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叶恭绰诞辰140周年:衣被天下谁识恩

2022-05-09 01:02刘华赞
中国书画 2022年4期
关键词:展览会书画文物

刘华赞

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正式成立,齐白石任名誉院长。对于齐白石的研究与展览,已经成为今天北京画院的学术品牌。而对于首任院长叶恭绰的研究与推广则较少涉及。2021年,是叶恭绰诞辰140周年,北京画院特策划推出“纪念叶恭绰诞辰140周年:衣被天下谁识恩—叶恭绰的书画·交游·鉴藏”专题展。“衣被满天下,谁能识其恩。一朝功成去,飘然遗蜕存”出自叶恭绰十五岁时的诗作《茧》。少年叶恭绰似乎就已预见了自己一生的轨迹—从十八岁应试作《铁路赋》到创办交通大学,从清廷邮传部部员到出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从广东叶氏子孙到20世纪的风云人物。叶恭绰的一生为传统文化的守护与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推动了近现代中国交通、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此次展览得到了中央文史研究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辽宁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苏州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无锡博物院、广州艺术博物院、何香凝美术馆、广州海幢寺等13家单位的大力支持,汇聚了各馆、院藏的叶恭绰书画、信札,以及曾经鉴藏的文物近百件套,从“曾阅沧桑几度来—艺术人生”“记叙朋簪各返真—画坛友朋”“著录烟云聊鉴影—书画鉴藏”三个角度,向广大观众介绍这位不平凡的文化大家—叶恭绰。

叶恭绰的多元身份

叶恭绰字裕甫,又字玉甫、誉虎,号遐庵,晚号遐翁。广东番禺(今广州)人。1881年11月24日出生在北京米市胡同祖父叶衍兰的寓邸,1968年8月6日在北京病逝。

叶恭绰,堪称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是近代交通事业和交通教育事业的先驱,在清廷曾出任过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兼铁路总局局长,1921年就任民国政府交通总长并出任交通大学的院长。他是博古好雅而又具有家国情怀的鉴藏家,一生致力于文物的收藏与保护。他曾与朱启钤一起组建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出任过上海市博物馆理事会董事长和故宫博物院的理事。1939年组织发起中国文化协进会,策划组织文物类展览,致力于佛教、美术、文化的公益事业。晚年更是将自己珍藏的典籍、书画、铭刻、器物类文物捐献于北京、上海、广州、苏州、青岛等地博物馆、图书馆。

叶恭绰是通古晓今的学者、才学非凡的诗人。他的一生编著颇丰,著有《遐庵汇稿》《遐庵清秘录》《遐庵谈艺录》《交通救国论》《遐庵词》《历代藏经考略》等,他所编印的《清代学者像传》《全清词钞》更是成为今天研究清史的必备书目。

叶恭绰是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推动者,曾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常务委员、中央文史馆代理馆长等职。叶恭绰还是北京中国画院(今北京画院)的首任院长,为画院初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56年,叶恭绰为筹备中的北京画院购得一批精刻善本,包括康熙年间精刻本《佩文斋书画谱》《历代题画诗类》《墨池编》《梅花喜神谱》《汉溪书法通解》《四铜鼓斋论画集刻》等。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成立。第二天,叶恭绰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这画院的内容,将不同于一般学校……大体或将采取固有的‘书院’‘画院’制度,和近代现代的‘学校’‘研究所’制度,参合融会而定。”此外,他还在文中提到“‘画院’的工作,大致当不出创作、研究、教课三者”,而这“三者”也正是今天北京画院的主要职能和发展方向。

叶恭绰的艺术人生

1882年,叶恭绰的祖父叶衍兰结束了二十余年的在京为官生涯,带着一岁多的叶恭绰回到广东番禺(今广州)老家。回粤后,叶衍兰不仅在越华书院讲学,更是着手编订自己的诗词文集,延续了自青年以来对诗词文章、金石书画和鉴赏收藏的兴趣。这些兴趣不仅源于叶衍兰的好学广交,更源于叶家深厚的家学传统。也正是在祖父的熏陶下,叶恭绰四岁时即受启蒙开始读四书,五六岁即会作诗。伯父叶佩玱将叶恭绰过继为子后,为其广购图书典籍,带其广交士林,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文史根基。

