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商人参加统一战线的初始认识

孙浩程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于商人参加统一战线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排斥拒绝到团结联合的变化过程。1923年7月11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高度评价商人的革命性，对商人在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寄予了很高期待。该文实际上涉及了中共早期对于中国革命特殊性和与资产阶级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认识问题，体现了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和策略的适应性调整，同时这一转变也是中共与共产国际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灌输——互动”、相互促进与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商人;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特殊性;民族民主革命;“灌输——互动”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1-0062-11

《北京政变与商人》是毛泽东1923年7月11日发表在《向导》周报上的时评性文章，是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性评论“北京政变”系列文章的其中一篇。 a 所谓“北京政变”，就是指1923年6月13日，直系军阀曹锟唆使高凌霨、吴景濂等政客策动军警索饷、警察罢工 ，迫使张绍曾内阁总辞职 ， 进而逼迫大总统黎元洪离京并辞职，国务院内务部部长高凌霨宣告攝行大总统职权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激起了国内各界的反对，以上海总商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为代表的商界人士更是积极组织了“民治委员会”等机关参与反对活动。对于商界的革命行为，毛泽东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将其誉为“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表达了对商人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大力支持和较高期待。该文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商人参加反对运动表示高度赞扬;二是呼吁商人参加国民革命;三是对商人参加革命运动提出两点警告，即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与“坚持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事”。毛泽东此文反映了早期中共对商人参加革命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应当成为中共党史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早期党史文献。 b

梳理学术界对中共20世纪20年代联合商人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研究成果，就国内而言，大体有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从中共参与商人运动的历史情况角度考察，包括探讨中共领导商人运动的模式、中共与商人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性效果、党商关系与中共阶级划分等。 a 二是从宏观角度考察中共与资产阶级关系，涉及了中共早期革命理念、革命策略的调整问题。 b 就国外研究而言，外国学者在研究商人与中国革命之关系时所提出的代表性观点有柯博文与白吉尔针对商人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提出的“冲突论”和“扶持论”。 c

上述研究成果侧重研究1924年后商人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情况、国共两党与商人运动的关系等问题。对1921—1923年，中共成立初期阶段对商人参加革命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及变化问题少有研究，忽视或弱化了从政治思想史角度，通过中共对商人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认识变化分析中共早期革命理论、革命思路和政策的适应性调整问题。本文提出，以中共调整对商人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态度为标志，中共初步形成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即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既然已经形成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那么具有革命与非革命性双重特征的商人自然就成了中共既团结联合、又坚持斗争的对象。同时中共这种革命理论和思路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国际和中共“灌输——互动”、相互促进与影响的结果。 d

