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探析

常 乐

（山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1］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社会稳定。因此，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视角去探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使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牢固共同体理念，从而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全国各族人民能够团结一心，为创新民族工作举措、实现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历史逻辑

各族人民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交流交融汇聚、互帮互助，形成相互依存的民族共同体，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沃土。

（一）自发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萌芽

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演进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自在意识”早已客观存在。① 政治上，“大一统”的理念对历代王朝疆域的扩展具有深远影响。自秦汉以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虽然经历几次分裂时期，但统一始终是主流。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把统一国家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且在每一次分裂之后的大统一，在国家疆域版图、民族融合程度方面都比前一次有更大的发展。② 经济上，互补互惠的民族经济往来加速了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中原王朝采取通商、上贡、互市、和亲的民族政策来加强与周边民族区域的联系，如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就是沟通和促进藏汉两族关系的最佳典范。③ 文化上，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交错融合、相互借鉴，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例如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唐朝的“一半胡风似汉家”，清代学习“汉族文化”等，都促进了各民族在语言、思想、习俗、服饰上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由此观之，正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开疆扩土、迁徙流动、交往联结，不断强化在地缘政治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促使各民族在“大一统”的思想下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孕育产生“和融一家”“同是一家人”的共同体意识。

（二）自觉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巩固

自从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发动了一系列野蛮的侵略战争，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多重压迫，广大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在奋起反抗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意识不断加强，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

具体而言，中国人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主要表现为国人传统“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被打破，开始在主权国家意识、民族观念方面有了一定的自我认知和发展。其中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成为这个时代的先锋，首次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2］，以此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标识。辛亥革命前后，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由革命前“排满建国”思想发展到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理念，促进中华多民族共同体的理念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五四运动之后，彰显共同体意识的“中华民族”这一标志性符号已经开始普及，并逐渐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社会共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各阶层、各党派都团结起来，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了空前提升和增强，“多民族统一体”这一中华民族概念深入人心。由此论之，在抵敌抗辱的斗争历程中，各族人民激发起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内生动力，各民族儿女在心理和情感上产生“患难与共”“福祸相依”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形成和巩固。

（三）自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跃升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全面跃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反动统治的彻底结束，而且意味着中华民族结束了一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赋予了中华民族新的内涵：唯一代表中国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名称，得到各民族的普遍认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不惧困难、敢于斗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下终于迎来了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这一伟大实践活动中，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民族精神，极大地加深了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发愤图强的整体意识，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话语上的调整和表达：从“牢固树立”“积极培育”再到“铸牢”，从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到2018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3］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历史的演进和变化所做出的重要调整，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发展新局面的期许和展望，深刻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迈向自强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全面跃升。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理念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一）理论渊源：构筑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早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就充分意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就各民族产生的民族矛盾、思想分歧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形成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首先，民族平等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深刻批判了鲍威尔“只有优等民族才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的错误观念，首次提出民族平等的思想，认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于其他民族”［4］，深刻阐释各民族在某一方面都具有其他民族所不能替代的自身优势。各民族应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强调全世界各民族不论大小、强弱、发展程度高低都一律平等。其次，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社会现实相联系，认为各民族独立解放是推翻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根本前提，要实现民族独立解放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让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5］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阐释了无产阶级是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领导力量，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汇集全国各民族同胞的力量，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民族剥削和压迫，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因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的“民族平等”“民族联合”的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具有重要启示。

（二）直接源泉：生发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民族观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在民族工作中遵循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民族团结思想，认为民族团结事关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在革命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在统一战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伟大号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强调“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6］，旨在表达民族团结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7］。

一方面，他强调要正视目前存在的民族隔阂问题，要求反对大汉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潮；另一方面，他指出发展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全方位推动少数民族发展。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必须把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8］，更注重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稳定，增强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上的交往联系。进入21 世纪，胡锦涛同志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做出了新的概括，提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9］。民族和谐关涉社会和谐稳定，要求各族人民要和谐相处、共同进步，共筑和谐社会。由此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汲取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民族理论的内核精髓中形成的。