除了文史方面的熏陶,“书画传家”的家风也深深影响了叶恭绰。在展览的第一板块中,我们将通过叶衍兰、叶恭绰的书画作品及相关文献,向观众展示叶恭绰深厚的家学修养及书画面貌,其中他与祖父叶衍兰合作的《清代学者象传》《历代名人像传》,不但是美术史界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更被学界誉为研究清代文化学史的必读之作。叶恭绰的书画,虽然未经过专门的造型训练,但是却代表了清末民初时期文人画的一种典型风貌。绘画多以文人偏爱的竹石松兰为题,秀劲隽上,直写胸臆,追求传统典雅清丽的意趣;他的书法则用笔苍劲浑厚,自成一家,所书内容也极为丰富,不仅体现了叶恭绰较深的书法造诣,也为观众展现了他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与感悟。

叶恭绰的画坛友朋

叶恭绰作为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文化大家,一生輾转广东、江西、北京、上海、苏州和香港等地,每在一处均交游广泛。他交往的好友涵盖政治、交通、文化、鉴藏等多个领域人士,包括齐白石、陈师曾、梅兰芳、何香凝、徐悲鸿、吴湖帆、张大千、黄般若、朱启钤等诸多名家。他们之间或书画唱和,或雅集合作,或互通书信,为我们讲述着近代艺坛的一段段佳话。在展览的第二板块中,我们将通过丰富的书画作品及信札文献,呈现叶恭绰与近现代美术界好友的艺术交游。

在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中,叶恭绰情感真挚的题跋为观众讲述了他与陈师曾的友谊。两人结识于1895年,当时正值青年的叶恭绰居住在江西,因此与陈师曾早有诗文唱和,是少年知己。后来叶恭绰长居北京,与陈师曾之间更是来往不断。1917年叶恭绰参与组织的京师书画展览会,也被陈师曾以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名作—《读画图》。两人还有一位共同的知己好友齐白石,在叶恭绰看来齐白石是当时画坛少有的名家,多次向好友表达对齐白石画风的欣赏。展览中专门展出了叶恭绰致齐白石的信札及祝寿的作品,为观众讲述了北京画院两位院长之间的文人清谊。

1928年,叶恭绰南下定居上海时结识了吴湖帆。自此以后,二人数十年诗画酬唱,论文品画。吴湖帆对叶恭绰的书画收藏和创作有重要影响,而叶恭绰也激励了吴湖帆的诗词创作。1937年11月,叶恭绰因抗战爆发流徙香港。居港期间,叶恭绰格外怀念苏州的旧宅凤池精舍,特意嘱托吴湖帆为其作《凤池精舍图》,叶恭绰多次在画上题跋,成为两人友谊的一段见证。除此之外,叶恭绰在香港期间与黄般若等人交往甚密,留下多件叶恭绰的书画及信札。今年黄般若先生之子黄大德先生将这批作品无偿捐献给北京画院,成为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

叶恭绰的书画鉴藏

关于叶恭绰的收藏,我们一般可从其成书于晚年的《矩园余墨》《遐庵清秘录》《遐庵谈艺录》等著作中窥见一斑。在这些著作中,他以书画序跋、纪书画绝句等形式,对部分自藏及过眼的文物做了记录,涉及艺术见解、考证、轶闻、掌故等,较为充分地展现了叶氏艺术观、文化观。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想象其全部收藏到底是何规模,譬如,据记载,仅仅在1943年,他就曾将所藏山水、书院、寺庙等方面图籍447种和地理类图籍2245册,分两次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还曾将所藏碑刻及龙门石刻拓片二千余种寄存于苏州洞庭山包山寺。也是在这一年,还因藏有宣德炉四百余件,而名其斋曰“宣室”,并拟编《宣德鼎彝录》加以考释等等。

叶恭绰一生收藏、鉴赏的古物包罗万象。青铜器如毛公鼎,书法碑帖如王献之《鸭头丸帖》,绘画如赵孟坚《墨兰图》等。他的收蔵一部分来自叶氏家族丰富的旧藏,更多则是他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购买或交换得来的。叶恭绰是一位具有民族文化情怀的鉴藏家,一生致力于文物的研究与保护。正如他曾言“余昔收书画,本为拟编《中国美术史》,籍供参考,故标准颇与人殊”,他希望收藏不止步于个人赏玩,而是希望通过收藏对中国美术史的书写和发展提供帮助。叶恭绰晚年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文物纷纷捐献、售予国家各地的文博机构。北京画院专题展览中展出了故宫博物院收蔵的杨维桢《张南轩〈城南杂咏〉》,吉林省博物馆收蔵的张见阳《楝亭夜话》,苏州博物馆收蔵的傅山、傅眉《甲申册》,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蔵的陈士忠《竹图》等叶氏曾经鉴藏过的书画文物,以此向公众展示叶恭绰的鉴藏理念及保护文物的家国情怀。

