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合理化困境的分析

郭美麟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韦伯将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精神看作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技术理性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展现出种种非理性的现象，即合乎技术合理性而形成的是一个非理性的社会。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的第一部分 “单向度的社会” 中指出技术合理性希望借助技术实现人从生存需要的劳动中解放来实现人的自由，但是，工业社会的现实却并未朝着技术合理性的目标前进。相反，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凸显，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问题在于：技术合理性是怎样走向非理性的，技术合理性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突破技术合理性的困境。

一、困境的表现：社会的 “单向度”

马尔库塞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合理化陷入了单向度的困境，政治领域的封闭、艺术的俗化、操作性语言应用范围的扩大以及哲学的超验性维度被否认是资本主义合理化困境的体现。

（一）政治领域的单向度

马尔库塞描述了技术合理性下政治领域的封闭特性， “在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外来威胁的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被淡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谈到资本主义中帝国主义阶段的根本矛盾被悬置”［1］。在马克思的主张中，技术发展应当被直接的生产者掌控，直接的生产者则根据自由发展的个人需要来把握技术发展［2］,即技术是个人实现自由的重要手段，劳动阶级可以凭借技术与资产阶级对抗，推动社会变革。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直接生产者并不是技术发展的主导者，虽然技术的进步的确通过将劳动者的劳动方式从体力劳动转向心智劳动，职业阶层也从蓝领转向了白领。劳动者物质层面的生存境遇得到了改善，但是，技术手段给劳动者带来的一切都不受劳动阶级的掌控，不是劳动者作为主体主导技术进行的，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是被动接受者。统治者始终掌控着技术，并将技术作为统治手段，操控着被统治的劳动者的生活。同时，因为生存境遇得到改变，原本阶级意识就没有得到觉醒的无产阶级将因此丧失他们来自物质动因的对抗性而被同化。发达工业社会所构建的福利国家一方面给予人以美好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美好物质生活以接受技术的安排为前提。因此，福利国家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而利用的一种工具，表面上象征着美好生活的福利政策是统治者同化无产阶级、磨灭无产阶级对抗性否定力量的一种手段。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福利国家的政治愿景也并非作为一个目的，而仅仅是控制人的手段。

（二）艺术领域的单向度

在《单向度的人》第三章中，马尔库塞描述了技术合理性下艺术的俗化问题， “技术理性的进步清除了‘高层文化’中的对立性因素和超越性因素”［3］。在前技术理性时代，文化艺术和社会现实之间始终存在沟壑，文化艺术站在超现实的维度，通过否定和拒斥社会现实来推动社会朝着理想目标发展。但是，技术合理性时代的文化艺术受到一种特有的技术——大众传媒的控制，文化同商业发生融合，出现了商业形式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与生俱来的商业特性使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从否定对立转化为迎合同化。在前技术理性时代，艺术和日常秩序之间长期存在的裂隙被技术弥合，技术的进步使曾经只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美好愿望成为现实。但是，技术在推动现实向可能迈进的时候，却没有推动文化自身的前进，打破了前技术理性时代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动态平衡，造就了技术理性时代文化和社会现实的静态平衡。这就导致文化艺术失去了它的可能性、批判性、超越性特征，社会现实也将会因此陷入停滞。因为 “‘大拒绝’遭到了拒绝”［4］，文化只能在日常中寻找归宿，文化被商品化从而成为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失去了文化作为主体的批判的向度。同时，这种大众文化有别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由无产阶级、大众所创造的文化，马尔库塞认为的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是技术手段的拥有者、商品经济背后的统治者，失去批判力的大众文化沦为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统治大众的工具。

（三）话语领域的单向度

马尔库塞描述了技术合理性下受到全面控制的语言的现状，由于技术发展的需要，在科技语言领域出现了一种操作主义的语言［5］，即语言的名称等于功能，词与概念统一化，词吞并了概念，由于将交流当作语言的唯一目的，这种操作主义的语言的确为交流提供了便利，但是也使语言的意义固化。马尔库塞认为，来自科技语言领域的操作主义语言为分析判断而产生，为了保证每一个分析性命题都是全称命题，在分析性命题中使用的每一个词的概念必须被预先设定，并且每一个词和概念必须是唯一对应的。但是，前技术理性时代的话语领域是双向度的，一方面是现实的向度，语言作为中介实现人与人交流的功能；另一方面是历史的向度，语词的意义可以进行合理的扩张，人们可以用概念进行思考。语词意义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语言意义的限度代表了人思考的能力和限度。而当语言成为操作性的语言时，历史的向度逐渐消失，人思考的能力也逐渐下降，思考的限度被严格规定。因为当操作性语言作为表达的中介，它将语词的概念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样精准的语词概念限制了语词的发展，也给人规定了思考的限度，统治阶级可以利用操作性语言将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限制在一个封闭的层面。甚至，操作性的语言成了统治阶级操纵大众思考的工具，因为统治阶级利用操作性的语言来进行单向度的表达，向无产阶级输出由统治阶级规定的概念，由于词与概念唯一对应，语词的意义没有发展的空间，无产阶级只能被动接受统治阶级的规定。

