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闻的书写、特征与价值转化
——以道光《庆远府志》为例

韦亮节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仓修良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方志编修，到了清代已进入全盛时期，无论是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完备、内容之广泛，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且“清朝曾于康熙、乾隆、嘉庆三次编纂《大清一统志》，而每次纂修之前，先令各地纂修各类方志，这种行政命令，地方官吏要奉命照办”[1]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P291)。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庆远府（主要为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于乾隆二十年（1755）修成《庆远府志》，后又于道光八年（1828）再修《庆远府志》。

自古以来，异闻一直是文学、地理学、民俗学、宗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诸多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洪分析了《韩非子·内外储说》中的异闻，认为异闻传说不但体现故事的特殊兴趣，而且透露出“譬论”文体诞生的根源[2]陈洪.譬论:先秦诸子言说方式的转变——以《韩非子·内外储说》之异闻为例[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张鹏飞探讨《水经注》中的神话异闻，认为这些异闻有助于描绘山川水渎，并增加文学性、趣味性与艺术性[3]张鹏飞.囚捉幽异 掬弄光彩——《水经注》所载之神话异闻探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0,(8).。李春光分析了明人潘埙《楮记室》中的“本朝”异闻，认为可能是《西游记》怪奇故事来源之一，并见证了后者创作生态的复杂性与偶然性[4]李春光.从《楮记室》所录"本朝"异闻管见《西游记》的创作生态[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此外还有诸多专著与文章探讨“异志”小说或笔记。然而，目前学界较少注目于方志中所记载的异闻。相较于乾隆《庆远府志》卷10《杂类志·轶事》的夹杂记载，英秀修、唐仁纂的道光八年（1828）《庆远府志》卷20《时事志下·异闻》则专门收录奇闻异事。这些异闻有的荒诞不经，有的仅“志”他人之言，异闻某种程度上虽与方志编纂的“存真求实”原则不符[1]段柄仁.论方志编纂五原则[J].中国地方志,2008,(7).，但其参与了地方话语、集体记忆、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建构。故而，有必要对方志中的异闻书写加以整理，对其特征加以解析，对其时代价值加以审视，从而使方志中的异闻被重新认知与适当利用。

一、道光《庆远府志》中异闻的书写

庆远府，宋咸淳元年（1265）升宜州置府，元朝改为路，明、清设府，民国二年（1913）废。据道光《庆远府志》卷1“疆图”所示，当时庆远府辖宜山、天河、思恩三县，河池、东兰二州，南丹、那地、东兰土分州三土州，忻城土县，永定、永顺二长官司，永顺副长官司，相当于现在河池市管辖的宜州、金城江二区，罗城、环江、大化、巴马、都安五自治县，东兰、天峨、凤山、南丹四县的全部或部分，来宾市所辖的忻城县。此外，今贵州的荔波县历史上长期属庆远府管辖，雍正十年（1722）改归贵州。为方便行文与阅读，本文将道光《庆远府志》卷20“时事志下·异闻”目中的46则内容提炼出标题。

从时间上看，异闻主要记录唐朝至清朝道光年间之事：唐代有两则，《李渤醉酒》发生于长庆年间（821～824），《刘三姐》为唐朝（具体时间不详）的人物传说；宋朝有7则，如《剖腹区希范》发生于庆历年间（1041～1048），《梁熹、吴辅神迹》发生于宋末，等等。元代无。明代有19则，如《城隍灵验》发生于明初，《天惩曾峦》发生于嘉靖年间（1522～1566），等等。清代有18则，如《空中楼台》发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朔旦，《虎咬讼棍》发生于道光六年（1826）八月十九日，等等。从地点而言，异闻主要发生在庆远府境内，如《蛇怪变人》发生在庆远府（治今宜州）衙署内，《马昭猎怪》发生在宜山县（今宜州），《古榕成精》发生在天河县（今罗城），《野婆兽》发生在南丹县，《杀绅者举家自焚》发生在思恩县（今环江），《莫律变虎》发生在河池州（今金城江），等等。仅《区希范神降龚州》的发生地为龚州（今平南县），但区希范为庆远府人氏。

