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巧类小说与严肃主题

2022-03-27 10:36张泰仑
文学天地 2022年2期
关键词:哈代托马斯

摘要:《贝妲的婚姻》一向被认为是哈代的失败作品之一。研究者在分析其遭受批评的原因时,大多围绕哈代对风格和素材的熟悉程度、其流派是否属于“人文写实主义”(humanist realism)、小说与其自身经历的关系等角度来论证,虽然承认早期的负面评论有片面之处,但基本认为这部小说在成熟度上逊色于其他作品。除了进行文本细读之外,本文通过研究文献,结合传记对这部小说进行分析,认为其相较于哈代其他早期作品,在主题的深度上有着本质的突破,体现了哈代的创作范式从典型的维多利亚小说向现代的过渡。同时,哈代在这部小说中的大胆尝试以及挫折,为其后期作品中呈现的伟大悲剧性奠定了基础,对于理解哈代创作理念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托马斯·哈代、《贝妲的婚姻》、维多利亚小说

托马斯·哈代创作的第六部小说《贝妲的婚姻》发表时受到了评论界的批评,这对于当时的哈代实属意料之外。自从发表的第二部小说《绿林荫下》获得关注之后,他便以其乡村题材和突出的写作技巧被出版商寄予厚望,而其创作的第五部小说《远离尘嚣》更是广受好评。所以,评论界对于紧接着发表的《贝妲的婚姻》在题材和风格上的突然转变感到诧异和无所适从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早期的负面评价至今还在影响着对于这部作品的研究 。本文将首先指出现有研究没能解释的问题,然后结合现有文献与传记,分析哈代的创作动机,提出重新审视这部小说的视角,并且说明这部作品对其之后创作风格的影响。

理解这部作品真正价值的一个关键,在于托马斯·哈代本人的看法。从表面上看,哈代对自己的作品以及创作生涯有过清楚的评价,并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哈代认为这部作品是一次失败。《贝妲的婚姻》发表并受到批评后,又有编辑找哈代约稿,但他表示不想再动笔,除非弄清楚之后创作应当采取的方向。 在给1912年版本的作品集写前言时,哈代将自己的小说分为几大类,其中暗含褒贬,尤其是评价“智巧类小说”(Novels of Ingenuity)时,认为它们是“实验性质的作品”,只是“为了一时而创作”,并且为了迎合大众与刊物的需求而部分牺牲了原本的创作理念。

这一明显消极的评价极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的研究基调,以至于当西蒙·盖特雷尔试图重新审视哈代的作品时,也只是提出要重新发掘一些价值“位于中间”的作品,而对于最杰出与最差的作品并没有异议。 作为哈代由早期向成熟期过渡的作品,《贝妲的婚姻》不仅发表时受到批评,更在1911年被哈代归入“智巧类小说”,是一次“体面的失败”。 而且,在出版作品集时,相比于哈代对其他小说的反复删改和完善,《贝妲的婚姻》只受到了极小程度的改动,仿佛是被刻意遗忘和回避了。

然而,哈代在少数情况下为这部小说作出的辩护暗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认为自己在“刻画人物真实性和一贯性上”做了认真的努力。 这一主张令人困惑,因为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以当时对小说的评价标准,这部书中主人公的塑造是矫揉造作甚至自相矛盾的。 哈代作为一位当时已经比较成功的小说家,不应当对自己技法的效果出现如此低级的认知偏差。对这一明显的矛盾现象,一些研究者将原因归结于哈代没有认真对待这部作品,在序言中为了粉饰其失败而不得不想出一些说辞。 这一解释显然难以令人满意。也有的研究者指出哈代当时在尝试学习其他作家的风格,但这一努力并不成功,反而使该作品在表面上显得求新,实则是对其他小说家作品的拙劣模仿与综合。 这些研究探讨了哈代写作时采用的方法,但并未能说明哈代为何要在题材与风格上尝试如此大的转变。

