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霍承嗣墓葬地选择
——兼论霍承嗣墓仪仗图

秦卓淼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云南昭通霍承嗣墓是东晋太元十余年(386—395年)间的一座壁画墓，为单室石墓，墓室外有被当地人俗称为“梁堆”的高大封土。据张增祺考证，“梁堆”是西汉末至唐代初期，云南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一带流行的墓葬，既有汉人墓，又有汉化程度较高的僰人墓[1]。该墓坐北朝南，带斜坡墓道，由长方形砂石叠砌而成，墓室平面呈正方形，顶为穹窿顶，其上覆盖一块浮雕垂莲的正方形石块。墓道两侧靠近墓门处各有一石砌小龛。总体来说，形制在当地较为独特。墓室内未发现任何葬具或随葬品。

墓室四壁绘满壁画，北壁墓主人画像左侧有墨书铭记，内容如下：

晋故使持节，都督江南交、」宁二州诸军事。建宁、越嶲、兴古三」□□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成都县候霍使君之像。君讳」□，字承嗣。卒是荆州南郡枝江」牧。六十六岁薨。先葬蜀郡，从太元十」□年二月五日，改葬朱提越渡」□余魂来归墓。

根据墓室内无葬具及墨书铭记最后的“魂来归墓”，不少学者认为此为典型的招魂葬。关于墓主人的身份，胡振东考证，墓主人霍承嗣在永和三年(347年)至升平初年(357年)任南夷校尉、宁州刺史，进封成都县侯，并于升平初年(357年)至宁康元年(373年)去世，葬后20～30年改葬，应属霍彪子侄辈，先祖为荆州南郡枝江人霍峻。推测墓葬迁葬朱提的原因是霍家后代繁衍于此[2]。

此前少见学者对霍承嗣墓葬地选择进行深入研究，笔者从文献与图像资料角度进行分析。

1 霍承嗣墓葬地选择

《华阳国志》载：

(建宁郡)有五部都尉、四姓及霍家部曲[3]219。

由此可知，霍家及其部曲应是以建宁为核心地区发展，最终成为当地不可忽视的汉族大姓力量。而霍家在建宁的运营可追溯至霍弋。《三国志》载：

(霍弋)后为参军庲降屯副贰都督，又转护军，统事如前……迁监军翊军将军，领建宁太守，还统南郡事[4]1007-1008。

从霍弋任建宁太守开始，霍家便正式在建宁定居发展。作为霍家核心地区的建宁理应存在用作家族墓地的区域，霍承嗣也应归葬建宁，进入家族墓地而不是朱提。霍承嗣墓与朱提郡郡治昭通古城相去甚远，距昭通古城周围较密集分布的“梁堆”亦有不少路(如“双梁堆”“七个梁堆”等)，在东晋，这意味着建造墓葬时运输工程材料，处理后勤时的人力、物力和常规祭祀时的舟车劳顿。霍家于朱提的活动最早见于《华阳国志》。

(咸和)七年秋……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宁州刺史尹奉遣建宁太守霍彪、大姓爨深等助炳[3]380。

这一时期，霍家及其部曲以军事行动为目的进入朱提。根据墓葬相对位置和文献资料可推知，霍家在朱提属于后来者，古城周围距离合适的地区已为他人所占，只能选择较远地区作为家族墓地。出于某些原因，原本定居建宁的霍家最终迁移到朱提。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

建宁郡，治故庲降都督屯也[3]219。

这里的庲降，即蜀汉平夷庲降都督府，是东汉末刘备入蜀后按照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方针在益州南部、南中地区设置的戍卫重镇，是蜀汉政府在南中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机构，最高统治长官为庲降都督。霍弋正任此职，由此，祖籍荆州南郡枝江的霍家开始进入位于南中之建宁，并最终发展为当地的汉族大姓。《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中，“霍家部曲”是与“五部都尉、四姓”等当地夷人、汉族大姓并列而独立存在的，这展现了霍家及其部曲的特殊地位。显然，霍家作为汉族姓氏，经由中央政府的政治手段介入南中建宁这一核心区域，成为由汉族政权官方指派家族，插入该地区以控制夷汉的大姓，加强中央对当地的控制力度及统治力。霍家及其部曲的特殊地位主要依托于两种实力，即内在的军事实力和外在的政治实力。

为了维持或加强中央对南中地区的控制与统治，军事实力与政治实力缺一不可，但对霍家来说，后者更重要。《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

