相关情况并申请与日谈判。但外交大臣马尔梅斯伯里勋爵(Lord Malmesbury)无意与美国竞争，指出：“英国政府将乐于看到日本开放并与之进行贸易往来，但最好让美国政府先行，如果美国成功了，英政府将会从中获利。”[3]931852年秋，俄国驻伦敦公使知会时任阿伯丁内阁内务大臣的巴麦尊，称俄国政府希望与日本建立商业关系，并打算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Admiral Poutiatine)前往太平洋以确保条约的达成，同时密切关注佩里的动向。他之所以告知英国此事，是因为相信英国对美国在这个区域的行动有着与俄国类似的看法。然而，巴麦尊的反应只是指示鲍林给予普提雅廷一切帮助。显然，英国政府的态度仍是保守的。对此，鲍林提出：“如果只面对一个入侵者，日本将依靠列强之间的矛盾进行武力抵抗，但如果面对的是强国联合行动，日本尽管不情愿也将和平开港。”[3]94但是，这个建议一直未能得到政府的支持。1853年7月，佩里第一次访问日本，向幕府提出开国的请求。幕府表示需考虑一下，半年后予以答复。博纳姆将这个结果解读为：佩里没有使用武力的权力。没有武力做基础，佩里将无功而返。而如果美国未能打开日本的大门，英国便也无从借美国之力与日本展开贸易活动。

面对这般形势，鲍林于1854年1月再次向外交部提出了远征日本的想法。时任外交大臣克拉伦登(Clarendon)认真考虑了此事，并指示外交副大臣阿丁顿(Addington)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全权授予鲍林前往暹罗、中国和日本经办相关事宜。阿丁顿认为，关于对日通商问题，应该等佩里访日的结果，如果佩里成功，就派遣战舰随同鲍林赴日，以获得与美国类似的特权；如果佩里失败，就最好再等等。1854年4月，鲍林获悉了佩里的成功，认为只需“体面的军备”到位，就可以立即启程。6月4日，阿丁顿的继任者埃德蒙·哈蒙德(Edmund Hammond)提交给克拉伦登一份写给海军部的草案，文中指出鲍林早已接到指示，只要佩里成功与日建立通商关系，他即可马上赴日谈判。而驻守在中国海岸的英国官员斯特林(Sir. James Stirling，时任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少将)需派出与美、俄在日本海域数量相当的军舰。但这并非意味着政府希望动用武力，相反，除自卫外，斯特林要避免做出任何敌视日本的行为。[3]99克拉伦登大体上同意了草案内容。6月8日，修改后的草案被送至海军部，副本交予鲍林。根据草案指示，鲍林将与法国全权代表联合出访日本。

然而，此时的海军部正专注于克里米亚战争，海军少将斯特林原本的任务是保护英国在中国海岸的船只不受俄国袭击，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击败俄国到此的军队。外交部的指示无疑给海军部带来了困扰：斯特林只有一个，是让他去执行军事任务，还是让他随同鲍林去完成通商任务？当海军部发出这个疑问时，克拉伦登当即修改了他的指示，明确表态，从未认为与日缔结一项商业条约具有足够的重要性，也从未打算以放弃保护英国军舰为代价进行这种尝试。毫无疑问，俘获俄罗斯中队是目前首要且最为重要的任务。[3]100鲍林的赴日“远征新计划”宣告破产，英国在日本开国问题上的政策再次屈从于其他更为迫切的利益。

四、斯特林赴日与《日英条约》的签订

对于英国来说，无论是在直接针对俄国勘察加半岛基地和鄂霍次克海基地的军事行动方面，还是在获取燃料和物资方面，日本港口都具有重大的价值。但要在此行动，须征得当地政府的许可。1854年7月，斯特林按照海军部指示，率舰队寻找一支俄国海军中队。据悉，这支俄国海军中队此时就在日本附近，也许正在日本的某个港口避难。这给斯特林访日提供了一个充分的理由，完成了几代商务总监都未能完成的日本之行。

1854年9月7日，斯特林带着 “温彻斯特”号军舰和其他三艘船只抵达长崎，并立即给长崎奉行写了一封信，通报说英国正在与俄国进行战争且在逐步取胜，同时警告说俄国对其怀有图谋不轨之心。斯特林在信中还表示，英国的舰队常常会造访日本海岸和港口，但都出于作战需要，目的是防止俄国的舰船利用日本港口损害英国及其盟国的利益，绝无冒犯日本之意。基于此，英国希望了解日本政府对目前交战双方船只进入长崎港以及日本境内其他港口的态度，也希望日本能够发表中立声明，拒绝俄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进入日本港口避难或进行补给。斯特林一行并非外交使团，所以未能配备翻译。为了更好地进行沟通，斯特林请了一位漂流到中国、会说一些英语的日本人代以翻译之职。然而，这封信在转译的过程中出现很大的偏差，斯特林的主旨变成了“打算利用日本的港口来对俄作战，寻求——甚至可能是‘要求’——日本政府的许可。”译文甚至将“他希望避免任何可能冒犯日本的行为”译为“如果他的请求被拒绝，战争就会随之而来”[3]118。为此，长崎奉行马上意识到，英国也在要求日本开港。9月9日，长崎奉行把这封信的译文寄送给江户，并附上了自己对此困难局面的一些看法。他说，给英国这样的特权可能会危及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而断然拒绝又极可能促发斯特林使用武力。要摆脱这一困境，似乎只有一种方式，即为斯特林提供一个或两个港口(长崎和函馆)。

