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姆巴时间分层辩证法批判

代利刚

摘要：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托姆巴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线性历史观时，继承布洛赫的文化平行世界理论，提出了关于资本、世界市场、阶层的时间分层辩证法。该辩证法借用休厄尔的事件社会学，揭示了多层时间性之间的运作机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性推进到事件时间性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层面。但是托姆巴的问题在于，把分层结构的各个要素当作平权的关系，忽视内在的不均衡性，陷入偶因论，需要融入根基性的要素加以重建。对托姆巴思想批判的教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需要事件时间性复合视角，还需在偶因论和决定论、结构主义和生存论之间保持张力。

关键词：托姆巴;时间分层辩证法;马克思;结构主义;生存论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1-0109-007

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一直是“物”，诸如对政治经济学和商品拜物教的研究，较少关注历史主义的“历史”以及相关的时间问题。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马西米利亚诺·托姆巴的名著《马克思的时间性》译成英语后，在英美世界得到了广泛讨论，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在2015年第4期专题讨论了该著作。（1）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应该是线性历史观。托姆巴对此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线性历史观代表的时间观会导致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使得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成为永恒的制度，第一世界国家就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目标。在批判的基础上，托姆巴依托马克思的思想，提出多层时间辩证法。

一、缘起：托姆巴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线性历史观的批判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托姆巴重新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缘起在于，当前学界解读的历史唯物主义线性历史观存在缺陷。苏联教科书对历史唯物主义采取机械唯物论的理解方式，把历史理解为客观的对象、历史事件的集合，把历史的过程理解为向着特定目标实现的过程。这种观点取消了某一历史阶段的内在差异，导致与实际历史不相符。而且，线性历史观把形式吸纳、实际吸纳、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对应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没有看到这些形式的共存与整合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线性历史观容易把现有资本主义制度自然化、神圣化、永恒化，认为资本主义典型社会（美国）就是历史的最高形态。这种所谓“线性历史进步论” 最终会导致“历史终结论”。与之相反，托姆巴认为，历史不是被框定的结果，而有过去在当下的显现，“我们用编史学的路径对历史进行构建性生产，以此在当下激活过去”[1]7，重新打开崭新的历史。

这种线性历史观会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呈现假象，历史时间成为一种“空”的时间。托姆巴重点引入了“千灯幻象”这一名词，他的意思是：商品生产的使用价值服从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形式（货币等）裹挟着生产，在生产、分配、消费等领域不断持存，掩盖了商品的内在矛盾;而作为资本主义财富来源的生产劳动被消解，整个社会出现消费和拜物教幻象;与此同时，与生产相关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科学的合理性不断得到强化。因此，资本持存、科技合理性给人以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超越的假象，淹没或抹杀了解放的可能性。

解決线性历史观造成的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把单一的线性世界观转型为平行世界理论。“平行世界”一词源自布洛赫的“文化的平行世界”，布洛赫反对当代西方学界把进步当作衡量文明好坏的标准，认为我们向“乌托邦”目标迈进中有着“多韵律和复调的”[2]复合运动形式，世界会呈现不同经济、文化阶层形成的“平行世界”。托姆巴由此引出多层历史编史学，他的基本定义是：世界市场中先进的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并存，与不同生产方式相关的意识形态也平行并存。

托姆巴从布洛赫的“平行世界”引出新的编史学的另外一个依据是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早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版中，马克思就表示过一个工业比较发达的独特国家只能寻找自身未来发展的图景，在1872—1875年的法语版《资本论》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维·伊·查苏利奇追问俄罗斯的农村公社能否直接跨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更使得马克思意识到历史哲学的普遍性理论不能完全解决现实问题。他关注了俄罗斯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西欧模式不能成为普遍模式。

因此，一般认为，“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就是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形态的问题。但是，托姆巴认为，我们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的评价不够全面，马克思在此提出了新的唯物主义历史编史学。他还进一步指出，“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深层关切是我们面对的世界市场的基本样态，而这一样态就是布洛赫提出的“平行世界”，老的工业形式不应该被理解为过时的残余，“我们应当把各种各样的剥削形式放在历史和时间的平行世界中加以理解，多种剥削形式在现在的当代社会中交互作用”[3]368，这种平行世界需要新的编史学范式，这种范式可以“使我们理解时间性层级的多重性，以及现代性以暴力方式进行的整合”[3]367。也就是说，多层历史编史学关注的是各种时间层级的多重性、各种形式的广延和持存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机制。

