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视域下的“满洲利权”与侵华政策的形成逻辑

刘 轩 纪雅琦

引 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日本帝国”。日本不仅以五大国身份全面直接参与了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的国际秩序重建，而且还名义上顺应国际和平主义的发展潮流，开始高调倡导“协调外交”。与一战前的帝国主义“旧外交”相比较，日本政府虽然明确提出了国际协调主义的新外交路线，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外交政策转向，然而，通过日俄战争和对华“二十一条”攫取的多项中国东北权益，日本政府不仅没有丝毫“协调”之意，而且往往变本加厉，企图不断扩展其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致使中国东北权益问题逐渐演化为“中日邦交之癌”[1]2，并推动了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全面侵华的进程。

关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权益和日本近代侵华政策问题，日本已有许多研究。绪方贞子著《“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从关东军、陆军中央和日本政府三个层面探讨了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川田稔著《“满洲”事变与政党政治》、小林道彦著《政党内阁的崩溃与“满洲”事变》、岛田俊彦著《“满洲”事变》、栗原健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面》、白井胜美著《“满洲”事变：战争与外交》、小池圣一著《“满洲”事变与对中国政策》、森克已著《“满洲”事变的背后史》、筒井清忠著《“满洲”事变为何发生》等，分别从军政关系、政策过程、历史背景等不同视角探讨了“满洲利权”及其相关问题，这些研究重点在于分析日本法西斯上台及采取冒险军事行动的历史原因及影响，主要意图在于揭示日本为什么最终走向了全面侵略战争、为什么发动了“无谋”的太平洋战争等问题。

在国内，曾经出版易显石著《九一八事变史》、刘庭华著《九一八事变研究》、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俞辛焞著《唇枪舌战——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高乐才著《日本“满洲移民”研究》、史丁著《日本关东军侵华史》等多部著作，九一八事变博物馆、《历史研究》《世界历史》《抗日战争研究》等杂志社也编辑出版了大量相关论著。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日本策划侵略中国东北、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和掠夺的历史事实，侧重于揭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过程。与日本相关研究相比，国内研究注重从整体上把握日本政府、军部的对华政策和殖民侵略，但对日本国内不同权力集团之间围绕中国东北权益问题的政策差异和权力博弈等研究不足。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不同时期日本政府、军部、在野党、大众媒体等围绕“满洲利权”问题的所谓战略考量和政策选择，探讨一战后日本对外政策发生两次重大转向的制度逻辑。

一、日本视域下的“满蒙问题”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早在幕末时期就有佐藤信渊的“合并‘支那’论”[2]、吉田松阴的“补偿论”[3]。明治时代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曾经提出“满蒙利益线论”[4]。日本视域下的中国东北权益，源于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里获得的南满铁路经营权和关东州的租赁权。1905年，后藤新平就任第一届满铁总裁后，大力倡导“满洲经营论”，并特别强调对“满洲”移民：“日本在‘满洲’应始终处在以主制客、以逸待劳地位”，为此，日本应该“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畜牧诸业之设施，其中以移民为最”。“以经营铁路为基础，不出十年，就将有五十万国民移居‘满洲’，俄国虽强，亦不敢轻易与我挑起战端，和战缓急之控制，即落入我手中。”[5]后藤新平试图通过经营铁路和“满洲”移民确立日本对俄战争的后方基地。