就异闻的言说对象言，有历史上留下名姓的官员，如《杜杞被索命》中的杜杞，《灵猿报恩》中的当时庆远府指挥使戚亨；有庆远府当地的书生文士，如《虎不食韦应锡》中的“庠生韦应锡”，《秦玺早殁》中的“宜庠生秦玺”；有名姓皆表的商贾农夫，如《夜遇怪事》中“开熟食铺子于十字街”的“宜山厢民谢老喜”，《锄园获神像》中的“宜山民陈连文”；有姓名不详的少数民族百姓，如《狂风刮人》中“锄畲于山”的壮族妇女，《弑母自亡》中的“蛮峒侯姓瞽目妪”；有各种兽类或鬼怪，如《义豹御虎》中帮助人类守护村庄的豹子，《天桥圩树精》中的古榕精，《蓝扶唐死后护村》的蓝扶唐魂魄。此外，还有的异闻介绍地方景观，如《寡妇潭》《石牛山》分别记载了忻城县的寡妇潭与石牛山等。就篇幅而言，有的异闻长达数百言，如《马昭猎怪》以614言详述怪兽对邑民的危险、马昭的出身及猎怪的过程，塑造马昭智勇双全的形象；有的篇幅简短，如《阳山人祀龙老爷》仅36字：

阳山人四季皆祀鬼，所最敬者惟龙老爷，即其昔时所从为乱者，亦能降神。然只阳山人信之[1]案:本文中异闻内容所引均自(清)英秀修,(清)唐仁纂.庆远府志·时事志下·异闻[M].清道光八年(1828)刻本.因刻本无明确页码,故不标注.。

异闻的内容与思想较为丰富。《张德威变驴》写道：

（明）万历初年，宜民有张德威者，恶著于乡。官莫能制，后忽变形，举动如驴状，引刀自剜其股，曰：“上帝惩德威恶，以戒世人也。”遂为驴鸣以毙。

相关研究指出，明朝改变元朝的“禁马”政策，使得驴业养殖受到限制，仅今辽宁、河南、山东、内蒙古等省（区）的养驴业较为普遍[2]庞有志,杨再,洪子燕.驴的起源与我国古代养驴业[J].中国草食动物科学,2021,(6).。那么张德威又何以受神灵惩治而变成广西地区罕见的驴呢？异闻颇似卡夫卡的《变形记》，通过人外部特征的异化展现人性的异化，并最终借作恶者之口道出惩恶扬善的思想。与《张德威变驴》相反，《怪菌》载：

（清）乾隆六十年，宜邑喇缆村有卖柴者，于路旁摘得香菌一掬，卖与德胜镇韦姓。卖柴者归见旧处其菌如前，心颇疑怪，转告买菌家勿食。时韦姓将菌和肉煮熟，闻言，以肉与狗食，立毙；与鸡食亦然。即携锄偕卖柴者往挖菌，下具大蛇骨。韦姓雇人挖泥骨，并所煮肉埋入深坑，以钱偿卖柴者。后两家获吉。

菌类在岭南地区较为常见，广西各族人民食菌之俗历史悠久。通过“食菌”叙事，善良的卖柴者与德胜镇韦姓人家“获吉”，倡导了传统观念中的“善有善报”，并教化人们行善。

此外，异闻《毒虫伤人及解救》具有地方科普性质，一定程度上起到当时百姓自救指南的作用，如被蜈蚣咬伤后服白芷、雄黄末并敷蓝靛汁，被蛇咬伤者用五灵脂（一两）、雄黄（半两）化成末和酒服用，等等。异闻总体上遵循方志“述而不论”的原则，故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如《挖园得古钱》载：

（清）嘉庆二十四年，思恩县水洞村人每夜二更见后园有光。积半月，疑其下有银窖，插标为记，及明往掘，获古钱数坛，皆宋年号。其熙宁钱、崇宁钱，较大。其人携钱往怀远镇售卖。时德胜镇巡检袁兆燕闻知，以乾隆钱三文兑换古钱一文。

通过这则异闻，可推知思恩县乃至庆远府在宋朝时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货币流通也较频繁，是以才有数坛宋代熙宁钱、崇宁钱被埋地下；嘉庆年间庆远府各乡镇之间的圩场贸易圈较大，通过电子测绘，从思恩县水洞村（今在环江的水洞村）到（宜州区）怀远镇，直线距离约50公里，而怀远镇到邻近的德胜镇约20公里；当时庆远官吏已有收藏宋代古钱币之风。

概而言之，道光《庆远府志》中的异闻记载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较集中，主要角色有人与非人，内容题材丰富，主题多样且较深刻。作为“时事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异闻实际上超越了“时事”的范畴，甚至对府志中的地理、食货、经政、职官、艺文、人物等“志”均有补充。

