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小说中的母女关系

江珊珊

内容摘要：冯沅君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女性作家，小说中对母女关系的书写较为深刻，既展现了母女之间相互关爱、相互牵挂的亲密母女亲情，同时也因为母亲作为父权代言人的身份，使觉醒的女儿陷入反叛封建父权与维护母女亲情的矛盾痛苦中，反映了“五四”女性在反叛父权和追求婚恋自由时的精神困境。

关键词：冯沅君小说 母女关系 反叛父权 婚恋自由 “五四”矛盾

母爱书写是“五四”时期女性作家尤其偏爱的创作主题，冯沅君便是其中的代表。她的短篇小说集《卷葹》中就有多篇作品对母爱和母女关系进行了细致地刻画，但与冰心、苏雪林侧重于从日常生活点滴中书写真挚纯粹的母爱不同，冯沅君的母爱书写更加侧重于对母女关系的描写上，她擅长在女儿与母亲若即若离的关系波动中，表现母女之间的相互牵挂和矛盾冲突，因此，冯沅君小说中的母女关系是复杂的、多面的。由于母女在天然的性别和生理上的紧密联系，“五四”女儿们无论在生活或是情感上都与母亲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在封建父权制度下，父亲对女儿的管教往往都是通过母亲来实现的，因此母亲也就成了父权制度的代言人，阻挠“五四”女儿们追求爱情自由，使得原本亲密的母女关系爆发巨大的矛盾冲突。冯沅君笔下的母女关系就大致呈现出这两种模式：亲密的母女亲情、情爱和母爱矛盾导致的的母女冲突。但是由于初生的“五四”女儿们在反叛上的软弱性，她们一方面仍然渴望着自由，另一方面由于她们选择的软弱和让步使她们不自觉地在反抗与妥协之间挣扎，最终难以在情爱与母爱之间做出抉择，无法得到两全的结局，无法调和与母亲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只能陷入无尽的挣扎与痛苦之中，最终只能通过死亡来逃避矛盾。

一.母亲之爱：亲密的母女亲情

由于母女之间天然的生理联系和后天紧密的情感联系，包括冯沅君在内的“五四”女性作家都十分热衷于对母爱的书写，她们母爱书写的内容大多都来源于母女交往的日常生活琐事[1]79，冯沅君笔下的母爱首先就是在对日常生活中母亲关怀女儿的点滴细节的细腻描写中体现的。例如在《慈母》中，小说开始便引用了孟郊的《游子吟》一诗，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句我们能够猜想出，或许在“我”离家之时母亲可能曾经为“我”准备衣物，这一细节充分展现了母亲对在外漂泊的“我”的细腻的母爱。在“我”离家六年再次归家之时，母亲“似乎已把全世界都忘了，只为她这一个女儿忙”：叫出兄弟侄儿与“我”见面、让“我”进屋里休息、拿点心给“我”吃、叫厨子快点煮饭、叫人去火车站拿“我”的行李、关心“我”的病好了没有，母亲也不再怪“我”为了逃避包办婚姻而离家六年，而是生气于“我”不再向家里要钱，怕“我”在外受苦。在“我”再次离家之时，母亲去火车站送“我”，在“人声喧嚣、污秽不堪”的火车站站了两个小时，为“我”买糖果，在这一瞬间，“我”又领略了母亲的爱，“原来在母亲眼中无论怎样大的人，都是极小的小孩子呵”。冯沅君通过这些平凡生活中的日常的、点滴的小事，细腻地刻画了一位慈爱、善良的母亲形象，展现了母亲对女儿的极致关怀和温暖的母爱。

