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角下的民族女性困境浅析
——以藏族女性题材电影《气球》为例

□张彤

民族电影视角下的女性形象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期的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多有浓烈的理想歌颂色彩，其角色塑造由于受到特定的历史和政治因素影响，国家、民族身份的突出性往往超越女性身份，带有一定的同质性。上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之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逐渐多样化，但由于影片的商业性和娱乐性，且电影创作者带有强烈的“他者”视角，大部分作品所呈现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仍处于被他民族旁观和代言的被动地位，不仅民族身份的表述逐渐被“异托邦”化，其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带有明显的“男性凝视”痕迹。进入新世纪之后，少数民族电影中女性的形象开始迅速丰富和发展，不同类型的影片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和基调。然而，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的塑造虽然有所丰富和发展，但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却仍处于萌芽状态，对女性的刻画也多基于具体的家庭和故事情节，不具有过多的社会代表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依然局限于传统民族文化语境。面对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迅速现代化的大时代背景，描写少数民族女性在民族融合及现代化过程中生存现状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基于此，万玛才旦导演的《气球》第一次正面描绘了少数民族女性在多元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所面临的性别困境：面对以男性为主导的两性关系，她们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少数民族传统信仰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她们不得不作出自我牺牲。这种牺牲在镜头面前以隐忍含蓄的方式得到表达，为未来研究现代化乃至跨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女性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值得深入研究和关注。

《气球》中的少数民族现代化背景下女性困境解读

现代两性观念与传统两性观念交织下的女性困境。在电影《气球》的海报上，女主人公卓嘎身着红色藏袍，臂间夹着鲜艳的红色气球，像个怀孕的女人。在影片开始，气球的第一重象征就已经被点明——它是避孕用品的化身，孩子们用它吹成玩具追逐打闹，却被气恼的父亲用烟头把气球戳破。没有了避孕用品的卓嘎小心翼翼地来到乡镇卫生院寻找女医生，难为情地向医生索要安全套，并提出了自己想要做结扎手术的请求。在两性关系中，卓嘎其实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在与丈夫的关系中，她并非两性行为的主动发起方，在内心也一直认为性事羞于启齿，甚至是连男医生都不能与之言说的，但她却不得不克服内心的羞耻感主动向女医生寻求保护。丈夫达杰作为性行为的主动方，虽然在老父亲面前对避孕套气球的来历羞于启齿，但面对老乡质问自己为何不管教孩子而任由他们偷避孕套吹气球的时候，为了维护男人的尊严却不惜在众目睽睽之下与人大打出手。女性在婚姻中的处境总是从细节中得以隐性表达，男女两性的处境中不存在对等性。

在少数民族接受新文化新事物的过程中，两性观念和生育观念的变革在男女视角下是截然不同的。对于男人达杰来说，避孕套仍旧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如同妻子卓嘎戏言的那句“你有点像这只种羊”，也如同爷爷口中所说的“现代科学和试管婴儿都是胡闹”。达杰和其他男人一样，以传统质朴的观念，崇拜着身强体壮的种羊，将繁殖视为男性力量与成功的化身。而卓嘎身处同样的文化观念冲击中，虽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女性对性的羞耻感，却也懂得保护自己和节制生育。这种进步是微妙的，也往往伴随着深刻的自我矛盾。面对因为婚前性行为而堕胎出家的妹妹，卓嘎坚信这种行为是为人不耻的，甚至是罪恶的，她痛恨将妹妹推进这个深渊的男老师，以固执的方式保护着却也同时在绑架着自己的亲人。当自己最终陷入与妹妹一样的困境时，卓嘎才醒悟到这种不对等的两性行为带来的真正伤害与痛苦。少数民族女性在面对两性观念变化时，其女性意识的觉醒注定是漫长而曲折的，女性注定要在经历无数矛盾与阵痛之后，才能最终看清眼前的困境，挣扎出一条出路。

