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与海洋族群生产生活方式的关系
——以“送王船”信俗为例

苏文菁 吕漫俐

2020 年12 月，由中国和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信俗“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次与环中国海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联合申报成功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堪称亚洲海洋文化领域中的年度大事件。申遗成功后，该信俗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但相关研究仍十分有限。通过以“送王船”为主题词进行相关搜索，知网上关于该主题的论文大约30余篇，分别从宗教人类学、文化功能、非遗传承、民俗传播等视角进行展开。尽管视角多样，但大多文章仍旧从陆域生活的知识体系对该信俗进行解读，而从海洋文化、特别是海洋族群独特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的角度对该信俗进行解读的文章仍然不多。

海洋文明是人类突破陆域的限制、以船舶为工具离开陆地、在海洋上生产生活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文明体系；不仅包括人们为了获取海洋资源所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涵盖了基于海洋的独特生产方式而形成的制度、思想以及新的价值、审美与生活习俗。①苏文菁：《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20 页。“送王船”正是这样一种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

今天，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人类，早已历经了工业革命以来带来的技术大爆发，船舶早已不再是仅依赖季风洋流而航行的水上交通工具。人类有了卫星导航、利用核动力航行的船只，但是，海洋仍是人类无法完全掌握的伟大存在；而完全依靠自然力进行航行的木质风帆时代更是如此。因此，自古以来，滨海的海洋族群对海洋始终秉持着敬畏的态度，以最高的礼节对待变幻莫测的海洋。在适应海洋的节律而产生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中，滨海人民自然赋予海洋生活与生产以种种相适应的文化符号、仪式过程，以使得日常的生活崇高、神圣化。同时，仰赖造船工艺的完善与航海技术的提高，海洋族群借以扩大了生活与生产的范围，进而扩大了该文化的影响力与辐射力。“送王船”就是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族群以最高的礼节、恭敬的态度与海洋进行“商量”，祈求在海事活动中“灾祸离开、福气降临”的方式。该仪式体现了中国海洋族群对海洋的复杂心理——用海、敬海、反哺海洋，且以习俗的方式在该区域代代相传，保持了人与海洋的可持续联系。“送王船”源于中国传统的攘灾祈福、特别是与季节变化相关的各类疾病的对抗中形成的“送瘟神”与东南沿海区域非体系化的海洋生活仪式的融合。本文旨在通过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送王船”信俗的起源、传播和发展进行分析，解读中国海洋文化与海洋族群生活生产的关系，进一步探索中国海洋文化和平、发展与共享的特质。

一、中华民族共同信俗的起源

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适应自然、被自然改变的过程。这种互相的适应与改变最典型的就是人类与各种疾病相互博弈的过程。事实上，自人类出现之日起，人类与各种疾病之间的适应、抗争就从未停止过。人类与疾病的抗争过程同时也是与疾病互相融合、互相适应、相互博弈的过程，例如人类基因的多样性赋予了部分人类免患疟疾的可能性（如地中海贫血症的出现），但也同时也因基因的突变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减弱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进而导致了这些基因特殊的平衡多态性①张再兴：《某些人类遗传病与疟疾的先天免疫》，《实用寄生虫病杂志》2002 年第2 期，第76—79 页。。在工业革命之前，面对环境的变化，人们更多只能主动适应，通过衣服增减来应对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着凉、受暑等情况。除此之外，各种微生物和病毒造成的流行病也导致了民生艰难、政局动荡。对于长期处于封建农耕社会的中华民族更是如此。在漫长的传统历史中，中华文明在与疾病抗衡的方面虽积累了系统的中医中药知识，但与古代欧洲一样，在遭受重大流行疾病的袭扰时依然无能为力。明朝末年（约1641 年），鼠疫传至北京，在短短4 个月内就造成全城1/5 人口的死亡②苏国民、付萌萌、袁正：《人类与传染病的博弈》，科学出版社，2022 年，第29—33 页。。