冯沅君还特别擅长通过母女之间的相聚离别来表现母亲和女儿之间相互牵挂的亲密情感。如在《慈母》中描写了“我”离家六年后第一次回家见到母亲时的情绪波动，“我大着胆子把家里的门敲开了，谁料给我开门的不是别人，就是我的老母。在这悲喜恐惧三种感情交杂的一刹那间，我察觉得我的微小的灵魂，已被由她那衰老憔悴的身躯中射出的伟大的母性的爱威慑——无宁说是感化——着了。”这一段母女重逢的情绪描写着重表现的是女儿对母亲的牵挂和思念。在《慈母》中，同样有一段母女离别场景的描写，“母亲向我说：‘同先生们去吧，我也回去了。就头也不回的颤巍巍的同女仆带着小孩们离站了。我在车窗中张望了好几次，都不曾看见她的影子，只见别人挥巾祝他们的朋友平安……。”在聚散离别之间，母亲对女儿的不舍以及女儿对母亲的依恋之情溢于言表。《误点》中也描写了母女相聚和离别时，女儿感受到温暖和伟大母爱的心理活动，“老母送别时的伤心，此时见她回来的惊喜，使继之深深感受到母亲的爱的伟大。”《写于母亲走后》一文中同样也展现了母女离别时的女儿失落的心情和对母亲深深的依恋，“房中黑洞的，再看不见那慈和的老人，听不见她的慈和和爱怜的声音。”“不多几年就三十岁了，还是如此离不开母亲。明知月余她即回来，却又为之如此怅闷。唉，亲子之爱！”冯沅君的小说大多通过设置“五四”女儿们的出走和归来，通过描绘在这些相聚离别场景中母亲与女儿之间爱的表现，展现出“五四”女儿们对温暖母爱的依恋和亲密的母女关系。

冯沅君小说中亲密的母女关系除了母亲对女儿细腻的关怀和温暖的母愛与女儿对母亲的依恋外，母亲还是“五四”女儿们反抗封建父权制度、追求婚恋自由的精神“避风港”。冯沅君笔下的“五四”女性形象都是敢于反叛父权、争取婚恋自由的进步新青年，但是在面对几千年来一直屹立不倒的封建父权制度，还处于新生阶段的“五四”女儿们就像雏鸟一般稚嫩和软弱。她们虽然拥有追求婚恋自由的思想，也勇敢地踏出了反叛父权的第一步，但是脆弱的她们仍然惧怕强硬的封建父权制度。因此，她们转而向与她们关系更加密切的母亲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与保护，以温暖的母爱来抚慰她们在追求婚恋自由路上受到的阻碍与伤害，母爱也就成为了“五四”女儿们在反抗父权、追求爱情自由时唯一的精神“避风港”。

冯沅君笔下的母女关系首先是亲密的，充满着爱与依恋的情感。“五四”女儿们既从母亲那得到伟大的、唯一的、温暖的关怀与怜爱，又在她们出走之时表现出对母亲的浓浓依恋之情，同时还将母亲和母爱看作是自己反叛父权和追求恋爱自由的精神“避风港”，展现了“五四”时期青年女性与母亲之间亲密、真挚的母女感情。

二.父权代言人：矛盾的母女冲突

在冯沅君的小说中，父亲角色一般都处于模糊和缺失的状态，李玲在《“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母女亲情》中提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传统家庭对女儿的调教和掌控都是通过母亲来执行的[1]78，”受到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在一般中国家庭当中，母亲对子女的掌控极深。因此在家庭教育中，母亲就代替缺失的父亲成为了家庭封建父权的代言人。另一方面，母亲仍然是封建父权制度下被封建礼教所禁锢的受害者，她们往往无法像“五四”女儿们一样勇敢的反抗命运，即使母亲们由于深厚的母女亲情对女儿们有着一腔浓浓母爱，但是母亲们自身思想的禁锢和落后，使得“冯沅君笔下母亲的爱一方面使女儿在温馨与呵护中成长，一方面又带有极端的功利主义以爱的名义变相的遏制女儿的爱情追求[2]。”所以，当“五四”女儿们企图逃离封建家庭，追求自由和爱情之时，母亲就会以父权代言人的身份制造种种困难去阻碍“五四”女儿们追求婚恋自由的行动，从而让与之有着亲密关系的女儿陷入反叛封建父权与维护母爱的矛盾痛苦中，在母女关系上爆发巨大的冲突，最终走向不可挽回的结局。冯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慈母》《误点》《写于母亲走后》等作品中都表现了“五四”女青年这种两难的矛盾心理。