到大正时期，日本右翼势力则极力主张“满蒙割据论”“中国非国论”等，从理论上强调中国东北的特殊性。1912年，酒卷真一郎著《‘支那’分割论》，露骨煽动侵略“满洲”：“我国是‘支那’近亲，从邻国最深关系上，其所得份额不可不最多。即在北方朝鲜及辽东，为保卫我国领土，必须按照传说所谓日俄密约条款，将‘南满洲’及内蒙古一带、直隶一部分收归我手。”[6]为了编造日本侵占“满洲”合理性的理由，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等多次赴中国进行所谓的考察，极力宣传“中国非国论”，“‘支那’如果希望完成新国家组织，就要抛弃‘满’、蒙、藏等‘支那’力所不及又本非其领土的边疆地区。”[7]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逼迫袁世凯政府延长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及“南满洲”、安奉两铁路期限为99年，要求开放“南满洲”、内蒙古东部，日本国民享有经营工商业、租赁土地、居住、往来、合办农业等权力及领事裁判权，内蒙古东部开辟商埠等特权。[8]407对华“二十一条”极度恶化了中日关系，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日浪潮。此后，对于如何处理“满洲利权”等相关问题，成为历届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焦点。“对于这个癌症，日本进行过各种尝试。如1915年的二十一条问题，还有最近政友会内阁时代对‘满洲’的积极政策，有时甚至采取了相当粗暴的手术，虽然我们也加以认可，但其根本思想却存在着错误”，“传统的坐等方式，不要说消除癌症，反而会最终导致身体恶化。”[1]2

为实现对中国东北的永久占领，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不断加强思想上、舆论上的精神动员。石原莞尔多次发表演讲，阐述日本的国防对策，肆意歪曲中国东北历史，“‘满蒙’非汉民族领土，毋宁说其关系与我国密切相关，从民族自决立场而言，‘满蒙’是‘满洲’人及蒙古人的。与汉民族相比，‘满洲’蒙古人毋宁说更接近大和民族”[9]78，“‘满蒙’所具有价值的伟大之处，必须让许多日本人理解。‘满蒙’问题得以解决，则中国本部的排日亦将同时熄灭。”[9]861928年10月，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后，开始阴谋策划“满洲”占领计划，并四次组织“参谋演习旅行”，系统搜集东北各地情报，研讨日本对华、对美战争对策。“‘满蒙’问题解决的唯一方法在于使‘满蒙’为我所有，为此，必须做好对美战争准备。”[9]90在石原莞尔看来，对美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占有“满蒙”是对美苏持久战的重要一环。由于日本国土没有纵深，缺乏战略物资资源，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位置。要扭转这种战略劣势，日本必须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自然就是“满蒙”。“打倒‘满洲’三千万民众的共同敌人，是赋予我日本国民的使命”，“‘满蒙’的政治价值在于建立国防上的据点，经济价值在于解救燃眉之急，而解决唯一方策在于将其变成我国领土。”[9]99-101

在军部法西斯分子秘密策划武力占领“满蒙”的同时，日本右翼势力积极配合，高调宣扬“满蒙生命线论”。1931年1月23日，在第59次议会中，松冈洋右代表政友会向币原喜重郎外相进行质询，首次提出“‘满蒙’问题是关系我国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10]，此后，“满蒙生命线论”迅速演变为日本社会的流行语。“动荡的‘满蒙’，其直接作为我国经济上国防上的生命线，是基于历史的、地理的区域开拓。我国已为此事业投入莫大牺牲和巨资，而且我们的要求，尽管只是民族最小限度的生存权，现在也不能满足愿望，今天连既得权益也正在遭到侵害，我国的特殊地位感到明显动摇。”[10]1曾经长期留学于美国的松冈洋右，不仅十分清楚欧美发展历史和国际行动规则，而且深悟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逻辑。他不仅强行把日本民族的生存权绑架于中国东北，甚至还堂而皇之地将其名之为“民族最小限度的生存权”，足见20世纪30年代日本右翼法西斯分子扭曲的思维逻辑。