二、道光《庆远府志》中异闻的特征

1.专注地方的历史与地理。有学者认为，“方志是历史之母”“地志是地理之母”[1]王晖.方志与地志是历史与地理之母[J].中国地方志,2008,(12).。道光《庆远府志》中的诸多“异闻”较好地诠释了庆远地区的历史。《宋史》卷495《卷夷三·环州蛮传》记载，庆历四年（1044）正月，区希范率众攻占环州（隶于宜州羁縻，领思恩、都毫二县），又攻占镇宁州及带溪、普义二寨。庆历五年（1045），广西转运使杜杞诱降之，在假盟中置曼陀罗花于酒中，区希范等俘者70余人被残杀。杜杞挖区希范五脏以绘五脏图[2]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M].民族出版社,1997.(P689)。异闻《剖腹区希范》《杜杞被索命》以片段形式记录这段历史及人们对封建统治者残酷统治的不满，异闻《区希范神降龚州》侧面反映地方百姓对起义领袖的崇拜。异闻《地炮》中讲述乾隆甲午年冬庆远府德胜镇听闻地炮作响，循声寻找，在半里地看见“荒原苍莾，蓬断草枯，仄径斜穿，丰碑夹峙，止而观焉，则古战场记功石也。”对于地炮作响的解释，异闻借巫仙娘之口道：“我粤土神与黔土神交恶而侵我边鄙。”在这里，“古战场”上的“粤土神”与“黔土神”反映了羁縻政策下庆远地区与贵州交界土司势力林立，为争夺地盘、财富等，彼此频繁征战的史实。

至于庆远地区的地理，异闻《寡妇潭》言，宋政和年间，忻城县西三里有猎户猎得一小山猪相仿的怪物，村人分而食之，一寡妇以为异而不食，将肉扣于碗下，后碗底如雷作响，肉化飞猪而去，潭水涌上并淹没村落，独寡妇茅屋得存。忻城县“地下水系极为发达，分布全县各地”[3]忻城县志编纂委员会.忻城县志[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P88)，故而这则异闻可能是对历史上的地陷或地下河水倒灌地表等地理、水文现象进行异类解读。异闻《石牛山》讲忻城土县东的石山奇事：

……每地方有灾疫，或县官有不虞之事，则石牛于雾朝雨夕大鸣。土人或于夜闻鬪然声，哄然入九灌潭乃止。诘旦往视，则石左右草木披靡，有践踏迹，而水草藓苔宛然挂石角间。

该县地处喀斯特地貌环境，故而奇峰异石林立，是以土司莫镇威（1547～1610）亦作《石牛山记》曰：“山在县治东里许，山上两大石对峙，远望仿佛牛形。土人相传：居山麓者，夜间常闻牛斗声。天曙往视，石如故，左右草棘颠错，似牛践迹，因名石牛山……”[4]潘学明.广西忻城莫氏土司官族文人诗文赏析[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P20)这使得异闻《石牛山》与《石牛山记》在互文中描摹了当地的石山环境。

2.突显少数民族风俗文化。据《河池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河池市2020年常住人口为 3 417 945 人，壮族为 2 230 035 人，占 65.24%；瑶族 401 259 人，占 11.74%；仫佬族 122 084人，占3.57%；毛南族59 511人，占1.74%[5]河池市统计局.河池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 河池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2021-06-01)[2022-08-18].http://www.hechi.gov.cn/sjfb/tjgb/t9755533.shtml.。回朔历史，庆远府杂居着不同的少数民族，故而异闻中对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有所记载。仅就人口最多的壮族而言，道光《庆远府志》的异闻《刘三姐》中主人公刘三姐原文记作“刘三 ”，“ ”为壮族的古壮字（亦称古俗字、方块壮字），表示称呼年轻女性的壮语dah；异闻《寡妇潭》中“潭”原写作“ ”，为古壮字，表深水潭的壮语raengz；异闻《压禁》中的“压禁”一词，实为壮语yah gimq（意为“女巫”）的音译古壮字，一般也记作“娅禁”等[1]案:古壮字、壮语音义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古壮字字典(初稿)[M].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壮汉词汇[M].广西民族出版社,2018.。这些古壮字的运用反映了清道光时期庆远地区壮族的语言文化，说明当地延续了范成大描述的宋代广西部分地区用字习惯：“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2](宋)范成大撰.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P111-112)

