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举国体制助推中国科技实现“去依附”

吴 宁，汤艳红，黄朝峰

（1.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5；2.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装备部，北京 100000）

1 引言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拉美学者经过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困境和西方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而提出的关于发展问题的学说，该理论经过普雷维什、巴兰、多斯桑托斯、弗兰克和阿明等学者的发展后，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之中。以依附理论为逻辑起点，边缘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发展，必须在政治、经济、科技3个层次上完成对中心国家的“去依附”。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逆流抬头，为经济全球化蒙上了阴影。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受到的遏制和打压日趋强烈，表现为重点领域受到技术封锁、相关企业被无理制裁、正常的发展行为遭到蓄意抹黑以及正当的发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从依附理论的角度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科技发展力量的打压，其实质在于延续了中国在“技术—工业”层面处于依附地位的思维及维护自身作为中心国家“被依附”的特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依靠不平等交换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源源不断地攫取利益和转嫁危机，并且在适当时机将这种依附关系扩大到经济、政治领域，牟取对中国更深层次的控制。

新型举国体制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是顺应时代发展、应对大国博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深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支撑，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具有新的特点和更强的优势。将新型举国体制应用于科技领域，可以打破国外科技垄断，实现中国科技层次的“去依附”，其具有明确的内在机理，而强化科技领域新型举国体制作用的发挥，也应从多角度着手。

2 文献述评

2.1 关于依附理论的研究

依附理论又被称为“依附与低度开发论”（Underdevelopment Theory），该理论将世界划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提出了“中心—边缘”结构是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是其中的基本关系，而造成边缘国家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以及由此产生的二者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萨米尔·阿明将中心国家实现对边缘国家控制的能力总结为技术垄断、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对全球自然资源的开发垄断、媒体和通信垄断、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等五大垄断力。此外，中心国家在国际性事务中对话语权的垄断也是确保自身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

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将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不同依附形式分为“殖民地型依附”“金融—工业型依附”和“技术—工业型依附”3种类型，而与3种依附类型相对应的则是政治、经济和科技3个层面的依附。其中，“技术—工业型依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广泛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其主要特征是中心国家凭借对高新科技和市场的垄断优势获得了对全球生产链分工的主导权，而边缘国家由于依赖中心国家所掌握的关键技术和市场，被迫与中心国家进行不平等交换，接受有利于中心国家的规则、标准和条件。这使得边缘国家本身的大量经济剩余价值被中心国家攫取，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愈发扩大，边缘国家只能获得有限的、缺乏自主性和稳定性的依附式发展。

弗兰克、阿明等依附理论学者提出了以“脱钩”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实现“去依附”的解决方案，构建起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模式以外的发展新范式。“脱钩”并不代表完全抛开世界发展水平和世界市场而独自发展，其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完全摆脱中心国家的控制，根据价值规律构建一个反映民族基础和民众内容的、在经济选择上具有合理性标准的体系，从而实现边缘国家“去依附”的目的，打造良性、持久、独立的发展局面。

菲利普·G.阿特巴赫将依附理论引入教育研究领域，系统分析了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存在的发展中国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影响控制的现象。王珏、王文利于该理论视域下提出，中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要警惕学术殖民主义的侵蚀、学术自我殖民倾向的泛滥和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丧失，冲破依附发展的桎梏，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黎贵才、王碧英否定了费希尔（Fisher）曾经做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存在拉美式结构性依赖的判断，同时指出中国如同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技术方面明显依附于发达国家，而金融依赖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中国如何避免重蹈拉美国家自由化的覆辙，如何权衡利弊做到开放而非依附是一个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

陈子烨、李滨从当下的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生产关系出发，指出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根源在于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美国的相对衰落两相作用之下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逐渐变化，美国通过发动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发展从而维护其霸权地位具有必然性。中国必须做好应对美国长期打压的准备，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做好新形势下的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新竞争优势，实现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向上的突破。

2.2 关于举国体制与新型举国体制的研究

李元伟、鲍明晓等对举国体制的定义做出了阐述：所谓举国体制，就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的有关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路风、何鹏宇认为，举国体制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只与完成重大任务的需要有关的任务体制，与意识形态、国体政体和经济体制并无必然联系。方东兴提出，美国相继通过的《无尽前沿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 Act）和《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SICA），就是美国版的“举国体制”，其主要战略目标即以立法和国家投资等方式全面调动国家机制和力量，维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长期优势。

