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思想影响下的宋代审美风尚探析

李会杰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宋代理学的兴起，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理学思想体系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是朱熹、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颐、程颢等坚持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性即理”，主张“理”是精神现象，是万世万物的本原、本体，世间万物只能由“理”产生，艺术表现只能以“理”审视万物，旨在穷究其道、其理；另一派是陆九渊、王守仁等坚持的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心即理”，主张“心无外物，心外无理”，“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两派皆认为主观意识是衍生万世万物的本原，以究理、穷理为终极目标，形成抽象思辨的思维方式。在宋代理学家看来，审美过程不能停留在表象上，而要发掘出其中之“理”。理学创始人之一周敦颐曾说：“阴阳理而后和”，“万物各得其理。”朱熹把“理”看作一切价值的源泉，强调穷理离不开格物。可以说，理学思想体系中的穷理、究理思想一直影响着宋代文化审美的形成与发展，并且影响着宋代文人的审美心理，更对宋代审美风尚起到了明显的引领作用。

一、崇尚理趣

汉唐以来，人们习惯用诉诸感觉的形象思维方式进行艺术创作，形成了体悟与理性并重的审美形态。宋代理学的盛行，使得“宋代士人哲思玄想趋于活跃，一些文化英才惯于以哲人慧眼观察世界，使某些诗文富哲思，含理趣，染禅味，具有理性机趣。”[1]理性思维在艺术审美和生活美学领域逐渐占据主流地位，重“理”、穷“理”成为主流的审美形态。朱熹明确提出以“吾心之知”去认识事物之理。从他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找到唯物主义的特性，即承认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然而朱熹并不否认后天实践对事物的再认识，而是探求后天实践活动对“理”的绝对印证。在宋代理学家看来，对客观对象的体认必须摆脱一般人所能认知的常理，从而获得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比如，朱熹《观书有感》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对“方塘”为何如此“清”的质问，得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即人们在学习中要不断更新知识，丰富学识。诗中虽然也有对景物的描写，语言的运用也含蓄、蕴藉，但对荷塘感性美的展现十分有限。诗歌主要是为了揭示一个道理，让读者从中获得理性认识。

“宋代是一个哲学的时代，也是一个伦理的时代。由于注重立身行事，出处大节，宋人总是用道德理性随时规范着自己的举动……特别注意道德理性对诗歌内容的严格制约。”[2]朱熹的思想学说对宋代文学艺术创作有深刻的影响。在词作《念奴娇·临风一笑》中，朱熹写道：“临风一笑，问群芳谁是，真香纯白。独立无朋，算只有、姑射山头仙客。绝艳谁怜，真心自保，邈与尘缘隔。天然殊胜，不关风露冰雪。应笑俗李粗桃，无言翻引得，狂蜂轻蝶。争似黄昏闲弄影，清浅一溪霜月。画角吹残，瑶台梦断，直下成休歇。绿阴青子，莫教容易披折。”这首词借咏梅花诠释自然之理，词中蕴含的“理”通过描写、叙述等方式启迪读者自己领悟，而不是用逻辑思维向读者灌输。“诗中之理是从情涌突出来的，然而它却以其智慧的光而成为诗的灵魂，成为诗的高亮点。”[3]这种理性的审美表现对宋代的艺术审美起到了引领作用。

理学的兴起对宋代美学风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感性思维方式为主流的美学风尚逐步被重“理”的审美风尚取代。在诗词中含蓄、隽永地阐述政治观点或学术思想、评说历史、议论时事，是宋代诗词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宋代诗词对“理趣”的执着探究源自文人以议论入诗的风尚。“客观事物在宋诗中扮演的角色常常是表现哲理的中介，宋人感兴趣的不是物象本身，而是它暗寓的宇宙人生哲理。”[2]例如王安石诗歌《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首诗的主旨不在描写自然景物，而在于揭示深刻的人生道理，议理形象、深刻，富有理趣。再如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中描写庐山景色的变化多姿，描写生动细腻，借景说理，认为观察事物或看待问题要客观全面。苏轼把这种哲理性认识蕴含在对庐山景物的描写中，语浅意深，因物寓理，在景物呈现的美感中给人以理性的人生感悟。

二、“寓意于物”

无论是朱熹、周敦颐还是陆九渊、王守仁，都认为认识的本体是“心”，把“理”看作认识世间万物价值的源泉，强调格物致知，讲求天人合一。这种思想成为宋代意识形态的主流，影响了文人的艺术创作，在审美风尚上也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宋代的艺术创作往往以“寓意于物”为创作原则。对宋人重“意”的审美风尚，苏轼在《宝绘堂记》中说得最直观、形象：“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4]苏轼阐述的“寓意于物”，成为宋代文人艺术创作的美学原则。欧阳修在诗作《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中说：“无为道士三尺琴，中有万古无穷音。音如石上泻流水，泻之不竭由源深。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5]手为心用，心为琴源，弹琴时只有内心对曲目再现，弹奏才能更贴近自然之“理”。欧阳修将弹奏之曲当作体察世间“理”的手段，重视对“理”的探究。

“寓意于物”更注重“意”的个性差异，强调深入客观事物本质的探究和钻研。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本论者秉主张“心无外物，心外无理”。这些观念渗透到艺术审美领域，表现为宋人往往忽视对外物形象的感性关注，而更重要的是探究主观的“心”，以及“心”对客观事物蕴含之“理”的穷究。以绘画艺术为例，宋初画家便将绘画当作体察世间“理”的手段，因此在题材选择方面，那些具有生命感的题材，如松、竹、梅等更受文人画家喜爱。北宋后期，绘画题材选取发生了变化，从宋初的自然山水转向花鸟鱼虫等更具生命感的物象，画家对它们的描摹更贴近自然之“理”。

