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试管婴儿之母”卢光琇

彭丽华　皇甫义贞　董雷

一

卢光琇作为中国生殖工程的创始人之一，在生殖遗传医学领域有许多伟大创举。她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更是“儿女最多的妈妈”、当代“试管婴儿之母”。从1988年6月5日在湘雅医院诞生湖南省首例、全国第三例（一说第二例，因诞生在北医三院的第二例试管婴儿为不暴露身份早已与医生失去联系）试管婴儿，6月7日诞生中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全国第四例试管婴儿）开始，截至今日，卢光琇已帮助生殖困难的夫妻“孕育”出十多万名试管婴儿，给数十万个家庭带来了笑容，给无数不孕不育患者带去了希望。

试管婴儿技术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为前沿尖端的辅助生殖技术。这项技术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中叶，1947年《自然》（Nature）杂志上报道了借腹生兔的实验，1959年美籍华人生物学家张民觉成功完成了兔子体外受精实验。这为人类的体外受精和试管婴儿研究打下了基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医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帕特里克·斯特普托帮助久盼子嗣的布朗夫妇施行试管婴儿手术。1978年7月25日，布朗夫妇终于等来了自己的孩子——路易斯·布朗。这个孩子也是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这项技术引得全世界科学家瞩目，各国专家都试图组织力量攻破该项技术。中国也不例外，在台湾、香港的首例试管婴儿相继于1985年、1986年诞生后，当时世界上已有了三千多例试管婴儿。

与此同时，湖南的卢惠霖也密切关注着这一技术的研究进展。卢惠霖曾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海德堡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师从世界遗传学泰斗托马斯·摩尔根及美国细胞生物学家埃德蒙·威尔逊，回國后在湘雅医学院工作，长期致力于人类遗传优生学研究，并将之与中华民族优生事业相结合。他认为要提高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就必须倡导优生学，因此积极推动中国优生优育工程——人类生殖工程。当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之后，卢惠霖意识到这是帮助生殖困难者孕育下一代的福音，因此计划开展体外受精、试管婴儿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然而，已奔耄耋之年的他虽有一腔热情、一片丹心，并兼有深谋远虑，可是由于试管婴儿技术在国内尚属空白，所知者少，而且有违中国传统血缘关系与家庭伦理观念，因此应和者寡，无人愿与卢惠霖同道。这时，他最小的女儿卢光琇站了出来，对卢惠霖说：“我来帮您。”这个时候的卢光琇已年近四十岁，而且从事的是外科技术，虽因技术精湛而被誉为“湘南女刀手”，却与生殖遗传工程全无关系。面对试管婴儿技术的美好愿景与无人跟随的惨淡现实，卢惠霖思虑良久之后同意了卢光琇的请求。他对自己的小女儿说：“不是帮我，是病人需要。你做，就要下定决心，要从头学起，必须从零开始。将来的一切都要你做起来，要建实验室，要做手术。所以，你要当工人，还要当技术员，还要进修学习，这样你才能当科学家。”

在父亲的指导下，卢光琇从头学起，她从阅读父亲翻译的托马斯·摩尔根所著的《基因论》开始，从洗烧杯开始，跟着中科院遗传所的陈秀兰和白清华教授从头学习鼠胚胎的培养实验，带着与父亲一样不服输的精神与热爱，一砖一瓦地筑起试管婴儿技术的牢固基础。

试管婴儿技术简称为IVF，也作IVF-ET（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即“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是从卵巢内取出几个卵子，在实验室里让它们与男方的精子结合，形成胚胎（受精后五到六天），然后再将胚胎转移到子宫内，使之在女方的子宫内着床、妊娠。因此，足够健康的精子与卵子是开展试管婴儿技术研究的首要条件。

为研究人类遗传学，卢惠霖很早就有建立精子库的设想。1980年，卢惠霖接到了一封病人的来信，上面写道：“卢教授，我是一位无精症的患者。听说国外有人的精子库，为什么我们国家不尝试建立呢？用人工授精来帮助像我们这样的人。”这让卢惠霖下定决心建立人类精子库，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正在北京学习的卢光琇。

卢光琇先是对北京的牛精子库进行了研究学习，次年，她带着关于冷冻牛精液与精子库的学习记录与技术回到长沙，探索建立人类精子库。人类精子库筹建小组由志同道合的十位医生组成。筹备组没有实验场地，众人便在办公室用布隔开一方小天地;没有资金购买实验设备，卢光琇就靠着父亲的面子向其他实验室借来试管、烧杯等器材，向液氮工厂讨要液氮制作冷冻精子保护剂，并自己动手改造旧设备制成恒温箱。这些硬件虽然简陋，但经过这些心灵手巧的科学家一番改造、打磨，竟也能用。精子库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实验必需品精子标本的匮乏。不但精子实验室男同志去门诊向病人收集精液无果，就是男医生也不愿意主动捐精。卢光琇只好求助于自己的先生林邦俊，这才有了实验所用的第一份精子标本。后来，夫妻二人去煤矿动员，再加上各路熟人、朋友也来捐献，逐渐打开了精液捐献渠道。经过多番宣传、劝说，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捐献精液，精子标本不足的问题才逐渐解决。在获得精液后，实验团队选取优质精子进行冷冻复活实验，最终在1981年底，卢氏父女领导的医学团队在当时的湖南医科大学建成了我国首个人类精子库。