（四）哲学领域的单向度

前文所述的政治、文化艺术、语言在前技术合理化社会中都是多向度的存在。但是，在技术合理化社会中，政治、艺术、语言都只剩下单一的向度，即仅仅作为工具手段存在。同理，代表思想的哲学也陷入单向度的困境。

马尔库塞认为， “语言分析哲学要求治疗思想和语言所染上的形而上学观念症主张相当于放弃了从现实到真理的追求”［6］。分析哲学所要清除的超验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正是前技术合理性的理性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分析哲学家在立场上预先制约于肯定性思维的力量。马尔库塞指出，列宁注意到了语言分析哲学的这一问题，并分析了日常语言中的历史意义向度，列宁发现了日常生活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列宁看来，日常语言的意义不应当是封闭的，语言的意义是可以超越日常生活并指引日常生活的。马尔库塞认为，列宁的这种分析是立足于物化的日常话语领域的，由于是在此物化领域之内来揭示和澄清日常话语，列宁是在开创一个超越常识和形式逻辑的知识领域。

但是，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倡导依据经验事实获得有效性，以经验预测的物理模型构成了不可超越的先验经验。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对经验主义的彻底接受事实上违反了经验主义，因为人只能经验到先验的经验给予他的东西。在实证主义者眼中，真理不是抽象的超验的，真理成了具体的经验的现实，实证主义者以经验模型来检验现实的真伪就只有对现实的肯定。

马尔库塞认为，哲学概念只有同日常生活领域相对立，才能识别现行合理性的限度和欺骗性概念，但是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试图消除了哲学向度，使哲学陷入空谈具体性的贫乏世界。［7］当哲学失去了批判和超越现实性的向度，哲学也如技术合理性社会中的政治、艺术、语言一样，沦为统治者操纵人的工具，虽然同时哲学、政治、艺术以及语言实质上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但是统治阶级却向大众隐瞒了真相，统治阶级欺骗大众，利用哲学、政治、艺术以及语言来要求大众服从现实。

二、困境的实质：否定性思维的消解

马尔库塞在描述技术合理性时代下的政治、文化、艺术和语言的现状时，总是和前技术合理性时代进行比较，总结了自古希腊时期开始的理性观念的发展历程。

（一）前技术理性

在古希腊哲学中， “理性是区分真和假的认知机能”［8］，人可以利用话语、逻辑等来揭示事物的本相，理性主义就是人不断探究真理的过程。在真理与现实的对立中，真理的本质是完满的、绝对的，而现实是有缺憾的、相对的、暂时的，对真理的追求必然要求否定既定的现实。

马尔库塞认为，古希腊哲学中的 “逻各斯” 和 “厄洛斯” 自身就是肯定与否定、创造与毁灭的统一，人根据作为完美实在的真理的指引，否定和打破现存向真理靠拢的过程接近逻各斯的意义。在前技术合理性社会，真理和现实存在差距，追求真理的理性主义要求颠覆现实，这股颠覆现实的力量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二）技术理性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将前技术合理性社会的理性思维称作 “否定性思维” ，将技术合理性社会的理性思维称作 “肯定性思维” 。

（1）技术理性社会中科学知识的虚假形式——绝对的真理。技术合理性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统治阶级利用事物的客观秩序作为工具来实现统治。马尔库塞认为，原本在数学领域应用的演绎推理的科学方法被运用到了日常生活领域。如果以逻辑数学作为唯一的前提，那么使用演绎推理的方法，从逻辑数学前提出发推论出的科学知识结论是必然正确的。［9］但是，正如胡塞尔所言，科学知识是以逻辑数学和现实生活共同作为前提推导出的结论，那么无论得出结论的推导方式是类比推理还是演绎推理，得到的科学知识的结论都是不保真的，因为现实生活这个前提是可错的，而科学知识也不能和真理等同。［10］在技术合理性的社会，人们过度崇信科学方法和逻辑数学，并且忽视科学知识源于现实生活这一关键问题，将相对的科学知识当作绝对的真理来对待，又将科学知识的推论过程当作理性主义。

