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构建的逻辑及路径
——以A镇“三夏”期间火灾风险防控为例

2022-04-08 00:40任群委
邢台学院学报 2022年4期
关键词:三夏共治麦田

任群委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北京 100089)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1]马克思主义风险观认为,“有了人类才有风险可言,那些纯粹的自然运动对于自然界而言并不构成风险,只有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一种损害性关系时才谈得上具有风险性。”[2]因此,社会风险可以被定义为损害社会以及民众生存和发展的各类不确定性因素的集合。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则滋生着紊乱。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关键转型期,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加、相互渗透、叠加交织,突发事件呈现出多发频发态势。基层社会作为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和安全发展的基石,如何有效防控基层社会各类风险,是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理念、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夯实社会稳定“基本盘”的必然要求。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3]十九大报告把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放在了“三大攻坚战”之首,充分体现其基础性、兜底性和战略性重要地位。《“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提出,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强源头管控,夯实安全基础,强化灾害事故风险评估、隐患排查、监测预警,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等手段,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因此有效防控基层社会风险成为了未来基层应急管理的根本旨归,也是学术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案例简介与理论基础

(一)案例简介

基层社会风险除了具有一般风险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损害性、发展性等特征之外,其往往具有季节性。例如,夏季往往需要防范洪水、台风、泥石流所带来的风险,“三夏”麦收期间需要时刻防范火灾风险;冬季面临着冰冻灾害、森林火灾等风险。文中选取的是A镇在“三夏”期间麦田火灾风险防控的案例。A镇位于河南东部,该镇下辖20多个行政村,人口约为6万左右,地貌属于黄河冲积平原,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其所在市是农业大市和粮食大市。“三夏”期间是河南农村地区抢收小麦和抢种秋作物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因麦田火灾导致小麦绝收甚至人员伤亡的惨痛案例不胜枚举。作为重要的粮食产地,如何有效地防控麦田火灾风险,不仅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也影响着国家粮食安全。因此,每年的“三夏”期间麦田火灾风险防控工作都是A镇政府的中心工作。2021年6月至7月间,对A镇开展麦田火灾风险防控工作进行了田野观察。在此期间,A镇政府利用网络、乡村大喇叭、宣传车、条幅等宣传方式,对相关防火要求、防火重要性以及对火灾引发者的惩罚措施等相关内容进行宣传,同时采用网格化管理方式,建立乡镇—行政村—自然村—村小组四级网格架构,明确各级网格长的防火“责任田”,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协调联动机制,辅之监督惩罚机制,形成了风险联防共治机制,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

(二)理论基础: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源起于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复杂性问题,这些复杂性问题大大超出了单一治理主体的能力范围,促使不同的治理主体开展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合作治理,从而谋求治理合力。协同治理的前提在于不同治理主体要有共同的目标、愿景;关键在于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关系;目的是为了提升治理效能、实现公共利益。[4]协同治理的内涵是指多中心治理主体采用合作的方式共同开展治理活动,其中,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协同性以及治理结果的超越性是协同治理概念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5]“作为显性因素的利益状况、作为隐性因素的社会资本、作为共享因素的制度和信息技术是协同治理的三大影响因素。”[6]“基于中国的行政传统文化与风险防控需要集中性的资源调度与力量调配的特性,由‘政府任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合作网络模式最为可行。”[7]因此,协同治理理论与文章的研究主题相契合,但协同治理理论作为兴起于西方国家的一种理论,在借助该理论对我国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之前,有必要基于我国的国情和社情对该理论进行中国化调适。为此,针对协同治理理论做以下两个方面的调适:第一,在我国的治理话语体系下除了强调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之外,更强调党对多元主体的集中统一领导。第二,治理过程的有效协同与合作,主要依靠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来实现的。

二、 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构建的逻辑

基层社会在风险防控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联防共治机制,这一机制的形成有着其内在的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新形势下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的选择,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一)基层社会治理力量日趋薄弱化和碎片化是其现实逻辑