在前工业时代,人们只能依据季节变化与动植物生长规律举行逐瘟驱疫的活动，传统中国的走百病、踏青、赛龙舟、登高等就是这类习俗的典型。这些活动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利用饮药酒、插艾蒿、悬桑根等方法清瘟、祛湿、解毒，通过大扫除、制蚊烟、喷雄黄等改善环境卫生的手段避疫……③周利成：《中国传统节日驱疫民俗》，《中国档案》2020 年第2 期，第84—85 页。春、夏之交的农历五月，也是晴雨多变、冷暖不定的时节，属于容易爆发恶性传染性疾病的季节，先民便把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视作瘟神生日。④姜守诚：《明代〈武陵竞渡略〉检视闽台“送王船”习俗的历史传统》，《世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4 期，第75—87 页。在漫长的传统社会，各种流行疾病被统称为“瘟疫”。先民将瘟疫的横行视为精灵、鬼怪、瘟神等的作为，于是就通过巫术把视为病因的鬼怪和瘟神等送走来消灭瘟疫，这些过程逐渐仪式化，各地遂演化出了多样的驱除瘟疫的民俗⑤樱井龙彦、金仙玉：《关于在环东海地域使用船的“送瘟神”民俗》，《文化遗产》2007 年第1 期，第60—68 页。。内陆的“送瘟船”与东南沿海的“送王船”信俗便是其中的代表。

中国土地的广袤决定了中华民族习俗的多样性。在我国江浙沿海、两湖流域、东南沿海、西北等地区皆有着“送瘟船”习俗。“送瘟船”在不同地区由于受不同地理环境与生活生产的影响，衍生出了不同的仪式表达；尽管逐瘟驱疫的目是一致的，但是具体的仪式流程有着很大的差异。据北宋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早在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江浙便有“祠沙”这种习俗，即“送彩船”祈求平安的习俗⑥陈政禹：《江浙沿海“送船”习俗的发展和探源》，《海交史研究》2019 年第2 期，第90—101 页。。“送瘟船”至少在北宋时就已见于内陆的两湖地区。如北宋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提到“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擢鼓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⑦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 年，第46 页。北宋庄绰的《鸡肋篇》记载了宋代湖南遭州地区的“送瘟船”仪式，其仪式流程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的“送彩船”仪式类似①陈政禹：《江浙沿海“送船”习俗的发展和探源》，《海交史研究》2019 年第2 期，第90—101 页。：“遭州作五痛社，旋旗仪物皆于者所用，惟伞不敢施，而以油冒焉。以轻木制大舟，长数十丈，触墙枪无一不备，饰以五采。郡人皆书其姓名年甲及所为佛事之类为状，以载于舟中，浮之江中，谓之送瘟。”②庄绰：《鸡助编》，上海书店，1990 年，第32 页。武陵地区端午的“龙舟竞渡”传统也与北宋以降“送瘟船”有着密切联系，本意皆为了驱除瘟疫③姜守诚：《明代〈武陵竞渡略〉检视闽台“送王船”习俗的历史传统》，《世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4 期，第75—87 页。。海南省博物馆藏《龙舟大神宝像图》一轴也涉及了以都天元帅为领，用龙舟宝船押送瘟部众神等前去仙乡蓬莱的内容。

直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缺医少药的处境才有所改善。中央政府开展了移风易俗活动，以现代医学对产生瘟疫的环境进行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全国人均寿命由1949 年的35 岁提高到了57 岁④国家统计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2019 年8 月22 日，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bwcxljsm/70znxc/201908/t20190822_1692901.html。。同时，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性疾病被消灭或是得到了很大的控制：其中，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几种流行广、危害性大的疫疾也得到了有效控制⑤李洪河：《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2020 年3 月26 日，https://mp.weixin.qq.com/s/Io0IJP4vsgeLlQrfqd1YhA。；屠呦呦发现的全新抗疟疾药物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毛泽东主席曾于1958 年作了一首《送瘟神》，表达了在得知江西余江血吸虫病被消灭之后的喜悦心情，其中“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一句便描写了“送瘟船”的习俗。该习俗在唐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与人员的迁徙而传播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其表达形式经过沿途不断的演化充实，又经过东南沿海原住民的同化拓展，形成了具有海洋特色的“送王船”民俗。