二、内核：托姆巴的时间分层辩证法

多层编史学的核心范畴就是“时间和时间性的分层”，托姆巴用的意大利语是“Strati di tempo”，英译者Arruzza认为应该翻译为“时间的层级（Strata of Time）”。在详述他的时间分层辩证法之前，需要特别解释托姆巴的“事件”“时间”和“时间性”的含义。托姆巴的“事件”包括了历史主体（阶层或不同国家等）的行动轨迹或行动方式（比如绝对或相对剩余价值剥削）;“时间”就是历史主体行动轨迹的时间链条，这种时间是可以直观的时间;“时间性”是历史主体的生存在时间链条中表现出的特性。托姆巴有时把“时间”和“时间性”混用，但是这两个词在很多时候还是有区别的。

时间分层辩证法思想主要来自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资本论》，其中，马克思分别提出了国内各阶层时间性与资本市场的多层时间性。托姆巴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时间的重要概念。托姆巴融入了价值形式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创立了时间分层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有三种类型：资本时间分层、全球化世界时间分层、阶层时间分层。托姆巴的资本时间分层是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重诠。他的《马克思的时间性》的第三章《幽灵与资本的时间性》首先提到了“商品拜物教与幽灵”，指出以往的其他思想家把现有的价值形式看作当代商品拜物教的根源，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马克思的做法是分析资本相关概念的历史性和时间性，《资本论》中把时间分为三种层面：《资本论》第一卷提出的“生产时间”，它具有同质性、抽象性和可测量性的特征;《资本论》第二卷提出了“循环时间”;《资本论》第三卷提出的融合以上两种时间的社会有机体运行的复杂时间。其中，生产时间的核心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时间使得不同的市场联结起来，资本循环时间带来的增殖又使得整个世界市场加速前进。托姆巴把当代世界的这种多重复合社会的加速前进称为社会的表现型，其实质是世界市场的同步化。他认为，“世界市场的典型表现是火车和汽车的速度，这些循环工作把大量的时间性整合为劳动时间这一抽象尺度，资本需要的不是时钟，而是同步化”[1]136。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市场的时间分层理论是托姆巴的重要创新。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高科技企业与“血汗工厂”等低端企业并存。对此现象，线性历史观认为，“血汗工厂”代表绝对剩余价值剥削形式，是落后的、即将被淘汰的形式，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逐步趋向较高科技为核心的相对剩余价值剥削。而托姆巴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的发展永无止境，新技术和新机器的运用使得社会不断涌现新的相对剩余价值剥削，而使用较低技术和机器设备的区域必然退而采用增加工作强度和劳动时间的绝对剩余价值剥削形式;由于二者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两种剥削形式会一直存在。他的理论依据是《资本论》中关于现代殖民主义部分的论述，该部分中，马克思给出了具体的原始积累案例，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的殖民地赤裸裸的血肉压迫与本国较为先进的生产是相互依存的，需要“暴力杠杆”加于维持。对此，托姆巴有着更为形象的比喻：绝对剩余价值时间追求与相对剩余价值时间追求会形成类似“页岩分层”的机制，“相对剩余价值与绝对剩余价值以这种方式相互联系：相对剩余价值不但没有取代绝对剩余价值，而且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社会生产的量”[4]62。背后的原因是，新技术和机器的运用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值需要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来填充。

托姆巴又指出，在绝对剩余时间和相对剩余时间之间存在一种转换机制，即混合吸纳，混合吸纳与形式吸纳、实际吸纳相关。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代表劳动对于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二者区分的一个关键是新机器新技术的使用。形式吸纳是以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等剥削形式为表现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实际吸纳是以改进技术、使用新机器为核心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生产的过渡机制就是混合吸纳，“在形式和实际吸纳之间将加入第三种形式：吸纳的混合或者中介形式”[4]62。混合吸纳指的是，竞争使得企业进行技术等变革，变革的过程中两种吸纳形式是并存的，“竞争强迫生产者采用新的技术、组织形式、变革生产、调整价格和市场战略、公司文化，当这些发生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价值形式之下的混合吸纳”[5]122。