时代和历史的发展解构着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消解着治理力量,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力量日趋薄弱化和碎片化。一方面,治理力量薄弱化波及了体制内外两个层面。一是体制内得不到充足的人才补充。与城市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优渥的工作待遇比较而言,基层乡镇难免要逊色很多。比如,工作环境较差、工作待遇低、发展空间有限等多重压力。这些不利因素导致基层公务员职业认同度较低,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仅有55.7%的青年基层公务员当初报考公务员是由自己意愿决定的,将近一半的公务员是因为父母、老师、同学或社会舆论的原因报考公务员,择业时的被动性和功利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基层公务员的职业价值认同。[8]此外,许多基层公务员试图抓住借调、参加公务员遴选等机会来脱离基层,一些基层公务员往往还没熟悉乡镇情况就离开了,体制内的治理力量存在弱化的风险。二是体制外的乡村精英流失。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工资待遇和发展前景吸引着农村青年劳动力,为农村精英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大量的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了城市,典型的“空心村”现象即是这一时期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治理力量碎片化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提升的瓶颈之一。历史的变迁瓦解着乡村的“熟人社会”,现代乡村社会更像贺雪峰教授所描绘的“半熟人社会”,[9]村民间守望相助的机会逐渐减少,原子化的特征逐渐凸显。此外,市场化带来的大分工滋生了村民“离了谁都能干成事”的行事逻辑,导致基层社会粘性下降、治理力量日益碎片化。概而言之,历史的变迁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力量日趋薄弱化和碎片化,任何单方的力量都难以胜任基层治理任务,这成为了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构建的现实逻辑。

(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其理论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当今社会治理的广度和复杂程度需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当今治理的行业之多、领域之广和难度之大都是空前的,许多治理任务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相互配合与支持,所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民众参与社会治理也是其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传统治理视域下政府往往是主要的甚至是单一的治理主体,社会公共事务和人民群众往往是治理客体。但这一治理结构业已被时代的变迁所消解,人民群众不仅向往更高品质的物质生活,对于参与社会治理同样有着新的期待。一项调查显示,在我国每天有10.1亿用户登录微信,“80后”热爱阅读,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发表自身的看法,表现出了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10]因此,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民众参与社会治理需求的实现手段,亦是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构建的理论逻辑。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是其实践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进一步升华,蕴含着人民立场、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来享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进行改革开放的价值遵循。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坚持走好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利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些胜利充分体现了群众路线的科学性、实践性、有效性。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日益多样化,人民除了在物质层面有着更高的要求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对安全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新时期基层社会风险防控作为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跨度所带来的工作难度,大大超出了基层政府的能力范围,如何唤醒并发挥好广大人民群众在防范化解风险方面的磅礴伟力,成为了有效防控基层社会风险的关键所在。在应急管理实践中,群众作为“第一反应人”承担着报警者、抢救者、指挥员、协调员等多重功能,是有效开展应急管理工作的主要力量。[11]因此,走好群众路线,成为了构建和完善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的实践逻辑。

三、A镇构建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的举措

A镇在麦田防火工作中构建的风险联防共治机制,其主要包括信息收集与回应机制、宣传机制、责任落实机制、协调联动机制以及监督和惩罚机制五个子机制,五个子机制实现了麦田火灾风险防控过程的全覆盖。

(一)拓宽信息渠道,构建火灾风险信息收集与回应机制

信息的质量、数量以及及时度直接决定了风险防控的成败、成本和成效。A镇在麦田火灾风险防控的工作过程中非常重视信息的收集和回应工作,构建了信息收集和回应机制。第一,充分利用好蓝天卫士进行风险监控。A镇专门抽调人员分两班利用蓝天卫士进行全天候不间断地监控,发现火情报警及时联系处理。第二,各行政村成立了网格化防控体系,每个网格长都有明确的巡逻地块和路段,对于出现的各类紧急情况以及相关隐患,网格长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并通过手机层层上报。第三,借助微信以及微信群等网络渠道收集和分享相关信息。A镇的所有行政村都建立了村级微信群,该镇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麦田防火工作中来,对于发现的各类风险隐患要及时通过微信把消息传递到微信群,从而提升火灾风险防控速度,尽可能地把各类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防止因为救援时差所带来风险扩大和灾害事件的发生。第四,建立信息回应机制。各级网格长以及相关防控人员,要对各类风险信息进行有效回应,及时消除各类疑虑。信息收集和回应机制有助于为潜在风险的防控赢得宝贵时间,构成了A镇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的重要基础。

