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重根“东洋和平论”再探

段 凡，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战争与和平有着二律背反的哲学关联。纵观整个东亚近代史，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单一面向外，中日韩三国谋求构建东亚“合作”秩序的泛亚主义学说也颇具规模，典型代表包括中国孙中山之“大亚洲主义”、日本之“亚细亚主义”及韩国安重根之“东洋和平论”。目前，对于孙中山的亚洲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日本“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本质，国内学界多有着墨。关于安重根“东洋和平论”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仍有待进一步探析①。本文在考察上述近代泛亚主义思潮的基础上，主要以日文史料《伊藤公爵视察满洲一件：安重根旅顺狱中陈述》②为参考，再次探讨“东洋和平论”的主要内涵及时代价值。

一、近代东亚地区的泛亚主义思潮

思潮，顾名思义，是指一段时期内某种思想或主义的集合体。近代以来，倡导亚洲地区，特别是在中日韩三国间构建“合作”秩序的泛亚主义思潮骎骎日上。中日韩三国涌现的泛亚主义思潮既有一定的共性，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论其共性，福泽谕吉在《时事小言》中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近代化与封建分别如同“石室”与“木室”，唯独日本居于“石室”是远远不够的，邻居的“木室”同样会使日本时刻处于火灾的威胁之中[1]。日本的顾虑同样存在于中韩两国。对于东亚联合的意义，孙中山曾指出：“吾合彼亦合，势必然也。惟先合者必胜也。”[2]此外，安重根在《东洋和平论》之“序”中提出：现今西势东渐之祸患，东洋人种一致团结，极力抵御，可为第一上策。可见，中日韩三国“连带”说之所以能够流行于当时，与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谋求自保有着直接的关联。

不过，从整体上看，日本主张的“亚细亚主义”内涵随着日本国力及其在东亚地位的上升而逐渐异化、畸变。日本殖民者通过制造“同文同种”的历史虚像，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舆论。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以“连带论”为主要特征的“亚细亚主义”让位于“盟主论”式的“大亚细亚主义”[1]。具体而言，“保全支那”和“亚洲一体”成为这一时期日本“亚细亚主义”者的主要论调。1916年小寺谦吉在《大亚细亚主义论》中指出：“为保全邻邦之义，而维持极东和平，是日本之根本国是也”[4]。日本在“亚洲一体”的口号下，于1910年吞并了韩国；在“保全支那”的宣传下，于1915年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提出“盟主论”式的“大亚细亚主义”，主要与当时西方抓紧蚕食中、韩两国有关。日本的根本意图在于籍“保护”东亚邻国为名，加紧推行“亚洲门罗主义”之实。

如果说日本是近代泛亚主义之源头，中韩两国则更多地扮演一种呼应者与改造者的角色。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接受泛亚主义学说的人士，驻日公使何如璋于1880年兴亚会成立后，对其会旨中宣扬的“同文同种”“黄种人反抗白种人”之类的说辞深表赞同[5]。此后，中国著名的知日人士如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均对泛亚主义有过不同的表述。概括而言，这些表述主要有两个特征：其一，倡导以中日两国为轴心的亚洲国家间的联合；其二，强调亚洲被压迫弱小民族间的联合[5]。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可谓是中国泛亚主义思想的一个标杆。19世纪80年代，孙中山在与宫崎滔天的会晤中提出了“为了亚洲黄种人”的豪言。尔后，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13年孙中山访日时的演说可视为其“亚洲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他首先对日本援助中国革命表示感谢，同时指出日本对维持东亚之和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他尤为强调中日协作对亚洲复兴的重要意义[6]。

当然，孙中山并未忽视日本的侵略野心，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批判也构成了孙中山“亚洲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会谈，途径日本神户时发表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孙中山并没有停留在呼吁中日合作的美好希冀上，而是向日本发出了究竟是选择“作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东方王道的干城”的历史之问。可以看出，呼吁以中日友好为核心的亚洲和平以及对日本侵略邻国的批判构成了中国式“亚洲主义”的核心内容。