苏贵斌对新型举国体制的演进、特征与价值进行了研究，将其历史演进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举国”思想的萌芽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传统举国体制的形成与探索阶段、改革开放时期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与发展阶段以及新时代新型举国体制的完善与提升阶段等4个阶段，并指出了新型举国体制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的重要现实意义。

武月锋、汪兵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论述按照领域划分为竞技体育、航天事业、卫生防疫三大主要方面；并从学理概念上指出新型举国体制的三大基本特征，即中国共产党整合资源、在某个领域突破关键、市场和政府的结合；同时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阐释在理论方面具有两大重要意义：一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是体现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我们认识与审视新型举国体制的发展应该从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3个方面入手。

叶青、李清均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经验、机理和路径优化进行了探讨，指出新型举国体制依托于国家政治动员、组织协同，呈现出高效运行、低成本支付、预期目标可观、不良后果可控等战略特征，其核心功能是运用市场与政府协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确保国家发展的战略安全，应从明确适用条件及作用边界、推进有效市场建设和提高法制化水平3个方面对新型举国体制进行路径优化。

3 中国当前存在的科技依附问题

总体来看，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独立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科技领域，中国正处于从依附式发展向自主式发展的转型攻坚期。中国通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彻底实现了政治上的“去依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先后大规模引进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与资金。随着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然而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并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稳定的大局没有改变，经济的独立地位也没有改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于技术落后和缺乏市场控制力，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外围，在国际分工中获得的收益极其微薄，带有浓重的“技术—工业型依附”色彩。近年来，中国通过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实施鼓励科技创新的综合措施等手段，使得整体科技水平显著提升，并在一些高技术产业领域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但从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尤其是在基础科学技术领域，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在诸多关键技术领域仍存在或部分存在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现象。

中国科技领域难以实现“去依附”，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3.1 市场机制不完善，企业研发能力弱，造成产业链依附风险

从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经验来看，企业自发和内生的科技创新要求在增强国家科技综合实力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在打通“产学研用”之间的制度性壁垒、实现科技要素充分流通及有效配置方面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企业研发能力不足导致国内部分高科技产品的产业链中，技术含量最高同时也是附加值最高的零部件，大部分甚至完全依赖国外供给，这造成了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缺失与依附风险等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中国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作用的发挥。同时，新科技革命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公平和安全都提出了新的治理挑战。目前中国对于科技型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已经在相关政策方面减轻了其经营压力，解决了部分融资问题。但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投入高、产出周期长、资金回收慢等缺点，容易缺乏充裕的流动资金，致使出现资金链断裂危机。此外，上下游供应链断裂、市场需求变化迅速、综合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讲都是较大的风险。同时，金融领域仍然存在“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现象，金融体系的服务供给与企业高质量投资需求及自主创新研发投入需求不匹配，导致了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中小微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3.2 偏重应用型研究，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造成基础科学依附风险

基础研究是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的源动力，基础研究领域中的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是一个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当前，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劣势依旧明显，重大原创性成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基础科学的支撑引领作用发挥不足，导致中国在高精尖科学技术探索上难以做到“先人一步”，而是需要不断关注、跟随国外的研究前沿和最新成果，这造成了潜在的基础科学领域的依附风险。

中国基础研究以及应用基础研究整体能力不足直接表现为基础研究领域的研发投入不足。2020年，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为1 504亿元，占R&D经费的比重为6.16%，尽管比2019年提高了0.13个百分点，但同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则在15%左右，与之相比中国的差距依然明显。从经费来源看，中央财政投入占基础研究经费的90%以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会影响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的薪资水平，这对基础研究科研队伍的稳定性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不合理的科技评价机制对科研人员自由探索的束缚同样是制约中国基础研究进步的重要因素。科研单位的考核评价仍大量存在重视量化指标、短期绩效指标以及考核周期短等问题，这既不利于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利于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对某一领域进行长期的潜心研究，助推了当前某种程度上存在的急功近利的科研风气和科研环境。

3.3 人才培养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实际需求，造成人才培养依附风险

优秀的科研人员是科技创新产生突破的第一要素，高水平人才是影响国家战略走向的关键性因素。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单边主义行为使中美对高科技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将限制中国理工类留学生和外派学者出国学习作为重要手段。相比之下，中国的尖端人才培养能力不足，难以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依附风险。

