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学习、知识探索与产品创新性
——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阿热孜古力·吾布力，杨建君，吕冲冲

（1.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2.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9；3.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甘肃兰州 730013）

1 问题提出

提升产品创新性是使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区别于市场中的同类产品，并创造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1］。因此，如何提升产品创新性已成为当今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作为提升产品创新性的关键要素，知识的重要性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2］。然而，受自身资源的限制，单个企业往往很难拥有满足产品创新性提升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因此，利用与资源互补性企业间的合作关系进行相互学习，即关系学习被视为提升新产品创新性的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相关研究也证实了，企业与一个或多个伙伴（供应商、客户等）间关系学习有助于外部知识和资源的积累，进而促进企业提升创新绩效［3］。尽管通过企业间的关系属性能提升企业创新成功的可能，但对于关系学习影响新产品创新性作用机理认识的局限也将制约关系学习作用效果的发挥。因此，深入探究关系学习对企业产品创新性的内在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对与关系学习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已有研究更多的只是探讨关系学习是否会对企业的创新结果产生影响，而对于关系学习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结果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事实上，关系学习主要强调的是企业间的集体学习，如何将这种学习行为转化为创新性的产品则需要借助于其他要素。创新程度高的产品通常脱离于企业现有的知识资源，要求企业对新的信息、知识等进行探索和挖掘［4］。知识探索作为开发新奇知识的有效手段，在已有研究中已被证实［5］。此外，合作过程中的知识探索也能起到信息挖掘的作用，而用于保存关系学习中产生的经验和知识只能作为信息的存储库［6］，其潜在价值的发挥需要借助于相应的信息挖掘机制。由此可见，知识探索能作为“桥梁”，从而连接关系学习与新产品创新性。另一方面，现有关于关系学习作用边界的分析更多的只是聚焦于外部因素。如有学者从组织学习的视角，分析了文化距离、学习意向等在关系学习作用过程中所发挥的权变效应［4，7］，而对于企业的内部要素，如吸收能力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基于Zahra 等［8］、Jansen 等［9］的研究，可将吸收能力划分为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两种类型，前者是企业识别和接受外部知识的能力，后者是企业转化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关系学习和潜在吸收能力的有效匹配，能够促进知识探索行为发挥作用。而当潜在吸收能力较低时，企业将很难从关系学习中识别有价值的知识，知识探索行为作用的发挥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外，知识探索和实际吸收能力的匹配，也能促进产品创新性的提升。而当实际吸收能力较低时，企业对所探索的知识进行内化和应用的难度将上升，将其用于推动产品创新性提升的成本也将会增加。由此可见，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的高低有可能是导致关系学习参与者企业间创新产出差异产生的根源。遗憾的是，现有研究较少对企业的吸收能力分别如何影响关系学习和知识探索以及知识探索和新产品创新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基于上述分析，为了更为深入地认识关系学习影响新产品创新性的作用机理以及作用边界，本研究将结合知识基础观和吸收能力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见图1）。

图1 关系学习、知识探索与产品创新性的关系模型

2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2.1 概念界定

2.1.1 产品创新性

作为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重要维度之一，产品创新性主要用于描述所开发出产品的新颖性和独特性［1］。产品创新程度越高，意味着企业所提供的产品能很好地与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区分开来，从而有助于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的提升，进而能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绩效［1］。Calantone 等［2］也证实了，产品创新性与企业新产品开发成败有直接的联系。武梦超等［10］强调了知识积累对提升产品创新性具有差异化影响。尽管产品创新性在组织创新领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现有研究对于产品创新性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为了加深对产品创新的理解，本研究参考已有相关文献将产品创新性定义为产品的新颖性特征。因此，产品创新性越高，其与竞争对手以及行业内现有的产品差异越大，企业成功的可能性更大［11］。

2.1.2 关系学习

作为企业建立稳定关系，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手段，关系学习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12］。相关研究将关系学习视为合作企业间的集体学习，强调了企业间的这种学习对创新产出如合作开发［13］、绿色创新绩效等的积极作用［14］。关系学习这个概念由Selnes 等［6］于2003 年首次提出，他从渠道的视角将关系定义为供应商和客户间的共同学习过程，包括共享知识和共同理解，并集成到特定关系记忆的过程。在后续的研究中，Albort-Morant［14］将关系学习视为企业必备的能力之一，并将其具体划分为知识共享能力、共同理解能力和知识整合能力。还有些学者认为，关系学习是企业间的联合学习，关注合作双方在互动过程中的知识积累［15］。基于现有相关文献，本文将关系学习定义为合作企业间通过信息共享，达成共识，集成为特定关系记忆的共同学习活动。关系学习使企业嵌入到价值观、信念、参考框架的共享和集体学习活动之中，并积累相应的关系资源，影响合作者的潜在关系行为和创新效果，因此关系学习的受益者应该是合作双方。

