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司马逸客墓志》跋

李宗俊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唐司马逸客墓志》，近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图录与释文见载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编的《藏石集萃》[1]。据是书所附该墓志拓片图录及介绍，志石高96厘米，宽99厘米。志盖篆书“大唐故司马府君墓志”九字，志文44行，满行44字，楷书。志文第一行标题：“唐故刑部侍郎、鸿胪卿司马府君墓志文并序”。标题后附撰者：“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右谕德、崇文馆学士、上柱国、平源县开国男员半千撰”。由《藏石集萃》所附该墓志拓片图录可见，该墓志多处剥泐，许多字迹漫漶不清。尽管《藏石集萃》对该志文已有著录，但释文颇多讹误，且因该墓志对于司马逸客生平与其家族的研究，以及首任河西节度使诸问题均有关涉，兹不揣谫陋，重新释文，并就志文价值提出个人管见，谨以为跋。兹将志文迻录并标点如下：

唐故刑部侍郎、鸿胪卿司马府君墓志文并序

一、原释文错误之处

据笔者以上重新释文，发现《藏石集萃》释文误释与断句错误处颇多。分别为：

1.志文第3行，“鼓出入之壮风”，“壮”字原误释为“牡”。

4.志文第5行，“载隆立石之基”句中，“立”字原误释为“磐”。

5.志文第6行，“十二代祖模，字元表，太尉公，南阳王。”“模”字原误释为“摸”；“表”字原无释，据残留笔画与查《晋书》可知为“表”。

6.志文第8行，“曾祖义恭，字之肃。”“之”字原误释为“子”。

8.志文第12行，“就拜其职，抗疏不从”句中，“抗”字原误释为“机”。

9.志文第12行，“列壑俗韵，动心极之希声。”“俗”字原误释为“机”。

10.志文第12行，“有《高栖集》数卷，行于好事也。”“栖”字原误释为“拪”。

11.志文第13行，“自然成器，不赍黼藻。”“赍”原误释为“资”。

13.志文第18、19行，“君以为毁可封之朝，行比屋之祸。”原在“朝”字之前断句为误。

14.志文第21、22行，“君既悬镜无私，虚钟有感，片言数析，物议欢心。”原释文为：“君既悬镜，无私虚钟，有感片言致析，物识欢心。”不仅断句有误，而且“致”字应为“数”之误；“识”字应为“议”之误。

15.志文第24、25行，“兼右肃政台中丞，节度秦、成、河、洮、岷、叠、宕、文、武、鄯、廓，积石、河源、武始等州诸军事。”原释文断句为：“兼甘肃政台中丞，节度秦成河渭。叠宕文武，鄯廓积石，河源、武始等州诸军事。”多处误断。其实前面秦、成等十一字分别为陇右道的十一州，后面之积石、河源、武始为陇右三军。又将“右”字误释为“甘”；“洮”字误释为“渭”；“岷”字误释为“”。

16.志文第26行，“义感天山，歌盈地首”句中“首”字原误释为“百”。

17.志文第28行，“以君吴江有望”句中，“有”字原误释为“右”。

18.志文第29行，“所畏君广，即之温，然所爱者众。”“君”字原误释为“者”，将“然”字原误断在上句。

19.志文第29行，“是故不俟朞月，其政可成”句中，“朞”字原误释为“期”。

20.志文第30行，“匈奴大入”句中“入”字原误释为“人”。

21.志文第31行，“朔方军大使张仁亶”句中的“亶”字原误释为“恺”。

22.志文第32行，“分麾直冲，凶寇及时剪馘，应机摧败。”原释文为：“□毫直指京，不及时剪，我应机摧败。”原“分”字缺释；“麾”字误释为“毫”；“直冲”误释为“直指京”，“指”为衍字，“京”应为“冲”之误；“馘”字误释为“我”。另外，“及时”前二字原释文无辨，此释为“凶寇”，存疑。

23.志文第32行。“遂得玉关时泰，金方告静”，原释文为“遂得王阙时泰，金方告静”，将“玉关”误释为“王阙”。

24.志文第35行，“景云二年夏，追入京”句中，原释文将“景云”误释为“景龙”。由志主出现在中宗景龙四年颁发的《命吕休璟等北伐制》[4]与睿宗景云元年(710)在凉州陈兵出迎郭元振回京[5]等事迹，说明志主离开凉州回京并同年去世的时间为景云二年(711)，而非景龙二年。