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提升中国科技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扩大人才规模，提高人才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愈发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从科技后备人才培养来看，作为科技人才培养的源头和基石，中国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的精准化政策明显少于高校，系统性培养工作更是未引起国家和社会的足够重视。近年来，众多发达国家加强了对具有科技素养和发展潜力的青少年的专业化教育工作，大力提倡和践行科技创新人才的个性化培养方式和专业化成才道路。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5）调查报告以及《2018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表明，中国中小学生的科学理解能力相对较强，但科学职业期望、科学探索能力以及科学思维能力均有待提高，并且科学课的动手实验和实践调查机会明显偏少。上述问题明显阻塞了中国科技人才涌现的源头，难以满足我国建设世界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和科技强国的需求。

从科技人才的规模和质量来看，中国科技领域的人力资源规模虽然已居世界首位，但研发人力投入的强度仍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高技术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18年，中国万名就业人员中R&D研究人员数为24.1人年，落后于美国的92.3人年，不足法国、日本、德国与英国的1/4，仅为韩国的1/6。同时，中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以及科研成果总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高校科研论文的国际影响力也有待提高。

4 新型举国体制的特点以及对于实现科技“去依附”的显著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领域的应用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具有多方面的区别和特点，主要体现在参与主体、资源配置、战略支撑和利益分配等4个方面。基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新型举国体制对于中国实现科技层面“去依附”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明确的内在机理。

4.1 新型举国体制的特点

新型举国体制脱胎于传统举国体制，是传统举国体制的全新发展和迭代升级，二者具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资源调动整合能力强大、以国家长远核心利益为目标等共同点。但新型举国体制形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面临的是新时代大国博弈的新任务，处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的新环境，因此，在参与主体、资源配置、战略支撑和利益分配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特点。

4.1.1 参与主体：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强调“建立企业创新的科技机制，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政府不再是攻关成果的唯一需求方，也不再是唯一的管理者和参与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培育发展了一批多层次、多功能、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创新型企业和研发机构，创新主体的类型得到了极大丰富，数量得到了极大提升，形成了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用户共同参与的“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新格局。多个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融合技术力量，发挥协同作用，能够有效形成合力。“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集中力量整合提升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平台，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共建国家产业创新中心，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4.1.2 资源配置：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最大特点和基本依托，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传统举国体制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指令直接配置资源，忽视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但也严重抑制了企业活力，无法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引入了市场机制，强调协调各方力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通过价格信息的反馈对资源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调节，从而达到有效配置各种生产要素的目的，并且充分促进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良性竞争，通过优胜劣汰法则推进技术进步。同时，新型举国体制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所固有的缺陷，如有效解决贫富分化、市场垄断、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使新型举国体制的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合理，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具体体现和本质要求。

4.1.3 战略支撑：自力更生与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同时，“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新型举国体制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开放合作，以二者的有机结合推动科技创新领域战略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自力更生与开放合作之间蕴含着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和外因的哲学原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以本国人民的力量为主来发展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又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各国文明和成果，通过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各种积极要素来促进本国事业发展。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决定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全球化思维特征：一方面，重视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项目；另一方面，运用市场手段，积极引进高水平人才和前沿创新成果，推动中国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

4.1.4 利益分配：各主体各方面利益的统筹兼顾。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在利益分配方面所兼顾的主体和内容各不相同，归根结底源于二者所建立的基础与底层逻辑不同。传统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与底层逻辑是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对经济效益方面的注重程度往往不足，并且其利益分配主要面向国家和政府；新型举国体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充分引入价格机制，容纳了不同性质的参与主体，因而在利益分配上具有统筹兼顾的显著特点。

在新型举国体制中，不同主体对所推进项目的利益诉求不仅存在量的差别，也存在质的不同。例如，企业的利益诉求主要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政府则更加注重项目的社会效益，科研院所除了注重科研成果产出以外，往往也会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新型举国体制能够处理好各方利益诉求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其中既包括政府、企业和其他单位之间的横向关系，也包括从国家到单位再到个人的纵向关系；其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最大公约数，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各个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促使新型举国体制规划的各个战略目标如期实现。

4.2 新型举国体制推动中国科技实现“去依附”的显著意义

新型举国体制以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为重要目标，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基本前提，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重大项目工程建设为主要任务，以全国一盘棋的动员机制为基本保障，是目标清晰、市场有序、任务明确、保障有力的新型体制，其对于破解中国科技依附困境具有显著意义。