(二)创新宣传方式方法,建立麦田火灾风险防控宣传机制

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而言人口密集度较低,农田地块分布相对广泛,特别是在炎热的麦收时期一些偏僻的农田很少有人出没,如果单单依靠乡镇政府和村干部的有限力量很难实现风险防控全覆盖。因此,如何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参与到农村麦田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A镇在麦田防火宣传工作方面做足了功课,其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方面:第一,坚持多样化的宣传方式。A镇政府要求各行政村要充分利用各村广播喇叭、流动宣传车,将麦田防火和秸秆禁烧公告广而告之,做到村村都有宣传条幅、宣传标语和麦田防火执勤点,镇村干部人人都要佩戴巡逻袖标,全方位、无死角进行麦田防火宣传。第二,正面宣传秸秆还田的好处。结合农民对自身的利益考量,针对秸秆还田的好处进行科学地宣传。比如,有助于提高土体肥力、减少下季农作物的施肥量、提高农作物产量等方面进行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改变传统观念,提高麦田防火意识。第三,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这方面的宣传主要集中在对于那些越雷池的农民的惩罚方面,各行政村利用广播等方式,详细地介绍了对于那些无视禁令、焚烧秸秆的农民的各种惩罚措施。例如,“只要你点火,就进派出所”、“焚烧秸秆,拘留罚款”、“有烟必查、有火必罚、有灰必究”等一些直白而严厉的宣传语。

(三)实行网格化管理,构建麦田防火责任落实机制

2021年12月30日,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强调“以网格化管理为切入点,完善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一般而言,网格化管理以满足社会治理业务需求为导向,按科层等级将治理目标区域划分为若干网格,借助数字技术及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分片包干、设岗定责等方式无缝隙对接基层社会,为群众提供精细、精准、精益的服务管理。[12]责任落实机制是提升行为主体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关键。为了防止各项工作停留于口号层面、人浮于事、流于形式,A镇对于麦田防火工作实施网格化管理,建立乡镇—行政村—自然村—村小组四级网格架构,在合理分配负责区域和相关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级网格长的防火“责任田”,从而构建条块紧密结合的防火责任体系。在此基础上镇政府与各村村支部书记签订目标责任书,紧紧抓住党支部书记这一“关键少数”,压实麦田火灾风险防控责任,建立麦田火灾风险防控责任落实机制,推动各项防火措施从严从实从细落实。

(四) 加强网格长之间的联系,建立多主体协调联动机制

在风险防控过程中网格化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应急力量,在风险显现的时候则需要把分散的力量快速整合起来,从而集中力量更好地及时化解风险。为此,A镇通过加强网格长之间的联系,构建了协调联动机制,有效地实现了应急力量的“分”与“合”之间的自由转变。一方面,加强不同级别网格长的纵向联系。各级网格长都有具体的负责区域,任何一级网格长发现相关风险,都会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相关情况,及时争取上级网格长的支持,同时也会向下级网格长传递相关信息,第一时间调集相关人员。另一方面,加强同一级别网格长之间的横向联系,包括行政村、自然村、村小组等级别的网格长之间的联系,形成相互帮扶的犄角之势。比如,A镇的每个自然村都划分了4个左右的村小组,每个村小组都有网格长,村小组之间的网格长保持着实时联系,一旦某一小组出现相关风险,其他小组的网格长将会立即赶到并协助处理。