25.志文第37行，“折冲樽俎，难知犹海”句中，“折”字原误释为“祈”。

26.志文第38行，“一言之重，轩冕不易；三益之亲，存正匪替。”原释文将“冕”字误释为“冤”字；将“正”字误释为“亡”字。

28.志文第40行，“教凭贞琬”句，原释文将“教”字误释为“敬”字。

31.志文第43至44行，“地之福曰帝乡，天之庇曰皇极。”原释文将“地之福曰帝乡”之“曰”字释为“日”，而且与上一句断为上下连句，多处误断为：“悽乎朝刻，地之福日。帝乡天之，庇曰皇极。”

二、志主家族之世系传承

对于志主早期家族源出，志文谓：

志主曾祖司马义恭，字之肃，魏太子太傅、司空公之孙，左光禄大夫、散骑常侍，进入北齐以后为齐侍中、宜阳王赵彦深所器重，擢为府功曹参军，以及入周后转华阴丞，入隋授相州司法参军事等事迹，均不明所指。志主祖父司马偲，字含章，志文所提曾与史家令狐德棻友善事迹，以及贞观五年(631)辟授义乌尉，后又转华阴主簿事迹，亦不见于史书。

志文称志主父司马志寂，字同玄，著有《高栖集》数卷，一度流传于世，人物、事迹均无考。应该是，北朝以来，志主家族已经沦落为普通士庶，以文化传家，但并无大的成就。但志主生前，志学之年便有大节，应制举，通乙科，历经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数朝，生前官至“检校凉州都督兼赤水军及九姓、陇右诸军州节度等大使、同城道大总管兼右御史中丞”，后“授右武卫将军、中丞、凉州余使并如故。仍加旌节兼知秦、凉仓库事”，死后“制书赠大鸿胪，赐物百段，官给灵舆、鼓吹”，可谓一方大员，几朝荣宠。而志主子司马例，时任都水监。已知的是，经历了三国两晋时的辉煌，直至隋唐，司马氏家族依然是人才辈出，著名者如唐代武则天时期曾任侍御史、徐州刺史、黄门侍郎、中书侍郎的司马锽。司马锽的次子司马垂，开元、天宝年间官至魏郡太守，封爵 “河内县开国男”。又“《史记》三家注”之一《史记索隐》的作者司马贞，唐玄宗开元年间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还有为三代帝师的道教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以及佛教禅宗四祖道信大师司马道信。可见，至唐代，司马氏一族依然是文化传家，人才辈出，而本志又为探究该家族在隋唐时期的盛衰情况增加了一份新资料。

三、志主司马逸客与首任河西节度使之关系

志主司马逸客两《唐书》皆无传，但从史书文献的零星资料可知，其人擅长诗文，中宗至睿宗时曾任职凉州都督，其名见诸于其诗《雅琴篇》，张说撰写的诗《送王尚一严岳二侍御赴司马都督军》，以及分别为李乂和沈佺期撰写的同一题目的诗《夏日都门送司马员外逸客孙员外佺北征》二首。据《唐刺史考》的作者郁贤皓先生考，司马逸客为郭元振之后，赵彦昭之前，任职凉州都督者，具体时间大约在神龙二年至景龙四年(约706—710)[6]。过去《金石萃编》的作者及岑仲勉等学者考得明代重刻的唐《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所颂当时的凉州都督司马逸实，乃司马逸客之误[7]。近年又有学者依据该碑相关内容提出，景云元年始任河西节度使的是凉州都督司马逸客，非贺拔延嗣[8]。今由此墓志的出土，为印证史书或纠正以上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

首先，今由司马逸客墓志可知，其继任郭元振为凉州都督的时间大约就在神龙元年至二年(705—706)之间，并非景龙四年(710)始，而离任凉州的时间应该为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此可纠正上引学者之认识，亦可补正《唐刺史考》所考定的司马逸客任职凉州的时间。