异闻《刘三姐》开篇言“宜州唱歌之俗在昔为然”，点明了壮族“爱唱歌”的历史文化特点[3]黄家信.论壮族的历史文化特点[J].学术论坛,2004,(3).。清道光年间异闻《虎咬讼棍》记载宜山县顺安里的覃秀才平日唆使人诉讼，忽一日晚浴时被虎所咬，数日后重伤而亡，死后有三虎挖其坟、食其尸。虽未交代覃秀才是何民族，但异闻主旨暗合壮族不喜诉讼的文化特点，与清人赵翼所言的广西镇安府（治所在今德保）民俗相当：“民最淳，讼狱稀简……有事先诉甲目，皆跪而质讯。甲目不能决，始控头目。头目再不能决，始控于官，则已为健讼者矣。”[4](清)赵翼撰,李解民点校.檐曝杂记[M].中华书局,1982.(P45)异闻《假钱买货盟誓》再现了清道光元年三月发生在庆远府东门营街的一次不诚信交易及誓言场景：营兵吴永昌以假银两买贵州客的绸缎，贵州客告发后，吴被营主扭至三界庙，“贵州客备鸡一只并纸烛，邀永昌诣神前誓言云：‘如某用假银，请神昭鉴，击使七孔流血。’随以刀砍断鸡颈，鸡血直射永昌。誓毕去，是夜永昌发寒噤，俄而耳目口鼻尽流鲜血……”这则异闻表明包括壮族在内的广西诸多民族有普遍的神灵崇拜，诚如明人魏濬撰的《西事珥》卷三《木刻》曰：“夷人交易无文券，止用木刻，此意殊古。夷人信誓信神，交易必就神誓，故无敢爽易者。”[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 西事珥八卷(卷六配清钞本)[M].齐鲁书社,1996.(P776)

3.重视文献博采与可读性。陆振岳认为：“一部有价值的古籍已经亡佚，而从别的典籍发现有零星的、片段的佚文，将这些分散的文字辑录集合起来，使之大体恢复或接近原貌。”[6]陆振岳.方志学研究[M].齐鲁书社,2013.(P224)这是方志“辑录佚志”的意义之一。有意思的是，道光《庆远府志》的诸条异闻均博采各种文献。如异闻《李渤醉酒》《张德威变驴》等多篇采自李文琰修、何天祥纂的乾隆版《庆远府志》中的“轶事”。《剖腹区希范》采自宋人赵兴时所著的《实退录》，《区希范神降龚州》采自元代脱脱等撰《宋史》卷427中的《程颢列传》，《马昭猎怪》采自宋人洪迈的《夷坚志》，《城隍灵验》采自清人汪森的《粤西丛载》，《野婆兽》采自宋人周密的《齐东野语》，《地炮》采自明人成通编的《消闲录》，《毒虫伤人及解救》采自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及元人释继洪《岭南卫生方》的相关记载，等等。

此外，异闻无疑是方志中最具可读性的部分之一。有学者指出，通过提升方志的价值（社会、经济、自然、文化等）与修辞等方面，可增强方志的可读性[7]耿俊杰.方志哲学[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P184)。道光《庆远府志》中的多则异闻蕴含各方面价值，是以具备可读性。如异闻《压禁》记录了女巫（“压禁”）摄人魂魄的仪式过程。“压禁”属于出现较早的“神灵附体巫师”[1]宋兆麟.巫觋——人与鬼神之间[M].学苑出版社,2001.(P124)，黄桂秋认为壮族的第一个女祭司/女巫祖应是作为创世女神或生育神的姆六甲[2]黄桂秋.壮族布麽与巫觋的渊源关系再论[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故而异闻《压禁》的记录具备较强的民族宗教意义，更有民俗学、人类学、神话学等研究价值，所以具备一定的可读性。另如，异闻《查俭堂应梦》中有童谣说：“春风吹，宜帽飞，满天红云今又归。大人看，君长人依人，人人口口一样吹，土地脑堂和尚肥。”后担任庆远府同知的查俭堂（即查礼，又名学礼，字恂叔，号俭堂，1715～1783）得知该童谣，拆解道：“春令，木也；吹宜帽飞为且，合木与且乃‘查’字也；大人长人，人人口口，为‘俭’（儉）字也；土头加尚字为‘堂’字。”此异闻为字谜，通过谜面的设计与谜底的解析实现悬疑的设与解，加上谜语蕴含的神秘性，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而异闻《义豹御虎》文末还附上庆远知府商盘的赠诗《义豹行》：“南山雾浓元豹变，七日文成人共见。此豹不与常豹同，驱逐于菟重大功。蛮村鸡犬闻鸣吠，深夜不遭猛虎害。居民感德比神庥，岁岁春秋争报赛……”此处，运用诗歌提高了异闻的修辞水平，从而强化了异闻的文学性与可读性。