二、海洋族群生产与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送瘟船”在传入中国东南沿海过程中，逐渐与滨海区域原有的生活生产习俗相融合，海洋因素不断增加，使得“瘟神”逐渐具备了船神和海神的双重属性，最初仅是作为瘟神交通工具的“船”也被赋予了保护海上船只航行平安的含义⑥陈政禹：《江浙沿海“送船”习俗的发展和探源》，《海交史研究》2019 年第2 期，第90—101 页。。除此之外，还加入了沿海本土所特有的各种习俗仪式。“送王船”时，便有高甲戏、歌仔戏、车鼓弄、大鼓、凉金舞、宋江阵、拍胸舞、舞龙舞狮队、锣鼓班等班社参加踩街表演。这种中原文化与滨海文化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送王船”民俗。保留至今的“送王船”是中国海洋族群生产与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习俗，滨海区域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依托这种环境生成的生活生产方式是“送王船”得以产生与流传的基础。2020 年，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送王船”由中国和马来西亚联合申报，其在中国的代表区域即是中国海洋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福建闽南区域，马来西亚也以福建籍移民较为集中且传统保留较好的马六甲为代表性区域。本文即以福建为中心，分析由适应海洋独特的地理环境而产生的生活生产与“送王船”习俗的关系。

从地理环境看，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闽地的水系短而壮，自成体系，独流入海，网络状的水系促成良好的山海互动。向海而生遂成为福建人生产与生活的主要方式。此外，福建拥有全国最曲折的海岸线及众多的天然海湾。凭借台湾海峡的独特地理优势，福建各港口出发的船只可以上北洋（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下西洋（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走南洋（菲律宾群岛、部分印尼群岛）、过台湾，是福建以北下西洋、走南洋与南边人民上北洋的重要枢纽，再加上季风与黑潮，可以说，自然环境为福建提供了发展海洋性文化的可能性。①苏文菁：《海洋与人类文明生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31—38 页。

然而,使得该区城的地理环境真正显示出其文化个性的,无疑是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福建人，其族群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福建原住居民“疍民”、来自北方的入闽者、其他区域的海洋族群②苏文菁：《海洋文明视域下的船政文化研究》，《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 年第4 期，第10—14 页。。从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看，福建的原住民与世界最大的海洋族群——南岛语族有关，今天主要以“疍民”的身份存在。疍民终生漂泊于水上，以船为家，对中国沿海水文、航线、渔汛、造船等了如指掌；以所在地语言为母语，但又有别于当地的陆居族群；有许多依水而生的独特的习俗，他们是中国的海洋族群③苏文菁：《海上看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56 页。。2020 年，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与复旦大学古DNA 实验室合作研究的最新成果显示，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是南岛语族向大洋迁徙前的最后栖息地，疍民很有可能是留在大陆繁衍至今的南岛语族分支④Luo,X.Q.,Du,P.X.,Wang,L.X,,et al，“Uniparental Genetic Analyses Reveal the Major Origin of Fujian Tanka from Ancient Indigenous Daic Populations”,Human Biology 91,no.4(2020):257-277.。除此之外，福建人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北方的入闽者，他们身份及入闽时间有所不同，或是戍边的军人，又或是宫廷派系争斗的失利者，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特点，即都是传统农业文化的“不安分者”。在汉人与闽族群融合的进程中，迁移者们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与闽人的海洋文化互相影响，形成了闽族群的海洋性特色。最后一部分是海上来的族群。大海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的先民既可以从海边向大洋深处漂去，同样，来自海的另一边的其他族群也可以顺着洋流漂到中国的土地上。其他区域的海洋族群，如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人、甚至是非洲人等也随着洋流不断汇入，和福建本土的海洋文化一拍即合，不断强化其海洋特质。该说法有其依据，1965 年出土的福州新店战坂五代闽国第三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以刘华的侍从或家奴为原型塑造的男、女陶俑外貌上具有明显的阿拉伯人面部特征和黑人面部特征。①苏文菁：《海洋文明视域下的船政文化研究》，《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 年第4 期，第10—14 页。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源看，福建人的祖先距今6000 多年前就能够借季风洋流的力量，不断地向海洋深处迁徙②苏文菁：《平潭海域的历史发展与海洋文化遗产》，《发展研究》2017 年第1 期，第88—93 页。。尤其是在处于中国海外贸易和海洋文化发展的高峰期的唐、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族群多以从事航运和海外贸易为主。然而在仅仅依靠自然力进行远航的木质帆船时代，面对变幻莫测的大海,终年与海为伴的渔民和商人常常面临着横尸海上的风险。因此，“‘送王船’所体现的海洋生活的因素，既是该仪式乃人们对于送走灾祸、合境平安的期望，也是为了给危险的海上航行寻求一种超乎自然力量的庇护。”③陈政禹：《江浙沿海“送船”习俗的发展和探源》，《海交史研究》2019 年第2 期，第90—101 页。在理解“送王船”对于海洋族群生活与生产的意义之前，有必要先了解海洋族群对待死亡不同于陆域文明的见解与表达：他们认为“逝去的人”只是转而生活在另一个维度的世界，同样需要生活必需品、金钱等等。正是因为如此，每逢清明节、中元节等重要节日，他们便通过焚烧纸钱、纸质的微型家具祭奠祖先或离去的亲人朋友，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更加顺意，同时还能够庇护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海洋族群面对海上无名浮尸的态度最为典型。海洋莫测，海上的浮尸并不少见，这些殁于海里的人们也曾是向大海“讨生活”的一员。中国沿海的海洋族群将这些浮尸、哪怕是残肢都视为是自己的“好兄弟”，不仅带回浮尸，还定期举行仪式、超度亡灵。他们相信“积德行善”不仅能够带来超乎日常的收益，也期待万一自己不幸殁于海里，也会有好心人将他们安葬。这就构成了海洋族群生命-生活可持续的存在。