韩国的泛亚主义学说有多种别称，如“东洋三国政族论”“东洋三国共荣论”“亚洲连带论”等。大体而言，韩国泛亚主义思潮的产生也与日本组织的兴亚会有着直接的关联，如19世纪80年代访日的朝鲜使节金弘集、李东仁对兴亚会“提高亚洲之间的纽带意识”的宗旨产生了强烈共鸣[7]。进入20世纪后，随着日本侵略活动的日益加剧，韩国对泛亚主义的认识逐渐派生出两种派别：一派严厉谴责日本伪善的“东洋和平论”(伊藤博文所提)，建立以韩国独立为前提的韩中日合作体系，代表人物为安重根、申采浩、朴殷植等人；另一派则主要受到日本泛亚主义思想的迷惑，认为韩国的独立发展只能依靠在激烈的帝国主义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日本的帮助[7]，代表团体为大韩自强会等。

由上观之，19世纪70年代，标榜“同文同种”“唇齿相依”“复兴亚洲”的泛亚主义思潮最先产生于日本，旋即影响到中、韩等国。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大致历经了“连带论”与“盟主论”两个发展阶段。中、韩两国对泛亚主义思想的接纳与改造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主要表现为支持建立中日韩三国和平合作的亚洲秩序与批判伪善的日本式“亚细亚主义”两方面。当前学界对日本“亚细亚主义”的讨论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8]。笔者以为，将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视为“日本侵略战争的遮羞布”并不违公允。日本学者倡导的“亚细亚主义”多是为日本侵略战争进行辩护与造势的托词。而中、韩两国的方案则与之迥异，其所倡导的以中日韩三国和平与合作为基础的东亚秩序强调了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性，因而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时代价值。

二、安重根与“东洋和平论”的提出

安重根(1879—1910)，字应七，出生于朝鲜黄海道的一个官宦之家。他自幼崇习儒学，且好动尚武。1897年，安重根同父亲共同接受洗礼，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

日俄战争后，日本公然将韩国纳为其“保护国”，包括军事权在内的韩国国家主权逐步遭到剥夺。值此国难关头，安重根参加了活跃于中国东北及沙俄远东地区的韩国义兵运动。1909年，为表明抗日的决心，安重根偕11名义士共同成立了“断指同义会”。同年10月，安重根通过《大东公报》获悉伊藤博文将赴哈尔滨参加对俄协商的消息，决定展开刺杀活动。10月26日，安重根只身一人于哈尔滨火车站成功完成了刺杀计划。此后，安重根在“关东狱署”(旅顺日俄监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在旅顺狱中，安重根并未停止对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控诉以及对东亚和平事业的探求。他一方面与日本关东都督府法院的法官和检察官进行巧妙周旋，另一方面坚持奋笔疾书以明心志。这一时期，他着手撰写《东洋和平论》。由于日本殖民当局违背诺言提前判处安重根死刑，该书稿最终只完成了“序”和“前鉴”部分。所幸的是，2009年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在出席韩国首尔安重根义士纪念馆等单位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从韩国首尔大学李泰镇所赠资料的复印件中按图索骥地获得了涉及安重根“东洋和平”思想的原始资料——《伊藤公爵视察满洲一件：安重根旅顺狱中陈述》(日本外交史料馆，编号为4门2类5项)。目前，该件已由井上亘、张晓刚、宋成有三位教授合作译校并公开发表，为中国学界研究安重根及相关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笔者围绕该史料对安重根的“东洋和平”思想详加考察。

《伊藤公爵视察满洲一件：安重根旅顺狱中陈述》原是安重根对“关东都督府”③高等法院判决的自我陈诉部分，由上述法院书记官竹内静卫记录，时间为1910年2月17日。这份“自我陈述”(日文为“听取书”)的重大意义在于完整且系统地阐述了安重根主张的“东洋和平论”思想。安重根首先从个人身份、行为动机、国际公法、东洋和平等几个方面展开了雄辩、缜密的无罪申诉，随后引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命题，指出伊藤博文的东亚政策实属威胁东洋和平的“祸根”。在完成一系列铺垫后，安重根以对日本“负责任”的口吻，分析了当前日本所面临的窘境，并系统阐述了其关于东亚和平发展的设想[9]。