冯沅君小说中最突出的母女冲突就是“五四”女儿们在情人之爱和母亲之爱两者间的矛盾挣扎，不管是“我”还是隽华、继之，都陷入了这种情爱与母爱的两难抉择之中。如《隔绝》《隔绝之后》中的隽华，她为了寻求情人之爱与母亲之爱的调和，割舍不掉对母爱的依恋，选择回家探亲，却被作为父权代言人的母亲关了起来，逼迫她与土财主联姻，最终被逼无奈只能和爱人双双自杀赴死。隽华饱受“情人之爱”和“母女之爱”对立拉扯的痛苦，她一方面渴望追求自由的爱情，一方面又割舍不掉自己对母亲的爱，她说“我爱你，我也爱我的妈妈。世界上的爱，都是神圣的，无论是男女之爱、母女之爱。”但是她无法做出在二者之间的抉择，她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法割舍温暖的母爱给予她的保护，最终隽华只能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但是我爱你，我也爱我的爱人，更爱我的意志自由，在不违背后二者的范围内，无论你的条件是怎样苛刻我都服从，现在因为你的爱情教我牺牲了意志自由……我不死怎样？”在面对情人之爱与母女之爱无法调和的状况下，脆弱的“五四”女儿们只能以殉情的决绝方式来逃避这种矛盾，以求得到心灵上的自由。在《写于母亲走后》中的女儿同样面临着得到爱情自由而失去母爱的痛苦和不安，当母亲要去照顾生产的表妹时，“我”心中十分不舍，很想送送母亲，但又怕错过和情人难得的相会，送母亲的念头“终于为爱志伦的心情打消”。当听说志伦母亲因他病得不能下床之时，又劝他回去，“我有母亲，你也有母亲！……你们是有过某种关系的，母亲要你爱他时，你就和她好吧……”两种爱就这样无时无刻地在她的灵魂中苦苦搏斗着，使她左右为难。面对情爱与母爱互相牵制产生的矛盾，“五四”女儿们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结局：一是同隽华一般，无法调和情爱和母爱的矛盾，既不想放弃追求婚恋自由，又无法割舍母爱，最终选择以殉情的惨痛方式使二者得到暂时的平衡。二是《慈母》中的“我”的结局，母亲最终在“我”的出走后妥协了，母亲之所以急于要见面并不是为了那曾定的婚事，而是六年离别思念所致，“她最不满意我的是我这一年来不常给家中写信，也不向家中要钱。”在这场母女冲突之中，以伟大母爱的妥协最终得到了一个较为完满的结局，但即使如此，文中的“我”虽然得到了爱情的自由，但是同時也远离了母亲，失去了母爱，这说明两者的关系在冯沅君的小说当中仍然是无法调和的。《误点》中则为我们呈现了第三种结局，即母女之爱胜过了情人之爱。继之因为火车误点而返家，在看到母亲之时迸发出了远胜于对情人的爱，“这一刹那间母亲的爱战胜了情人的爱”，终于她抛弃了去寻求爱人的念头，投入了母亲的怀抱，母爱暂时弥补、转移或者治疗了爱情上的欠缺[3]43。

