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空间表征与身份认同

李勃逸

内容摘要：《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主人公黛西的生命体验中，她分别经历了家宅空间、身体空间与交往空间，最终又回归家宅空间中。其中在不同的空间中，空间与身份不断建构，并且对于黛西的身份认同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在家宅空间和身体空间中，黛西不断的被规训，并且其子宫成为了性别不平等的场域的延续，但是在交往空间中，黛西破除了空间对身份的限制，诞生出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

关键词：《了不起的盖茨比》 空间表征 身份认同 黛西

菲兹杰拉德的著名长篇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塑造了黛西这一经典的人物形象，国内的研究大都从单一的理论出发对这部作品进行阐释，例如从：空间、美国梦和女性身份来解读作品。暂无从空间表征与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其作品的文章。

而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一种概念化的、构想出来的空间，通过控制知识、符號得以确立，并且空间作为表征，使得身体和其他身体通过此中介形成交流互动，全体社会成员也将在空间中行动和物质化。”[1]（167）笔者在作品中观察到黛西在自我的生命体验中分别经历了家宅空间、身体空间和交往空间，并且身处不同的空间之中，黛西都会形成不同的身份，形成空间与身份认同之间的表征关系。其中在家宅空间和身体空间，黛西身份经历从女儿到妻子最后到母亲的过渡。并且在其空间中自我的身份不断被限制，被迫依赖于男性，失去了自我的身份转换与主动自我身份认同。而在社会交往空间，黛西通过不同的空间跨越，在成为盖茨比的恋人的全新身份时也形成了自我意识。本文将从不同的空间与身份的表征关系出发，探讨对不同空间对于黛西身份命运的影响与建构，并且发掘父权制在不同空间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分析女性自我解放的重要性与途径。

一.家宅空间：从女儿到妻子

原生家庭是黛西所居住的第一个家宅空间，也是被建构成为女性的第一个空间，此刻黛西的自我身份为女儿。黛西在自己路易维尔的家中度过了纯洁的少女时期，其中父亲的身份在她的生命建构中起了双重的作用。首先父亲形象具有社会性，是社会对根植在力量、权力、权威的一种固化的男性身份的确认。黛西的父亲代表着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给与黛西经济与地位上的优越感，并且能够在年轻的时候不断的参加社交舞会，在纸醉金迷的社会场域中与不同的男人约会，成为男性心中的欲望对象。[2]（65）但不仅仅如此，原生家庭更是充当了社会父权制规训的空间，通过社会对于女性道德束缚强加于黛西，令黛西在自我的生命体验中不断的被规训成柔弱女性，以及往社会所约定女性的方向所发展，使得自我意识被禁锢。在黛西在社会舞会中与不同男性见面传出了绯闻之后，她的母亲阻止她再次的外出，并不再让她与士兵的玩耍。对黛西来说，母亲是父亲的代言人，也是整个父权制被内化的结果，之后黛西就退出社交场域。

父权制不仅仅在不断规范黛西作为女儿的行为以及身份，对其审美也不断的建构。在停战后，黛西又重新的进入社会生活之中，汤姆首先出现在她的视野之中。“他的身材和身价都很有分量，因此黛西也觉得很光彩。”[3]（172）此时的汤姆的形象符合上层女性对于男性的幻想：汤姆是一位运动员，具有结实的身体，能够在身体层面对于女性给予保护以及依靠;并且其出生于上层社会，具有良好的家境能够继续为黛西提供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身体与社会性的双重优越使黛西义无反顾的与之订婚。

而在结婚前，黛西因收到了盖茨比的信而萌发了自我意识，但是无法破除原生家庭的束缚，被动的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嫁给了汤姆。从原生家庭的家宅空间过渡到婚房空间，身份从女人过渡到妻子。在婚前的绝望与恐惧，到婚后的平静与寻觅，家宅充当了再次塑造主体自我认知，规训主体的行为以及达到自我认同的空间表征。“家宅是主体的活动场所，见证着主体的人生历程，并且家宅的原始特性就是让居住者产生一种认同感，认同自我的身份，并且让自己相信自己原本就属于此，并且对客体规训成为主体，关照人的内心情感与欲望投射。”[4]（2～7）在经历了婚姻波澜之后的黛西，接受了自己成为汤姆妻子的全新身份，并且开始在新的家宅空间中建构自己，“我想我从未见过一个女人对她的丈夫爱得如此痴迷。如果他离开房间一会儿，她便不安地四处寻找，问：“汤姆到哪儿去了？同时脸上挂起一副茫然无措的表情，直至她看到汤姆走进门来。她常常坐在沙滩上，他的头依偎在她怀里，她用手指轻轻地摩挲他的眼睛，以无限欣喜的眼光瞧着他，这样一坐就是一个来小时。”[5]（66）黛西开始把自己的主体身份认同开始附着在婚房空间与汤姆身上，家宅成为了自我救赎，重新建构身份的场域。

