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文城》的艺术价值

刘沙沙

内容摘要：余华的《文城》通过正文和补篇的形式讲述了一位北方男人带着女儿南下寻妻、寻找文城的浪漫传奇故事。全书借由“寻找文城”的现实母题及其精神转喻，呈现出作家对南方历史、人文、环境的独特美学观照，为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打开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它延续了余华在温情上的叙事魅力，从中开掘出独具兴味的时空伦理探索。本文拟从时空镜像、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解读，以在文本深层挖掘《文城》独到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余华 《文城》 江南 时空 人物建构

很长一段时间内，余华的创作集中探索生命与生存，他的故事中，时空多属虚构或悬置，叙述人记忆中的对象也并非现实人类、现实生活，甚至并非他们的即时心理活动，而是那些在叙事时间的苦难与挣扎中体现出来的作为人类的普遍存在状态。《文城》却一反常态地建构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江南水乡，在找寻“文城”的历程中，“南方”作为地理指标、作为精神牵引、也作为终极价值存在，余华作为一位抒情者，在“南方”独有的诗意中拯救着悲怆的生活。

一.时空镜像下的命运交叠

作为一部浪漫传奇，《文城》的叙事通过心理时间对客观存在的解构来完成，作者在打破线性时间的脉络之中建构自我，以前瞻和后顾的统一尝试生存与命运主题的另类表达。摊开其正补篇独特结构，《文城》沿用主观叙事时间，又在故事行进中自由切换叙事时长，通过独特的时空美学，建构着文本价值世界。在敘事时间调整的间隙，对叙事节奏进行延宕，使得其叙事节奏和叙事语调刚柔相济、张驰有度。依照以往余华的创作禀赋似乎很少去驾驭浪漫的史诗框架，而《文城》通过对文本所负载的经验、和文本所依赖的叙述形式进行内外简化，由对叙事时空的掌控使小说故事的发生更接近哲学意味书写。在这个形而上的象征文本中，余华克制又冷静，不同于《活着》的急促，忙着生忙着死;《许三观卖血记》人物的每一步都走在冰碴子上，随时准备接受生活的意外，《文城》整体上慢了下来，叙述不疾不徐，连寻找本身似乎都成了诗意流浪，故事的讲述、人物的悲喜、主旨的衍生均踩着语言与情感的节奏前行，这种诗意起伏，在以往那种一成不变的疾风骤雨般生死奔波的故事里是少有的，尤其是作为文本中心事件，遭遇“匪患”、“天灾”时的扣人心弦的紧张与寻妻之旅的松弛，两种对立叙事因素包容渗透，一方面影响着叙事节奏起伏，同时也呼应着自然的生命节律，内蕴独特而深远的生存本体性特质。

与叙事时间的交叠错落类似，《文城》中基于找寻的地域设置，也不再仅作为空间框架，更被赋予了文化情感上的特殊性：在北方，林祥福漫无目的重复生活，到了南方，倦鸟归林般的温暖袭来，他突然“说话时眼睛闪闪发亮，体内有着蓬勃生机”。[1]诸多此类的南方，在文本中铺设了一种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不同于仅作为背景的北方，只是作为主人公故乡的幕布，“南方”则通过找寻主体灵动跃然的形象，鲜活如生命之源般注入林祥福心中的，即使似错非错的溪镇，依旧是记忆中木屐踏过的诗味氤氲的世界，这里跳动着的是久违的仁厚淳良，像极了林祥福内心深处的“文城”。诉诸事件与感性想象的溪镇，变成了被“主题化”的行动着的地点，它是人物的受洗处，也是其生存状况的真实镜像。

南北方不同地域独特的暗示性景物设置，使场所不仅作为背景实指，也承担了叙述情节的任务，成为了寻找过程中人性的载体，规定着叙事在艺术上的审美可能性：北方毛驴的铃铛声响时断时续，最终被永远置换成了记忆中南方满街木琴，江南水乡里那摇摇晃晃的竹篷小舟、令小美眼睛里闪出金子般光芒的花衣裳、红得发黑的衣橱、荒芜的田地和倒塌的房屋、抬脚便是船的万亩荡……这里的景象设置成为了人物命运的缩影，主人公们生在其中，所有构成叙事空间中的文化氛围，都是人物性格的缩影。

在《文城》中，时空都是真实与虚拟、主观与客观的协调，经过小说家有意识地加工、变形和重组。在客观实指中，依据人物性格、情节发展设置并及时转换，在此过程中显示出地域社会文化环境的完整性与人物命运的合理性，如在人物身份的奠定中，溪镇以腔调、工艺，以及南方人的外貌特征等等把陈永良和林祥福这样的漂泊者区分，似乎林祥福的寡言、淳厚、良善就是归于北方土地的敦实;而在心理空间上，出生于耕读之家的富公子，林祥福的意识活动尽显文气，尽管他的手艺、庄稼活都丝毫不输农民，但他的精神气质、言谈秉性显然都更归属于他所寻找的南方“文城”，生于北方的林祥福也更适应南方带来的那种父母健在时期才有的恬淡安详生活状态，这种空间所带来的思想和情感上的稔熟，其实早已预示了林祥福们习焉不察的精神归宿。