2.2 研究假设

2.2.1 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

通过合作关系的建立，探索跨组织边界的战略性新知识，来实现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企业间关系形成的首要动机［7］。作为企业间有效互动的策略之一，关系学习将信息共享视为其起点，能有效地促进合作企业间专有知识的流动［6］。技术、市场、客户、行业等方面信息的共享，有助于增强企业间的交流和沟通，促进组织跨边界专用知识的积累［12］。为了缩短认知距离，合作企业通过创新战略分析、产品成败经验分享、跨职能部门交流会、任务推动会等形式，帮助企业减少理解差异，尽可能避免混乱和冲突，促使知识共享惯例的形成，进而提升关系价值［7］。为了提升交流效率，企业间共享和理解的知识被集成到关系特定记忆中。而关系特定记忆可以作为知识的存储库，为伙伴未来创新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资源保障［6］。如，当员工遇到创新难题时，基于关系特定记忆使他们立刻回想起他们认为可以解决当前问题的专家［4］。简而言之，关系学习使企业更好地了解彼此的资源和能力以及各自的优弱点，促进快捷、有效和更高质量的协作，进而促进产品创新性。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关系学习对产品创新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2 知识探索的中介作用

根据关系学习相关的研究，特定关系记忆是关系学习的产出，它包含关系互动中所积累的新知识（技术知识、管理知识和环境知识）［15］，基于知识基础观，特定关系记忆通过相应的知识寻求机制，才能服务于产品创新，而知识探索作为开发新奇知识的中介机制［16］，能够连接关系学习和产品创新性。知识探索的中介作用体现在依靠关系特定记忆通过聘请或咨询合作方专家等方式寻找、开发新奇的知识来满足新颖性产品需求。且Fang 等［4］学者也认为，在关系学习的研究中，知识存储库与知识流动之间的链接有必要割裂开来。可见，关系学习是探索外部知识的源泉。此外，从创新所需的知识特征来看，开发创新性产品的核心在于新颖性知识的探索［1］。新知识使企业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现有和潜在市场，发现产品元素之间的联系，构思从未有过的想法，进而促进新奇知识的创造［2］。近期的研究也表明知识探索对突破性创新的正向影响［5］。企业通过不断探索新的知识，可以驱逐老旧思维模式，制定解决新问题的备用方案，挑选满足特定任务的最佳选项，进而提高自身创造力［17］。如果企业在关系学习中，不重视新知识的探索，那么企业间的互动有可能只停留在关系特定记忆层面上。总而言之，关系特定记忆这一资源通过知识探索行为才能转变为支撑产品创新的可利用知识。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2：知识探索在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2.2.3 潜在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合作企业可以通过关系学习进行知识探索，但它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容易受干扰因素的影响。根据Zahra 等［8］的研究，在多数情况下，企业试图探索的知识，往往是复杂、非结构化的隐形知识，这需要经过深入沟通、反复互动才能被理解和消化。在企业间的合作中，当特定关系记忆包含的信息不直接涉及到企业核心领域，通过甄别才能发掘其具有情景依赖性、创新必要性特质时，潜在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会辨别更多有价值的新知识［18］，通过快速清除理解障碍，促进知识元素间的联结、发现和积累，为后期的组织内外知识整合和应用做铺垫，进而推动知识探索进展。相反，当企业的潜在吸收能力处在较低水平时，即使合作企业开启了知识探索之路，但无法判断这些知识将会产生的价值，进而不愿意持续花费时间和精力，这反而会加剧互动过程中的冲突［19］，阻碍知识探索预期目标的实现。综上所述，潜在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为了识别和吸收外部知识能够付出更多的努力，能够更加全面地分析外部知识将会带来的贡献及其局限性，进而促进新奇知识的顺利获取。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3：潜在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关系学习与知识探索的关系。

