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建造与思想何以互动？

李海清

“建造”，在新世纪以来正逐渐成为中国建筑学术话语热点。很多情境下，甚至成为有思想深度建筑活动的代名词，难免失之宽泛。尽管如此，这似乎还是能说明，人们不复沉湎于此前数十年输入的各种“理论”“流派”和“主义”之争，而试图直面实践需求，回归对于建筑活动自身意图与内涵的探索。

诚然，狭义的建造是对建筑活动之工程实现（building realization）维度的简称，关注工程实现的全程控制，是指向空间生产之物质性（materiality）的行动。而思想在这里特指建筑活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由思维产生的观念及其体系，也多受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思想观念之影响和制约。二者之间关系的理想假设是：物质性行动可以全然贯彻或反映思想观念，反之亦然。但社会分工致使行动者与思想者的处境与诉求不同，引发立场与态度差异，直接影响工程实现是否成事及其成效，如何寻求其间的沟通并达成合理的互动关系遂成为问题。

农耕时代，建造的主体是传统工匠，而思想的主体是传统知识人——儒者（Confucian scholars）。他们社会地位相去甚远，难有交集。除极少数尊贵建筑（noble architecture），大量建筑活动常掌控于工匠之手，其师徒制倚重口传心授，文字记载匮乏。而儒者则受限于鄙薄生产技艺的传统价值观，对建造也少有关注。北宋将作监李诫已意识到儒匠二分之弊：“斲轮之手，巧或失真；董役之官，才非兼技”，于是在编修《营造法式》过程中“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解说”，以稽参众智，“沟通儒匠、浚发智巧”。

近世以来，现代意识影响下的知识生产、传播及体系建构均发生深刻转变。现代意义、分殊细密、边界清晰的“学科”逐步引入——土木工程学和建筑学；被赋予专司设计职能的是新型知识人——土木工程师以及稍晚登台的建筑师；而传统工匠的建造职能则逐步转由新型体力劳动者——技术工人来承担。建筑活动不复只是真材实料的物质生产和高度复杂的社会生产，也成为新型知识人欲总其事的专业生产。如此，则与古代中国之儒匠二分相似，建造与思想二分依旧存在，成为一些根本问题的诱因。为此，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建筑师学会等专业组织以及专业领域有识之士做了许多工作。

建造与思想二元分离究竟会给建筑活动带来怎样的影响？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形成机理如何？后果怎样？在实践中是否真的有百弊而无一利？二者间关系除了分离或整合之外，是否有其他可能？有哪些人们、又是怎样尝试在二者间进行沟通的？其效果如何？特别是近现代建筑活动管理体制之制订者，他们有没有对此进行过改进性的探索？如果有，效果怎样？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于今有何启示……假如将建造理解成行动（施工+安装）、将思想视为观念（设计+表述）的话，上述问题为具体讨论建筑活动中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提供了多层面、多视角的可能。

2021 年年底，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在2019 年举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专家咨询暨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开始组织系列性的、两年一度的“近现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讨会”。正是有鉴于对上述问题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前瞻性意义的认知，这次会议确立以“建造与思想互动”为主题，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针对建造的物质性行动与其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展开交流和讨论，会后又经半年多酝酿而成此专栏。

意料之中的是，富有实践经验的研究者直率且切身地响应乃至延展了会议主题，而具体视角又有显著差异。裴钊注意到关于设计、建造二分的现有讨论多为狭义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之专业分工，而忽略更为根本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差别即广义二分问题。通过分析三位不同时期拉美建筑师的思想和实践，探讨广义二分问题的可能解决路径：既要寻找机遇，也应适可而止——避免分工对人和劳动的异化，避免在乡建活动中，将现代建造体系简单粗暴地复制到农村，对本地社会生活网络和意义造成毁灭性破坏；夏珩则在狭义二分的具体路径上作出了难得的精微分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应对节约“三材”“勤俭建国”诉求，“建造—设计”主体间的关系至少呈现出4 种不同类型，这些“建造—设计”主体间的紧密关系具有打通专业隔阂，链接上下游产业环节的作用，可为当下建筑实践与设计教育提供借鉴。