曾经，故乡是生养他的地方，而自打从江南走过，那山水氤氲出的良善与质朴便植根在他的血脉深处。在“南寻”的漫长过程中，江南水乡的时空镜像成为了《文城》重要的审美归属，“空间和时间纠缠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结”[2]在主人公的心里打开，超越了外部现实时空，成为支撑着他们内在意识流动的有机体，无论是林祥福还是纪小美，他们的生与死看起来混乱纠葛，但就是在这纠缠不清的正文与补篇中，余华进行着心理时空的重建，以一种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将之统一，呈现着作家对现实时空的审美反映，以及在一定时空状态之下人的生存状态的审美表现。

二.人物建构与主体自觉

在《文城》中，人物的性态多是通过与仁义世界的相互作用而饱满的，无论是林祥福作为富户的淳朴、良善，寻找小美时的专一、深情，帮助兄弟和乡民们时的忠义、决然;还是纪小美眼睛里金子般的光芒、为人新妇时的维诺、离开时的重生、赎罪时的圣洁，他们的性状经常与其所置身处境及其所象征的精神空间有复杂的、密实的联系。《文城》的叙事，主要落笔在林祥福携女寻妻的故事中，文本塑造人物的方式首先是在“找寻”这个单一而重复的动作中完成的。换言之，通过对人物“特征的累积（accumulation）产生零散的事实的聚合，它们相互补充，然后形成一个整体：人物形象”。[3]这种人物性格的设定并非纯粹的外部特征呈现，而是与内在性格逻辑有深刻联系，如林祥福初现文本时，作者这般描述“他的嘴唇因为干裂像是翻起的土豆皮”，“木讷的表情彷佛他远离人间”，“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4]，这样的出场使我们无法与一个耕读持家的温良公子对应，这般对林祥福的描述便不是简单地对叙述者感受的记录，而是后文展开故事的序幕。同样，对纪小美的塑造也是如此：“林祥福看见了一张晚霞映照下柔和秀美的脸”，“有着他从未见过的清秀，那是在南方青山和绿水之间成长起来的湿润面容，长途跋涉之后依然娇嫩和生动”[5]，等等，这种外在标志的复现就成为了人物性格的暗示和指引，它们不断融入小说的叙述，与人物命运走向不断发生最直接的关系，最直观地丰富着人物的情感体验，扩张着情感空间。

作者谙熟：作为文学中最致命的关节，没有比书写人物命运更能打动读者，以往“余华的高明正在于他的残酷——他要极尽所能将他的人物推入深渊，让他们于深渊、地狱、极限式的绝境中获得灵魂与道义上的自我救赎，并在读者那里赚取宽恕、悲情和感动。”[6]但在各种极尽残酷的“先锋叙事”或者“温情叙事”中，他的很多人物往往是历史的牺牲品，没人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徒有庸碌忍耐亦或盲目乐观，那些悲惨人物在赚足读者眼泪与感动的同时，人物的“主体性”已然消失。《文城》也是一部温情的小说，但不再是由苦难到温情，或被动着“温情地承受苦难”，“它把人间的“情义”二字，深深地植入了人物的精神血脉之中，使他们在世俗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悄无声息地彰显了这种人间珍贵的品质。”[7]且这种情义的生成与呈现在人物身上是自觉自律的。

《文城》之前，余华小说的悲剧主人公并非勇者，无论是福贵还是许三观，作为命运的俘虏，他们只是受难，鲜有承担，并不具备主动进行生存思考的能力，这恰恰是《文城》中林祥福、纪小美等人作为自身命运的主人和寻找精神归宿人物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无论是林祥福自发地，一再地受骗之后对小美的寻找，阿强违背母亲带小美远走他乡的叛逆，还是小美作为童养媳时婆婆无法捉摸的内心，作为诱饵成为林祥福的妻子，偷走金条发现怀孕时义无反顾的折回，即使是补篇的背景交待，都无不充分显示出他们对命运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决断意识，具有了以往一些小说人物不曾有的“自律”特质。可以说，余华小说终于出现了“瑰丽而明亮”的理性人格，他们也拥有了“雄强勇武的肉身化个体（和尚、朱伯崇）），充满智慧的强大精神反抗个体（林祥福、陈永良、陈耀武等），勇于抵抗外部世界虚无和内心虚无的‘人生过客（林祥福、顾益民）”，拥有了“将‘许三观们的‘自虐与自嘲变成强者大无畏反抗的‘决绝”，也拥有了“在绝境中‘拒绝温情的勇气”[8]。