阶级层面的时间分层则受上述两类时间分层影响，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一般认为，《雾月十八日》是阶级分析的典范，而托姆巴看到马克思在各种革命的时间性之间编史的能力，以及探索解放的可能性的努力。他首先发现了马克思反对线性因果编史方案的话语：“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11]495马克思看到了阶层的时间性不是线性的，而是多层时间性之间的复合。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时间性相互作用下，资产阶级为制约无产阶级而把政权送给了波拿巴，波拿巴不能代表小农的利益，也不能代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所以必然失败。在此，马克思没有只是运用经济利益决定行动的机械决定论，而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階级等并立的时间性或历史事件综合考量，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趋向。托姆巴称之为“编史学记录”，这种记录方式就是托姆巴的阶层时间辩证法。

三、检视：“多重时间性”

对西方历史唯物主义的激活效应

对托姆巴的思想检视需要历史溯源的视野，回到他的思想来源休厄尔的事件社会学。

分层时间辩证法涉及历史事件的多层复合维度。恩格斯已经提出了历史合力论，那么托姆巴的历史分层辩证法是否合理、有何推进？这就需要深入托姆巴分层时间辩证法的思想来源和实质。托姆巴的“分层时间性”来源于威廉·休厄尔的事件社会历史学。休厄尔提出三种时间性：目的论的时间性、实验性的时间性、事件性的时间性。目的论的时间性强调预设的历史规律和历史目的推动历史发展;实验性的时间性则强调事件之间的相互独立性，以及事件之间的因果性;事件性的时间性不但承认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而且，多重事件之间有相互衔接的联结网络，这一网络受到三种基本要素影响：文化图式、资源分配、权力结构。因此，“‘社会性’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的整体”[6]。

托姆巴与休厄尔的思想继承关系有文献依据。托姆巴在强调多重历史复合的重要性时指出，当前“地理学的研究不能取代历史，而且不能忽视资本积累的时间和历史维度，在这种情境下，有可能打开另一个历史，这是马克思和他的俄罗斯学生极其认真钻研的原因”[1]12。在这里，托姆巴要说明的是，历史事件发生于资本积累所处的多重历史时间性之中，“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是由多重时间性引发的。在此，他作了注释“18”，这一注释引用了休厄尔在2008年的论文《资本主义的时间性》，特别引用了休厄尔重要的一句话：“总体上，社会的时间性是事件性的。”[7]

弄清托姆巴思想来源的目的是作进一步的批判，下面分别对他的辩证法的三个方面作出反思。

第一，托姆巴的资本时间分层和全球化世界时间分层不但符合《资本论》的要旨，而且揭示了时间分层在结构层面上的相互依存性。在1857—1858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已经区分了对象化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现了剩余价值，没有关注剩余价值在不同区域内的转移。但是在1858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考察了世界市场的多层性，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 （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8]348，世界市场中各国的地位并不相同，有英国之类的宗主国，也有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等被殖民国家。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市场的内在多层关系，而且还指出了这种多层关系中俄罗斯革命运动的成功几率较小，这就把世界的多层时间性与革命主体性联系起来了。

第二，从马克思关于现代殖民主义的论述看，托姆巴的资本和世界时间分层理论拓展了马克思关于全球化世界剩余价值分配的论述。在《资本论》的现代殖民主义章节中，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网络的世界市场由不同剥削形式整合而成。残暴的绝对剩余价值剥削不会立即消失，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要部分，当新技术的普及使得相对剩余价值的利润减少，资本家就需要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剥削绝对剩余价值，同时也需要在经济较落后区域攫取大量绝对剩余价值。托姆巴的推进在于，绝对剩余价值剥削和相对剩余价值剥削不但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是相比较而言的，技术相对落后的领域就会沦落到绝对剩余价值剥削。对马克思时间问题颇有研究的彼得·奥斯本也肯定了托姆巴推进的合理之处，他认为：“《马克思的时间性》是一本开启了超乎想象的、新的地平线的书，劳动的时间性、资本的时间性……不仅仅是马克思所说的时间，还是马克思所说的时间性。”[10]40作为时间性的高科技生产必须基于原始的剥削形式，资本主义用机器取代人类劳动只是资产阶级的梦。（2）资产阶级全球化的政治目的在于在不同区域制造差异性的劳动报酬，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总量。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也有相同的意味，哈维认为，空间修复必然需要世界各地劳动方式和劳动强度上的差异，差异之间的互补还需要政治机器作为支撑。