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满洲”分裂论、“满洲”经营论、“满蒙”占有论等不同，一些知识分子则反对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扩张，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1909年，耶鲁大学教授朝河贯一著《日本之祸机》，猛烈批判日俄战争后日本的“满洲”封锁政策和国家主义思潮。“清国自己将日本视为侵略主权之敌，世界将日本视为机会均等的破坏者，他们往往认为，日本将以战后优势践行战前俄国之志，然而，与俄国相比较，应该说日本是更加伪善、更大的和平搅乱者。”[11]1912年9月，末广重雄在《外交时报》发文强调：“日本独占‘南满’，不仅甚为失策，而且十分危险。”[12]三浦銕太郎、石桥湛山在《东洋经济新报》相继发表《‘满洲’放弃乎？军部扩张乎？》《大日本主义乎小日本主义乎？》《放弃一切之觉悟》《大日本主义的幻想》等文章，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思想，主张日本应该放弃“满洲”，放弃大日本主义的幻想，提倡小日本主义，实现加工贸易立国。日本应“对弱小国家(亚洲等)一改‘攫取’态度，转变为‘放弃’的觉悟，即放弃‘满洲’，允许朝鲜、台湾独立，放弃在中国其他地方建立多个经济特权和武装介入等特权，与此等弱小国家共同生存。”[13]

到九一八事变前，对于日本政府及军部的“满洲”政策，日本社会和新闻媒体虽然偶有批判和反对之声，但在长期天皇专制主义思想熏陶下，日本培植了日本主义(皇国主义)、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泛滥及爆炸式成长的肥沃土壤。九一八事变后，大量知识分子、无产政党、主要新闻媒体快速转变为军部法西斯侵略行动的后援势力，日本的对外政策再次发生重大转向。

二、日本侵华政策中的“满洲利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迫于国际和平主义的发展形势，日本政府开始调整外交政策，注重与英美国家协调行动。原敬内阁时期，日本确立了新的外交方针，即推进日美友好，重视与美国实现在亚洲地区的谅解和协调，并继续巩固日英同盟关系。原敬外交的核心在于协调日本与英美在华权益等问题。对于中国，原敬强调：“中国是日本无二的善邻，邻邦治乱直接关系着帝国存亡。不幸的是，中国尚未完成统一大业，国内动摇迹象不断，但总而言之，这是中国内部事情，而不应是胡乱添加外力之事。”[14]可以说，原敬内阁全面调整了日本政府对华所谓战略定位，即放弃对华积极扩张政策，确立了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开展经济外交的行动方针。

1921年5月13日，原敬内阁制定了《对‘满蒙’政策》，重申“‘满蒙’与我国领土接壤，在我国防上及国民经济生存上具有至大紧密关系”。基于此，日本应以实现“‘满蒙’特殊利益”为着眼点，“扶持‘满蒙’之我国势力，乃我国对‘满蒙’政策之根本。”“我国防及国民经济生存上之必要地位及利权，即使在今后，也要更加努力获取。但当今世界大势之国际倾向，民族自决主义涌动，如将上述必须至当之要求，误解为侵略倾向之表现，必然使帝国国际立场益发困难，因此，在实行之际，应细心准备和极微熟虑。”[8]523-524由此可见，原敬内阁虽然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原来的积极对华政策，但其政策底线依然是最大限度地维持和扩大中国东北权益。

原敬被暗杀后，继任的日本内阁基本继承了原敬政府确立的“满蒙”政策方针。1924年5月30日，日本外务省、陆军、海军、大藏四省共同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强调确保和扩展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特殊地位和关系：“维持‘满蒙’秩序，对帝国在该地区的重大利害关系，特别是在朝鲜统治上，要特别加以重视。为此，平时要加以最大注意，且在认为自卫必要时，可以采取机宜措施。”日本政府一方面继续支持张作霖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加强对华投资、贸易、资源开发和铁路建设等，努力扩大在华权益。[15]61-63