安重根认为，日本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财政困乏；其二，失信于邻国与世界。为此，日本唯有改变伊藤的政策，“洗心革面，不要任何形式的战争”[9]。安重根具体地提出了以下设想：政治方面，开放旅顺，集三国和平之士于此，组建和平协会；财政方面，以旅顺成立的“东亚和平协会”为基础，广泛招募会员并向每人收取一元会费④，同时设立银行，发行兑换券和支票，待取得一定成效，于各地设立和平分会和银行支行；军事方面，旅顺安保问题由日本派出五、六艘军舰负责，而东洋和平的保障则由日、清、韩三国各指派代理员负责，并在三国范围内广泛招募义勇组建军队；文化方面，让三国的年轻士兵学习其他两国的语言，以增强兄弟之谊。此外，安重根基于其天主教信仰，主张为最终实现“东洋和平”，日、清、韩的皇帝须接受罗马教皇的加冕，以取得西方势力的认同[9]。

三、“东洋和平论”的主要特征

由《伊藤公爵视察满洲一件：安重根旅顺狱中陈述》，我们可一窥安重根“东洋和平”思想的概貌。概而观之，安重根的“东洋和平论”有如下特征值得关注。

其一，“东洋和平论”具有浓厚的儒学色彩。安重根出身儒学世家，其父安泰勋“八九岁已经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四岁已能作骈体科举文章”，素有神童之称。安重根自幼便入汉文私塾，打下了坚实的儒学基础。安重根主张的天下大同，仅“指中、韩、日是同文同种同教的兄弟国家，并不包括西欧国家在内。”[10]可以说，长期的儒学熏陶既是安重根“东洋和平”思想产生的一大原因，也是安重根“东洋和平”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

其二，安重根自觉接受了当时大行其道的人种学说，并以人种竞争看待世界局势。他主张“东洋人种”对抗“欧罗巴白人种”，建立一个以东亚为中心、囊括南亚地区的和平体系。近代以来，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副产品”，人种学说席卷世界。作为对西方大肆鼓吹的“黄祸论”的回应，“同文同种论”在亚洲国家内部获得了普遍认同。安重根在《东洋和平论》的“序”的开篇中便以人种定调：“现今世界东西分球，人种各殊，互相竞争，如行茶饭”。在论及日俄战争时，称“可谓黄白人种之竞争”，并尤其指出日本侵犯中国，“可谓自斧伤足矣”。同时，人种学说在安重根的东洋和平秩序构想中也有充分体现：日本在“取信”世界后,“与清、韩一同共享幸福，印度、泰国等亚洲各国也会纷纷积极申请加盟”。可见，以“黄白人种对立”为主要内容的人种学说构成了安重根“东洋和平论”的认知逻辑。

其三，“东洋和平论”以一种日本当局能够接纳的口吻，表达对日本殖民侵略政策的不满，反映了安重根注重斗争的策略性。如安重根利用关东都督府高等法院的场合，当场宣布了伊藤博文的“15条罪状”。同时，在《伊藤公爵视察满洲一件：安重根旅顺狱中陈述》中以很大的篇幅控诉了伊藤博文的侵略政策。他认为，如若坚持“伊藤之拙劣政策”，日本“必有横祸飞来”。值得注意的是，安重根格外强调，“伊藤执行违反了日本皇帝圣意的政策”，“使日本韩国陷入困境”。可见，安重根将批评的矛头避开日本明治天皇，而是指向了伊藤博文。笔者认为，安重根之所以将全部罪责归咎于伊藤博文，并非由于其对日本的侵略政策缺乏清醒的认识，而是其斗争策略使然。正如安重根所言，“杀一个伊藤也不可能恢复韩国独立”[11]。