第三，用历史唯物主义应用的典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阶层分层时间辩证法从事件性和时间性的角度总结和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为魏德迈创办的期刊《革命》写作的，写作时间为1851—1852年。在此之前的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就了自己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而《雾月十八日》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波拿巴复辟事件”这一复杂历史事件的典范。

阶层分层辩证法的创见在于，一方面，托姆巴认定，线性历史进步论的时间性就是休厄尔所说的目的论的时间性，是超验的、强加于历史的时间性。另一方面，利用休厄尔事件社会学，托姆巴把《雾月十八日》案例分析上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延展性理论，他的延展有着两个层面：激活和提升。其一，从事件社会学的视角看，“波拿巴复辟事件”折叠了有着张力的“结构、局势与行动者”，复辟事件行动者由“立宪派”“革命派”“山岳党”等代表各个阶级的行动者复合而成，复合本身处于经济、文化、社会交织而成的复杂的局势下，多重结构体现着事件社会学的多重因果关系。托姆巴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激活、总结和升华。其二，托姆巴还对结构复合从事件时间性进行了提升。马克思认为，结构本身处于历史之中，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9]马克思对这一历史分层辩证法没有总结，恩格斯把这种复合总结为历史合力论，而托姆巴的推进在于，把多重事件复合中的事件性和时间性抽拉出来，上升为事件的时间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方法。

四、重建：托姆巴的偶因论困境与辩证式构建

总体来说，托姆巴从当下历史的复杂状况出发，经由资本空间的介入，融入了卢卡奇的“历史总体性”，吸纳休厄尔事件社会学，走向时间哲学，创立分层时间辩证法。但是，这种辩证法有着明显的结构主义式的偶因论倾向。托姆巴不但在文中引用阿尔都塞《相遇的唯物主义》中的关键语词 “随机相遇的过程”，而且还非常明晰地阐释了他所谓的偶因论：“整个生产中有着相互独立和不同的元素，每一元素是与其他历史没有目的论意义上的关系的特殊历史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可能本不存在。即使那些元素的相遇是偶然的，不同的时间性幸运（或者邪恶）地相遇与整合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整合需要一种解释：通过政府的权力，积累的那些时间性与多重‘暴力杠杆’得以同步，通過社团束缚的系统拆解、重建，以及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世界市场的同步规训着现代无产阶级。”[3]364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结构中各种要素的复合具有随机性，所谓“必然性”有着事后解释的成分。

时间分层辩证法滑向偶因论并非偶然。从根源上看，这种偶因论起源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统。结构主义早期的“结构”本身没有完全陷入非决定论，阿尔都塞晚期的路径把主观的、偶然的原因与时间、结构混合起来思考，这就有着偶因论倾向，而托姆巴的事件之间平权的复合就走向了真正的偶因论。托姆巴思想的研究者奥斯本就意识到，“那些不同或多元的历史和时间性之间的关系为政治干预这一偶因介入提供条件”[10]46。