（三）文化底蕴：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积淀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思想沃土和精神血脉，蕴含着丰富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中“和合共生”的价值观念、“家国同构”的归属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文化来源。

一方面，“和合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核心在于“和”“合”二字。所谓“和”，是指和谐、和平、和睦；“合”是指融合、合作、凝聚等，文化内核为各种关系的和谐共生，包含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等。这种思想所倡导的和睦相处、相互包容、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各民族成员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标识。这一理念正符合各民族在交往交流过程中和谐相处、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的发展要求，因而成为重要的思想理论来源。

另一方面，“家国同构”的归属意识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来源。“家国同构”是由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维系的一种共同体意识，它把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深刻体现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价值理念。从古至今，家国情怀早已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之中，沉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各民族成员始终心系国家，尤其在抵御外敌中，各民族团结一心，奋起抵抗，维护国家主权。因此，“和合共生”“家国同构”的思想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文化底蕴。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实践逻辑

从实践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民族工作实践密不可分，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一）与时俱进：基于党在各个时期民族工作实践的深刻总结

早在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把民族工作提上了日程，不仅重视培养少数民族骨干，而且在一些民族地区开始建立党的各级组织。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来调整党的政策和开展民族工作。比如，红军在长征期间，为争取获得少数民族的支持以确保顺利通过彝族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尊重宗教信仰、尊重风俗习惯、互相帮助、友好协商等合适的策略，并与少数民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心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政权，积极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投身于革命斗争中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战胜敌人。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新纪元，为实现真正意义的各民族平等和团结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调动各民族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和增强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先后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少数民族地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使广大少数民族人民摆脱农奴身份，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的各项事业逐渐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并且迎来了改革发展的利好条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上来。为此，党中央从多方面发力、多举措并举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如实施智力支边、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经过10 多年的努力，民族各项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创新发展：基于党在新时代以来民族工作的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将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擘画，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了许多现实性问题，谱写了各民族团结进步发展的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脱贫状况，多次强调，无论是全面小康、脱贫还是现代化，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10］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从产业扶持、资金投入、对口支援、结对帮扶、兴边富民行动规划政策的贯彻落实，到积极改善少数民族教育、就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关系民生福祉的大问题，都体现了党中央对民族地区推动力度之大、投入精力之多。经过各方力量的共同帮扶和共同努力，民族地区实现了从区域性深度贫困到区域性整体脱贫的“千年跨越”，民族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民族关系长期和谐发展。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考察调研，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每赴一个地方，总书记都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解决群众的所思所想，关心了解民族地区贫困乡亲的生活情况。赴青海考察时，他专程去海北藏族自治州慰问藏族群众，了解当地干部如何带领村民增收致富；赴广西考察时，他着重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让生态文明成果更好惠及于民；赴新疆，他第一站就到了新疆大学，从办好新时代民族高等教育出发，强调青年学子和民族教育工作者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科技创新精神，从而为兴疆固边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我国民族发展事业蒸蒸日上，民族凝聚力得到了巨大提升。因而，正是基于党在新时代以来民族工作的贯彻落实，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现实思考：基于党在新形势下民族发展现状的科学把握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这是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发展现状的科学把握和考量。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大环境下，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和渗透给民族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长期以来，一些反华势力不断利用民族问题挑起事端，煽动挑唆，制造民族宗教矛盾、民族隔阂，对中华民族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局面造成一定的破坏，严重影响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当前互联网和自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媒介不断制造错误的舆论导向，蓄意宣传错误的民族价值观念，使得部分民众在其影响下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有所减弱。

从国内来看，一方面，进入新时代，我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创新举措不断增多，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推进。在党的关怀领导下，各族人民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民族团结建设的活动中，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新形势下民族工作也遇到了诸多挑战。由于文化相对主义的传播，人们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意识不断淡化和消解，加之中华民族文化宣传力度不足，文化资源挖掘力度不够，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偏差，从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出现了一定的疏离。此外，不同民族之间的贫富差距对民族认同也有一定的冲击，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和培育。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针对现阶段我国民族发展现状的科学把握，对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