一、从“无产阶级专政”到“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于中国革命特殊性认识的形成

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毛泽东表达了对商人参加政治的支持态度和高度评价：“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一个消息。”e 在他看来，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f。显然，此时毛泽东已经把商人视为推动革命的重要力量，他甚至在文章后半部分作出了“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的论断，评价相当之高。 a 那么毛泽东这时为什么会对“商人干政”充满期待？这实际上涉及了中共早期对于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问题。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该纲领对革命性质作出了判断：“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b 明确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c。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一大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进而把斗争矛头对准了资产阶级，同时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斗争性，坚决反对自己的党员同其他党派发生关系，以免降低自己的标准。 d 可问题在于，中共一大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关门主义”倾向，这就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使中共的革命理论与实践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从国际共运的角度看，同一时期中共所遇到的认清革命性质问题在远东各国革命运动中具有普遍性。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会上共产国际代表萨发洛夫对中共特别强调要参与和帮助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但同时要打出无产阶级自己的旗号：“我们是帮助无论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e，但是也只看他不致向损害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走去，才帮助他。”f 对于中共来说，这次大会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为此“应该首先支持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斗争”g。与此同时，中共党内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革命问题产生了更客观的认识和更灵活的态度。如邓中夏在《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有目的，实行有步骤，有手段，有方法。”h 周恩来在《西欧的“赤”况》中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i《先驱》发刊词也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要务。”j 在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有其特殊规律、需要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之后，中共很快放弃了党的一大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开始调整自己的革命理论，这就涉及了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将小商人视为小资产阶级，指出：“这种小资产阶级，受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两重压迫，……遂发生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这两种愿望。”a 这是中共在正式文件中对商人革命性的承认，同时提出了要团结和联合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如《时局主张》明确提出：“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b 该文实际上就提出了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这种认识在中共二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指出：“……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c 对于谁是民主革命受益者和领导者的问题，中共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應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d 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合作的问题，《中共二大宣言》也进行了阐述：“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e 以上中共二大文件的论述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进一步扫清了理论障碍，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以“议决案”的形式对民主革命相关问题向全党作出回答，表明了这一时期中共党内对于民主革命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理论仍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并且我们分析中共二大前后的文件，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共有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混为一谈的迹象，中共这时所提出“民主革命”实际上也包含了民族革命的理念。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东方问题指导原则》，再次强调了共产国际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支持：“共产国际充分考虑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意志的代表人物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它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f 更重要的是，在《东方问题指导原则》中共产国际也对民族革命运动领导权问题提出了看法：“上述事实表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加剧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不再仅仅掌握在准备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封建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手中了。”g 这实际上就是在提示远东各国的共产党要争取成为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观点对中共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中共对这个问题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这一时期系统反映中共观点的最典型文件就是1923年4月25日陈独秀所写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陈独秀在该文中针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领导阶级问题，作出了如下表述：“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a 也就是说，陈独秀这时认定中国革命要有资产阶级力量的充分参加，否则革命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就可能退化。对于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也承认无产阶级目前力量不够，但他没有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是认为要在同资产阶级合作中获得发展后再去争夺领导权，即“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以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不应该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b。文章同时特别指出革命要由国民党来领导：“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c 分析陈独秀这篇文章，可以发现这时的中共已经把中国革命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甚至认为这种革命没有资产阶级的参加和大力援助是不能稳固和持久的，但同时陈文再次反映出这时中共所谓的“民主革命”确实带有民族革命的内涵，限于当时条件，陈独秀也没有对实际上意识到的中国革命双重性特征作出明确表述。值得注意的是，陈文最后还对资产阶级作出了提醒，要资产阶级重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幼稚的资产阶级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d

蔡和森则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特殊性的问题，他认为：“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e 他总结到：“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民主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既有如许区别，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之性质与历程必与从前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

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要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中才得解决。”f同一时期，瞿秋白也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1923年9月23日，瞿秋白撰写长文《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对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国民革命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在第三章节“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社会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中，瞿秋白认为国民革命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的民权民族的革命运动”，针对中国革命性质提出了明确判断，已经接近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概念。 g

但是，在受共产国际影响、对中国革命实践有了更深刻认识的条件下，不论这时中共在文件中如何表述“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这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他们虽然对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国民党寄予厚望，但也没有否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既然已经形成了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那么具有革命与非革命性双重特征的商人自然就成为中共既团结联合、又坚持斗争的对象，这也是毛泽东写作《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最大背景。

二、联合“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商人参加革命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

毛泽东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中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a 他认为：“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和重要。”b 毛泽东这一时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和前文陈独秀、蔡和森的判断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值得注意的是，对比其他革命群体，他尤其重视发挥商人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实际上，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反映的正是此时中共革命理论特别是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

前文提到中共在其成立初期已经初步形成了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即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c，既然认为中国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同时具备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那么分清敌友、明确革命领导力量的两大理论问题就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近代中国以商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联合剥削与压迫，使得这一阶级也同时具有反帝和反封建双重革命需要，这种需要客观上为中共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提供了基础。同时，在受共产国际理论影响、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实际后，中共也感到势单力薄，迫切需要寻找革命的同盟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商人转变态度、将商人视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对其革命性一面加以团结和联合，对其妥协性加以警惕和斗争就是必然的选择。

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把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商人作为革命同路人看待，并且一开始就提出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并“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更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工人情况进行了揭露：“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发展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展的状态是没有分别的，新式的生产制度一天一天的把旧的生产方式毁灭，一天一天的把劳动者集中到工厂里去，叫他们做机器的附属物。一班男女劳工在这种新式的生产制度下面的工作情况，简直是和牛马一样。”d

无独有偶，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萨发洛夫在大会演说中也对以商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进行了负面评价，他认为：“中国商人是一种买办，欧洲资本家靠他们在本国人中间，在无知无识的农民中间去经营商业，去帮着破坏维持几百兆人民到现在的本国工业。”a 但是这次大会也贯彻执行了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相关的决议精神，这些决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团体帮助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在接受了共产国际指示，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力量微弱需要联合其他力量共同革命情况下，中共也很快改变了对商人的认识。 b