从语词分析，托姆巴从结构主义滑向偶因论是因为他对多重时间概念的片面理解。托姆巴在《马克思的时间性》一书中多次引用布洛赫的著作，可见，他的思想部分来自布洛赫。然而，布洛赫“Gleichzeitigkeit”一词的翻译本身就有争议。在《我们时代的遗产》一书第Ⅱ章第2节“非同时性与同时性的辩证法” 的B、C部分中，布洛赫在标题B和C部分使用了Gleichzeitigkeit一词，并在C部分结尾提出了多层辩证法，该词成为托姆巴分层辩证法的核心语词。英语世界对该词有三种重要的翻译：1.托姆巴在很多时候翻译为同步性/非同步性（synchronicity/non-synchronicity）;2.该词也可翻译为同时性与非同时性（simultaneity/non-simultaneity）;3.《我们时代的遗产》一书的英译者（Neville 和Steven Plaice）翻译为当代性与非当代性（contemporaneity/noncontemporaneity）。三种翻译反映了对世界市场整合机制的不同理解，其中，第一种翻译是对世界市场时间性的结构主义理解;第二种翻译是对时间的自然主义理解，即理解为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第三种翻译坚持复杂的文化和历史时间性之间的互动。

对于资本时间、全球化世界时间分层辩证法，托姆巴更多的是在第一种（同步性）意义上使用，没有从第三种翻译的解读进行理解。第三种翻译的当下性突破了结构元素的平均性，注重对当前事件本身的分析，这就为突破结构主义理解和进行生成论的解释提供了可能，如此的解释更符合马克思注重历史生成的基本立场。托姆巴虽然深入到了剩余劳动时间，但是他只是把剩余劳动时间理解为一个和其他元素相同作用的结构性元素，没有理解剩余劳动时间的根本性地位。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剩余劳动时间是决定阶级和政治关系的时间，《雾月十八日》指称的阶级时间性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是由《资本论》中的剩余劳动时间及其所有权决定的。然而，托姆巴把时间或时间性的结构视作一种平面的结构，时间性关涉的各个要素都是平权的关系，没有意识到剩余劳动时间因素的基底性地位，这就会使我们对复杂的历史事件的认识陷入机会主义。

走出此种托姆巴偶因论和机会主义的困境在于对其结构主义本身进行修订，从而明确时间分层与运行机制的最终指称。这需要发掘马克思《雾月十八日》中“事件分层”的经济基础，以及《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的决定地位。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历史事件或历史场景形成的要素和关系并不是平权关系，起到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在《雾月十八日》中，无产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取得了胜利，胜利果实被幕后操纵的资产阶级获取。这看似是多种时间的耦合，背后是法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以及无产阶级实力较弱;波拿巴的上台看似是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选票起作用，选出了并不代表自己利益的波拿巴。但根本在于，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本身的生产力低下，实力弱小，以及没有达成真正的联合，“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 [11]566，各自拥有小块土地，自给自足，并不能形成有力的利益联合;无产阶级也由于实力弱小，“每当运动好像又重新开始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劲头越来越弱，成效也越来越小”[11]478。《资本论》中，马克思把经济地位的不同归因为剩余价值所有权的不同，并延伸到了世界市场。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殖民地”与“宿主国”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相对剩余时间与绝对剩余时间之间的依存关系，而是“宿主国”资本擴张的本性和资本空间修复功能对“殖民地”的布展。在科学技术的推进下，生产与交换不断扩大，在“M-C-M”无限循环的推动下，资本在一定区域内的急剧“空间压缩”无法容纳资本积累的膨胀，为寻求区位、成本等优势，全球资本的代理跨国企业或国家联合体以扩张寻求“空间修复”。以决定论和偶因论相结合的方法对托姆巴时间分层辩证法进行重建，结果如下表：

五、余论：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与“物”的新理解

上述决定论和偶因论具有融合的可能性。从偶因论的可融合性来看，时间分层辩证法来源于休厄尔的事件社会学，事件的结构是实践主体情境的结构化表达，结构中多种关系的涌现导致对事件的理解陷入偶因论，平衡偶因论的一个契机在于处于具体情境中的实践主体必然处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决定性因素中。从决定性因素的可融性来看，“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提出了实践本体以取代与感性活动分离的精神本体”[12]，实践本体优于精神本体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实践凸显了主体活动的场域，这就导致主体活动可以看作一个客观的、特定时代的社会情境，即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交互作用的情境，这种社会情境与托姆巴的事件的结构化情境本身就是相通的。马克思强调的是一个时代的社会情境，而托姆巴强调的是具体事件的情境，二者是一种整体情境和部分情境的关系，这为决定论和偶因论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