在婚姻之后，原生家庭完成了自己的社会使命：把女儿规训成为女人，再由丈夫领走进入婚房空间成为妻子，实现了从女儿到妻子身份的全新过渡。纵使黛西渴望脱离原生家庭父权制的束缚，在婚房空间中不断兼容自己作为妻子的新身份，但此时的新一轮的父权制规训又开始重新恢复作用，开始从身份规训的同时侵入了对于黛西身份空间的限制。

二.身体空间：从妻子到母亲

在进入婚房空间之后，黛西不仅没有逃离原生家庭对自己身体的规训，而汤姆更是构造出身体空间对于黛西的身份进行根本性的控制。身体空间的两重性延续了父权制的统治，其中汤姆不仅仅把黛西作为自己的欲望客体、生育机器，并使其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并且被动的依附于自己。而黛西不仅仅是父权制的牺牲品，她也已经内化了其观念并传递给自己的女儿，造成女性悲剧的代际传递，循环其悲剧命运。

第一重身体困境是黛西失去了主体性认同，沦为汤姆的欲望客体，自己被物化。此刻的黛西从原生家宅空间中逃离，虽然厌恶被规训的过程，但是更加害怕自我生命的被动性所带来的身份的不定性，所以就接受了婚姻空间的限制，来获得汤姆的欢心，达到自我对于妻子身份的认同关系。但是一旦进入婚姻家宅，新一轮的社会父权制伦理道德开始发挥作用，在对于黛西身体空间移动控制的同时，自己也成为汤姆的欲望客体，不断的迎合其对于权力和地位的需求。妻子身份的确认使得黛西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朝向大海，俯瞰海湾”的房间，使得她心安理得地接受“从‘潘趣博号游艇上被抱下来，好让她的鞋子不沾湿。一旦汤姆不出现在她的视野之中，她便无所适从，开始寻找汤姆的踪迹。此时的黛西已经完全的失去了对于自己身体以及生命的操控力，并且全然依赖和依靠汤姆，成为汤姆的附属品。自己与丈夫的关系不再是主体与主体之间互认的关系，也不再是相互超越相互扶持。而是黛西自己不断的客体化，并且防止丈夫抛弃自己，维持自己妻子的身份。

而第二重身体困境，是男性和女性共同建构的。汤姆不仅仅通过婚房空间来限制黛西的身体移动，更在身体内部创造了新的空间来达到全然的完整的束缚。在身体空间的层面，女性本应享受更多的支配权，但子宫作为孕育后代的载体，象征着男性对于女性在身体层面的掌控以及规训，利用子宫空间，阉割女性对于自我欲望以及身份转换的自主权，从而达到对女性的全然规训。而黛西为了稳固自己作为妻子的身份地位，为了在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空间之中寻求情感支持并且确认自己的合法性，她需建造一座维系家庭的桥梁以及一个参照物来证明自己的支配权，以及自己令一种情感寄托。她需要通过自己的身体空间来完成自己的情感迁移：“孩子成为了丈夫感情的转移。”[6]（319）完成对于母亲的身份认同。

就是这样的双重控制下，女性在被动与主动的交融中再一次成为了男性的控制对象，成为了父权下的生产机器。“孩子出生还不到一个小时，汤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马上问护士是男孩还是女孩。她告诉我是女孩，于是我偏过头哭了起来。‘没什么。我说，‘我很高兴是个女孩。我还希望她变成一个傻瓜，一个漂亮的小傻瓜。”[7]（p18）在经历了从原生家庭中身份规训，又进入婚姻家庭中物化的过程，女性需要转移对于丈夫的感情，重新自救，寻找自我的本质属性，达到身份的重新建构。女性会把自我的感情诉诸在孩子身上，达到自我情感的升华与自己价值达到顶峰。女儿更是被完全交给了母亲，她们在女儿身上找到自己的分身，把自我关系的一切暧昧之处投射到女儿身上。

但是孩子是作为夫妻双方为了延续感情所产生的身体空间的“补偿物”，后代会从一开始就丧失自我的主体性。女性在经历了个人命运悲剧之后对反抗父权制、反抗丈夫产生了抵触甚至无力之感。自我的依附性战胜自我的主体性，为了能够顺顺利利地达到自我救赎以及达到自我价值实现的巅峰，黛西会希望自己的女儿不再走自己的老路，成为一个美丽的小傻瓜就好。自己被父亲所抛弃带到丈夫的家中;在男性的空间之下被压抑的女性实质上是从一种不平等的被缚者，成为了无形“同谋”，创造新的空间，将这一不平等延续下去。

在家宅空间与身体空间的控制下，女性不仅仅被失去空间的流动的可能，并且延续父权制的压制，令其丧失身份多样性的可能。而女性进入交往空间则可以恢复其社会性，并且通过空间移动来达到对身份多元性的追求。