如果哈代对自己刻画人物方面的强调只是使评论界费解,那么他的另一辩护足以暗示其创作这部小说有着难以明言的深刻动机。哈代宣称其在《贝妲的婚姻》中对社会的描写领先于时代至少三十年。 研究者从这一角度出发,发掘出哈代在小说中试图重新审视女性角色的迹象,包括使主人公符合英国女性文学表演者的传统形象而又颠覆了这种形象等。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从社会研究的角度,试图通过分析使哈代被定义为一个小说家的社会因素,来说明公众对于哈代作品的理解并不体现其本人的看法,尤其是传统上认为的哈代对社会阶层与性别的批判可能只是一种误解,从而不认同哈代的创作属于“人文写实主义”(humanist realism)的范畴,并且间接否认了哈代的上述“领先于时代”的主张有任何实际意义。 尤其是由于这部作品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影响力,哈代的这一大胆宣言也就没有再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尽管有其道理,这些研究仍然并未真正解释哈代所指的“领先于时代”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能够定义这一表述所揭示的哈代的创作意图,以及他是否认为自己的作品成功实现了这一目的。

众所周知,哈代是维多利亚晚期作家,并且哈代是现代文学的先驱之一几乎已成学界共识,而目前关于哈代作品中现代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晚期伟大的悲剧性小说,以及其在世纪更迭之后发表的诗歌。但是,关于哈代作品中的现代性是如何萌芽并逐步发展的,现有文献并没有太多关注。如果试图对《贝妲的婚姻》这部作品进行深入探讨,应当将其置于哈代整个创作经历中进行研究。尤其是,如果通过哈代作品中现代性萌芽的视角进行审视,那么前文所指出的矛盾之处便能够得到解释。

《贝妲的婚姻》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其主人公的矛盾身份。在这部小说中,尽管人物设计显得矫揉造作,但这仍然是哈代第一次对身份的多重性进行认真的探讨。无论是第一部发表的小说《枉费心机》中的青年建筑师,还是之后作品中的史密斯、奥克等,都有着清晰的阶层定位和身份认知,可以说哈代在之前的作品中使主要角色的社会身份显得简单和连贯,这也是《绿荫下》和《远离尘嚣》的乡村特色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而《贝妲的婚姻》中的主人公却同时拥有多重身份并且相应地与不同社会阶层互动。哈代借鉴笛福等作家的文体,在叙述中加入了大段的议论,表明这种多重身份的设定已经不仅是情节设计的需要,而且还是哈代试图探讨身份认同这一主题的方式。但是女主角游走于各个阶层之间的设定与哈代对上层社会并不准确的描绘引起了当时评论界的反感。评论家直言哈代此次创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是一个“乡村”作家“对上流社会风尚的简单幻想”。 显然,评论家认为哈代笔下的主人公同公众在社会生活中所习慣的人物设定相差甚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代在描写主人公内心活动时让人无法忽略的的真实感,以及他夹杂在叙述中的评论经常出现的“聪明的议论”。 哈代辩称的自己在该作中对于人物的认真刻画,也许不仅仅停留在使人物形象符合社会预期的层面。哈代已经开始思考个人自我意识之中的身份同社会建构下的身份之间的差别,而后来的现代文学理论主流也认为个人的个性是先天给定的,“是一种用语言和行为表述的内在本质”,将个人主体性同社会因素进行了区分。

相反,维多利亚社会的价值观对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着强烈的期待,这种个体身份依托自然道德秩序与群体身份而实现的思想有着久远的历史,古罗马斯多葛主义便是其滥觞。在小说中,哈代试图将主人公个体的身份认同从社会因素建构的身份认同中独立出来,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超前的,无怪乎哈代坚持认为自己使人物真实而一贯,却无法被评论家理解。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兴盛的关于性别与身份的理论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和政治因素被解构和重新审视了,而在维多利亚社会中这种理论基础显然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哈代在本作中第一次使女性角色成为主导绝大部分篇幅的主人公,这使得该作在构思时便存在许多潜在问题要解决。由于维多利亚时期有关女性社会地位的保守观点,读者对于作者如何描写与评价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有着预先的期待,而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显然必须直面这些预设。从最后的作品看来,哈代并没有打算让主人公的心理与行为迎合传统观点,而是希望强化个体身份认知与社会认同之间存在的潜在冲突,恰好贝妲的女性身份让这种冲突成为了可能。

