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税收负担与企业绩效

张青

摘要：为实现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解决国有企业税负过重的问题。本文选择沪深A股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9年的样本数据，基于国有企业外部环境的视角，实证分析营商环境、税收负担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的优化有效降低了国有企业税收负担;同时，改善营商环境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绩效水平;通过进一步验证，税收负担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因此，为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应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完善税收监管机制，优化企业营商环境，降低国有企业税收负担。

关键词：国有企业;营商环境;税收负担;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1-0050-007

一、引 言

基于产权税收理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承担更重的税收负担（陈冬等，2016;蔡昌等，2017）[1][2]，通过数据发现，国有企业的税负综合平均值是非国有企业的5倍多（盛祥，2010）[3]，税负贡献率远高于非国有企业，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是非国有企业难以比较的（杜建国，2014）[4]，这意味着国有企业承担了较高的税负压力，而这并不符合当前企业竞争中的税收中性原则。高质量的营商环境是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关键性因素。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推动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环境，推进简政放权，依法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发展。”我国各地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简政放权措施，使得我国营商环境得到长足改善。那么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是否对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产生影响呢？税收负担对国有企业绩效水平的影响如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更大地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匹配企业内部发展，学术界围绕营商这一外部环境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纵观已有研究，政府部门、基础设施、信贷融资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Gaganis et al，2019）。[5]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能够降低企业风险程度、提高企业创新水平、降低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健康成长。例如，Houston et al.（2010）认为改善营商环境是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必要条件，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增强外部投资者规避进入风险的信心，从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6]王智新等（2021）认为营商环境的优化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7]，许志端和阮舟一龙（2019）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受营商环境的影响更大。[8]Fisman和Svensson（2007）研究表明高质量的营商环境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营商环境的优化会带来更低的税率和更宽的融资渠道，有利于企业成长。[9]营商环境作为非国有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马忠新，2021），不少学者基于非国有企业视角展开营商环境的研究，例如，张玉明等（2020）认为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降低企业风险水平，缓解非国有企业在信贷市场上的歧视问题，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10]原东良等（2021）认为强化政府部门服务意识和解决融资难是营商环境提高非国有企业发展水平的内在驱动力，党组织治理、官方媒体的信任及企业家体制内工作经历是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的内在机制。[11]而从国有企业视角出发展开营商环境的研究较少，学者们更多从国资监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角度关注完善各类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等问题（廖红伟等，2021）。

税收是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已有文献关于税收负担的相关研究有了丰富的成果。吴联生（2009）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研究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越高的企业，其税收负担越重;[12]巴曙松和朱豪伟（2017）指出国有企业拥有更高的税收负担，而加重企业税收负担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现存的政治关联。[13]陈冬等（2016）认为国有企业承担着较重税收负担的主要原因是其在经营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个体层面的经营管理，还需照顾宏观层面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马新啸等（2021）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股持股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并且在绩效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增加纳税贡献。[14]对于企业而言，降低税收负担不仅需要企业内部人员积极的税收筹划，还得依靠企业外部环境的政策支持。关于企业税负特征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主要围绕股权结构（吴联生，2009）、外部投资者（Bradshaw et al.，2019）[15]、產权性质（蔡昌和田依灵，2017）、董事会制衡机制（马新啸等，2021）等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和经济周期（陈冬等，2016）、金融中介（Gallemore et al.，2018）[16]、公众审计（Mcguire et al.，2012）等外部制度环境展开研究[17]，除唐红祥等（2020）通过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正向调节税收负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外[18]，较少有关注营商环境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作用，鲜有文献讨论营商环境作用于企业税收负担的中介机制，也无文献进一步考察上述机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2009—2019年沪深A股国有企业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探讨营商环境、税收负担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基于营商环境视角对国有企业税收负担提供新的解释，同时拓展外部环境影响企业税收决策和企业绩效的研究，为税务部门的税收治理提供经验启示。

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本文结合当前我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特有的制度情境，以营商环境为切入点，聚焦国有企业税收负担，为更好地理解外部环境影响国有企业税收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本文提出“营商环境—税收负担—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揭示了营商环境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内在机理，扩充了税收负担对企业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的经营发展离不开所处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归属政府，在产权上与政府有着天然的政治联系，国有企业往往会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税收筹划是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Chen et al，2010）[19]，然而，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基本是由地方政府或国资委委派，注重追求政绩项目和形象工程，同时兼顾社会责任，没有强烈的税收筹划动机。因此，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较重（蔡昌和田依灵，2017）。营商环境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政府过度干预则会出现越位和错位，营商环境的相对缺失成为诱导企业不良表现的关键（夏杰长等，2017）[20]。基于North（1990）的正式制度理论，正式制度能够增强企业活力，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破除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的机制障碍，有利于维护企业发展的竞争公平。[21]具体来说：一方面，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从外部监管层面降低政府的行政干预行为，提高政府行为运作的透明度，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干预成本，降低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降低税率始终是一个重点，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强市场活力。Fisman和Svensson（2007）认为好的营商环境会带来更低的税率，是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营商环境的优化将降低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