(霍弋)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轻重允当，夷晋安之[3]197。

霍弋继承诸葛亮调节民族纠纷的办法被称为“霍弋故事”[5]。《华阳国志·南中志》又记载：

弋卒，子在领其兵，和诸姓[3]198。

除去军事实力的影响，霍家能妥当处理夷汉关系离不开其在南中地区两代人积累的政治影响力与公信力，政治实力无疑是关键所在。

南中地区因管理不当造成的民变与政治事故屡见不鲜。其本质是军事实力弱而无力约束政治，导致行政混乱，或是政治实力弱而不得不以军事力量高压控制民众以致民反。两种力量必须同时处于较高水平，才能保证中央政府在南中地区的统治有效而长久，而两种力量的削弱与不均自然会导致该地区力量的失衡。霍家最终也避免不了走向衰落，结合文献资料，霍家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下降与梁、益、宁3州的易手有关。

第1次易手是成汉伐宁州。《华阳国志》记载：

(咸和)七年秋……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宁州刺史尹奉遣建宁太守霍彪、大姓爨深等助炳……八年春正月，炳、彪等出降，威震十三郡……宁州刺史尹奉举州委质[3]380。

此仗直接削弱了霍家的军事实力。在中央政府统治力弱的南中地区，武将能直接调动的军事力量就是自家部曲，部曲的规模直接决定其军事实力。在这场守卫国门的战争中，霍彪带入朱提的部曲必不在少数。经历冬天的围城与争斗，朱提的晋军迫于弹尽粮绝、士卒伤亡巨大而投降，这使霍家内在的军事实力遭受重创。相较于军事实力，霍家损失更严重的是外在政治实力，即政治影响力与公信力。

霍家在南中地区是关键力量，在政府和当地居民中有较高地位，也是宁州政府最信任的力量之一，由是遣其参与防守朱提的任务——朱提是宁州门户，至关重要。而朱提仅防守了一个冬天就出降于李氏，这在宁州政府看来很不合理，民众也怀疑霍家的可靠性，“威震十三郡”就是这些情绪最好的表现。这种情况下，原本因政治活动而介入南中的霍家的政治影响力和公信力有所降低。诚然，作为新生政权，成汉还需要在南中的话事人，而霍家仍是最佳选择，故霍彪仍任宁州刺史。

真正导致霍家在南中地区失去地位进而衰落的是宁州的第2次易手。《资治通鉴》载：

三月，乙丑，广州刺史邓岳将兵击汉宁州，汉建宁太守孟彦执其刺史霍彪以降[6]3207。

这次易手对霍家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造成毁灭性打击。其一，霍彪身为宁州刺史，为地区最高长官却被下属捉拿，而敌人兵锋未至；其二，霍彪作为霍家家主，在建宁霍家部曲大本营被人捉拿，部曲本应及时救援，结果没有或者失败。这表明，霍家及其部曲作为完整的军事力量已经失去优势地位，此外，下属官员以下克上，说明作为政治布局的霍家已无法制衡其他大姓，政治实力下跌。此后，霍彪不见于现有史料。结合上述分析，霍家在霍彪被俘虏后短时间不再为中原王朝或当地大姓所重视，霍彪也可能因此被杀。

建宁太守孟彦和宁州刺史霍彪火并，两败俱伤，孟、霍两姓从此一蹶不振，爨氏趁机崛起，称雄南中[7]。结合文献来看，爨氏最终成为胜利者，卷占南中地区400余年。失去了政治实力的霍家及其部曲不可能安然在爨氏大本营建宁生存。霍家携带部曲离开建宁，迁往他处是合理选择。失去了政治庇护的霍家自然会选择离中央政府较近、汉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作为迁移目的地，同时，家族和部曲的整体迁移也导致霍家不会选择长距离的行程，如此，越嶲、兴古等地作为迁移目的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华阳国志》载：

(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好多人士，为宁州冠冕[3]225。

朱提为宁州门户，是蜀汉攻略南中的始发之地，离中央政府较近，汉化程度较高，夷汉生活较为和谐，这些因素体现了霍家以朱提为迁移目的地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霍家在南中地区失势后向北迁移至朱提，并定居朱提郡郡治朱提县(今云南昭通)，进而营建家族墓地。如此，霍承嗣墓自然要从蜀郡(今四川成都)迁葬朱提的家族墓地。《三国志》载：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在官三年，年四十卒，还葬成都[4]1007。