1922年5月，陈独秀在《对于现代中国政治问题之我见》一文中承认中国革命必须分两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c。虽然没有提及民族革命问题，但陈文也肯定了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6月15日，中共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将商人和其他阶级并列、呼吁他们共同参加革命斗争：“农民工人學生兵警商人诸君呵！军阀不打倒，废督裁兵是不可能的。……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没有别种姑息的妥协的伪和平方法可以得到根本的真和平幸福的。”d 这是目前可见的，中共最早在正式文件中将商人视为革命成员的表述，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有意识地去号召、联合商人进行革命，体现了中共政策思路的适应性变化。如6月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中共正在“联络全国工商界，作改正协定关税制的运动”e。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提出要“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f。此时中共不仅将进步派商人视为革命同路人，更将他们视为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制定的《东方问题指导原则》分析了国际反帝斗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认为帝国主义的竞争不断加剧，“一场以太平洋为战场的新的世界大战将是不可避免的了”。既然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那么共产国际就要为可能到来的革命高潮积蓄力量，为此共产国际特别强调东方殖民地各国共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示各国共产党提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口号以团结和斗争资产阶级、提高劳动群众阶级觉悟和革命意志。 g 共产国际四大的会议精神很快就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中共也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的中国版本——“国民革命”。 h

商人是中国资产阶级中一个成分十分复杂的群体，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商人对待革命的态度是不同的，中共要联合商人进行国民革命，就需要对各商人群体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政治理念作出正确判断，以找到最具革命性、可以联合的派别。1923年1月27日，瞿秋白在《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一文中对中共所要联合的一派商人作出了界定：“较大的纯粹中国的工商业亦渐渐形成一经济势力——当然还远不能集中中国的经济。这两种才是真正的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大概可算作商人阶级。”a 瞿秋白认为，这类商人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剥削压迫较深而具有爱国和民主精神，是可以联合的对象，因为“这种商人阶级不但暂时够不上勾结外国资本，而且天天受他挤轧，……凡此等份子当然成为爱国派、民治派，因为他们的发展，他们的要求，处处遇见国内国外军阀财阀的抑遏”b。陈独秀也对资产阶级按革命性划分为三类：“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其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是“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无疑这一部分是中共要联合的对象。 c 关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陈独秀认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要坚决斗争，绝对不能和其妥协。 d 同时陈独秀还认为资产阶级中存在一个中立的“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由于商业规模小、没有直接政治需要而“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是应“提携”和引导的对象。 e 这种认识虽然比较粗浅，存在划分标准过于简单问题，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对资产阶级各部分的划分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找到最需要的革命同盟者。

同一时期，在分析了资产阶级各部分的政治态度后，中共更加重视吸收革命派商人参加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并且对商人的革命态度作出了积极判断。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认为：“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f毛泽东判断：“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g 对此，陈独秀也认为：“必须做统一的国民运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h6月，中共三大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分析国内形势时指出：“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不但工人农民学生感觉着，即和平稳健的商人，也渐渐感觉着了。”i基于这种判断，该宣言呼吁各阶层人民奋起革命：“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j 中共三大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强调：“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a 研读这一时期的中共文件，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认识到商人的革命性，但是对于商人群体是否会参加以及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却并无十足把握因而仍持观望的态度。 b 因此，中共此时会在正式文件中有意识地宣传呼吁、动员帮助甚至要求商人群体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进而表达对商人参加革命的高度期待。在这种情况下，目睹商界在北京政变发生后采取的革命行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这时有意识地对商人作出极高评价，也就不足为怪了。7月11日，毛泽东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大力称赞和鼓励商人的同时，陈独秀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中也提醒国民党要注意团结包括商人在内的其他国民进行革命运动：“国民党真的武器，只有国民——商会工会学生会农民等人民团体——的力量，只有用国民的力量来做国民革命运动以靖国难。”c 可以看出，中共意识到了之前没有把商人视为独立政治力量并将其参加革命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缺憾。因此，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制定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就明确强调要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和参加各种人民组织，其中第三点就是要注意作为“地方商会及大都市商会中，对于官僚分子之反对派”的商人。 d 之后，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便开始寻求独立组织并领导商人运动了。