营商环境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助于建立新型政企关系，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提高绩效水平。高质量的营商环境能够让企业规避风险，提高企业绩效水平，促进企业发展（许志端和阮舟一龙，2019）。优化营商环境不仅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而且合理配置政府公共资源，抑制企业寻租，进而使得企业绩效得到改善（许和连等，2018）。[22]一方面，在宽松的营商环境下，企业更可能获得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取生产所需资源，激发企业的盈利能力，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Claessens et al.，2014）。[23]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其过度干预会使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经营中掺杂着过度非市场化因素，若国有企业所处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则会出现政府越位行为，成为诱导国有企业不良表现的关键因素（夏杰长和刘诚，2017），从而对国有企业绩效水平产生影响。许和连和王海成（2018）研究发现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提高企业绩效水平。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营商环境的优化将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水平。

在高效、透明的发展环境中，企业更可能获得公平的市场竞争，有助于激发企业的盈利能力。宽松的营商环境能够提高企业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Claessens，2014）;同时，税收负担的降低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水平（蔡昌和田依灵，2017）。传统观点认为，税收属于企业的成本，基于生产供给理论，企业税收负担减少有利于企业节约经营成本，企业在既定不变的产出水平下生产投入有所减少，生产效率随之提高，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水平。进一步地，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引导国有企业降低税负的主要外部因素，国有企业税负降低有利于优化企业生产活动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Zhang（2006）认为企业税负的降低有助于绩效水平的提高。[24]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营商环境的优化通过降低国有企业税收负担路径提高绩效水平。

三、研究设计

营商环境对我国国有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效果需要前沿数据的经验支持。因此，本文选取2009年以来国有企业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深入探析营商环境、税收负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为厘清二者的理论机制和协调国有企业发展与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政策依据。该部分内容包括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回归模型、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沪深A股国有企业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9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按照实际控制人的不同，实际控制人是政府部门的定义为国有上市公司。原因在于，2007年我国进行了企业所得税改革，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变化。选择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如下：1.信息披露更加全面、真实，研究结果更为可靠;2.考虑到很多国有企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本文选择主业处于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制造业。同时，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对所选样本进行以下处理和筛选：1.剔除ST、*ST的公司;2.剔除缺少税率数据或税前负收入的公司;3.剔除存在缺失值或异常值的公司;4.考虑到结果的稳健性，对样本数据的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本文所需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经过以上数据处理，本文最终得到上市公司401家，共计4101个观测值，并利用stata15.0进行数据分析和实证检验。

（二）变量定义

1.主要研究变量。（1）营商环境（MAR）。本文借鉴唐红祥等（2020）对营商环境的研究，使用樊纲、王小鲁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1），以市场化指数总得分衡量总体的营商环境发展水平。（2）税收负担（ETR）。关于企业税负研究的文献中，主要有两种形式衡量企业税收负担，其一是企业的实际税负率，另外一个是企业的会计税收差异。本文参考蔡昌和田依灵（2017）的做法，采用企业的实际税负率衡量企业税收负担，实际税负率越大，说明企业税收负担越重;以会计税收差异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25]（3）企业绩效。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研究企业績效相关变量的普遍做法，使用总资产收益率（ROA）衡量企业绩效水平。

2.控制变量。考虑企业税收负担的其他影响因素，参考之前学者们对税收负担方面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董事会规模、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独立董事比例、资产负债率、存货密集度、资本密集度、企业亏损。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回归模型

1.营商环境对税收负担影响的检验模型

ETR=α+αMAR+αSIZE+αABOARD+αADJUST+αIND+αLEV+αSTOCK+

αCAPITAL+αLOSS+ε（1）

其中，下标i、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衡量企业税收负担的ETR为被解释变量，MAR为解释变量，SIZE、ABOARD、ADJUST、IND、LEV、STOCK、CAPITAL、LOSS是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微观控制变量，ε表示随机干扰项。