经过第二次护宪运动，以加藤高明为首相的三党联合政权成立，币原喜重郎被任命为外务大臣，日本外交进入“币原协调外交”时代。币原认为，华盛顿条约规定的政策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全然一致，日本政府应坚决贯彻华盛顿条约精神：“日本将遵守和扩充巴黎和会条约、华盛顿会议诸条约决议等明示或默视的崇高精神，全面履行帝国使命”，“现在权谋术数的攻略乃至侵略政策时代已经完全过去，外交步入正义和平大道，开拓帝国之进路”。[16]在币原看来，各国协调的国际主义已经成为时代潮流，而只顾本国利益的国家主义将不为时代所容。保护和增进日本正当的权益是日本政府当然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实现此责任和义务，并不必然与列国正当权益相冲突：“我们不能以任何国家为牺牲，而满足非理性之欲望，如所谓侵略主义、领土扩张政策等，不能依靠事实上不可能之迷想而行动。”[17]“世界不是以一国为中心而运转。一国之力不管如何强大，或其财力如何丰富，借此而专横于列国之间时，最后必以悲惨失败而告终，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国家真正且永远的利益，是基于列国相互立场之间，通过公平协调得以确保的。”[18]币原的公平协调外交主张虽然具有明显外交辞令色彩，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认知和新外交理念的追求。

对于“满蒙问题”，币原外相基本继承了原敬时代确立的“满蒙”政策方向，即以维持其“满洲特殊权益”为前提，通过积极推行“满蒙政局稳定化”政策，不断扩充其在“满洲”的权益。“从始至终，我们无论是在同一地方，还是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领土侵略意图，政府已经多次发表声明，我今天再次对此重申”[19]。币原作为日本外相，其国际协调主义言辞虽然具有一定的舆论宣传味道，但同时也客观反映了一战后世界和平发展的新趋势和日本的新外交理念。

币原协调外交遭到了军部及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并事实上造成了明暗两条外交路线，明线是日本政府对外主张的协调外交路线，强调维护华盛顿体系下的国际新秩序；暗线则是以军部为主，无视政府决策，不断制造事端，一直试图打破现存国际秩序和扩张势力范围。日本政府对外虽然一直声称“不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东北及任何地方都没有领土要求，但是，在涉及具体中国东北权益问题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却往往通过隐秘形式加以“干涉”或“渗透”，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包括关东军直接插手直奉战争、郭松龄倒戈事件等。外务省表面的“不干涉政策”与关东军暗中的“直接干涉”相互交错配合，构成了1920年代日本“二重外交”的雏形。

整体看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原敬内阁到第一次若摫内阁，协调外交和对华“不干涉政策”构成了日本外交的主流和方向。在币原协调外交下，日本政府虽然依旧强调“满洲特殊权益”，中日之间虽然依旧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但相对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第二次大隈内阁时代来说，中日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迹象。“围绕满蒙政策，虽然体现了‘二重外交’、‘四头政治’的弊端，但却构成了1920年代前期对外政策的主流。在此期间，后者即反华盛顿体制倾向的立场，处于对外政策的旁流位置。”[20]

1927年田中义一领导的政友会内阁上台后，日本对外政策突然变调，一改原来的“对华不干涉”政策急速转变为对华强硬外交政策，以彻底改变妥协、软弱的“币原外交”。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政府组织召开的东方会议确立新的《对华政策纲领》：“鉴于日本在远东之特殊地位，对于中国本土与‘满蒙’，不得不各自有所差异”。对于“中国稳健分子”的合理愿望，日本政府将尽力给予协助。对于东三省的重要势力和人物，只要其“尊重我‘满蒙’特殊地位，认真执行同地方的政情稳定措施，帝国政府应适当支持之。”[15]101-102田中义一内阁不仅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而且视东北地区的安全与秩序为自己分内的责任和义务。东方会议通过全面清算币原外交，确立了“满蒙第一主义”的对华政策方针。

根据东方会议精神，外务省提出《“满洲”悬案解决意见》：“关于‘满蒙’政情稳定及悬案解决，前有大正十五年(1926)3月26日内阁决定，其后因中国南北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在重新考虑后，不得不制定具体计划，特别是张作霖陷入内外困境之际，当前事态是促进解决‘满蒙’诸悬案之最佳时机。”[21]田中内阁通过三次出兵山东，直接干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事业，试图在中国北伐军尚未完全占领北部地区之前，以继续支持张作霖政权为条件，逼迫张作霖一体解决关于“满蒙”各铁道建设、土地、矿山等中日各种悬案。[22]