“历史强调的是外在原因，是由宿命观主导的，而小说中却没有宿命;小说中的一切都以人性为基础。”[9]当林祥福站在溪镇，意识深处已经知道“文城”是小美的谎言时，他身上笼罩着一种温和的绝望，却依然选择留下给女儿一个家;面对雪冻，比男人更坚强和平静的溪镇女人，一如既往地操持着家务;初见便分给林祥福一半活命饭的陈永良夫妇，在面对匪患与饥荒时，仍把生活与未来留给林百家;那位即使怀抱金条与房契，却衣衫褴褛忠心寻主的田家兄弟;自觉替换林百家当人质被土匪割掉耳朵，却拒绝接受带有施舍的美好感情的陈耀武;为了百姓安危选择隐忍会长顾益民、当了土匪却从良抗战，奋勇献身的“和尚”、城墙上为守护村民惨烈牺牲的民兵，等等。那些所谓出场便定型的人物，他们的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就这样完完全全呈现在我们面前，尽管太多的自觉行为让人深感匪夷，但当作家“对这个人物的一切无不了如指掌时，这个人物就是真实的。虽说这个人物没有得到解释说明，它却是立得住、讲得通的，我们由此得到的是一种绝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真实”[10]，《文城》的温情没有堕入为现实而真实的藩篱，江南水乡独有的诗意在这群“痴人”之中漫漶开来。这样的余华使读者感到陌生，因为他和他的人物身上笼罩的不再是以往那种撕裂、残酷与无望的悲哀，主体自觉成为了寻找文城的绝望之旅中生发着的永恒的光芒。

“文学人物的精神深度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的整体深度的重要标志，是一个时代文学发展水平与创造高度的反映”[11]，这些人物是余华向读者敞开的新的世界，一个温情与诗意最终战胜暴力与恐怖的世界，余华面对苦难，再次有了受难的勇气，再次愿意在苦难中前行，“以倾听人在苦难中如何获救的声音”[12]，他以这些新的人物性格，带给读者一种新的人物主体自觉，并把尘封已久的传统人性之美解放了出来，从而使得先前的恐惧、绝望有了出口，走出了悲剧与死亡简单叠加、用回忆、忍耐、幽默被动缓解苦难的叙述，重新回到存在意义上的哲学思考。

早在上世纪，余华就曾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过对艺术与真实关系的怀疑：“写作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而要达到真实，必须使用‘虚伪的形式”[13]。同以往的作品相比，《文城》“让时间回到人物的精神内部，回到创作主体的真实内心”[14]，在南北方时空镜像下，通过对人性和传统的穿透，对生存苦难和意义的追寻蕴含新的诗学魅力。在正文失败的寻找之旅结尾，曾经富裕的村庄凋敝萧条，曾经茂盛的田地杂草丛生，曾经清澈的水流，变得混浊而腥臭，这是追寻落空的现实之镜;而当补篇重塑了“被寻主体”小美的前世今生，揭开由谎言而脏污的浮藻后：青草茂盛，鸟鸣啁啾，人性之灯重新点亮归途，同一空间的不同状态重叠融合，激发出深长的母题意味。

“文学属于时代，又不拘囿于时代，它对人性、生存等问题的思考是超越于现实和具体时代的”[15]，不断向内转的时代就是不断深入人心的时代，人性的声音一旦响亮，如何活着，如何有意义地活着就将继续被思考，余华作品中一直重复的关于生存与人性的探求，在《文城》中得到了意义的拓展与深化，从布满悲怆、死亡，继而忘却苦难的逍遥之途，到呈现人性、实现人生的过程中找到了精神的栖息之所。在那些残酷的、血腥的生存镜像之下，以回归传统的浪漫传奇叙事自证了其独立的审美个性与表达方式，显示出作者在创作中对以往叙事的颠覆和创造性转化，呈现出一个成熟小说家在中国的叙事传统中寻找再生资源，以重新回应当代社会与当代读者的新路向。

注 释

[1][4][5]余华：《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8页、第4页、第11-12页。

[2][苏]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3][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

[6]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

[7]洪治纲：《余华长篇小说〈文城〉：那些与生俱在的光芒》，《文藝报》2021-3-26（02）。

[8]房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史小说叙事思潮》，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

[9][10][英]E·M·福斯特著，冯涛译：《小说面面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第54页。

[11]汪政、晓华、贺仲明、张光芒、何平：《谁来拯救文学人物》，《上海文学》2005年第7期。

[12]谢有顺：《先锋就是自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13]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14]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15]贺仲明：《重建我们的文学信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