三、道光《庆远府志》中异闻的价值转化

有研究者指出，志书除了编修，更应重其致用，“不把它置之书架，束之高阁，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工作理念”[3]刘文海.盛世修志 贵在致用——试论如何开发史志的应用功能[J].黑龙江史志,2011,(12).。除了新修的志书，旧书的多重意蕴也应被挖掘，如道光《庆远府志》中异闻的积极因素，只有将其转化为时代价值，才能更好地服务地方。

1.将异闻中的知识转化为地方性知识来源。道光《庆远府志》中的异闻多以故事的形式叙述庆远地区的天文、地理、历史、人文、自然等，虽然有的虽不符合当下的科学逻辑，但也不失为一种“变身”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一书中，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Geertz，C.）虽未定义地方性知识，但通过其论述可知，当地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所形成具有地域性、本土性、民族性特质的传统文化知识就是地方性知识[4](美)吉尔兹.王龙海,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P222-296)。显然，异闻中所蕴藏的知识可理解为地方性知识。只有充分利用，才能丰富地方知识体系。单就地方的民俗学知识而言，《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的“前言”明确指出：“广西各民族传说是人民口传的‘史’‘志’，与特定的动植物、人物、地方、山水、风俗、土特产有密切联系。”[5]《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M].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1.(前言)异闻《野婆兽》说宋代南丹州有名叫“野婆”的怪兽，“黄发椎髻，跣足裸形，俨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飞猱，自腰以下有皮，累垂盖膝，若犊鼻，力敌数壮夫。喜盗人女子”。异闻《牧童见怪物》言，明朝河池州山地的牧童见一怪，“人约三丈，而阔三尺余长，倍之披发，背有二翼……嬉然而笑，少间垂舌长过腹……能蛮语……”显然，这两则异闻中所描述的怪物与壮族民间文学中的怪物娅耶（壮语yah heq音译，也汉译作“人熊婆”）形象较为相似，如蓝鸿恩在编录《姐弟斗娅耶》故事时称娅耶是“壮族民间传说的一种怪物，形状像猩猩、狗熊，身有长毛，会学说人话，好吃人”[1]蓝鸿恩.壮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P66)。通过比对，可判断娅耶的外形、“好吃人”颇似“野婆”，而“会学说人话”的能力与《牧童见怪物》中怪物的“能蛮语”相当，是以异闻为娅耶的原型研究（作为一种民俗学研究）提供了可能。

另如，异闻《空中楼台》载：“（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朔旦，河池州村民卢联吉出门烧香，闻声响亮，抬头忽见天开，内有楼台云物象。指与行人同看。”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山市》相仿，均描绘了光折射的物理现象。异闻《狂风刮人》记载，乾隆十三年，一位家住宜山指臂峒的壮族女性在锄地时被大风吹至十余里外的天河县长沙塘，被长沙塘村民救醒后被送返。显然，这两则异闻为今河池地区的气象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地方性知识。此外，如前文所述的异闻《剖腹区希范》《寡妇潭》《压禁》《假钱买货盟誓》等可分别丰富历史、地理、宗教、民族等方面的地方性知识。