2.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检验模型

ROA=β+βMAR+βSIZE+βABOARD+βADJUST+βIND+βLEV+βSTOCK+

βCAPITAL+βLOSS+ε（2）

其中，衡量企业绩效的ROA为被解释变量，MAR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同上。

3.税收负担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检验模型

ROA=γ+γMAR+γETR+γSIZE+

γABOARD+γADJUST+γIND+γLEV+

γSTOCK+γCAPITAL+γLOSS+ε（3）

其中，ROA为被解释变量，MAR和ETR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同上。

（四）描述性统计

根据国有企业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知，营商环境（MAR）的标准差為2.06，最小值为1.92，最大值为12.22，表明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存在明显差异;国有上市公司税收负担（ETR）的平均值为20%，最大值为79%，说明少数国有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过重;企业绩效（ROA）的平均数为0.04，最小值为-0.59，意味着国有企业制造业中存在个别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ETR情况比较如表2所示，地方国有企业ETR的均值为0.204，中位数为0.174，中央国有企业ETR的均值为0.185，中位数为0.161，地方国有企业的实际税负率明显高于中央国有企业的实际税负率，表明地方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高于中央国有企业，这也符合Bradshaw et al（2019）的研究结果。可能的原因在于，地方国有企业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承担较大的税收负担。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部分首先对营商环境与国有企业税收负担这两个主要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并将国有企业样本分别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探讨税收负担在营商环境与国有企业绩效水平关系中的影响路径。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了考虑潜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实证分析均在企业层面上进行聚类稳健性标准误估计。表3为营商环境对税收负担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和模型（2）中，营商环境（MAR）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国有企业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随着营商环境的优化而降低，假设1得到验证。企业规模（SIZE）的估计系数为正（此处未显示），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国有企业的规模越大，其税收负担越重，与蔡昌和田依灵（2017）的研究结果相反，可能的原因在于，规模越大的国有企业，承担着较多的社会责任，对当地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就越大。

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后，模型（3）和模型（4）分别为分样本营商环境对税收负担的回归结果。模型（3）中，营商环境（MAR）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下显著;模型（4）中营商环境（MAR）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意味着营商环境越好，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越小，而且地方国有企业与中央国有企业的税负下降影响程度并无明显差异。模型（3）和模型（4）中的企业规模（SIZE）均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的规模对税收负担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规模越大，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大。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一，为缓解变量测量误差对实证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使用会计税收差异（BTD）表示企业的税收负担，会计税收差异（BTD）=（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企业所得税税率））/总资产，会计税收差异越大，企业的税收负担越低。结果显示，核心变量（MAR）的系数至少在5%水平下显著性为正，这表明营商环境越好，国有企业的税负越低，替换被解释变量结论保持稳健。

第二，更改时间样本数据。自2013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进入了经济新常态时期。因此，使用2014—2019年间的样本数据，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证明，核心变量（MAR）的系数至少在5%水平下显著性为负，结论依然成立。

第三，个体固定效应。考虑到不同时期国有企业税收负担有较大的波动，可能对本文的结论产生一定的干扰。基于此，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一阶差分的方法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发现控制个体效应后得到的实证结果保持稳健。

（三）作用机制检验

表4为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回歸结果。无论是模型（1）还是模型（2），在检验营商环境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中，营商环境（MAR）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5%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国有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越高，有效提高了国有企业绩效水平，与假设2一致。模型（3）和模型（4）检验了加入税收负担（ETR）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税收负担（ETR）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税收负担对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即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低了企业绩效水平;营商环境（MAR）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5%水平下显著，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得知[26]，税收负担作为中介变量在营商环境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作用，即公式（1）中营商环境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公式（2）中营商环境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公式（3）中税收负担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假设3得到验证。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法对其进行验证，得出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说明了间接效应显著不为0，结果稳健。

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国有企业税收负担在营商环境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影响机制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国企税负—提高企业绩效”路径实现的，国有企业税收负担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绩效的逻辑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2009—2019年的国有企业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与国有企业税收负担的关系，并深入探讨了营商环境对国有企业税收负担影响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第一，地方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明显高于中央国有企业;第二，营商环境对国有企业税收负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优化营商环境有效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第三，营商环境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有效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水平;第四，国有企业税收负担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税收负担发挥着营商环境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作用，即国有企业税收负担的降低能够提高企业绩效，并且营商环境通过影响国有企业税收负担间接提高了企业绩效水平。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完善税收监管机制。营商环境已成为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要素，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企业经营管理的资源支持等都受到外部环境的直接影响。而对于地方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高于中央国有企业，政府应着重改善地方税收环境，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加快制度建设，规范地方税收减免政策，提升税收监管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水平，构建透明高效的政务服务，贯彻“低税率、宽税基、严征管”的税收原则，为国有企业经营决策提供透明的发展环境，保障税收政策实施效果。

（二）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建立公平市场环境。竞争中性要求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2019年我国税收负担均值为16.92%[27]，低于国有企业20%的税负水平，尤其在当前国内外市场经济放缓，企业面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基于国有企业实现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现实考虑，降低税收负担能够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绩效水平。因此，深化市场化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经济发展中负担过重、不公平竞争问题，推动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28]