田中内阁的强硬对华政策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和现实冲突。一方面，田中内阁通过武力恐吓手段，三次出兵山东，借中国的北伐战争趁火打劫，试图保护和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另一方面又不想彻底放弃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名，全面恶化中日关系，试图借助张作霖势力全面解决中国东北权益问题。面对中国东北的复杂形势，田中内阁一方面授权日本军部、关东军随时准备相机采取出兵行动，另一方面又极力约束日本陆军，试图有效控制关东军的冒险行动。“田中内阁对华强硬外交的核心在于‘满蒙’分离政策，即将‘满蒙’置于与中国本土分离的政权之下，并通过对该政权施加压力，扩大日本权益。但该政策由于突然爆发的张作霖暗杀事件而遭受沉重打击”[23]，最终，田中内阁不仅未能借助出兵山东解决“满蒙诸悬案”，反而使中日关系陷入极度僵化境地，田中本人也因此而自食其果。

三、“皇姑屯事件”引起的政治生态变异

在田中对华强硬外交的刺激下，日本军部法西斯和右翼势力日益高度亢奋。陆军内部强硬派主张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的行政区，然后由日本政治势力进入该地域。关东军认为依靠强硬手段是根本解决“满洲”问题的唯一方法，应该武力占领“满蒙”，进而推动日本国内的国家改造，实现“昭和维新”。“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的唯一途径，为清除国内不稳，就必须对外进攻”[9]86，为此，关东军制定了详细的“满洲”占领计划。在日本军部对全面占领中国东北跃跃欲试的背景下，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秘密策划并组织实施了暗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河本大作试图借此挑起东北内乱，进而出动关东军，一举占领中国东北。

对于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田中义一首相很快收到了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的相关报告：“日本秘密结社，在日本陆军帮助下暗杀了张作霖”[24]，陆军省派遣宪兵司令前往中国东北进行调查，外务省、内务省、陆军省则共同组成了张作霖爆炸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最后，各方面证据已经清楚指向了阴谋策划“皇姑屯事件”的关东军。然而，由于来自军部和右翼势力的反对，在处理张作霖暗杀事件上，田中义一长期举棋不定，加之右翼势力的恐怖威胁，极度恶化了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

“皇姑屯事件”发生之初，《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等曾经进行简单报道，但随后日本各报社均开始保持沉默。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尽管东京的英文报纸，上海、天津等地报纸对此均有广泛报道，但日本政府和新闻界故意视而不见。“皇姑屯事件”发生当天，松村谦三等民政党议员六人正在东北考察，并在事后进行了现场调查。然而，在接到松村谦三等的汇报后，民政党总裁浜口雄幸却以“超越党派关系的重大事件”为由，刻意选择了回避和隐瞒。[25]在随后发表的《民政党对华政策决议》中，对于当时造成重大影响的暗杀张作霖事件只字不提。[26]直到皇姑屯事件发生半年后，民政党议员才在第56届国会上以所谓“满洲某重大事件真相”之名，正式向田中义一政府提出质询。在日常日本国会中，为了政党利益不惜互相攻讦揭短的国会议员，面对直接刺杀外国军政首脑、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事件，此时竟都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爱国”理念，统一选择了自欺欺人的隐瞒对策。

不仅如此，为了封堵社会舆论，1929年2月4日，日本极右势力“国体维护记者会”居然在东京13家报社共同刊登“奇怪广告”——《与某重大事件之质问者》，公然以“爱国名义”恶毒攻击议会中对张作霖事件提出质询的议员：“知之而犹质问，则诸君实为令人惊异之卖国奴。若真不知而质问，则诸君为完全虚伪之大蠢物，绝非有资格在帝国议会立于质问战之第一线。议论国政之人物，敢问诸君，卖国奴乎？大蠢物乎？”并对国会议员发出威胁：“诸君实扰乱我军阵营，而供给敌弹之徒也。日月尚未坠地，今而不改，诸君之头上必遭天谴。”[27]从日本政府放任东京各大报纸共同公开刊登“奇怪广告”一事，足见日本社会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严重变异。