民族传统信仰与生存现实交织下的女性困境。卓嘎作为一名纯洁质朴的藏族女性，其生育观念是充满冲突的。她的身上与生俱来带有浓重的民族女性色彩，在男人达杰的父亲去世后，她梦见自家的母羊下了一只小羔子，这从侧面佐证了她潜意识中对藏族灵魂转世观的信仰。面对拮据的经济状况和需要抚养的三个孩子，卓嘎在卫生院女医生的劝说下希望把孩子打掉，而达杰认为卓嘎此举会扼杀正准备转世回到家中的老父亲的灵魂，盛怒之下甚至动手打了卓嘎一个耳光。而卓嘎内心无疑与丈夫同样痛苦，她当然也相信转世之说，但是面对大儿子读书都要靠卖羊赚取学费的现实，她不希望家庭因为这个新生命陷入更困窘的境地。卓嘎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如果再生下一个孩子，就不得不缴纳数量不菲的超生罚款，这对自己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饱受内心煎熬的卓嘎不顾丈夫的反对，几乎已经走上了手术台，却因为最后一刻儿子希望爷爷能重新转世回到自己身边的苦苦哀求而做出了妥协。儿子在梦中梦到身上的痣飞走，爷爷的灵魂也去了另一个世界，因而义无反顾地站在了父亲这边，希望母亲能够“允许爷爷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在这种无意识的情况下，卓嘎的儿子在这一刻脱离了与母亲的连结，开启了父亲的男性视角。卓嘎作为家庭中唯一的女性，试图用隐忍和理性的方式守护自己的家庭和子女，但她却是唯一一个愿意看清现实的人，也是最容易被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看客加以指责的人。卓嘎身处藏族转世观和现代生育观的夹缝之中，虽然奋力挣扎却难以左右自己的命运，她的困境化作了影片中温和甚至低微的只言片语，化作了隐忍的呜咽和无奈的妥协。

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张力之下女性生存意义的困境。在《气球》这部影片中，留给卓嘎和妹妹的镜头其实并不多。卓嘎第一次出现时，镜头里的男人达杰正将一只种羊放进羊圈，并把一只母羊抓到旁边准备卖去宰杀。卓嘎出现在镜头的边缘，并以温柔的声音向丈夫提示“这只母羊这几年挺乖的”。然而达杰不以为意，说“不能下羔子的母羊还有什么用”。这是影片中母羊作为女性繁殖功能化身的第一次出现。随着情节的推进，卓嘎梦见母羊下羔继而身怀有孕，到最后母羊被贩卖宰杀，换做儿子新学期的学费，母羊的象征贯穿了整部电影。卓嘎作为少数民族女性的化身，她的身上必然被赋予了生殖繁衍的使命。虽然女医生告诉卓嘎自己也只生了一个孩子，但这种去生殖性的进步只能在男性生殖观念和两性生产生活角色共同进步的语境下发生。在以生殖崇拜为主导的游牧文明语境中，女性注定无法作为独立的个体被看见，她们依然被作为母亲和妻子反复定义着。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游牧文化融合的过程当中，看似为少数民族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话语权与可能性，实则是在进一步侵蚀着她们的生存空间。卓嘎在彷徨之中希望和妹妹一样做个尼姑，饱含着一个少数民族女性对自我身份被生育价值和男性话语权所碾轧的无奈。

困顿中的挣扎与希望

作为一部首次在荧幕上展示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女性困境的影片，《气球》所采取的叙事方式是巧妙而隐晦的。卓嘎与妹妹在整部电影中所占的镜头十分有限，并且常常是作为男性镜头的背景出现。相比于主流女性题材影片中的女性主导视角，这种巧妙隐晦的表达方式反而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少数民族女性无法被看见的艰难处境。在少数民族与现代文明逐渐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注定是复杂而多样的，它包含着父权文化带来的种种压迫，包含着女性对自己身体支配权的失语，也包含着女性价值观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文明碰撞下的挣扎与困惑。

在影片结尾处，达杰进城卖掉了母羊，在回来的路上第一次给孩子们买了红色的气球，这也是影片中唯一一次达杰用汉语与小贩沟通。红色的气球在某种意义上依然象征着两性禁忌观念和避孕话题，但它鲜红的底色和在风中高高飞起的意象却象征着两性观念和生殖话题的去羞耻化，也代表着现代文明中对两性话题更加开放直接的态度逐渐被少数民族男性所接受。卓嘎向妹妹倾诉，无奈之余表示自己倒不如像妹妹一样出家做尼姑，而后在去寺庙祈福的路上，她也抬头凝视着飘起的红气球，这是否也代表着她心中女权意识的觉醒？在劳拉·穆尔维看来，“在早期妇女运动的政治中，身体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可见女性身体有着超越了肉体边界的意义。少数民族女性在其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中，是否能够摆脱父权文化核心中女性仅仅被生育功能所定义的地位，无疑是女性困境被看见的第一步。《气球》中对少数民族女性困境的表达，为未来同题材电影中现代化背景下女性形象的构建打开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