2.2.4 实际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知识探索会影响产品创新，但是此过程充满挑战和风险，未具备较高实际吸收能力的企业，很难将探索出的新知识转变为创新性新产品。实际吸收能力对知识探索和产品创新性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知识探索有助于增强企业对新技术和市场信息的敏感度，扩大视野，促进新旧知识的碰撞，为产品创新提供有利的条件［17］。此时，实际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知识整合，实现外部知识的转化来提高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创新产出［7］。其次，实际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能快速筛选市场机会，通过及时反馈客户需求，呈现新产品承载的创意理念，帮助企业获取更高的竞争地位［20］。Khan 等［21］发现，实际吸收能力较高的企业往往拥有较强的知识创造和应用能力，这有利于及时推出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相反，当企业实际吸收能力较低时，由于缺乏转化和应用能力，难以从知识探索中受益，无法促进创新性新产品的产生。综上所述，实际吸收能力越强的企业，越有机会开发创新性新产品。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4：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知识探索与产品创新性的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来源

被调研企业以制造业为主，有78%为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调研前，根据本研究的特点和中国企业所处情境对变量相关题项进行了合理调整，确保概念测量与问卷保持一致，最大限度地提高精确性。为了保障问卷的回收质量,在正式调研之前进行预调查处理，以西安地区30 家企业为样本进行预备调研，并根据反馈意见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调研地域主要分布在陕西、江苏、河南、河北、福建，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方。选定的调研对象为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高层管理人员和各部门经理及熟悉业务的企业员工等。此次调研总共发放638 份问卷，收回的完整可用问卷有312 份，有效率为48.90%。调研结果显示，被调研者中，董事长占8.244%，总经理占11.076%，高层管理人员占25.316%，部门经理占23.528%，技术人员占17.836%，其他职能部门人员（市场部、销售部、发展计划部等）占14%；95%的管理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平均工作年限为10.1 年，能够保证对企业之间的关系学习及其影响过程有足够的理解。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变量采用国内外学者的成熟量表。所有题项均采用Likert 七点计分法，1 表示完全不同意，7 表示完全同意。

（1）关系学习。采用Liu 等［13］的量表，共9个题项，Cronbach's α 值为0.926。

（2）知识探索。采用伍勇等［16］的量表，共5个题项，Cronbach's α 值为0.845。

（3）吸收能力。采用Jenson 等［9］的量表，分别确定了潜在吸收能力（8 个题项）和实际吸收能力（6 个题项）的度量题项，其中，潜在吸收能力的Cronbach's α 值为0.851、实际吸收能力的Cronbach's α 值为0.821。

（4）产品创新性。采用Lee［11］等的量表，共3个题项，Cronbach's α 值为0.876。

（5）控制变量。考虑到企业年龄、规模、依赖性和环境竞争性等与产品创新性有关联，本研究将其设为控制变量。企业年龄由回收调查问卷的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并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由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进行测量；依赖性参照Ryu 等［22］的量表，共4 个题项进行测量；环境竞争性参照Jenson 等［9］的量表，共4 个题项进行测量。

4 研究检验

4.1 未回答偏差和共同方法偏差估计

为了检查未回答偏差，本研究将全部问卷按照问卷回收的前后顺序分成两组，分别从企业的年龄、规模等方面对两组样本进行独立T 检验，结果发现两组样本在0.05 水平上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表明本研究非回应偏差问题并不严重。为了避免同源误差，本研究确保每一家企业由两位研究对象分开独立填写问卷:一位管理者回答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学习相关的问题，而另一位回答与产品创新性相关的问题。为了最大程度减少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来自一个问卷，我们将它们放入问卷的不同部分。虽然匿名和多来源测量能降低同源误差，但认为仍有需要用数据检验它的影响。由此，本研究采用潜在误差变量控制法检验同源误差。具体将同源误差作为一个潜在变量进入五因子模型，从而构建6 因子的新模型，然后比较两个模型的拟合度，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312）

由表1 可知，六因子模型的拟合度为，χ2/df=1.173，CFI=0.957，IFI=0.931，GFI=0.955，RMSEA=0.049 显著优于不包含同源误差的因子模型，表明本研究中严重的同源偏差问题不存在。此外，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本研究所涉及的5个潜变量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通过未旋转因子分析获得的特征值大于1 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5.480%。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14.446%的变异，说明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以不考虑。

4.2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基于Cronbach's α 值对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所有变量超过了最小临界值0.7，表明有较好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见表2。所有变量的因子载荷值都在0.500 以上，此外，关系学习、吸收能力、知识探索、产品创新性的解释方差占比均大于50%，说明聚合效度满足研究要求。本研究中各变量的CR均大于0.7，AVE 值大于0.5，同时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其对应的纵横相关系数，说明测量指标的区分效度较好。