由此可推知，霍家在蜀汉时期，在成都曾有家族墓地的规划。霍承嗣任南夷校尉、宁州刺史时，霍家已迁出建宁，同时，中央政府成功收复蜀地，这使霍家有了归葬成都的可能。墨书铭记中有“卒是荆州南郡枝江牧”，霍承嗣虽未去过枝江，却遥领枝江牧，又归葬成都家族墓地，显然是认祖归宗的行为。与南中地区的其他汉族大姓不同，霍家并非因为生计而迁移至建宁，从一开始，他们的迁入就是为政治目的服务。在漫长的发展中，霍家融合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但还存在对中央政府认同感的追寻，这也是对自身汉族身份的追求与证明。

据胡振东推测，霍承嗣墓在符秦占据四川地区的时期或被破坏，故在东晋重新收复此地区后不久，将墓葬迁回朱提[2]。自此，有关霍家的记载不见于现有史料，由中央政府任命、带着发展南中的政治任务的霍氏家族，绵延100余年后终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2 霍承嗣墓仪仗图

关于霍承嗣墓的壁画，过去的发掘报告、学术研究视为“夷汉部曲”而加以诠释，但李昆声提到，持有武器的汉族部曲和骑士将手无寸铁的夷人夹在队列之间，从绘画效果来看，是在押解途中，此壁画实际上歌颂墓主人镇压少数民族并掳获人财的“业绩”，恰好是霍承嗣生前劣迹的写照[8]。《华阳国志》载：

蜀土焦獠，至是始徙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加以饥馑,境内萧条[3]391。

永和初年(345年)，李寿为填补成汉都邑空虚，在牂柯郡引僚人入蜀境，夷人足有10万户。这些夷人鲁钝而难以道义招怀，由于生活习性不同，影响了蜀境的正常生活秩序，成为民患。《华阳国志》载：

朱提郡，本犍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置[3]225。

位于朱提的霍家占据良好的地理位置，同时，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霍家部曲的实力有所回升。永和二年(346年)，桓温伐蜀，初入蜀地，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也要安抚当地其他势力，维持稳定的社会环境。霍家有处理夷人问题的经验，并有“霍弋故事”的美名流传，无疑是合适人选。《晋书》载：

温停蜀三旬，举贤旌善[9]2569。

桓温收复蜀地后，在当地选拔、表彰优秀人才。霍承嗣很有可能在这段时间接受桓温下达的处理夷人问题的任务。从霍承嗣所任官职来看，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并得到中央政府的褒奖与肯定。结合文献资料，霍承嗣墓西壁壁画展现的可能就是霍承嗣处理夷人问题的情形，符合李昆声的观点。此外，从图像角度出发，霍承嗣墓西壁壁画中的汉族部曲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与仪仗相区别。第1排执剑的汉族部曲，头带平巾帻，身着袴褶，两手交叠于环首刀刀环之上，呈现站立拄刀状，是一种静态的、伫立的形象，呈现一种戒严的状态(图1)[10]。与此图像接近的是守墓武士图像，如江苏丹阳金家村墓(图2)[11]、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图3)[12]中的守墓武士像，其意在镇守、守卫，是分割墓葬内外空间的象征，在霍承嗣壁画中，这些武士形象同样有镇守与分割空间的作用，是在看押夷人，是被赋予了武力权力而不是仅仅作为仪仗而存在。而骑士图像，马匹四肢弯曲，马颈向前伸展，呈现一种奔跑的动态效果，似在往来巡视夷人队伍(图4)。霍承嗣墓西壁壁画与一般的仪仗出行图的诸多区别也符合李昆声对其性质的判断。

图2 江苏丹阳金家村墓守墓武士像

图3 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守墓武士像

图4 霍承嗣墓西壁骑士

3 余论

霍承嗣领二州刺史、三郡太守，其姓名与事迹却不见于现有史料，与其身份不符。其原因可能与霍承嗣的去世时间有关。同时期的其他墓壁画，如高句丽冬寿墓，工匠绘制了墓主人享乐及日常生活的情景，如舞乐图、肉库、厨房等[13]，而这些未见于霍承嗣墓，霍承嗣或许受命不久就去世了，以至于没来得及享受这些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同样的，过短的任职时间也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整合和调动所能利用的资源达成政治目的，以至于没有更多事迹可供记录，而被人忽视。霍家自霍弋入南中始，到霍承嗣抓住机遇得居高位，戛然而止，最终消失在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