三、余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e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针对中国革命敌友问题所作出的思考，这个问题贯穿中共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对于秉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强烈阶级斗争意识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便是他们遇到的众多难题中的其中一个。很明显，依据共产党人的政治理念，资产阶级最后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掉的，这种理念通过考察中共一大制定的关于“推翻资本家階级政权”纲领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入中国社会进行革命实践活动后，逐渐认识到这种革命纲领给他们所带来的理论和实践束缚性。显然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发展过度而是根本没有经过充分发展，因此也就没有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所需要的那么多成熟的无产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没有激烈到能够达到“最后决战”的程度。既然无产阶级力量不够，中共早期只有几十名成员的情况下，如何去领导4亿人口的中国进行革命？况且当时造成中国社会矛盾激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在通商口岸或沿海地区，中外民族矛盾更甚于国内阶级矛盾。关于这一点，只要考察中共早期组织诞生的地点就可以发现大部分党组织都是诞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中、东部地区，特别是作为通商口岸开放的大城市中。 a 这时号召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不仅难以为中共带来同情和支持，甚至还会引起社会的反感。为此中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理论，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把视野放宽去联合其他可能带有革命性的阶级力量首先进行民族革命。

此外，中共能够在成立不到一年时间内迅速调整革命思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所致。从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列宁提出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起，共产国际逐步形成了支持远东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理念，明确要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互关系上”b 形成正确的方针。基于这种认识，苏俄和共产国际开始了针对远东中国、

日本和朝鲜的革命输出工作，中国共产党正是诞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与实践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苏俄革命理论的影响。如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和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起到了帮助作用。为了更好地接受共产国际指导，中共更是在二大作出了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下属支部的决议，中共之所以能够从一大到二大仅一年时间内就实现革命理论和政策调整，共产国际的指导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难能可贵的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只机械、被动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而是能够有意识地结合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实际有创造性地思考革命问题，与共产国际实现了一个良性的“灌输——互动”双向循环，如1921年6月张太雷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情况、进而影响国际决策调整的《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 c，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关于反对共产党和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信d、6月30日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等e，都是这一时期中共主动影响共产国际决策的典型事例，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和独立思考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中共对商人参加革命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上，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灌输——互动”模式也体现得很明显。前文提到，中共最开始是没有把商人当作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加以对待的，甚至认为革命应该首先推翻资本家的政权，但是在共产国际的民族与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共逐步转变了对商人的态度，开始肯定其革命性。这种肯定性转变在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体现得十分明显，如这次大会制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将小商人视为小资产阶级，认为“这种小资产阶级，受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两重压迫，……遂发生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这两种愿望”f。此时商人开始被中共视为重要的统战对象。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制定了《东方问题指导原则》，对殖民地革命中共产党人处理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提醒，共产国际认为：“殖民地的共产党人借口‘捍卫独立的阶级利益而拒绝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乃是一种性质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只能败坏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誉。为了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保持‘民族团结或‘城堡和平而不参加工人阶级为争取最迫切的日常利益的斗争，应该说这种企图是同样有害的。”a 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作出了积极回应。在《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中，中共认为：“对于东方问题的决议案：大会特注重其在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二种工作：即一面为国民革命，為达到殖民地的政治的独立奋斗;一面须组织工人及农民，利用资产阶级间之冲突，执行为他们特别的阶级利益的争斗。”b 蔡和森分析了中国革命与国际共运的关系，提出：“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瞿秋白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按语处明确提出：“落后的国家其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职任愈大，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方能胜利。”同时他在文中对中国革命性质也作出了判断，即中国革命是“民权民族的革命运动”，较完整地概括了中国革命的特征。 c 以上论据充分地表明了中共在涉及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能够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独立自主的立场，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思考革命问题，发挥共产国际指导的有利因素、回避其不利影响，并在1921—1923年这短短两年中，实现了革命理论由主张单一社会革命向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开展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转变，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命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起点。

中共成立初期，对于商人参加统一战线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排斥拒绝到团结联合的变化过程，促成这种认识转变的基础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一方面来自中共对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具体而言，共产国际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和关于东方国家革命运动应该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都对中共理解中国革命性质起到了帮助作用。在接受共产国际理论指导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初步形成了对于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在理论阐述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观点。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商人按革命性进行划分，将认为具有革命性的商人阶层视为革命同路人，在党的文件中有意识地将商人和工农学兵等各革命阶层并列，以此号召、动员商人参加革命。毛泽东的《北京政变与商人》就是这一时期典型反映中国共产党对于商人态度的文章。对于这篇中共早期文献，应通过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其内容和价值，从而更深入研究中共早期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的转变过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