三.交往空间：恋人与妻子的身份探寻

黛西在原生家庭中是一个被父权规训的女孩，享有着上层阶级的地位以及拥有着美丽的容貌，成为了男性欲望凝视的对象。“但是男性在凝视的过程中，女性并不是被动进行自我驯服。反之，女性在主动的参与男权社会对自己自身形象的重塑。”[8]黛西不断的参加舞会，不断的与各色军官见面，享受着焦点的同时也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自己活动的空间也不断从家宅空间过渡到交往空间。盖茨比的出现第一次让黛西萌发出自我意识，使自己在交往空间中确立了自己作为恋人的身份，满足于男性欲望的同时也把自我投向盖茨比，成为一种情感的投射与身份的再确认。

在盖茨比离开之后，黛西的自我身份出现了错乱。一方面在追寻盖茨比的身影，想重新的回归恋人的身份的同时，另一方面更感受到了外界的压力，需要再次进入交往空间，寻求身份的重塑与认同。“黛西随着社交季节的开始又活跃了起来。忽然间她每天又有五六次约会，跟五六个男人约会。”[9]（p127）黛西无法成为盖茨比的恋人，而自我也重新陷入了身份焦虑之中，自我的补偿性机制使得她更加疯狂的转换空间，来重塑自我。这时汤姆拯救了黛西，黛西从盖茨比的恋人走向了汤姆的妻子，进入了家宅空间。

但是随着盖茨比的再次出现，黛西逐渐从自己的家宅空间中再次脱离出来，走向了盖茨比的交往空间。黛西作为妻子的身份受到了冲击，开始不断在妻子和情人的身份中游移，也希望空间移动脱离家宅空间的束缚与规训走向交往空间的开放与包容，重新达到自我的身份认同。由于频繁的前往盖茨比的交往空间，汤姆预示到了即将来临的威胁，汤姆说：“我想最新的怪事大概就是装聋作哑，让来历不明的小子跟你老婆做爱。”[10]（p109）汤姆再次以自己丈夫的身份化身成为正义的卫道者，重新对于黛西进行监管与束缚。而他也期待着与盖茨比见面，撕破他伪装的身世让黛西预料到其失落的天真。

此时的黛西依然希望脱离家宅空间的束缚，更多的融入交往空间，重获盖茨比的情感，“并且在交往空间中的行为是一种潜在的自我强化的过程。”[11]（77）在与盖茨比在一起交流，能够打破婚房空间中的空间限制，打破汤姆物化黛西的客体性，获得自身的身份多元性。交往行为的主体是人，且具有主动性，也重新对自己的欲望以及恋人身份再次认同。

但是当两位男人同时出现在交往空间时，黛西的身份处境再次需要重新定位时，汤姆揭开了盖茨比的身世以及他经济的非法来源，黛西又要重新的去审视这一段情感，并且自己的拜金思想以及上层身份不能够接受一个出身贫寒的非法谋财暴发户的玷污，黛西情人的身份动摇，并且决定和汤姆一起回归自己的家宅之中。

驱车回家的路上，黛西与盖茨比同处于一辆车内，又构成了一个私密的交往空间，盖茨比竭力挽回黛西，并且让其开车释放自己的情绪。但是威尔逊夫人死亡使得黛西在此交往空间中获得了一个杀人犯的身份，自己情人的身份顿时被代替。在自己的家宅空间中，黛西面临着对于妻子与杀人犯之间的身份选择，汤姆这时成为了其同盟能够嫁祸于盖茨比令黛西脱身，重返妻子的身份。此时的身份认同已经从空间移动上升到对于权力与话语的掌控之中，而妻子的身份不仅代表着主流社会对于一夫一妻制的遵守，更是对于不忠者于此父权道德的一种限制。但“家宅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庇护所，从居住者的外部对其提供保護，使居住者获得安全感从而提升内心的勇气，人与家宅通过想象力沟通而形成共同体。”[12]（2）也正是因为妻子的身份，在黛西最后成为杀人凶手时她能够缩回汤姆提供的庇护空间，以妻子的身份继续自己的生活，处在自我精神麻痹之中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可以说，黛西在对自己妻子身份的认同之中，获得了麻痹性的满足，并产生了对自我虚幻的控制感。断绝了与盖茨比情人身份的念想，回归了父权的规训。

参考文献

[1]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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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波伏娃.第二性Ⅱ——实际体验[M].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99+24

[8]王雨馨.论《空间的诗学》中的家宅形象与想象力运作机制[J].宜宾学院学报，2019，19（03）：73-80.

[11] [丹麦]盖尔.交往与空间[M].何人可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77.

基金项目：2021年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校级项目“《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空间表征与女性身份认同”（项目编号20210408110）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