其次，直至志主去世的景云二年，其职任并非“河西节度使”。志主曾几度出任陇右，武周朝曾出任“兰州诸军事、兰州刺史、兼右肃政台中丞，节度秦、成、河、渭、洮、岷、叠、宕、文、武、鄯、廓，积石、河源、武始等州诸军事”，中宗神龙元年至二年之间继郭元振之后又出任凉州都督，志文称：“又令检校凉州都督兼赤水军及九姓、陇右诸军州节度等大使、同城道大总管兼右御史中丞。”神龙二年冬，在突厥大举南侵之际，身为凉州都督的司马逸客与朔方军大使张仁亶等共为表里，联合抗击突厥并取得胜利，为此唐朝廷除了追赠其父母官爵之外，还对其“兼赐紫袍金带，授右武卫将军、中丞、凉州余使并如故。仍加旌节兼知秦、凉仓库事”。直至“景云二年夏，追入京，授刑部侍郎”。可见，志主确实持有节度使的旌节，但始终非“河西节度使”衔，而为“凉州都督兼赤水军及九姓、陇右诸军州节度等大使”。前人已经指出，因明代重刻而讹误颇多的《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所记的司马逸实，应即司马逸客之误。此碑记其当时的职衔称：“时有明牧右武将军、右御史中丞内供奉、持节西河诸君节度大使、赤水军大使、九姓大使、监秦凉州仓库使，检校凉州都督司马逸实(客)。”

今对照其墓志可知，这中间“右武将军”即“右武卫将军”，“持节西河诸君节度大使”应即“持节陇右诸军州节度大使”。而墓志所记的“中丞”即“右御史中丞”。因原碑许多字剥泐，重刻碑补刻字多有错误，其中可能因依据残留笔画而补的“西河”二字，显然为臆测，今又被有学者理解为“河西”之误，并进而认为颂者司马逸实(客)当时的职衔应为“河西诸军节度大使”，先后皆属以讹传讹。由此说明，唐代首任河西节度使并非始于司马逸客，而是另有其人。

四、志文撰者

志文撰者员半千为唐前期著名大臣和诗人，《新唐书》卷37有传。据其传，员半千字荣期，齐州全节(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其祖先在北齐时“以忠烈自比伍员，因赐姓员”。员半千始名余庆，“羁丱通书史，客晋州，州举童子，房玄龄异之，对诏高第。”后因其师王义方器重他而说:“五百岁一贤者生，子宜当之”，故改名半千。后来参加科举考试，“凡举八科，皆中”。唐高宗咸亨年间，员半千上书求官未果。后在唐高宗亲自主持岳牧举试中，对策高第，历任华原、武陟尉。武周时，大受器重，“诏入阁供奉。迁司宾寺主簿……弘文馆直学士……待制显福门下，擢累正议大夫，兼右控鹤内供奉……武三思用事，以贤见忌，出豪、蕲二州刺史……睿宗初，召为太子右谕德，仍学士职。累封平原郡公。”[9]今由司马逸客墓志记载撰者员半千的官爵为“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右谕德、崇文馆学士、上柱国、平源县开国男员半千撰”，其中的“太子右谕德”与史书所记其在睿宗朝的职衔合，但爵称“平源县开国男”，说明此墓志是在其晋升为公之前撰写。由此，更加说明志主司马逸客离开凉州并随即去世的时间确实是在睿宗朝，将“景云二年夏，追入京”句中之“景云”二字释为“景龙”，确实为误。

结合《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所记，司马逸客在主持修缮大云寺之际，其职衔为“右武卫将军、右御史中丞内供奉、持节……检校凉州都督河内司马名逸实(客)”，这里的“内供奉”为何意呢？首先，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唐设殿中侍御史九人，其中三人为内供奉，掌殿廷供奉之仪，纠察百官之失仪者，说明此称号也是部分侍御史所带。其次，唐代受皇室宫廷延请的高僧大德也有带此称号者。再者，武则天称帝以后，其面首或御用的文人往往有“入阁供奉”或“控鹤监内供奉”的称号或加衔。显然，这里的“右御史中丞内供奉”为志主的朝衔，标明他在朝身份为侍御史，但是一种员外官。有学者认为，可将“内供奉”视为某某官的一种“亚类”，表示地位略低一等，工作酬劳和待遇，都不如正员[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