(五)开展常态化督查,强化监督和惩罚机制

常态化的监督和严厉的惩罚机制是保障责任落实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加大督查力度、实现有效的监督。在乡镇层面,A镇纪委成立禁烧督查组,对各村禁烧执勤点和宣传情况开展常态化的双随机式督查。在行政村层面,各村支部书记作为麦田防火的第一领导人和责任人,时刻保持着高压工作状态,奔走在麦田防火工作的第一线,积极履行着对行政村范围内防火人员的监督职责。在自然村层面,各自然村的队长积极履行对本村防火人员的监督。质言之,A镇形成了系统化、全覆盖的监督体系,形成了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完善惩罚机制。A镇把麦田火灾风险防控工作列为了对包村干部和村干部进行年终考核重要内容之一,如果在包村干部和村干部的“责任田”内出现焚烧秸秆或者火灾问题,那么将会拉低其年终考核成绩,影响年终奖金数额;如果出现重大火灾,则面临着被免职的风险。对于蓄意点火的村民,将依法追究其民事责任,严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系统化和全覆盖的监督机制以及严厉的惩罚机制,在基层社会形成了一种高压工作氛围,强化了麦田防火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A镇麦田火灾风险联防共治机制存在的问题

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我国的“风险防控机制存在体系上的疏漏、效能上的欠缺,在科学性、健全性、完善性和有效性上缺乏专业支撑,存在先天不足。”[13]从微观的视角来看,在麦田防火工作中A镇的风险联防共治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防控短板和弱项。例如,村民参与度不高、风险防控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有限、夜间风险防控力度不足、对风险信息传播的监管力度有限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的作用发挥。

(一)村民参与度不高,弱化了基层社会风险防控效能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14]但在整个的麦田防火风险防控过程中,农民表现出来的重视度和配合度都较为有限,参与度不高,这对于风险联防共治机制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村民的重视程度不足。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的收入逐渐多元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小,且囿于化肥、种子等农资价格上升导致种地成本攀升,种地收益逐渐减少,“种地没利润”成为了许多农民的共识。土地和种地已经失去了昔日对农民的吸引力,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变为“打工经济”,他们的生存不再依赖于农业,甚至抱有脱离农业的倾向。时代的这种变迁同样弱化了农民对麦田防火的重视度,特别是在烈日炎炎的“三夏”期间,大多数村民选择在家等着收割机收麦,把麦田防火视为村干部的责任。另一方面,村民的工作配合度不高。重视度的不足必然导致配合度的不高,虽然镇级和村级干部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号召民众参与到麦田防火工作中来,但是许多村民的参与意愿并不强烈,对相关工作不给予配合。例如,乡镇和村级干部要求村民不要在公路上打场晒粮,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毗邻B镇在这期间曾引发一起火灾,事后发现是有人把烟头丢在了公路上导致麦秸燃烧,好在事发周围人比较多,火势得到了及时地控制,没有造成较大损失。因此,村民的重视度和配合度有限导致村民参与度不高,弱化了基层社会风险防控效能。

(二)风险防控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有限,难以实现有效的风险防控

风险防控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作为支撑,这对风险防控人员的整体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但A镇各级网格长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存在不足,与农村麦田防火的严峻形势还不相适应。一方面,乡镇包村干部的防火知识和技能欠缺。风险终究是源于知识和规范的,进而它们可以在知识和规范中被放大和缩小。在参与麦田防火风险防控工作前,这些工作人员大部分没有相关专业背景、缺少规范化培训和演练以及实战经验。麦田防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足,对于潜在的各类风险点缺乏知微见著的洞察力、对于已出现的苗头性问题缺乏研判力、对于已经出现的灾情缺乏有效的处置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麦田火灾风险防控能力。另一方面,村级层面的网格长的防火意识、知识和技能存在严重不足。各行政村特别是村小组层面的网格长,大多是各村以每天20元左右的报酬雇用的村民,由于工资报酬低、天气炎热,雇用的农民大多是村里面上了年纪的老人,许多老人患有风湿病、心脏病、高血压等严重疾病。在麦田火灾风险防控期间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在树荫下凉快,上面检查的来了就做一些表面工作,遑论麦田火灾防控能力,这对有效防控麦田火灾造成了巨大隐患和压力,一旦出现麦田火灾,难以实现有效的风险防控。