（2）技术的本质特征——中立性与可操纵性。虽然在技术理性社会中，技术被当作真理看待，但是马尔库塞并不将技术当作真理，他认为技术的中立性决定了技术没有主体地位，技术是可操纵的。在马克思的主张中，劳动阶级可以利用科学技术这一工具来追求自由、实现解放。即便是在技术合理性最初的目的中，科技是实现人类自由的工具，工具则天然具有中立性和可操作性。而科学技术背后的真正统治者，通过操纵科学技术，将现存秩序设定为人们追求的真理，以欺骗的手段剥夺了人们运用否定性思维反抗现实的机会。

（3）技术理性下的统治秩序。在前技术合理性社会，人对人的统治依靠的是人身依附等传统的秩序，是一种可以被打破的秩序，这种秩序表现为一种现实状态，人追求真理所依靠的理性源于真理自由状态与社会现实秩序之间的差距，人的理性——否定性思维就会发出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和否定。但是，在技术合理性社会中，人对人的统治依靠的是科学技术这种被认为是真理的秩序，人们看不见真理和现存秩序之间的差距，否定性思维无法产生，统治阶级的统治就无法被打破。这个时期人的理性表现为对现存秩序的肯定，因为人们将现存秩序等同为真理，那么追求真理的必经之路就是肯定当下的社会现实。而技术真正的掌控者则隐藏在技术手段的背后，将技术虚构为真理，要求人对技术也就是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

同理，技术对政治、艺术、语言和哲学等领域进行改造，消解了它们的多向度，分别将它们转化为统治的工具，但是却又向大众隐瞒了这个事实，这个谎言的后果就是要求大众像服从绝对真理一样服从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为统治者造就了一系列稳定的统治秩序。

三、困境的出路：历史合理性

在马尔库塞的论述中，从前技术合理性到技术合理性是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的转变，技术合理性在处理共相问题时，以破除神秘性为目的，试图驱除形而上学，将 “心灵意志” 等概念的内容融入可以辨认的特定的具体陈述中。但是，技术合理性的这种转译行为不仅不能消除神秘性，反而消解了 “共相” 的概念。因为共相是作为按照其潜能来理解特殊状态的概念工具出现的，是历史的和超历史的统一，具有抽象本质，要求超越具体事态。而技术合理性的转译行为否定了共相的潜能状态，将显相当作本相，也就是将现实等同为真理。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合理性事实上以转译这种欺骗性的行为给现实增添了神秘性，使得超越现实、追求真理的真正理性主义难以实现，技术合理性的实质是非理性。

历史合理性是马尔库塞提出的突破资本主义合理化困境的新的合理性，对于共相的客观有效性，马尔库塞认为 “客观性出现中一种开放的历史视界之下” ，共相要求相对于流动发展的历史而言是绝对的、静止的。马尔库塞的 “真理” 概念是永恒的绝对真理，是历史的和超历史的，在历史视界之下，以现在否定过去，以将来否定现在。这种真理观既恢复了真理的超越性，又肯定了经验现实的相对合理性。马尔库塞认为， “在历史合理性中，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人做出的决定性选择，人类是历史发展的主体”［11］。人不应当是完全被所谓的客观的科学技术操控的客体。马尔库塞提出的历史筹划是具有历史实践性质的超越性的筹划，他认为客观的历史的真理标准才能恰当地表述其合理性的标准。 “首先，超越性的筹划与潜能一致；其次，超越性筹划要求否定既定的总体，为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无限可能的制度框架，为实存的解放提供更大机会。”［12］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历史合理性的重要特征给人提供了超越的无尽可能性和发展的无限空间。

怀特海曾提出一种新理性观念， “理性的功能在于增进生活的艺术，要活着，活得好，活得更好”［13］。其中 “艺术” 是新理性观念的关键，包含了决定性的否定因素，新理性观念可以 “为了活得更好” 这一状态而对现存的 “活得好” 的状态进行否定。此外，新理性观念和马尔库塞的历史合理性观念都体现了人本关怀，将生活中的人放在主体地位。

四、结语

对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困境，马尔库塞不仅从政治、艺术、语言等方面剖析了社会单向度化的现实，而且深刻地指出了其根源在于技术合理性。马尔库塞认为，单向度社会的实质是技术至上的资本主义合理化困境的体现，分析学派将数学世界里推导分析命题的方法推广到生活世界，却忽视了生活世界里的前提是可错的现实经验而不是数学世界里 “公理” 一样的前提。实证主义将经验现实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将本身就被经验现实制约的科学知识奉为真理，否定了真理对现实的超越性和批判性。统治者则通过虚构的真理来实现对人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抹杀被统治者反抗统治秩序的潜能，以理性主义的名号要求人放弃主体性，接受真理的安排。马尔库塞提出的历史合理性，一方面将真理的客观有效性标准与开放的历史视界结合，恢复了被技术理性抹杀的真理的超越性；另一方面认识到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和目的，历史合理性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为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