但葬身大海的亡魂何其之多，并非所有的湮者都能遇到“好心人”，他们又该如何是好呢？由此，滨海人民便想借助“神”的力量，接回这些四处漂泊、无依无靠的“好兄弟”们。而“代天巡狩”的王爷便是最好的人选，在海洋族群的信仰中，他受上天委派到人间各地巡查，拯疾扶危，御灾捍患④苏文菁、李航主编：《海洋文化蓝皮书·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90 页。。因此，人们定期迎请“王爷”巡视社区四境，并召集“好兄弟”上“王船”，随王爷出海远行去救济黎民百姓、保四方平安。这便是“送王船”，俗称“做好事”。

黄强认为：“在‘送瘟船’的仪式之中，‘船’起着将各种人们惧怕的‘恶鬼瘟疫’从人间带走、送回‘异界’（鬼神居住的世界）的重要作用①黄强：《中国江南民间“送瘟船”祭祀活动研究》，《民族艺术》1993 年第3 期，第80—95 页。。”从此种意义上来说，“船”实际上是连接人间世界与鬼神世界的一种交通工具。中国的大陆地区很早就有在送瘟神阶段使用船的记载。南宋初期的《鸡肋篇》里有在湖南省（州）组织“社”祭祀瘟神，然后装载在船上送走的记述；明代的《五杂俎》里有作为闽地（福建）习俗，把瘟疫装在纸船上漂走的记述②樱井龙彦、金仙玉：《关于在环东海地域使用船的“送瘟神”民俗》，《文化遗产》2007 年第1 期，第60—68 页。。“送王船”仪式用的是“福船”（另一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雏形来自于疍民的具有较强远航能力的“了鸟船”，船身狭长，上阔下尖，工艺复杂，并采用了堪称世界造船史上一大奇迹的“水密隔舱”技术，构造特点为把船舱分为八格、作八舱，若船底破漏，仅有一两舱进水，不影响全船，为船只提供了更为安全的航行保障，是福建人远洋的首选船只。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族群认为该船同样能够流通于两个维度的世界；出于对海洋的敬畏，他们会以最高的礼节对待海洋，用鸡羊等作为牲礼，并在船上放上纸钱、柴米油盐等日用品供神灵使用，并对王船进行精心装饰，以用于仪式。