就融合的具体展开而言，决定论和偶因论的融合在主体的活动中产生。主体实践不但处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互作用产生的时代趋势中，而且主体活动的具体事件处于多重时间性复合中。社会主体活动也不是被动的，主体在情境中的行动或“展演”向着时代的总体趋势和具体偶然情境绽开，用事件社会学的话语，主体实践性展演“迫使相对宏观的位置关系与意义诠释落实在相对微观、具体的情境之中， 又从具体的情境拓展出去”[13]。主体实践的绽开与时代总趋势、具体事件情境处于相互作用的三角关系中，总趋势的决定性与具体事件的偶因性在实践的中介下达成了可以融贯的平衡。

本文的基本立场是，以事件时间性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进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性，坚持偶因论和决定论、结构主义和生存论之间的平衡。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具有线性、匀速的特征，这种线性时间观体现在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理论、实践本体论四个维度。（3）本文通过反思托姆巴时间分层辩证法，把对马克思的“时间”的解释上升到事件时间性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维度。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性具有多重并行的特性，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是相互依存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殖民地”与“宗主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经济依存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历史事件就处于多重时间性交互作用的网状结构的耦合之中，这种耦合不是平权关系，而是承认生产力的时间性是关键决定要素，这是决定论和偶因论相结合的进路。事件中的主体处于多重时间流之中，这就使主体存在的“当下性”（4）也是主体存在的真实境遇。因此，本文以此启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是一种融合结构主义和生存论的、不均衡的新型时间性研究视域。

不但如此，多重复合时间性的讨论也会重新开启关于“物”的讨论。苏联教科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主要是一种“客观存在”，当前学界的研究则把“物”推进到对象化的实践层面（5），以及“物象化”或货币“形式统治”层面。对托姆巴的批判使我们看到“物”有着复杂的关系，对象化处于多重时间构建的关系场域，多重的“过去”面向未来在现在“引爆”，对象化的主体不是受单一时间性的影响，而是处于多种时间性的“复合”和“抉择”之中;物象化理论所主张的价值形式的抽象统治不但是货币统治，也是一种时间的统治，不同的时间性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扭结在一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获得了一种“时间主体性”，不同的时间性的主体都通过趋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现自身。因此，马克思的核心概念“物”代表着凝固了多重时间的关系场域，显现了“商品拜物教”是一种时间的聚合和统治。进一步而言，这种接近现实的复杂性视域深入到了历史唯物主义“时间性”研究，将为解决诸多现实世界性危机带来契机。正如托姆巴所言：“这一马克思的有用遗产将带我们走出20世纪主流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更为重要的是解决历史当下的危机，以此，《马克思的时间性》试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揭示一种解放的路径。”[14]

注释：

（1）讨论的文献有：奥斯本·皮特（Peter Osborne）的《从同步出发：托姆巴对马克思的解读与多层时间辩证法问题》（Out of Sync：Tomba’s Marx and the Problem of a Multi-layered Temporal Dialectic），辛齐亚·阿鲁扎（Cinzia Arruzza）的《马克思的生成性时间性》（Marx’s Gendered Temporalities），哈鲁·图尼安（Harry Harootunian）的《用过去透视现在》（Piercing the Present with the Past）。托姆巴对此作了回应，文献为《马克思的通往时间之桥与其他路径》（Marx’s Temporal Bridges and Other Pathways）。

（2）这一观点，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出过，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完整性时放弃了。

（3）线性时间观主要体现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一些学者的著述对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实践的诠释四个方面。他们认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认为时间代表了事物运动的表征，这就把时间线性化了。

（4）有学者考证出，“当下性”来源于本雅明，他用以指过去和现在在当下汇聚的时间体验（马鹏莲：《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之维反思——本雅明的思考及其启示》，理论月刊，2019年第1期）。本文用“当下性”是要表达多重时间中的多种主体的时间体验。

（5）马克思的存在论解读关注马克思的“对象化”一词，《资本论》中对象化劳动是与“活劳动”对应的一种劳动，具有本体论地位。（参见：张义修：《“对象化”概念之于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义》，叔贵峰：《马克思哲学中“对象化”的理论变革及其实践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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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