（三）结合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创新政策组合模式。深处国有企业改革浪潮中，国有企业的税收政策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税收政策势必需要进行优化调整，以适应新时期的国有企业发展需求。结合营商环境市场化水平，在国有企业内部多元化股权结构基础上，优化细化税收优惠政策，创新税收政策手段，真正实现国有企业税收减负和激励;不断创新税收政策组合，实现政策互补，释放政策最优组合效果;建立税收优惠政策评价体系，量化税收优惠政策效果，指导国有企业选择适用合理的税收政策。[29]

（四）持续减税降费，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实现“降成本”策略，减税降费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降低税率有助于减轻实体企业尤其是作为主体发展的制造业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本文分析结果也证实了降低税收负担有利于制造业国有企业绩效的提高。基于此，政府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和培训，为制造业企业实现资源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支持。[30]

注释：

（1）由于该报告的市场化指数截止到2016年，所以对2016年之后样本区间的市场化指数借鉴俞红梅等（2010）的做法，以历年各省份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增长幅度进行预测。

参考文献：

[1]陈冬，孔墨奇，王红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J].管理世界，2016，（5）：46-63.

[2]蔡昌，田依灵.产权性质、税收负担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J].税务研究，2017，（6）：9-14.

[3]盛翔.“国企税负是私企5倍”该如何解读[N].检察日报，2010-08-06（004）.

[4]杜建国.国企纳税远远领先私企[J].国企，2014，（11）：76-77.

[5]Gaganis C，Pasiouras F，Voul Ga Ri F.Culture，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MEs' profitability： Evidence from European Countries[J].Economic modelling，2019，78（5）：275-292.

[6]Houston J F，Chen L，Ping L，et al.Creditor rights，information sharing，and bank risk taking[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0，96（3）：485-512.

[7]王智新，赵沙俊一，朱磊.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42（1）：117-124.

[8]许志端，阮舟一龙.营商环境、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基于我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23-134.

[9]Fisman R，and Svensson J.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83（1）：63-75.

[10]张玉明，张永红，张明霞.营商环境优化是否有利于降低民企债务成本？[J].会计之友，2020，（21）：9-17.

[11]原东良，周建，秦蓉，李建莹.私营企业创新投资：基于营商环境视角的分析[J].经济学家，2021（8）：89-98.

[12]吴联生.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J].经济研究，2009，44（10）：109-120.

[13]巴曙松，朱伟豪.产权性质、政治关联与企业税收负担[J].金融发展研究，2017，（8）：3-14.

[14]馬新啸，汤泰劼，郑国坚.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的税收规避和纳税贡献——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J].管理世界，2021，37（6）：128-141+8.

[15]Bradshaw M，Liao G，Ma M.Agency costs and tax planning when the government is a major Shareholder[J].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2019，67（2-3）：255-277.

[16]Gallemore J，Gipper B，Maydew E.Banks as Tax Planning Intermediari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8，57：169-209.

[17]Mcguire S T，Omer T C，Wang D.Tax Avoidance： Does Tax-Specific Industry Expertise Make a Difference？[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2，87（3）：975-1003.

[18]唐红祥，李银昌.税收优惠与企业绩效：营商环境和企业性质的调节效应[J].税务研究，2020（12）：115-121.

[19]Chen S，Chen X，Cheng Q，et al.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0，95（1）：41-61.

[20]夏杰长，刘诚.行政审批改革、交易费用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7，（4）：47-59.

[21]North，Douglass 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2]许和连，王海成.简政放权改革会改善企业出口绩效吗？——基于出口退（免）税审批权下放的准自然试验[J].经济研究，2018，53（3）：157-170.

[23]Claessens S，Ueda K，Yafeh Y.Institutions and financial frictions： Estimating with structural restrictions on firm value and investment[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4，（9）：107-122.

[24]Adhikari A，Derashid C，Zhang H.Public policy，political connections，and effective tax rates：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Malaysia[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6，（5）：574-595.

[25]邓博夫，刘佳伟，吉利.政府补助是否会影响企业避税行为？[J].财经研究，2019，45（1）：109-121.

[26]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27]曹润林，陈海林.税收负担、税制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税务研究，2021，（1）：126-133.

[28]廖红伟、刘永飞.构建国资监管体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协同推进大格局[J].理论学刊，2021，（6）：60-69.

[29]林梨奎，贺伯锋.税制改革、企业成本与企业资源错配[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4（6）：100-111.

[30]吴可人.浙江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地方立法建议[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1，（4）：63-70.

（责任编辑 张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