(三)夜间麦田火灾风险防控力度不足,存在防控时间空白点

从A镇麦田火灾风险防控的整个工作过程来看,夜间的田间地头缺少相关值守人员和巡逻人员,出现了麦田火灾防控时间空白点。在夜间A镇仅在乡镇安排防火值守人员,并依靠蓝天卫士开展风险防控工作,而蓝天卫士自动报警的前提是有较为明显的火情,明显火情的出现意味着已经错失风险防控的最佳时机。此外,夜间大部分人都在睡眠中,这将制约报警信息的有效传达以及救灾组织工作的有效开展。夏季麦田火势蔓延十分迅速,容不得半点时间耽搁,然而从蓝天卫士报警到传递报警信息再到现场组织救援,整个流程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巨大的时间差为火势蔓延提供了时间,大大增加了火情控制难度,在火情得到控制前极有可能已经造成巨大的损失,有悖于风险防控的初衷。因此,风险防控切不可大而化之,风险发生的随时性和随地性就决定了风险防控要保证时间和空间上的全覆盖,不仅重视白天风险防控工作,同时也要加强夜间防控力度。

(四)对风险信息传播的监管力度有限,存在诱发基层社会恐慌的风险

我国已经步入“人人都是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在自媒体时代多样化的自媒体打破了信息传递的时间、空间的限制,为每个网民提供了多元化的信息收集和传递渠道,实现了信息传递的去中心化、即时化和互动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基层社会民众对于自己所看到的各类信息往往缺乏理性判断和审慎对待,在猎奇心态作用下对于自己传递的相关信息缺乏真伪辨别能力。一些谣言混肴民众视听,扰乱基层社会风险防控工作秩序,甚至诱发基层社会恐慌。例如,某天该镇一村民突然在其村微信群里面转发了一则夜间麦田着火的短视频,视频录制者说:“麦地里着火了,大家快来看看吧!”这一视频的转发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微信群顿时像炸开了锅一样,一些村民甚至立即赶到自家麦田查看,该村支部书记看到这则视频后,迅速和视频发布者以及A镇蓝天卫士值守人员联系进行求证,最后发现本镇没有发现有火情,村民转发的是微信朋友圈的视频。事后,该村支部书记严厉地批评了转发视频的村民,并且在微信群里发布将严惩转发虚假消息者。上述事例表明,自媒体为风险信息传递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为虚假消息的传播提供了空间,这成为了扰乱基层社会风险防控秩序的重要隐患。

五、 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的优化路径

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的优化需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A镇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存在的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具体从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联防共治机制、提升风险防控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提升基层社会风险识别能力、提高基层社会风险管控能力、塞堵风险防控漏洞五个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一)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为核心,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多元化治理主体,这也符合我国基层社会风险防控的实际情况,但在倡导多元主体的同时更要注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15]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各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基层社会风险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处工作的疏忽都有可能引爆社会潜在的风险点,使得所有的风险防控工作前功尽弃。因此,如何缜密部署基层社会风险防控工作是构建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的关键所在,乡镇党委和村支部要以积极开展基层党建为抓手,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着眼于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强化对风险防控工作的全面领导、科学谋划、统筹安排、精心部署和督促执行,补齐现有的联防共治机制存在的各项短板。

(二)以系统科学的培训为突破口,提升风险防控人员能力和素质

“通过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储备可以尽可能把握不确定性的规律和特点,据此提出减少社会不确定性因素、甚至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的针对性方案。”[16]基层风险防控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不足,制约了基层社会风险防控能力的提升。为此,要以系统科学的培训为突破口,加大对基层社会风险防控人员的培训,加快补齐基层社会风险防控人员的能力和素质短板。一方面,开展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丰富的理论知识有利于减少实际行动中的盲目行为和错误做法、提高实际防控行动效率和效能。理论知识的培训要聚焦基层社会风险的种类,以提高风险防控实战效能为价值导向,准确把握风险防控人员在知识理论方面存在的不足,针对基层社会易发常发的各类风险制定针对性的学习内容,不断创新理论学习的方式方法,加快提升基层社会风险防控人员的知识理论水平。另一方面,开展风险防控演练。风险防控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理论知识只是有效实践的必要条件之一,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必须进行科学的风险防控演练,在演练中不断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调整培训内容和方式。