送王船的仪式主要分“询平安、请平安、送平安王”三大阶段，以及卜选、造船、竖（谢）灯蒿、请王、祀王、王醮、游境、普度、送王等主要仪式③苏文菁、李航主编：《海洋文化蓝皮书·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90 页。。每年春天二月，便开始选择黄道吉日进行“询平安”的仪式，法长通过做法得到神明的指示，确定当年来庙驻跸的王爷数量以及姓氏。在迎王之前需要做足万全的准备工作：召开选主会，挑选出主祭和陪祭来管理、主导整场仪式，以确保顺利进行，并在地方宫庙及主祭的家宅树起灯篙，在灯篙上建瞭望台、亮起灯光邀集神灵、孤魂野鬼皆前来享祀。王爷神像糊制完成后用红布盖住，等到“请平安”的日子，用斩掉鸡冠的白鸡的血为王爷纸像“开眼”，象征王爷获得了神性。此后便是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通常有敬献祭品、戏曲娱神、斋醮仪式等内容，随后人们要抬着王船在本境内游行，一路锣鼓喧嚣、仪仗煊赫，希望王爷“游境”所及之地，皆能驱逐灾祸。人们将王船抬到焚化之所后，请王爷的金身上船，在船上添载柴米、猪羊、衣饰、桌椅、纸钱等生活用品。此外还将人的污垢、不净和疾病等附着在代表瘟神的偶人上，也放进王船里④樱井龙彦：《亚细亚民俗研究》第3 辑，学苑出版社，2002 年，第65—74 页。。当然只有“游境”仪式是不全面的，还必须将收载恶鬼瘟疫的“船”送出人世界，才能保证村寨的平安，因此祭祀活动的最后一定要举行“船”的处理仪式⑤黄强：《中国江南民间“送瘟船”祭祀活动研究》，《民族艺术》1993 年第3 期，第80—95 页。——“化吉”，也就是“送平安王”。主祭者用火把点燃王船，人们团团围住王船，成千上万的人随着不断振臂高呼“发啊！”“顺风啊！”鞭炮与锣鼓齐鸣，气氛异常热烈。王船被火焚烧，从而化成为“烟”上升到天空，其运载着的王爷和“瘟神”随之抵达天上的“异界”，全境得以平安顺遂。与送瘟神“居人皆闭户避之”不同,从熊熊火焰和激情高昂的欢呼声以及巡游队伍打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四海升平”等牌匾旗号中，送王船犹如庆典仪式或重大出海场面①石奕龙：《海丝文化与闽南文化论坛论文演讲集》，马六甲，2016 年，第91—106 页。。由此可见，民众对王爷不像对妈祖那样带有母爱的温暖亲近，也不像对瘟神那样恐惧害怕避而远之，请王、祀王、普度、送王等仪程，折射出民众敬畏生命、敬畏大海、感恩大海的复杂心理②田禾：《“送王船”的文化价值探究——基于“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视角》，《福建艺术》2022年第11 期，第32—36 页。。此外，人们还认为该信俗有扬善抑恶、净化心灵、启迪智慧、消解冤仇的特殊功能，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送王船”与“送瘟船”目的相同，具有“禳灾”的特性，送船时间仍旧多在农历五月端午，或春夏之交疫厉作祟时节。

三、信俗的逐海传播与多样性

福建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台湾海峡的西岸,独特的地理与季风洋流使之成为木质帆船时代海洋交通的重要枢纽。据《汉书·地理志》载，早在2000 多年前，中国海商就已前往东南亚。“宋代以来，凭借中国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先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中国商人取代了穆斯林商人，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贸易，直至欧洲人东来。”③转引自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南洋问题研究》2008 年第1 期，第69—81 页。明朝政府厉行海禁政策，与此同时，16 世纪以后，欧洲人在南洋地区殖民扩张，在国内海禁与欧洲人大航海的双重力量的作用与推动之下,沿海人民一改随季风往返的方式，大量滞留环中国海特别是东南亚的各港口集镇，而在环中国海区域的滨海、港口区域形成了大批定居点。这些定居点的形成又进一步拉动了中国沿海海洋族群持续性地向境外的迁徙。④苏文菁：《亚洲海域的文明交流：以福建的佛教传播为例》，《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2 期，第29—35 页。