当年获取精子标本虽然不易，但其难度与获取卵子标本的难度相比，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与男性动辄可生产上亿个精子不同，一个女性终其一生也只有五百个左右的成熟卵子。在当年的医疗水平下，由于阴道B超技术不够发达，要获取卵子，就必须手术开腹，靠医生凭借手感寻找卵泡，然后将卵泡抽出来，放在无菌的试管中。在男性连精液都不愿捐赠的时代，想要女性捐献卵子，其难度可想而知。为获取实验所需卵子，卢光琇只能去妇产科手术室外寻求病人废弃的卵子。她常常是连续在手术室外等待多天，也没有得到一颗卵子，还要忍受无数的白眼与嫌弃，委屈无比的她向父亲哭诉。在父亲的帮助下，有了手术室医生的配合，卢光琇才顺利得到了做实验所需的卵子。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更是需要重点攻克的难关。这个技术是在体外将采集到的卵子与精子一起放置于特定培养环境中，以完成卵子体外受精及早期胚胎体外发育的过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简陋的研究条件和有限的知识经验，体外受精实验常告失败。比如体外培养的过程中，培养箱里需要一定浓度的高纯二氧化碳，以维持胚胎培养基中的酸碱度稳定。但是当时湖南没有专门生产高纯二氧化碳的厂家，他们只好从一家酒厂引进二氧化碳，由于这些二氧化碳中含有乙醇，结果培养箱里全是酒味。前来考察的耶鲁大学科研人员开玩笑说：“这些孩子生下来一定是酒鬼。”这充分表明当时长沙试管婴儿技术在起步阶段的步履维艰。

然而，这世上的难事，最怕不屈不挠者的迎难而上。1985年当试管婴儿研究被列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北京医科大学三院张丽珠教授团队、湖南医科大学卢光琇教授团队以及协和医院团队共同入选，此后卢光琇更是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工作。她以实验室为家，连饭都是家人送的，因而总是有一顿没一顿，经常是饿得胃疼不已。为了连续不断地观察胚胎的体外发育过程，她三天三夜不曾离开实验室，结果因饥饿而胃疼得痛倒在地，被同事和学生抬上了手术床。总是不成功的实验，让她心急如焚。她回忆道：“我父亲老早就说了，不看到试管婴儿出生，死不瞑目。那些长辈们看到我就说，光琇，你要努力啊，你一定要給你爸爸争气啊！我自己也很急啊，用了那么多钱，却还是没有个结果出来，那不等于白花了吗？”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八年的不断实验与技术攻关，卢氏父女及其科研团队终于在1988年6月迎来了突破性成果，湖南省第一例试管婴儿章皿星诞生，只比张丽珠教授团队的我国第一例试管婴儿晚了三个月。因此，卢光琇团队与张丽珠团队共同获得1989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二

胚胎置于母体子宫后，发生流产或胚胎宫内停育的可能性比自然妊娠要大。因每次移植多个胚胎，多胎发生率也高，且易有并发症，也易发生早产。若母体输卵管未完全堵塞，植入宫腔的胚胎还可能流入输卵管内变成宫外孕，有时甚至发生宫内合并宫外妊娠，从而引发大出血。

为了避免再次手术取卵给患者带来痛苦，卢光琇率领团队攻克了胚胎冷冻保存技术。由于胚胎移植后着床不成功、发生自然流产的概率较大，因此将多余胚胎贮存以备下一次移植便变得极为重要。现在这项技术已经大为发展，人类胚胎经十余年冷藏后再移植至子宫内仍能发育至足月分娩。之后，她又率领团队研究出超快速胚胎冷冻技术，我国首例超快速冻胚移植试管婴儿在2000年出生。

除此之外，与试管婴儿相关的还有配子输卵管内移植术、合子输卵管内移植或胚胎输卵管内移植、精子显微镜注射入卵受精术等。这些辅助生殖技术造福了各种各样的不孕不育患者，卢光琇也因此被人尊称为“送子观音”。

