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传薪火 笔墨丹青尽抒怀

宋婷婷

按历史时段，中国书画通常可作古代书画与近现代书画两大分区。经过七十余年的积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书画藏品已达一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逾3500件（套）。

而当人们醉心于古代书画之笔精墨妙、古风神韵时，也不可忽略近现代书画名家辈出、星光熠熠。

绘画发展多元化

交相辉映耀光芒

“近现代之后，中国绘画发展呈现出一种比较多元的状态。”三峡博物馆陈列展览部馆员黎然表示，这主要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黎然称，早在明末清初时期，就有传教士将油画带到中国。当时的油画多是由外国人定制、中国人作画的外销画，艺术主流市场仍以中国国画形式为主体。不过，油画确实带来了一股新的气息，比如：观察法、绘画技法、色彩关系、空间关系、表现方法等。这些外来文化的元素就已经开始与中国传统的审美视角、审美方式发生碰撞。

“到了近现代，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就更加明显了。”黎然说，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很多在中国美术史上留名的大家，也充分反映了东西方艺术的碰撞和影响。这也导致近现代绘画艺术呈现出多元的现状。

比如，徐悲鸿所画的马就有借鉴与融入西方的结构学原理，从物象的结构出发，强调骨、肉与力的关系，而非单单只是玩味笔墨的虚实。林风眠，早期的油画把中国“似与不似”的审美意境与西画的色彩表达联系在一起，在国立艺术学院任教时提出了國画与油画不分科的教学理念。刘海粟的画强调色彩的厚度和视觉冲力，颇有印象派的味道，注重自主表达、主观意识与个人感知，这些价值追求都在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中得到了延续与发展。

此外，1931年由鲁迅先生倡导和组织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也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新兴版画运动注重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强调艺术与大众的关系。其绘画语言既有强调明暗关系的西式表达，如大后方木刻；又有以线描为主的中式表达，如解放区木刻。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它作用于抗战宣传动员，作用于关注现实生活，以艺术的精神鼓舞了人心，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独有的“长枪”。

“至于中国的传统绘画，在近现代时期呈现出‘保守与‘改良两种趋势。”黎然介绍，所谓的“保守派”是指过于重视笔墨的传承，过于在意笔墨的韵味；心中有诗但不能与现实相结合；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在巨大的现实问题面前，却只见私情，被认为关在“象牙塔”里的一种状态。

所谓“改良派”是指沿着中国画的传统之路继续向前，又不满足于传统绘画对单一物象进行诗意表达，希望结合具体的现实与时代的共情，通过一种相似于传统绘画，又不同于传统的审美表达，见物、见人、见精神的一种状态。比如傅抱石、陈之佛、黄宾虹等人对中国传统艺术自有坚守，他们笔下的题材均来源于中国传统绘画。

“这种东西融合、多元共生的状态，贯穿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的始终。”黎然还特别提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美术发展很突出地彰显了多元。

重庆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有一大批中国优秀的艺术家迁至重庆，重庆的美术事业呈现出各家争鸣的局面。

涉及抗战美术作品的展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曾先后原创策划举办《张书旗中国画艺术及其传承作品展》《嘉陵江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抗战时期美术作品展》《金刚坡下——傅抱石抗战时期作品展》《归鸿回望——徐悲鸿抗战时期作品展》《三千大千——张大千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一白高天下——齐白石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展出藏于美国罗斯福纪念馆的张书旗《百鸽图》，以及馆藏的傅抱石、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张善子、陈之佛、黄宾虹、李可染等美术大师作品。

以笔抒怀、以画言情，彰显民族气节

黎然曾是“金刚坡下——傅抱石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的策展人。该展览整合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源和学术研究成果。现在，即便人们足不出户，也能通过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官网的虚拟展览，领略傅抱石作品的风采。

傅抱石作为我国杰出的艺术家，在艺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9年初，傅抱石携全家老小从广西迁至重庆，定居于成渝古道上的金刚坡下。重峦叠嶂、林木茂盛的金刚坡结束了傅抱石颠簸流离的生活，给予他心灵的欣慰与艺术的滋养。傅抱石在金刚坡生活了近八年时光，自谓是“一生最幸福的一个阶段”。

面对草木葱茏的金刚坡，傅抱石将山水画改革从传统的“线”转至“面”的形式突破。几年间，他就地取材，驾轻就熟地演绎这种技法，惯用长锋山马笔，笔头、笔锋、笔根并用，结合山形、山脉的分坡走向，皴擦、勾斫、渲染并施，大胆落墨，细心收拾，使水、墨、彩在快速的用笔驾驭下有机地融为一体，酣畅淋漓，气象万千。他的很多代表作都诞生在这一时期，如《潇潇暮雨》、《万竿烟雨》、《丽人行》、《屈子行吟图》等等。

傅抱石在重庆金刚坡下常见暴雨来袭，常听山雨呼啸，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作《潇潇暮雨》一图时，他先用大笔猛刷急扫，画出风雨的磅礴气势，然后再用墨笔画出大体山势，渲染勾勒细部。傅抱石十分注意下笔的方向与速度，使人能从作品中回味雨点的速度与力量，并扩大了对中国画水气质感与层次空间的诠释。