再以宋代文学艺术作品为例，那些“短而隽，小而奇”的“小品文”都具有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特点。“寓意于物”使宋代文学艺术审美由“无我之境”趋向于“有我之境”。“寓意于物”要求艺术创作深入观察自然，从生活中汲取灵感，透过事物表象看本质。如苏轼《浣溪沙》：“雪沫乳花浮午盏，蓼鸾蒿笑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诗人因茶味的清新而心生愉悦，由茶的清味联想到自己澄澈、旷达的心境，进而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周敦颐的《爱莲说》、王安石的《伤仲永》、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文章情景交融，抒心写理各有情趣。“理性精神无疑使宋诗更深刻、更冷静，更细腻，也更机智：虽褪去了感性的魅力，却焕发出智慧的光芒。”[2]

受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代文人常常将“寓意于物”的理学精神融入艺术创作，旨在探究事物的本源及其内在规律，从而获得人生智慧和美感体验。理学家的思想和观念，有力地引领了宋代的审美风尚。

三、平淡内敛

宋代文人可以通过日趋完善的科举制度进入统治阶层，并获得相对优越的生活待遇，提升生活满足感和惬意度。由于受到宋初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文人士大夫的心态普遍是内敛的。对宋代文人来说，审美趣味之一就是崇尚平淡自然。平淡闲适是他们的生活美学，也是艺术创作上的审美追求。理学思想穷究本体，不囿事象，超越功利，讲求艺术表现的含蓄、平静、柔和、内敛。在理学思想的熏染下，宋代艺术审美趋于平静，呈现出平淡内敛的阴柔之美。

宋代理学家认为，人们对客观万物的一切认识都源于“心”，以自我之本心观照万事万物，万物皆备于主体之心。程颢主张“万物静观皆自得。”(《秋日偶成》)苏轼也认为，“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送参廖师》)对两宋文人士大夫来说，平淡内敛的审美风尚是他们的生活美学，也是他们的文艺美学。

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喜欢内敛、静谧的慢生活节奏，这使得他们有时间反思、内省。李涉在《题鹤林寺僧舍》中说：“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半日闲”成为宋人享受美好生活的追求。受理学“存天理，去人欲”思想的引领，文人士大夫对平淡内敛的审美观念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更加凸显。南宋诗人林景熙在《觉庵记》一文中阐释了他的美学思想内涵：“觉庵主人闭关扫轨，刊落浮念，返道德之乡，息性命之圃，于是年七十有八矣。庵之所曰灵坛，有山重掩，有水萦纡，爰乐斯丘，乃效古人豫为寿藏。遇胜日，扶杖引客，觞咏其间。予曰：‘噫嘻，觉庵其真觉者与？夫人方寸虚灵，具众理而应万事，是谓之觉……觉往复之理，出处一；觉荣悴之理，穷通一；觉昼夜始终之理，生死一。世故桑海，岿然一翁，血气衰，本心见，而觉生焉……方将以天地万物为藏，具何所不藏，何所藏？性无疆界，心无畛域，上下四方皆吾觉庵。’”[6]这一审美风尚的形成与宋代以理学为主的哲学思想有关。“理学要求理在气先、心即理，主张人们居静、持静，于内心求理，而不必外求，不必实践。理学约束了人的欲望，讲求治心，注重探求自己的内心世界。”[2]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更加注重艺术作品的意态和神韵。

在诗歌创作上始终倡导平淡并付诸实践的宋代文人是梅尧臣。其诗《陶者》云：“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这首诗语言质朴、风格平淡，只陈述事实而不加评论，但意境含蓄，发人深省。“平淡”表明诗人淡泊名利，心静如水，但“平淡”的诗文能表达崇高的艺术追求。“平淡”诗风得到欧阳修的大力推崇，他对梅尧臣如此评价：“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7]这是对“平淡”诗风的高度评价，也反映了梅尧臣在诗歌创作上的审美追求。王安石对“平淡”诗风极为推崇，晚年以巧夺天工之笔写出了虚静心态下的感觉和意态，于宁静淡泊中直道胸中事。如《春晚半山即事》：“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翳翳陂路静，交交园屋深。床敷每小息，杖屦或幽寻。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平淡安宁的心境及无人相知的感慨，溢于诗句之外。欧阳修与王安石对“平淡”审美风格的推崇与诗词创作实践，表达的正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审美理想。

宋代文人士大夫审美风格的平淡、内敛，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即政治改革失败后，他们的济世热情逐渐消减，情怀归于平静含蓄。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淡泊全精神，老氏吾将师。”他把对“平淡”诗歌境界的追求阐述得十分清楚。“宋代专制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人的行为处事要求符合政治伦理秩序，这一思想在文化领域中也得到普及，美学尤其注重审美的理性原则与教化功能。”[8]宋代理学强调守持天性、不逾规矩、惟理是求的思维方式，深深影响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使得内敛、平淡成为他们普遍的审美理想追求。

四、结语

理学是宋代哲学思想的核心。宋代文人士大夫审美风尚的形成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在理学思想影响下，宋人生活和艺术审美更加理性，寓理于形象之中，见道于形象之外。探析理学思想影响下的宋代文人的审美风尚，挖掘富有文化价值的传统美学思想，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