4.2.1 打破政府与市场隔阂——为科技“去依附”构建合力基础。在以企业为主体的诸多产业中，各种形式的核心技术创新无法取得关键性突破，这是当前制约中国整体科技实力提升和实体经济真正提质增效的重要因素。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首先有利于消除由各种制度性藩篱造成的高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地方政府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过度干预企业活动所造成的各种扭曲效应，从而增强微观视角下企业对于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动力，进而将政府与市场的力量聚合形成“合力”，共同实现科技“去依附”的战略目标。其次，有利于破除将国有经济部门与民营经济部门进行对立的认知误区，增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高质量投资及实施自主创新研发投入的信心与预期，鼓励企业将自身利润与资产留在实体经济领域。最后，也有利于消除各级政府在实施招商引资以及制定扶持和优惠政策时的歧视现象，特别是打破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密集型产业以及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中存在的市场进入壁垒，鼓励非公有制企业的高质量投资及自主研发投入。

4.2.2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科技“去依附”积聚深厚内力。先进、科学的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是长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所以，科技创新必须打破原有的制度体系藩篱、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善制度环境，以适应生产力发展。

新型举国体制以国家利益和国家政治需求为最高目标，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坚强核心，在科技创新治理方面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科学制定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新型举国体制能够根据国家重大任务需求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充分发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同时，坚持落实长期发展战略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相对于西方国家周期性政府更迭而无法实施长期性战略的一项巨大优势。二是构建完善的科技体制机制。完善的科技体制使得科技创新活动能够在一个稳定的系统框架内高效有序开展。在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传统始终得以保留，并通过在实施环节引入市场机制而得到不断优化。三是中国共产党人由初心支撑的高效动员能力和执行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严密组织体系为有效调动创新资源提供了组织保障；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目标偏离，并有效地提高科技创新各环节的执行力。

4.2.3 在重点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完成科技“去依附”的首要任务。新型举国体制以化解国家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风险为导向，在当前环境下尤其要有高维度的国家竞争理念。在当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的竞争又以科技实力为主要支撑点和发力点。当前中国在多个重点科技领域的短板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这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造成了严重阻碍。中国在信息通信、生物、航天航空、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存在约60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短板，其中近400项核心技术完全对外依赖（国产化率小于20%），近200项核心技术严重对外依赖（国产化率为20%～40%）。关键核心技术由于具有投入大、风险高以及溢出效应明显等特点，属于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难以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获得并真正掌握。依靠新型举国体制在重点科技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这是化解中国当前面临的依附地位被迫固化、风险延续的必由之路。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本身能够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全国人民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迎难而上，战胜困难与挑战；另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能够集聚各方力量实现重点领域突破，解决中国面临的“卡脖子”技术难题，让中国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时在个别领域改变被动局面。

4.2.4 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高地——实现科技“去依附”的长远目标。近年来，以信息通信、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各学科领域深度交叉融合，重大基础性、原创性和引领性成果呈现出多点群发性的趋势特点；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引发科研范式的转变，重大科学突破越来越依赖先进实验装备等硬件科研条件，依靠数据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逐步兴起，大数据和计算机仿真研究在科研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出突变、质变的特点，新的行业参与者借助创新创业平台和生态圈有可能迅速占据产业和市场的统治地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具备的上述特点，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依靠新型举国体制，发挥政府主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准确把握高新技术的正确发展路线和发展前景，先人一步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高地，把握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契机，有助于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还将直接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创建一批先进的科研装备共享平台，能够显著降低各层次企业的研发成本，推动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实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进而在关键技术领域抢占发展先机。

5 进一步发展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现科技“去依附”的对策建议

新型举国体制的创新发展必须以满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求、统筹布局和配置国家战略资源、激发举国体制活力与效率等内容为核心，具体应从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参与、坚持重大工程与基础研究并重、坚持抓好用好人才这一关键因素等方面持续发力。

5.1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为科技“去依附”树立坚强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实现科技“去依附”的战略目标，就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而绝不能放弃这一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共同决定的。从理论逻辑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胜利的根本保证，科技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包含其中，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阐述；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科技事业能够从一穷二白起步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从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转变和发展；从实践逻辑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新型举国体制要将全国各方面力量调动汇聚，这必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同时，新型举国体制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又有力地加强和巩固了党的全面领导。