但是无论“五四”女儿们选择了何种结局，她们同母亲的冲突都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冯沅君笔下这些追求婚恋自由的“五四”女青年，无法区分开母爱和母亲背后所代表的封建父权专制，陷入追求爱情就要辜负母爱或为维护母女关系从而向封建妥协的两难境地中[4]54。作为“五四”第一次接受到自由解放思想的新青年们，她们对于自由恋爱的向往与对封建父权的厌恶是空前的，如同稚鸟一般迫切地想要摆脱压制在她们身上的一切桎梏，婚恋自由便是她们选择的第一步。然而。这些初生的“五四”稚鸟们也同样脆弱，她们不敢同强大的整个封建制度宣战，转而将矛盾的出口对向了一向疼爱自己、与之有着亲密关系的母亲身上，希望能够将反抗的后果降到最小。但是这种反抗的软弱性同样成为了她们在追求婚恋自由、反叛传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母亲一方面在长期的封建压制下，不管在行动上、情感上都已经为封建父权制度所同化，成为封建父权制度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作为封建家庭中长期担任养育子女职责的母亲，在与子女的长期接触和交往中，也滋生了妄图掌控子女自由的欲望。这种双重身份使得母亲在阻挠女儿追求婚恋自由时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和更强大的能量，但同时对“五四”女儿们的伤害也是双重的。“五四”女儿们虽然能够正面积极的选择和追求自己的爱情，但是却错误地估计了她们百般依赖的慈母身上所具有矛盾性，忽视了母爱背后隐藏着的强大的封建父权专制。因此，“五四”女儿们注定要陷入既无法割舍掉与母亲朝夕相处、日积月累的深厚感情，又无法舍弃追求婚恋自由的困境之中，只能够深陷在情与爱的矛盾之中无可自拔。但其实冯沅君笔下这些矛盾、冲突的母女关系实则是“五四”新青年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是追求自由平等与封建压迫之间的矛盾，是“五四”时期的时代矛盾，这种矛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无法被完全解决的，作为矛盾缩影的母女冲突也是无解的。因此仍处于脆弱稚嫩阶段的“五四”女儿们永远不可能在二者之间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她们的脆弱性决定了她们无法从精神上同封建父权制度断乳，但是她们又具有一定自由的意志，但是仅仅对婚恋自由的追求远远不够使她们从整体上彻底摆脱对封建父权制的禁锢。冯沅君完美塑造了“五四”女儿们这种无所适从、徘徊犹豫的心理，她们对封建家庭的反叛勇敢但不够决绝，她们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却又步履蹒跚，频频回首，很难像娜拉那样轻松自如地出走[3]44。因此，“五四”女儿们在追求婚恋自由、反抗父权与维护母爱的矛盾中永远无法得到她们想要的结果。正如同鲁迅先生对冯沅君作品的评价一般：“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 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5]。”

冯沅君小说通过对亲密的母女感情和矛盾、不可调和的母女冲突的刻画，向读者展示了“五四”新青年在追求自由平等与反抗封建专制之间不可调和的巨大矛盾。“五四”女儿们在情爱与母爱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既反映了她们思想上的觉醒，又指出了她们反抗行动上的迟疑与软弱。冯沅君作为“五四”女作家中颇具特色的一位，其这种创作倾向反映的也是当时“五四”运动退潮后，“五四”青年们所面临的问题，稚嫩的“五四”青年们虽然仍然在追求自由，但其自身的弱点和脆弱性以及过于强大的封建专制势力使得他们不得不在革命与妥协、理想与现实之间彷徨和踯躅，进退两难，但是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封建与反封建、落后与进步之间的矛盾在短暂的“五四”时期是无法解决的，面对这样两难的局面和难以调和的矛盾，冯沅君笔下的“五四”女儿们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爱情自由的追求，甚至不惜妄图以死亡来调和、解决这种矛盾，虽然方式仍然稚嫩，但是所体现出来的坚决的反抗精神，充分体现了“五四”反叛封建、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旗帜，冯沅君对“五四”青年反抗途径与手段的反思也使得其小说更具有思考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李玲.“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母女亲情[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1）：83-89.

[2]王兰兰.家庭伦理视域下的五四女作家创作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2016.

[3]胡赤兵.母爱与情爱的冲突——冯沅君《卷葹》谈片[J].安顺师专学报，1999（01）：39-44.

[4]李玲.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女作家创作论[J].文学评论，1998（01）：52-62.

[5]鲁迅.《小说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9.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