中国海洋族群迁徙境外,南洋无疑是一个聚集地。其中，又以马六甲城、槟城、新加坡为代表城市的马六甲海峡区域最为典型。据《新加坡风土记》中介绍，“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西南面，与苏门答腊遥望相对，北部与森美兰州交接，东部则与柔佛州相连”。新加坡岛位于马来半岛南端之马六甲海峡的东侧，“西以苏门答腊为蔽，南以爪亚(哇)为屏，东以婆罗洲为障，四面环水”。①李钟钰：《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编译所，1973 年，第1 页。“这使得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作为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大洋州与亚洲的‘海上十字路口’，自古以来就是东南亚地区乃至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要冲之一。”②苏文菁：《海洋文明视野下的峇峇文化》，《闽商文化研究》2013 年第2 期，第10—16 页。来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等移民皆汇聚于此。

明清以降，中国主流社会的海禁政策使得沿海的海洋族群无法像唐宋元的祖先一样，顺着季风规律性地往返于祖居地与移居地之间，他们便滞留在南洋、娶当地的女子为妻，积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③苏文菁：《中国海洋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以海神妈祖在东南亚的传播为例》，《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 年第4 期，第8—13 页。。“东南沿海区域语言的多样性使得他们在非母语区域形成了一种极强的文化张力：一方面他们积极学习所在地的语言、习俗，努力融入所在地的社会经济体系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始终在心灵深处为‘话语相通者’保留着最柔软的空间。”④苏文菁：《闽商的海洋文化属性与异地商会的蓬勃发展》，《福建商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64—68页。由于移民颇具规模，对家族的依附转向了对具有共同区域文化与语言记忆的“乡”与“亲”的文化依附，他们自发地“互以乡谊联名建庙，把其故地名神，以资会合者，称为‘会馆’”⑤谭世宝、胡孝忠：《略论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川的天后信仰》，《莆田学院学报》2007 年第4 期，第76—83 页。。这些地方成为人们怀旧叙旧的地方，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华侨社区。生活稳定后，他们便将漂洋过海用于祈求平安的香火重新供奉起来，将家乡的传统习俗延续下去，举办相同或是相似的活动。“送王船”信俗便是其中一项。“此次入遗的马来西亚方代表宫庙——马六甲怡力勇全殿的池府王爷香火便是来源于厦门同安马巷的元威殿，正是由当时下南洋的同安人所带去的。”⑥陈花现：《刚刚申遗成功的“送王船”,是一种怎样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网，2021 年9 月4 日，https://www.chinafolklore.org/web/index.php?Page=5&NewsID=20403。

尽管生活的地点有所改变，但是仍旧是滨海的生活环境。移居者从原乡所携带的以海为生的生活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改变，“送王船”的习俗也就顺理成章随着迁徙的闽人到了移居地，成为东南亚闽籍移民聚集区域的习俗。通过大海这一平台，中国海洋族群与世界分享中华传统海洋文化，并与马来文化共同繁荣，展现出了乐善好施的精神，此举堪称中国海洋族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期实践。漂洋过海的传播，几百年坚持不懈的传承，最终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开放包容同一块土地各族群的参与，使送王船成为跨国度、跨文化、跨族群的共同文化仪式，传播了中华文化潜藏的人类共同价值。

随着海洋族群的海上贸易与迁徙，“明初的福建在宋元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相当广阔的海上交通网，当时的福船，北抵日本、朝鲜,南通东南亚,西达印度洋、波斯湾的阿拉伯世界，最远处更是到了非洲东岸。”①苏文菁、韩朝：《社会变迁视角下的妈祖庙功能分析——以涵江霞徐天妃宫为例》，《发展研究》2016 年第5 期，第85—89 页。“以中国的东南地区为策源地，形成了一个海洋文化繁荣发达的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圈，包括我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半岛的陆缘地带、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尼等岛弧及相邻的海域。”②吴春明：《“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的土著生成与汉人传承论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 期，第124—131 页。