叶恭绰的文化功绩

上文提到,叶恭绰是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推动者,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影响深远。然而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只得展开谈谈叶恭绰众多文化功绩中的两件。

(一)上海文献展览会

艺术展览不仅开阔了人们的艺术视野,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图像观看方式,进而潜移默化地对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作用。叶恭绰参与筹办的重要展览梳理如下:第一次京师书画展览会(1917)、第二次京师书画展览会(1920)、晋赈书画古物展览会(1923)、第三次中日联合绘画展(1924)、全国美术展览会(1928—1929)、比利时国际美术展览会(1930)、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1934)、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34)、浙江文献展览会(1936)、全国美术展览会古画展(1937)、吴中文献展览会(1937)、上海文献展览会(1937)等等。

正如陈凌在《他乡变故乡—从“上海文献展览会”看上海市民归属感的形成》一文中所说的,“展览会相当于一部立体、直观、新型的地方志,在征集文献、推进学术、激发民族自信心等方面具有重大贡献;同时,观众也借以了解乡土,生发情愫,产生城市地域文化的归属感,这对于现代城市人群的自我认同、文化创新也有深遠的意义”。

上海文献展览会于1937年开始筹备。作为当时作为上海博物馆临时董事会董事长,叶恭绰有能力召集各领域的权威人士,保证了展览会起点高、级别高、展品数量多、展览效果好。同年5月10日,发起人会议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召开,会议很快就决定了征集展品办法、参观须知等事宜,并决定将会场设在上海市博物馆,会期为7月2日至11日。在确定的职员名单中,各界要员、文化名流均在其列,叶恭绰被推为会长,沈信卿、陈陶遗、秦砚畦3人为副会长,名誉理事54人,理事80人。

在上海文展举办之前,毗邻上海的杭州和苏州分别举办了浙江文献展览会(1936)和吴中文献展览会(1937),然而它们的影响和规模远不如上海文展。

上海文展的展品征集范围包括典籍、图像、金石与古物、书画及艺术品、史料和乡贤遗物6个大类,所征展品达8000多件,大大超过组织者的预期。开幕之后,平均每天参观人数超过2000人,引起社会上的热烈反响。展览于7月7日开幕,于7月18日因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而提前闭幕。

(二)故宫博物院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故宫一度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同年7月,故宫保管委员会成立,随后很快因委员会内部矛盾而解散;9月,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李学曾邀请社会各界名流组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集合群力,以私人的名义典守故宫。在1927年4月10日的全体会与常委会上,叶恭绰被推举为维持会副会长。虽然维持会后来因为政治上的问题被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所取代,但是在抗日战争北平沦陷时期,叶恭绰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一直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保护着故宫博物院。

1929年起,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开始负责故宫的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工作,其中金石、书画、陶瓷、书籍等各馆聘请专员整理古物,进行审查鉴定。叶恭绰因收藏丰富并精于鉴别而被选为古物馆专员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护故宫文物安全,1933年博物院决定将文物南迁,运走经过审定的精品文物。在负责审定的专门委员会的通讯专门委员名单中,叶恭绰就在其列。抗战期间,故宫文物被当作主要展品,赴英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London,该展览会于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而叶恭绰被聘为主要审查委员,遴选故宫文物精品参加展览会。除此之外,叶恭绰还于抗战结束后,在1954年参加故宫博物院文物和非文物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作为宫廷器物组成员整理战后故宫的文物和非文物,扭转了过去几十年各种物品混杂存放的局面。

另外,叶恭绰还积极参与了故宫的保护工作。中国营造学社于1930年2月创立。在1931年至1935年间,学社维修了故宫南面角楼、文渊阁和景山五亭等建筑,为故宫多处建筑制订维修计划,在1934至1937年间对午门、太和门、太和殿等六十余处建筑进行测绘等等。而时任中英庚欵董事会董事的叶恭绰为学社筹款,联络商界名流赞助,在经费方面为学社提供了极大支持。

时至今日,叶恭绰已经成为北京画院的一个新的研究重点,不仅仅限于书画艺术领域,甚至包括政治、经济、外交、交通、通信、医药卫生、文物、考古和鉴藏等。此次展览不仅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更是研究的新起点。用北京画院吴洪亮院长的话说,“叶恭绰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我们从表层开始了解、剥离、深入,再勾连相关,形成新的综合成果,进而引发研究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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