表2 潜变量的度量及信度和收敛效度分析(N=312)

4.3 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本研究使用SPSS19.0 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变量之间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3。由表3 可知，变量之间都存在相关性，且所有的相关系数都低于0.7，说明多重共线性的威胁较小。另外，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均小于2，远小于警戒值10，可以排除多重共线性存在的可能性。

表3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N=312)

4.4 回归分析

考虑到需要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对除了控制变量以外的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回归分析结果(N=312)

（1）主效应检验。模型4 为控制变量对产品创新性的回归。模型5 在模型4 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关系学习，检验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之间存在正向显著关系（β=0.473，P＜0.001），假设1 通过验证。

（2）中介效应检验。模型6 在模型5 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知识探索后，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之间的系数由β=0.473（P＜0.001）变为β=0.371（P＜0.001）,而且知识探索与产品创新性显著正相关(β=0.151，P＜0.01)。表明，知识探索在关系学习和产品创新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通过验证。

（3）调节效应检验。模型3 以知识探索为因变量，在模型1 的基础上加入关系学习、潜在吸收能力以及关系学习和潜在吸收能力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关系学习和潜在吸收能力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β=0.227，P＜0.001)。表明，潜在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关系学习和知识探索之间的关系。假设3通过验证。

（4）模型7 以产品创新性为因变量，在模型4 的基础上加入知识探索、实际吸收能力以及知识探索和实际吸收能力的交互项。结果显示，知识探索和实际吸收能力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β=0.16，P＜0.001)。表明，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知识探索和产品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假设4 通过验证。

为了进一步检验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基于Aiken 等［23］的检验步骤，不考虑控制变量，对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的准值（4.973，4.911）加减一个标准差（0.771，0.786）绘制图形（见图2 和图3）。由图2可知，当潜在吸收能力处于较高水平时，关系学习对知识探索的正向影响会提升，而当潜在吸收能力处于较低水平时，关系学习对知识探索的正向影响会下降。由图3 可知，当实际吸收能力处于较高水平时，知识探索对产品创新性的正向作用会增强，当实际吸收能力处于较低水平时，知识探索对产品创新性的正向作用会减弱。

图2 潜在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关系学习对知识探索的影响

图3 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知识探索对产品创新性的影响

4.5 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检验的统计效力，用Bootstrapping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 和表6。由表5 可知，关系学习对产品创新性的间接效应为0.100 9，95%置信区间为［0.001 4，0.203 3］,置信区间不包括零，说明知识探索在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显著，假设2 中介效应得到支持。由表6 可知，当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均较低时（取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的效应为-0.021 9，95%的置信区间为［-0.103 3，0.051 3］，置信区间包含零，调节效应不显著。当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均较高时（取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的效应系数为0.154 9，95%的置信区间为［0.031 3，0.295 9］，置信区间不包含零，调节效应显著，表明高水平的吸收能力在关系学习和产品创新性间起到重要作用，假设3和4 均得到支持。

表5 知识探索的中介效应Bootstrap稳健性检验结果（N=312）

表6 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Bootstrap 稳健性检验结果（N=312）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合知识基础观和吸收能力理论，构建了关系学习、知识探索、吸收能力和产品创新性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检验，得到了以下结论：

（1）关系学习对产品创新性具有积极的影响。此研究结果证实了已有研究关于关系学习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论断。具体而言，本研究发现关系学习有助于降低关系不确定性、复杂性和依赖风险，能促进合作企业进行安全、高效的信息交换，提供相互学习的机会，通过更好地匹配彼此的需求，促进长期合作及产品创新性的提升。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宋春华等［24］提出的“企业聚焦于创新时，应该致力于开展与合作伙伴间的关系学习”的观点。

（2）知识探索在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的作用中扮演者中介效应的角色。该研究发现进一步表明，企业在合作中不仅应当关注拥有属于双方的参考框架和可利用的资源，同时也不能忽视特定关系记忆的开发利用所发挥的作用。知识探索作为挖掘信息的中介机制，有助于从关系学习中探索出创新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帮助企业创新性产品的开发。这一结论与Fang 等［4］的“关系学习与创新的关系中，有必要挖掘关系特定记忆”的观点形成了很好的呼应。