三位建筑（造）史学者以开阔的国际视野与坚实的史料工作回应了会议主题，刘亦师追溯德国天文馆建筑设计的缘起，及其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改进，据此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天文馆筹备、策划和建设过程，讨论钢筋混凝土薄壳在新中国的早期应用，以及最早使用喷射混凝土技术的这一新中国著名建筑的设计和施工特点及其经验得失；潘一婷以近代建造学教科书及相关技术培训为切入点，关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英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建造与思想之转变，辨析“儒与匠”“思想与建造”的含义区别，分析近代建造技术教育转型中的技术工人之工艺自由及其利弊，并探讨“实现目的”与“创造目的”两种层面的工艺创新及其意义；郑红彬则以钢筋混凝土这一源自欧美的现代建造技术及其知识体系在近代上海的扩张过程为切入点，尝试分析制度层面随之而来的，涉及诸多方面的儒匠关系变革，并试图以各方沟通儒匠所作努力之分析，揭示变革背后的观念冲突与影响。

另三位理论型建筑史学者则基于各自研究背景作出了别开生面的回应。曾若晖立足于东南亚热带气候条件的具身性认知，通过热物质文化概念探究空气对建成环境的物质作用，考察20 世纪60 年代至21 世纪初新加坡公共住房中空调的引入如何影响氛围，身体，以及一系列不同尺度物体间的热交换与能量流动，进而对近期人文社科领域关于“气氛转变”及建筑史领域关于建筑、技术与环境等研究作出思辨与评价；焦洋力图使朱启钤等先贤在20世纪初所着力复兴的哲匠话语及其所承载的学术理想得到彰显：《哲匠录》主旨或可诠释为“何为哲匠”与“哲匠何为”两个要义，前者体现土木营造等工艺之事参与者涵盖类型及作用，而后者则反映在建筑学引入中国背景下对土木营造传统的忧患意识，寄托了凝练传统智慧以融会贯通的期望；王凯系统回顾了40 多年来中文文献中对上海松江方塔园与何陋轩的谈论方式的变化，试图以何陋轩作为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代中国建筑话语历史中，“建造”如何逐步进入言说，并最终进入建筑理论话语核心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一转变在当代中国建筑观念史中的意义。

因受约稿时限和多地频发疫情影响，作者们付出的巨大努力难免折损。好在以上研究能够分别从技术史、建造史、观念史、史学史与生活史等诸多方向有针对性地回应会议主题，且于宏大叙事和精微分辨这两极之间自如切换而“林木互见”，真正是跳脱了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等既有研究路径各自局限而又能兼取所长、各美其美，展现出一种理论自觉和独辟蹊径的新气象、新格局，为学科生长和本领域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贡献了一份心力，令人感佩。

回首过往，建造与思想的互动既可能发生在同一主体身上，也可能发生于不同主体甚至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主体之间。无论这互动是简单抑或复杂的，但其真切是常能被体察的。没有思想（力）的建造难以行稳致远；而疏于衔接建造的思想，则因缺乏鲜活的养分，也难免成为无根无本的浮云。近代以来建造与思想的互动，使得建筑学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核心价值，建筑的本质、建筑学的本体和建筑师的本分终于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中国建筑实践也因此获得了真正的、初步的思想解放和创造力释放：建筑终于有机会开始成为他自己，而不复纯粹只是政治、经济、社会竞（斗）争和博弈中的晴雨表、温度计、指示牌和随意取用的工具箱。尽管建筑学科自身核心价值在当下的具体、现实情境中还显得有些乏力，但有理由期待这只是暂时现象——真的总归是真的，总归有可能在人们的各种努力尽皆到位时产生同频共振，进而迸发出深沉、可观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