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迫于军部及右翼势力的压力，田中义一最终决定隐瞒事实真相，仅追究河本大作等直接策划者的行政责任，公开欺骗日本与世界舆论。在“皇姑屯事件”刺激下，日本军部及右翼分子更加有恃无恐，日本国家决策的权威性、统一性遭受严重冲击。陆军中央对事件本身的袒护和掩盖，中央阁僚、政友会的纵容、迁就，民政党等在野党的回避和沉默，严重扭曲了立宪政体下权力制衡的政治生态，为后来日本连续爆发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和冒险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行动示范和政治动员。正是在这种政治生态总体变异的背景下，石原莞尔于1931年直接策划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伴随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围绕中国东北权益问题，日本的国家决策机制出现了严重扭曲。一方面，日本内阁、军部和关东军各说各话，名义上的上下级关系遭受重创，关东军等派出机构越来越无视内阁决策，不断擅自采取军事等行动；另一方面，重大对华决策甚至演变为关东军独立策划、陆军中央帷幄配合、日本内阁事后追认的行动模式。一些军部法西斯分子不断制造恐怖事件或发动冒险军事行动，以绑架日本外交当局和中央政府，然后逼迫军政当局予以事后追认，日本整个国家机器逐渐进入自由落体式的制动机制缺失状态。

四、制动机制缺失下的决策逻辑

纵观1920年代，“协调外交”已然构成日本对外政策的主流，并获得了国民的广泛支持。在全球裁军运动浪潮中，曾经长期左右日本政局的藩阀、军阀形象遭到世人蔑视，军人甚至被视为浪费税金的小偷，日本一度步入了“宪政常道”的政党政治时代。

对于通过日俄战争和对华“二十一条”攫取的中国东北权益，日本政府虽然始终坚持维护“满洲特殊利益”的立场，但在国际协调外交的背景下，中日关系曾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对此，松冈洋右曾经慨叹道：“‘满洲’事变之前，在日本，有一种想起来令人恐惧的失败主义。当时，即使我们都努力阐述‘满蒙’的重要性，指出我国付出的牺牲并加以呼吁，但国民对‘满蒙’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当时在朝野很多知识分子之间，把我们的呼吁甚至当作冥顽之徒的妄语而加以蔑视”，“可悲的是，在我国知识分子之间，甚至毫无顾忌地开始提倡‘满蒙’放弃论”。[28]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权益问题上的所谓战略定位，加之政党政治下日益扭曲的政治生态，导致社会各界在制动机制缺失的宪法体制下，不仅无法从根本上切除“中日邦交之癌”，而且只能听任军部法西斯和右翼势力进入“自由落体运动”。

作为日本国家最高权力者的天皇本身，面对明治宪法体制下的超国家主义浪潮，经常表现出矛盾甚至分裂的决策选择。“在政治与军事激烈摩擦的现实政治中，对于陆军所主张的膨胀主义，可以说天皇时而抑制，时而赞赏，一边鼓舞士气，一边发挥国威，既有考虑国际关系的稳健性，又有见机扩大势力范围的膨胀主义。”[29]天皇自身的相机选择性，事实上暴露了明治宪法体制的内在矛盾——政务与统帅的职能分裂和军部制衡机制的缺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元首职能的分裂性和制衡机制缺失直接导致了近代日本社会潜藏的法西斯基因突变，并诱发了日本对外政策、政治生态的严重扭曲和国家决策的制动机制缺失。