“送王船”信俗于17 世纪至20 世纪流传于中国东南沿海区域和东南亚华侨华裔聚居地等“环中国海”地区，是中华文明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与交融的生动例证。“送王船”在汉族（包括疍民）、畲族、高山族以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的华侨华人、峇峇娘惹人、印裔马来人等族群中不断实践和再现，很好地保持了文化多样性，呈现出了不同地区不同文明、宗教和文化之间互动和谐共存的特征。

在马来西亚，“送王船”被称为“王舡大游行”，这个从18 世纪开始流传至今的当地传统仪式，2013 年入选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久居马六甲的闽籍移民与当地马来人民一道同样定期举行迎王、送王仪式，迎请王爷巡狩社区四境，安抚超度“好兄弟”。“送王船”和“王舡大游行”两者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地方性。两者在时间上有所差异，福建东南沿海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这一信俗大多每三或四年在秋季东北季风起时举行；在马六甲属热带雨林气候，仅有干季和雨季两季，送王船多在农历闰年于旱季择吉日举行，仪式活动历时数日，或长达数月。“送王船”与“王舡大游行”的习俗皆是海洋族群生活与生产中所表达的人海关系的重要仪式。作为海洋族群的古老民俗活动，送王船是沿海先民在明代创造的抚慰、祭祀海难遇难者的仪式，人们在王船腾起的火光中寄托思念与祝福。作为马六甲一项富有特色及历史悠久的传统活动，王舡大游行时人们敬海狂欢，相似的仪式跨越了地理界限，既维系着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族群和故土的情感，又体现了马六甲人民向海而生的生活方式。

日本长崎以“送王船”习俗为代表的水仙王庙也充分见证了木制帆船时代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族群携带着“送王船”习俗迁播到长崎的一段历史。江户时代后期的画家川原庆贺（1786—1860）曾创造一批风俗画《唐兰馆绘卷》，其中《唐馆图·彩舟流》和《唐馆图·唐船出航》就生动描绘了1840 年左右长崎唐人街烧王船和放王船的场景。③蔡亚约：《闽台送王船》，鹭江出版社，2013 年，第28 页。

印尼峇眼亚比市位于马六甲海峡沿岸，当地一年一度的烧王船活动同样由移居于此的闽籍华人携带而来。“该区域的华人祖辈于18 世纪来此定居，以捕鱼为生，1826 年建永福宫，祀纪府王爷，并开始送王船活动。现在此项庙宇文化活动不但是廖省，甚至是印尼著名的旅游项目之一。”①蔡亚约：《闽台送王船》，鹭江出版社，2013 年，第28 页。

此外，马来西亚“华人最多”的城市——槟城也保存有送王船习俗。仪式同样是准备一艘“王船”，供上一切日常用品、粮食，不过槟城当地流传的说法是为了奉送郑成功出海到各处联络、策划活动。

四、结语

“送王船”作为中国海洋文明的一个重要信俗，由中国的海洋族群带往世界各地，尤其在东南亚广为传播。与内陆的“送瘟船”习俗相比，船从瘟神乘坐的工具变为海洋船只的象征，表现了海洋族群在具体的环境中，根据自身的心理需求对“送瘟船”这种内陆习俗进行的再创造。但这种再创造基本承袭了“送瘟船”的仪式构架，以船送疫入海的核心内容没有变，整个仪式表现出海洋习俗和陆地习俗相互交融的特点。这说明“海洋世界不是封闭的社会人文系统，始终和陆地世界发生互动的关系”。②杨国桢：《论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中国海洋报》2005 年7 月26 日，第3 版。此外，“送王船”信俗还体现了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沿海海洋族群对海洋的敬畏，以及中国海洋族群珍视生命、团结互助的海洋文明精神，其中蕴涵着和谐包容的文化观念、行善感恩的伦理道德以及安泰富强的愿景追求，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海洋这个开放平台，中国海洋族群与环中国海地区的各国人民共享这一精神文明，并强调了在文明共存、尊重多元的背景下追求共同的繁荣和发展。

中国与马来西亚“送王船”联合申遗证明了福建乃至中国的海洋文化具有很强的主导性和共享性。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建设中，今天的中国人依然乐于跟不同的民族来分享智慧，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做出贡献。“送王船”这一海洋信俗是东方各国重返海洋、重返世界舞台的宝贵的文化资源与和平崛起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