(三)加强风险信息收集与研判,提升基层社会风险识别能力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信息的完备和实时共享。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是有效开展风险防控的前提和关键,在基层社会风险防控中要加强风险信息的收集与研判。一方面,要加强风险信息收集工作,建立多元化的风险信息收集渠道。渠道建设要充分利用微信、电话、对讲机、乡村喇叭等方式,实现风险信息收集渠道的多元化。此外,广大人民群众在风险防控中具有明显的地理位置和经验优势,同时也是基层社会风险防控的生力军,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基层社会风险防控,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风险信息收集方面的作用,扩大风险信息来源,提升获取各类风险信息的及时度。另一方面,加强对各类风险信息的综合研判,提高基层社会风险识别能力。基层社会风险防控人员要强化责任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时刻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审慎心态和危机感,高度重视每一条风险信息,对相关风险信息进行及时的综合研判,善于发现不同风险信息里暗藏的各类苗头性问题,切实提升基层社会风险识别能力。

(四)以优化权责利结构为着力点,提升基层社会风险防控能力

协同治理理论不仅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也强调责任的划分、治理行动的协同和治理力量的整合。风险防控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风险信息收集、风险信息研判、风险识别和风险管控等多个环节,这就需要在多元主体之间实现良好的分工与合作,不断地完善权、责、利结构体系。一方面,要统筹安排风险防控工作,依据工作内容和人员的能力与素质进行合理分工,在明确网格长防控责任的基础上赋予其相应的权力,特别是要赋予基层防控人员一定的自主决策权,以便在紧急时刻可以采取果断措施。另一方面,加大对基层风险防控人员激励。利益激励是提高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关键,对于那些尽职尽责、勇于担责、善于担当的基层风险防控人员,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进行相应的奖励。相反,对于那些在工作中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逃避工作责任的风险防控人员,要严肃批评和问责,并辅之严厉的惩罚。在优化权责利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上下联动、左右互动、协同防控的基层社会风险防控格局,充分发挥基层风险防控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整合基层风险防控力量,切实提升基层社会风险防控能力。

(五)以坚持底线思维为保障,塞堵基层社会风险防控漏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各项工作中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充足的准备,真正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掌握主动权。一方面,针对基层社会民众风险意识淡薄的问题,要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的风险意识和风险防控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17]新形势下要充分利用线下和线上宣传渠道,丰富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相结合的宣传内容,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字、图片和音频相结合的形式,持续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基层社会民众的风险意识和风险防控意识。此外,在风险防控的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实现全覆盖,杜绝风险防控时间上的空白点和地理空间上的盲区。另一方面,持续推动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的完善。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的完善没有完成时,这是由时代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各种主客观环境和条件的不断变化就决定了风险防控机制必须做出及时地调整和完善。通过深化对风险嬗变的科学认识,总结基层风险防控的规律,以“钉钉子”的精神寻找风险防控机制的漏洞,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完善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

结语

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实践和现实意义,基层风险防控是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所在,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亦是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件。从本质上来讲,基层社会风险防控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所蕴含的人民立场相契合,回应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同时也是积极应对基层社会出现各类不稳定因素的主动之举。一般意义上,我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把它放在具体的客观的环境和条件下加以考察,从实践和理论的维度加以审视,显而易见,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的形成是现实条件所决定的,是基层政府和人民群众在实践探索基础上共同的选择。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基层社会风险联防共治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要从风险防控的实践中发现问题、把握规律,不断地吸取教训、总结经验,逐步提高基层社会风险防控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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