其四，安重根的“东洋和平论”屈从于欧美支配世界、日本亚洲独大的政治现实，对帝国主义抱持不切实际的幻想。安重根对日本之于亚洲的地位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日本在东洋的地位若以人体来比喻，恰如头部”。对于“东洋和平”秩序，安重根指出：“毫无疑问，清韩将推崇日本为盟主……日本便可以坐等将东洋收入囊中”。可见，为谋求日本侵略者的认同，安重根的“东洋和平论”不惜与“日本盟主论”相妥协。对欧美支配国际局势的态度，安重根假借周朝册封制度，指出若要实现真正的“东洋和平”，务必取信于西方国家，其中的要义在于“日、清、韩三国的皇帝要面见罗马的天主教(皇)，起誓并接受王冠”。若将“取信欧美”与前述“黄白人种对抗”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可见安重根“东洋和平论”的摇摆不定与矛盾之处。

四、“东洋和平论”的评价及现实意义

关于安重根“东洋和平论”的评价问题，国内学界的相关评价多集中于讨论“东洋和平论”的现实意义。如权赫秀教授指出，安重根郑重提出有关各国应以旅顺口为谈判之地来商谈东洋和平问题，实际上是最早有关在旅顺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12]。大连安重根研究会会长朴龙根认为，安重根“东洋和平论”的提出，标志着“一种超越民族、超越体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建立区域性经济政治共同体理论的开端”[13]。学者车霁虹指出，安重根提出的常设和平会议机制，无疑是一种远见卓识和高屋建瓴的构想[11]。宋成有教授认为，安重根的和平思想对思考东北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不无借鉴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差异和认知的局限，“东洋和平论”中若干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具体主张难以成为现实[13]。尹庆老教授在《思想家安重根的生活与活动》中无不批判地指出，“东洋和平论”的目的是消除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谬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但是，其结果却使日本侵略合理化，只成了反对日本侵略的空泛理论。以上专家观点见仁见智，均有参考价值。

笔者认为，对于“东洋和平论”的认识，必须坚持辩证思维方式。一方面，要对安重根“东洋和平论”予以适当肯定。该思想具有高屋建瓴的超前性质，诸如设立中日韩“和平会议”机构、东亚地区的“国际银行”、维护东亚安全保障的“和平部队”等构想对东亚区域合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必须对其时代局限性予以充分认识。如安重根有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及“黄白人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惯性。此外，尚须注意安重根提出的以日本为“盟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安重根思想在泛亚思想体系中的性质界定。在近代韩国的泛亚主义思潮中，李沂、张志渊等人所倡导的“三国提携论”颇为醒目。该学说的要旨是：韩中日三国在保留各自自主权的前提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日本的盟主地位；在此基础上，三国通力合作，共同牵制北方俄国。不难看出，该流派的主张与安重根所提倡的“东洋和平论”关联紧密。正如韩国学者玄光浩所言，安重根的“东洋和平论”基本上是对“三国提携论”的继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安重根的“东洋和平论”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揭橥了安重根的“日本盟主论”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之间的天壤之别。

综上，在纷繁的泛亚主义思潮中，安重根的“东洋和平论”独树一帜，真切地表达了安重根对韩国独立与东亚和平的祈盼。在未来推动东亚和平合作发展的道路上，“东洋和平论”仍具有一定的镜鉴价值。东亚乃至世界和平需要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平等互利、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实现“共赢”的目标。

[注 释]

①关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桑兵的《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关于日本“亚细亚主义”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王屏的《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等；围绕安重根“东洋和平论”的研究集中于《大连近代史研究》(集刊)，如王珍仁的《安重根“东洋和平思想”的再研究》(2016年)、宋成有的《安重根“东洋和平论”与福泽谕吉“东洋政略论”评述》(2011年)、张晓刚等的《试论20世纪初叶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以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安重根的“东洋和平论”为中心》(2013年)等。

②该史料由井上亘教授判读手写体日文原文，加注标点符号，由张晓刚教授译为中文，由宋成有教授审校，公开发表于《大连近代史研究》(辑刊)第9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关东都督府”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旅大地区设置的殖民机构。

④安重根预计中日韩三国的“东亚和平协会”会员将达到数亿人的规模，因而会费也会相当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