哈代通过借鉴弥尔顿等作家使用过的叙述方式,使女主人公自然地与传统文学中关于女性道德的寓言产生对照,而哈代没有预料到的是,这种对照的结果并没有引起读者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而是被当作了针对贝妲的行为所代表的潜在社会道德问题的批判。这种错误的理解很容易与小说标题中的“喜剧”以及人物对话中经常出现的诙谐基调联系起来,并且使这部小说被归于乔叟等创作过的滑稽讽刺作品之类。

这种误解引发了这部小说究竟是真诚的严肃作品,还是披着讽刺外衣來迎合大众的商业小说的争论。有研究者认同哈代有着“严肃而明确”的写作动机,结合哈代创作时的处境,提出贝妲出于婚姻与事业的目的对自己上层身份的精心设计,其实暗示了哈代本人为了追求诗歌理想而不得不先成为商业小说家的苦恼。 殊不知,哈代在诗歌创作上的追求,同其本人对自己阶层身份的认同危机和青年时期性别特征的焦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哈代的诗作从最早期便与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例如,在得知自己因为希腊语水平和经济条件限制而无缘入读剑桥,从而不可能像期望的那样供职于教会时,他写下了《一个年轻人关于存在的省思》(A Young Man’s Epigram on Existence),诗句中充满了由于担忧前途命运引发的个人认同危机。 可见,哈代一直以来的诗歌理想同他由于自身经历引发的对个体身份与存在问题的反思是密不可分的。虽然《贝妲的婚姻》显然跟随了当时商业小说中流行的借鉴讽刺文学风格的传统,但不能忽略其试图进行的对如何解答身份问题的探讨,这是这部作品深层次的主题之一。

哈代对文学体裁的大胆探索在《贝妲的婚姻》中得到了最初的展示,这种体裁的变化体现了哈代所受到的十九世纪末期欧洲戏剧的危机的影响,也是他使小说这一体裁向现代风格转型的最初尝试。就像巴赫金提出的,小说虽然被定义为一种体裁,但是仍然是“动态、可变通”的,并且“在形式和主题上拥有宽广的范围” ,这在哈代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虽然“体裁”的定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变化,但在十九世纪,小说作为一种体裁确实与哈代所借鉴的戏剧、史诗等存在明显的区别,而哈代对体裁的调整最初表现在对古典悲喜剧的借鉴,最终逐渐“统合了对情节、意象、叙述结构等多个要素的改变”。

哈代将《贝妲的婚姻》设定为一部喜剧,但是也仅仅在滑稽荒唐的方面符合了亚里士多德的喜剧是“模仿低于平均水平”的“荒唐”人物的观点。 从整个情节设计上来看,无论是女主人无视社会习惯费尽心机试图维持其地位,还是一直追求贝妲的音乐家最终与充任其女侍的妹妹结合,都难以被定义为喜剧,反而近似于悲剧。在小说中,认真遵守社会准则的人被阶层因素所限制,这是作品中的悲剧成分,而行为荒唐并违反准则的人实现了目标,又符合讽刺滑稽剧的传统。

这种将悲剧元素融入喜剧的做法是哈代的一种尝试,这样安排的效果使得小说中的荒谬喜剧成分并不带来愉悦,反而引起读者的反感,并且增强了次要角色的悲剧色彩。哈代之前创作的带有悲剧性质的作品,比如《一双蓝眼睛》等,由于仅仅限于表现社会条件对个人的限制而并没有能够震撼读者的深刻性,而《贝妲的婚姻》虽然是喜剧作品,但是主人公对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危险地尝试,恰恰带来一种荒唐感,反过来同配角的悲剧相对照,从而突出了个体在社会中失去了主体性这种更深层次的迷茫与无助。在后来带有悲剧性的作品中,哈代继续了从《贝妲的婚姻》开始的尝试,使主人公的失败不只由于社会对其前途的阻碍,更是由于社会因素暗示了个体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迷茫与最终的毁灭,这正是哈代最成功的作品中伟大悲剧性的来源。

总之,《贝妲的婚姻》是哈代的一次重要的尝试,是建立在他关于身份、阶层、自我意识的思考之上的作品。同时,为了表现这种新的创作动机,哈代在体裁和技法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虽然最终的结果存在各种问题,在当时没有得到评论界的肯定,但是哈代在创作这部小说过程中进行的实验,为其后期作品中呈现的伟大悲剧性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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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姓名:张泰仑性别:男出生年月:1995年9月23日籍贯:山东省济南市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无  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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