（3）潜在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关系学习与知识探索的关系。通过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投入关系学习并从中探索有潜在价值的知识，需要能够识别和接受这种知识的能力即潜在吸收能力。如果说通过关系学习形成的特定关系记忆能为企业提供知识存储库，那么能否辨别和理解创新所需要的新知识就会成为企业知识探索中的关键问题。潜在吸收能力越强，企业越能快速地识别有价值的知识，就越能促进新旧知识的融合，提升知识探索效率。这一结论证实了潜在吸收能力在知识探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回应了Kafouros 等［18］关于“为什么投入合作关系的有些企业能够很好地识别和获取知识，而另一些企业不能”的观点。

（4）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知识探索与产品创新性的关系。从调节效应检验可以发现，通过知识探索仅仅获取新知识不足以实现创新目标，关键是企业需要具备将获取的新知识转化为自身知识并将其应用于新产品开发中的能力即实际吸收能力。实际吸收能力越强的企业，越能成功地完成新知识的转化和商业应用，能够更好地创造符合客户需求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新颖性产品，即知识探索与产品创新性的关系中实际吸收能力更为重要。这一结论支持和解释了Flor 等［25］提出的“不同企业运用从外部获取的相同的知识而产生差异化的创新绩效是由于企业实际吸收能力不同而导致的”观点。

5.2 理论意义与管理启示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3 个方面。（1）本文立足于企业间关系层面，构建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的理论框架，从关系学习的视角研究并证实产品创新性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关系学习相关研究，扩展了产品创新性前因变量的探究，有助于加深对关系学习的认识，为企业通过建立合作关系增强互动学习效果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指导意见。（2）基于知识基础观，揭示了知识探索在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间所扮演的中介效应。已有研究虽然强调了关系学习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但对于关系学习如何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创新结果等问题，对于该类问题的忽视，不仅制约了对于关系学习与创新绩效间复杂问题的认识，同时也不利于关系学习等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本研究基于知识基础观，从知识探索的视角揭示了关系学习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机制之一，研究结论有效地补充了关系学习影响产品创新性的中间要素支撑，丰富了关系学习间接影响创新结果的相关研究成果。（3）结合吸收能力理论，挖掘了“关系学习—知识探索—产品创新性”的边界条件。虽然有些学者研究关系学习作用的外部边界因素，但对其内部边界条件的探究相对有限。为了深化关于关系学习作用边界的认识，本文从过程视角剖析关系学习的作用机制，深入探讨了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在关系学习与创新产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丰富了吸收能力理论的边界应用性，为企业更好地投入关系学习和提高产品创新性提供了理论指导。

本文对企业管理实践的启示为：（1）研究结果强调了关系学习对提高产品创新性的重要性。由于企业间资源和知识的异质性，合作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换能够为企业提供互补性知识，增强产品创新优势，因此，当管理者参与跨组织合作时，除了追求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外，还应当充分利用彼此间所建立的关系，通过关系学习的方式来扩展自身的知识基础。（2）管理者应当注重从关系学习中探索新知识来提高产品创新性。例如，在与合作伙伴进行的战略分析、产品研讨、新产品经验分享等活动中，加强各职能部门参与度，加强合作伙伴之间的亲密关系，激发员工创新意愿和提高创新投入度，充分发挥关系特定记忆的作用，主动邀请合作单位专家来解决创新难题。（3）管理者可以通过企业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的提升强化关系学习、知识探索对产品创新性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可通过招聘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专业水平较强的员工来确保对市场，客户及竞争对手相关信息的识别、获取；通过建立内部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的机制，促进新获取知识的转化和应用以提高产品新颖性程度。管理者应当深刻认识吸收能力的各个环节在产品创新过程中的环环相扣、互相依赖性作用，并特别重视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的同时培养。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对企业如何提高产品创新性有着理论和实践意义，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未来研究需要更深入的探讨。（1）本研究数据是横截面数据，未来研究可以采用长期调研和纵向跟踪的方法，进一步提高变量间关系的精准性和可靠性。（2）本研究的调研范围局限在国内，中国的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因此，研究结果的普适性会受到限制，未来的研究将会在世界多个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调研和跟踪调查，提高研究结果的适用性。（3）在关系学习和产品创新性的关系中，本研究只纳入了吸收能力和知识探索。其实，在企业实践中，联结强度、权利地位差距、外部环境动态性等内外部因素都会影响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的关系。未来研究会考虑多种内外部因素并存的现象，争取更加完整地揭示其作用机制并结合中国实情，开展本土化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