2.将异闻中的教化思想转化为家风、乡风建设资源。“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P3)在新时代家风建设中，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可适度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道光《庆远府志》中的多则异闻就蕴含着强烈的教化思想，只有将这些教化思想转化为家风建设资源，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家庭。具体而言，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家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志书中就有多则反映不孝的异闻，这些异闻可作为反面教材，鼓励人们尊老敬老。异闻《天惩曾峦》讲述明嘉靖年间，宜山人曾峦及妻“事母不孝，每遇母食必减尅。岁时祭享肉虽多，亦不与食。夫妻日詈骂，甚至扑之”，结果雷火焚屋，曾峦夫妻昏倒多日而亡。《弑母自亡》则讲述清乾隆十五年的一则人间惨剧：瞎眼老妪煮粥时无意将幼孙放入粥中致死，慌乱下逃入屋后乱石中。其子持刀欲觅杀其母，见石缝中有无数银钱，探取银钱时被石所夹，数日而亡。这些异闻披着宗教神秘主义（如因果报应）外衣，但其内核传达的是孝思想。将之作为家庭教育材料，可营造优良家风，促进家庭和谐。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方针，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重提乡风文明[3]朱启臻.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J].农村工作通讯,2017,(24).，可见乡风建设在新时代的重要性。乡风建设需要多重因素合力，故挖掘道光《庆远府志》中某些异闻的教化思想，并适度利用，可促进新时代乡村建设。如上文所述的《张德威变驴》《假钱买货盟誓》，以及讲述杀害乡绅者全家遭祸的《杀绅者举家自焚》等均可作为反面材料。这些异闻警醒着人们不可见利忘义或为非作歹。上文所述的异闻《怪菌》则树立了乡里之间互尊互敬、与人为善的正面典型，《狂风刮人》描写长沙塘村民对被风刮来的壮族妇女的帮助：“村民姜汤灌醒，询知其故，各惊讶，相率送归。”乡民们虽然并不识被风刮来者，但依然热心相助。乐于助人的精神是壮族人的秉性之一，只有继续发扬，才能更好地处理乡亲之间的关系。总之，提取异闻中的教化因素，转化为积极的时代动力，不但可在家庭内部营造优良家风，而且可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3.将异闻中的“天人合一”观念转化为绿色发展动力。道光《庆远府志》中的异闻除了叙述人类自身，还涉及动物、植物、水文、岩石等。在当地壮族人的观念中，自然万物与人一样，不仅具有生命，而且在特定条件下可相融合，展现了“天人合一”观念。在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利用好当地人的“天人合一”观念，可促进乡村绿色发展。如异闻《古榕成精》记录明万历年间，天河县城隍庙侧有两株古榕年久成精，变成白衣人坐在树梢上，有幸的是榕精不扰人，人亦不害怕榕精，表明榕精（自然的象征）与人类和谐相处。《天桥圩树精》载，宜山县天桥圩从前贸易昌盛处有两棵榕树，清嘉庆初年某人之女被树精蛊惑，“某因集众伐其树，血流三日，圩亦寻废”。异闻中，人砍伐树木最终使地方衰落虽有些宿命论成分，但深切表达了树（自然生态的象征）与人同命运的思想。《灵猿报恩》《义豹御虎》均为动物类异闻，前者讲述明万历年间一只猿猴为庆远府指挥使戚亨家指点一风水宝地以相报的故事；后者讲述乾隆初年宜山县德胜镇山中有一只豹子为乡里御虎的故事。这说明当时人们与动物之间不但可以和谐相处，而且还能互助互利，和谐发展。此外，前文所述的忻城《寡妇潭》与《石牛山》，虽然潭水与石山均属无生命物质，但在时人看来却与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亦显见时人“天人合一”思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P23)“两山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的生态哲学思想，为乡村生态与经济问题的解决指明方向。道光《庆远府志》中的诸异闻所展现的“天人合一”观念某种程度上可丰富人们的环保意识，从而更好地保护植物资源，保持动物种类的多样性，并促使人们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自身经济的发展，践行“两山理论”。曾隶属于庆远府的忻城县是一个土司文化古城，拥有被誉为“壮乡故宫”的莫土司衙署，也拥有独正山、黄竹岩、翠屏山、石牛山、红水河、练江、寡妇潭等奇山异水。当地历代土司官族文人的诗文与道光《庆远府志》中的异闻《寡妇潭》《石牛山》是这些奇山异水的文化记录。将自然资源与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诗文、异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促进当地的文旅发展，从而真正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原庆远地区其他县乡亦可从自身生态实际出发，汲取异闻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挖掘异闻中可利用的文化资源，丰富人们的发展理念，促进乡村绿色发展。

四、结语

方志，或可理解为对某一地方展开的综合民族志书写，既对某一地方知识与经验的总结，又对该地区当下及未来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纵观道光《庆远府志》中的异闻，其涉及庆远地区上至唐代、下至清道光年间各县乡的奇闻异事，在对象上除了人类还有各种动物、植物、山水等，题材上也丰富多样。这些异闻的特征也较为明显，聚焦于地方的历史、地理，专注于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博采诸多其他文献，且较有可读性。在新时代语境下，异闻可进行价值转化，异闻中的知识可转化为地方性知识来源，丰富地方的民俗、气象、历史、地理等知识体系；将某些异闻中的教化思想转化为家风与乡风建设来源，可从正反两面培育良好家风，优化文明乡风；将异闻中的“天人合一”观念转化为绿色发展动力，使当地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故而，重新审看并继续深入研究方志中的异闻乃至方志本身的意义，可使其发挥新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