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万竿烟雨》图，为傅抱石“金刚坡时期”的代表山水画作品，是作者根据屋后的实景所绘。作品气势恢宏，潇洒灵秀，其魅力在于“抱石皴”。这种“皴法”以气势取势，磅礴多姿，自然天成，也成为傅抱石“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而这一独创技法正是傅抱石在金刚坡下总结成熟的。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苏武牧羊图》，是傅抱石“历史故事”绘画作品里的常见表现对象。他将画面定格在汉朝将领前来迎接苏武归国的一幕：群羊之间，须眉染白的苏武手执汉节傲然而立，双目向天，显示出坚毅深沉的性格。此图赞扬了苏武忠心耿耿、不畏强权、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表达了坚持抗战必定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以笔抒怀、以画言情，身在重庆的傅抱石正是这般站在民族立场，胸怀民族气节，提倡文化是民族的灵魂。1944年，他在《中国绘画在大时代》一文中曾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画的精神，既是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而这种精神又是和民族国家同其荣枯共其生死的。”

“这其实是傅抱石看到了文化、价值取向与民族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非常有远见的。”黎然认为。

《四季山水屏》，为齐白石山水画最佳

齐白石《四季山水屏》，是三峡博物馆馆藏的近现代书画珍贵藏品之一。三峡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江洁，曾对此做过深入研究。

“众所周知，齐白石主要以花鸟画闻名于世，其山水画存世数量并不如花鸟画之巨。但实际上，他的山水画在其全部的创作中占据重要的分量，是理解齐氏一生艺术历程、创作与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江洁介绍，特别是在齐白石40岁后的一段时期，山水画成为他创作的中心内容，其“六出六归”的远游经历、创作心路都集中體现在山水画中。

像馆藏的这件齐白石《四季山水屏》如此精心细作的大尺幅十二条屏，在齐白石传世山水画中至为罕见，被誉为齐白石山水画中的最佳者，同时也是齐氏“衰年变法”之后的经典佳作。

这件作品为纸本设色，纵138厘米，横62厘米，共十二条。自署标题者七幅，即《清风万里》《岱庙图》《借山吟馆图》《绿天野屋》《荷亭清暑》《一白高天下》《雨后云山》；未署标题者五幅，根据题跋、内容可命名为《斜阳水渚》《飞鸟暮归》《月圆石寿》《木叶泉声》《梦游渝城》。

《清风万里》画分上、中、下三段，上段为以绛紫色渲染的天空，下端树林的枝叶被风吹向了一边，中段隔以大幅的波涛水景，远处缀以白帆数片，营造出平远辽阔之色。作者自题：“清风万里。画吾自画。”其中“画吾自画”语出陈师曾在其《借山图卷》的题诗：“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江洁说，最初，齐白石的山水画在那个沿袭“四王”风格仍占主流的年代里受到冷遇，很多人骂他是“野狐禅”，只有徐悲鸿与陈师曾慧眼独具，看到了齐白石山水画的独特魅力。陈师曾有此语，也正是由于陈的激励，齐白石才走上了“衰年变法”之路。此幅作于“衰年变法”之后，用笔简练，挥洒自如，“清风万里”是指画中风物，更是作者心境自况。

齐白石《四季山水屏》作于何时？《月圆石寿》是十二条屏中唯一在款识中标明年代的。据此十二条屏可被认为作于1932年齐氏70岁之时。

“今每幅细细读来，所作风格均有少许差异，大抵应为其盛年之作，但先后应略有差异，并非同时所作。”江洁表示，而这一幅《月圆石寿》用笔较中期更为简练，墨色略淡，笔锋大，多用侧锋平涂。构图以两山相对而出，月升其间，下缀杂树，水汽蕴然，是典型的齐白石晚年作品。

此外，《四季山水屏》又是为何人所作呢？江洁介绍，1951年，王缵绪将毕生所藏珍贵文物尽数捐献给当时的西南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其中就有这《四季山水屏》，由此引出这段封存已久的齐王二人交往情缘。

《梦游渝城》有这样一段题跋：“毋忘尺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梦游渝城诗，将军谓治园君。治园将军一笑，白石草衣齐璜。”诗中的“治园将军”，就是《四季山水屏》的拥有者王缵绪。

江洁称，王缵绪字治易，抗战中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重庆卫戍区司令，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后来，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一书中也曾提到“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托他住在北平的同乡，常来请我刻印，因此同他通过几回信，成了千里神交。春初，寄来快信，说：蜀中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不可不去玩玩。接着又来电报，欢迎我去”。

正如齐白石所述，他与王缵绪的交往始于王氏求印购画，之后二人书信往来不绝。1932年7月，齐白石将《四季山水屏》赠予王缵绪，更体现了齐将王引为知己之心。1936年，齐白石还应王缵绪之邀造访重庆、成都，并在成都王缵绪府——“治园”盘桓多月。

这次“白石入川”，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对巴蜀书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