新型举国体制的主要手段是集中全国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科学的决策机制和完善的组织体系。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多被应用于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大的重点领域，面对复杂的工作和困难的局面，只有发挥中国共产党“定海神针”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科学决策、凝聚力量、克服艰难险阻、完成既定目标；另一方面，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党在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群众组织和社会号召等方面的能力不断得到加强，从而能够强有力地组织、协调和调动各方资源，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强保障。

5.2 持续发挥市场作用，为科技“去依附”提供持续的前进动能

新型举国体制中政府不再是科技攻关任务的唯一制定者和唯一需求方。企业综合创新动力不足、能力不强是中国形成“技术—工业型依附”的主要原因，这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息息相关。

政府必须完善科技创新激励体系，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提高各方主体从事重大创新活动的积极性。政府在制度设计上的重点应根据科技创新要素和条件的变化而定，构建政府和市场协同调配资源的组织化协同创新制度体系。第一，在目标任务方面。政府既要重视技术工程目标，又要提高技术成果的经济效益指标，打通整条创新链。第二，在创新主体方面。在继续注重发挥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同时，又要重视发挥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需求牵引的作用。第三，在风险防控方面。对于企业基于商业化应用而开展的研发活动，在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时，政府需要通过政策支持来降低私营部门的风险，加大对私营部门从事知识创造的激励力度。第四，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强大组织能力和资源支配能力，把政府配置资源的战略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性有机结合，充分发挥现代金融、风险投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第五，在治理方式方面。发挥政府顶层设计和组织协调的职能，统筹各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推动形成更加多元和协同的治理体系。

5.3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为科技“去依附”创造不竭的源头活水

基础研究能力的不足是导致中国难以实现科技“去依附”的关键因素。因此，促进基础研究成果产出与转化是目前中国科技“去依附”所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推动基础研究发展，不仅需要国家投入，更需要企业投入，这正是新型举国体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契合点。依靠国家力量对基础研究领域进行巨额投资是占领科技创新战略制高点的关键举措，而企业出于谋求更大利润空间和市场占有率、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吸引优秀科研人员以及获得政府奖励等目的，也有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意愿。因此，当前科技领域新型举国体制的重点在于：一方面要促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原始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加快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改革；另一方面要特别聚焦于促进实体经济部门基础研究能力的提升，帮助企业破解创新力量不足的难题，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办法，鼓励引导企业积极投入到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

5.4 加速人才队伍建设，为科技“去依附”挖掘充足的创新活力

科技人才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被公认为是主要的创新源泉，是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和主力军，是研发和创新活动的主要贡献者，是科技发展进步的推动者，抓好用好科技人才是影响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当前，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频繁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无理盘查、刁难甚至遣返，这对中国留学生的正常学术交流活动造成了严重阻碍。在人才培养方面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立足自身条件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是中国实现科技“去依附”的必经之路。

加速中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从人才培养方面来看，要做到扩充科技人才规模、提升科技人才质量，必须构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再到用人单位教育的全链条教育机制：一是发挥基础教育培育科技人才后备军的作用，创新科学教育教师培养学生的方式，重视激发中小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强化多主体协同赋能科学教育创新发展，向拥有特殊潜质的青少年提供绿色通道，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坚持把高校作为培养科技人才的主阵地，多渠道增加高校教育及科研投入，在基础科研领域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破解关键技术的人才匮乏难题，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三是推动用人单位对科技人才进行持续教育，用人单位应为科技人才提供锻炼机会、鼓励其创新创造、支持其学习提升，使科技人才能够在工作岗位上快速成熟、持续成长。

从人才管理方面来看，科技人才具有自我价值实现需求较强、知识更新欲望强烈、个性和自主性较强等特点，好的人才管理政策对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鼓励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科技人才的管理激励措施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大物质激励力度，充分体现对科技人才劳动价值的认可，有效满足当今社会经济条件下科技人才对于住房、子女教育、父母赡养等的合理需求；二是重视文化激励，充分体现对科技人才的尊重，鼓励创新、包容失败，营造愉快的工作氛围，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团队凝聚力；三是设计清晰合理的科技人才职业发展晋升路径，为科技人才提供多元化、可调整、系统全面的发展空间；四是为科技人才提升能力和补充知识提供机会，针对特定领域和专业，通过短期与长期学习相结合、线上与线下学习相配套等方式，保持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

注释：

①“中心—边缘”结构也有“中心/核心—外围/边陲”或“宗主—卫星”结构等不同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