9月21日，江户方面给出指示，打算拒绝斯特林现有的“请求”。因为如果答应斯特林，将意味着对俄罗斯和其他友好国家的背叛，或因之引发其敌意。仅准许英国在长崎和函馆两地进行木材、水和日用品的补给，如果需要，也可以在下田进行补给。与此同时，斯特林对日本官方的拖延越来越不耐烦。他通告长崎奉行，如果再无回复，他将去江户进行问询。长崎奉行请求斯特林再等10天，并提出为船员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待遇。斯特林勉强表示同意，并指出：“美国人来日本是请求法律上的宽松和其他方面的与日调和，而我们这些来自伟大国家的公职人员，则是什么都不要，也无意接受什么，我们只想要一个答案……如果能够正确地看到我们与前者的不同，就会知道该如何对待我们。”[5]41610月4日，长崎奉行告知斯特林，他已经被江户授权处理此事，希望斯特林给出明确的态度。第二天，斯特林将条约草案交予长崎奉行。如其所称，草案中的5项条款均与战争相关，并无通商要求，出于军事考虑，英国希望“日本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5]421-422。但令斯特林没想到的是，日本宁愿遵照《日美亲善条约》的模式，即从通商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也不愿意从军事角度考虑相关问题。在长崎奉行看来，日本在世界上本无敌人，如果按照斯特林的草案与英国签约，则会生出敌人，因此仅同意开放长崎、函馆两港，不言其他。经协商，双方于10月14号签署了《管理英国船只进入日本港口的条约》(简称《日英条约》)，主要内容有：长崎、函馆需对英开放，用以维修船只、补给淡水食品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长崎即日开放，函馆自斯特林离港之日起50天后开放，遵守每个港口的规定；除因天气或失控而遇险的船只外，其他船只没有幕府的允许不得进入此二港以外的其他港口；英国船只在日本港口必须遵守日本法律，如有高级官员或船长违反规定，将导致港口关闭，如下级人员违反规定，将被移交给其上级接受惩罚；已开港口或以后可能开放的港口，对任何国家开放，英国享有最惠国待遇，但日本长期给予荷兰和中国的优惠不在此范围；条约自即日起12个月内生效，生效后不得更改。[3]205

斯特林对自己在条约签订的前后表现感到非常满意，在写给海军部的信中指出，《日英条约》的签订，不仅结束了英国对俄国将日本港口和资源用于战争的担忧，而且提供了一种与日本政府和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方式。对现阶段的英国来说，日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远大于其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如果不顾日本长期以来的锁国政策，提出日本人既不需要也不渴望的通商要求，强行与之展开贸易，他们会以印度和中国为例，指出人们通常以商人的身份到来，以主人的身份留下，从而对英国失去信心并产生敌意[5]421-422。斯特林也许是在为自己未能得到更好的通商条件而进行解释，也许真的是放眼未来的英日关系。总之，他的观点获得了外交部的认可。

五、结语

自拿破仑战争时期起，英国就已经在对日通商问题上跃跃欲试，并一度拥有打开日本国门的优势地位和相应计划，但迟迟未果。究其原因，与其说是时机总不成熟，不如说是通商的要求一直没有那么迫切。想要与闭关锁国200余年的日本展开贸易往来，必须以武力作为后盾。而彼时彼刻，这个偏安东亚一隅的小国并未引起英国足够的重视。对于英国来说，与日通商固然能够带来收益，但与为此将要付出的代价相比，却得不偿失。于是，在1844—1854年间的利益评估与利弊权衡中，对日通商计划始终处于被舍弃的那一方。直至斯特林赴日签订《日英条约》，英国才最终拉开了与日通商的序幕。因此，很多人将《日英条约》视作英国多年来对日通商要求的最终产物，但也有人认为《日英条约》不过是“克里米亚战争海上战役的一种副产品”。[6]258前者强调必然，后者强调偶然，都有其合理性。19世纪中期的英国已经建立起了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4]2，结束鸦片战争后继续在远东进行扩张是其向外发展的目标之一，而处于锁国体制下的日本无论如何都无法抵御这场殖民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