作为最后元老的西园寺公望，虽然并不认同军部法西斯的行动，但在推荐首相时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尽量避免选择极端法西斯分子上台，但这无法阻止整个国家的法西斯化进程。长期标榜协调外交的宪政会(后为民政党)内阁，相对于田中政友会内阁，虽然对华态度较为温和，但一直未能抓住历史时机，有效解决“满蒙”问题和改善中日关系。在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和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上，币原外相虽然曾经有过明确“友好”表态，但由于过度执着于日本自身的利益得失，完全无视中日关系大局和国际发展趋势，结果导致中日交涉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民政党政府既没有果断采取措施彻底革除“中日邦交之癌”的胆量，也未能施以有效“化疗手段”减少中日冲突，而只是在“维护和扩大‘满洲’特殊权益”的名义下，保持外交辞令上的“不干涉政策”和暂时搁置，最终只能放任军部和关东军的肆意行动。

与之相对，田中义一作为政友会总裁，曾经的日本陆军大臣，其上台本来就有西园寺公望等试图借助其军事威望抑制军部势力的政治意图。然而，田中义一内阁时期的对华强硬外交和三次出兵山东等，不仅未能真正解决“满洲诸悬案”，反而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并极度加剧了军部法西斯势力的膨胀。正是在田中义一内阁时期，日本的政治生态发生了严重变异，军部的优势地位重新凸显，内阁的决策能力严重下降，在野党的监督制衡机能基本丧失。最终使恐怖活动、冒险行动等个别突发事件演化为左右日本政治和军事全局的关键因素。

对于军部势力、关东军和青年将校来说，无论是军部直接指挥的山东出兵等干涉中国内政行动，还是暗杀张作霖的恐怖行动，抑或是阴谋发动“满洲事变”，即使是违反中央政府意志或国家对外战略，但为了自己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无论采取何等极端手段，都自然可以心安理得、义无反顾。一批试图“改造国家”的青年将校和右翼法西斯分子，一方面借口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军部帷幄上奏权，直接威胁政党内阁的存续；另一方面则采取直接恐怖行动，暗杀政府要员，发动军事政变或采取军事行动，依靠“下克上”的反秩序行动，直接牵引或左右国家命脉。九一八事变后相继发生的“五·一五事件”“二·二六兵变”和卢沟桥事变等，无一不在证明日本的国家运行体系发生了严重扭曲，国家机器的制动机制已经严重缺失，日本对外政策再次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了特定行动逻辑，即只要为了所谓国家利益，即使违反军令、破坏统治秩序、与世界各国为敌等亦在所不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不得不一再追认关东军的冒险行动，或者与军部法西斯同流合污。在军部法西斯的恐怖行动面前，政府对关东军、军部的“独断行动”越来越无可奈何，知识精英、左派势力开始发生大规模被迫或主动“转向”，新闻媒体开始密切配合军部及右翼势力的恐怖或侵略行动。“1920年代，日本遭受国内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将武力侵占‘满蒙’视为脱困的抓手。为此，日本不惜策动九一八事变、脱离国联，升级侵华战争，又乞灵于法西斯化并挑起太平洋战争。‘满蒙情节’最终变成‘大日本帝国’的绞索，梦碎不归路。”[30]

结 语

日本通过非法手段攫取的“满洲利权”问题，最终成为引起日本外交政策转向和直接发动侵华战争的诱因。日本政府企图维护和扩大“满洲利权”的所谓战略底线，客观上造成了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社会底层的泛滥，部分知识分子微弱喊出的“满洲放弃论”，根本无力遏制法西斯主义高涨的时代潮流。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制度缺陷——国家治理规则的内在矛盾和制动机制的缺失，藩阀政治退出后政党政治的尝试及其挫折，垄断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经济危机冲击和农村凋敝，极大压缩了日本政府进行战略选择的行动空间。在大正民主时代曾经一度遭受严重打压的右翼势力和军部法西斯分子，一面高度渲染国家危难和民族主义，一面高举“昭和革新”的国家改造旗帜，不断制造恐怖暗杀和军事冒险行动，借此牵引和主导国家的战略选择。主流政治家和知识阶层虽然已经充分意识到国家战略的扭曲和战争风险，却根本无力回天。经历了一战后空前经济景气的日本，在军部法西斯、右翼势力及民族主义狂潮的裹挟下，整个国家步入了制动缺失的疯狂19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