中国有句古语，是为“医者，仁道也”。同样，西方世界也有言道“Medicine is an art”，是art，而不是skill或craft，这表明行医需要用心、用情，而不只是简单地靠技巧。卢光琇的生殖工程实验并不是冰冷的研究，她带着医者的仁心、满怀着对患者的真情，不但医治患者的身体，也化解夫妻之间因生育受挫而带来的剑拔弩张与冷漠悲哀。曾有一对广东夫妇来到医院，男人因婚后女人许久未怀孕而嫌弃女人。卢光琇在接诊之时告诉男人，夫妻不孕不育的原因中，女方占百分之四十，男方占百分之四十，男女方共同占百分之二十，他的妻子怀不上孕，他自己也有责任，孩子是因为夫妻相爱才来到，女人因未孕已背负了家庭和社会的极大压力，做丈夫的应体谅、温暖妻子，而不是一味指责、嫌弃。同时，她又劝解女人，要她减轻思想负担、用正确的方式积极备孕。一年后，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来到了他们身边。

从技术上讲，“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是可以筛选性别的。因此，常有夫妻提出这样的请求：“请帮我们做一个儿子吧！”“给我们做一对龙凤胎吧！”然而，性别筛选不但有悖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也与我国的法律相悖。除非是与性别有关的遗传病等医学需要，否则做试管婴儿是不能进行性别筛选的。面对那些受重男轻女落后观念影响的病患，卢光琇多方开导，传播男女平等的观念。她甚至以卢氏四姊妹为例，驳斥香火传承、女不如男等陈腐观念。由于卢惠霖夫妇对四个女儿用心栽培、言传身教，卢家四女个个都极有出息，“大姐当了解放军，二姐在天津大学学了工程物理，三姐也学了理科，在北大生物系”。谁说女子不如男？巾帼亦能胜须眉。

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试管婴儿技术曾一度被叫停。这个消息犹如一盆冷水泼来，但卢光琇并没有放弃，也不曾放缓研究的步伐，她想到了父亲长期以来都在推动中国优生优育工程，自己所学所用也同样可服务于民族优生优育与民众健康。关于人类生殖工程的发展规划，卢惠霖制订了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建立生殖工程新技术，第二步是生殖和遗传工程相结合，最后则是改造配子及胚胎遗传组成，达到积极性优生的目的。当试管婴儿技术暂停之时，卢光琇便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探究辅助生殖技术与遗传工程相结合的可行性。比如，她结合生殖医学与遗传医学，经过孕前诊断，成功阻断了遗传病在家族中的垂直传递，从而避免有遗传性疾病婴儿的出生，达到优生的目的。

她还探究治疗性克隆和人类胚胎干细胞领域。1999年成功构建了人类体细胞治疗性克隆胚，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次，比在遗传医学领域一直领先世界的美国科学家早了两年。其后，她又成功建立了国内第一株人类胚胎干细胞系，进而建立干细胞库。如果说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造福的是占人类少数的不孕不育夫妻，那么干细胞技术惠及的便是整个人类。因为干细胞拥有让人叹为观止的非凡能耐。干细胞来源于胚胎、胎儿或成体。由于它能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长期进行自我复制，能够分化成身体组织和器官的特化细胞，如此将干细胞及其衍生组织器官应用于临床将导致临床医学革命。传统医学治疗主要以药物、手术为主，而干细胞治疗模式则是给病人的身体提供新生的细胞和器官，是再生医学治疗，临床医学治疗从治标转换为治本，因此许多细胞或组织退行性疾病如糖尿病、慢性心脏病、终末期肾脏病、肝脏衰竭、白血病、心脑血管疾病、免疫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都有望依靠干细胞治疗从而得到根治。疾病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折磨可大大减轻，人类的寿命也有望大大延长。

新冠疫情期间，卢光琇领导的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免费捐赠临床级间充质干细胞制剂，用于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及恢复期患者肺纤维化治疗，这批重型/危重型患者最终全部治愈出院，且愈后效果良好，得到患者的高度评价。

四

卢光琇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在科研、教学、临床岗位上，她带领的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在世界同行中位列前茅、享有盛誉，她为国家培养的大量高质量科研人才继承其事业孜孜以求地攻克未知领域以求造福于整个人类。

卢光琇还率领团队积极服务地方，先后承接了长沙市“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免费筛查”、遗传性罕见病综合防控等民生项目，通过基因检测等技术，通过遗传咨询，孕前、产前诊断等方式，为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排除遗传性罕见病生育风险以实现健康生育。此外，其团队还在长沙市高新区免费开展“0—3岁儿童生长发育筛查”等活动，为辖区内婴幼儿提供一整套发育筛查评估、智力评估、孤独症评估，致力于筛查出发育异常、智力异常和孤独症儿童，为他们及早进行干预治疗。

今已至耄耋之岁的卢光琇说：“我和我父亲的梦想，还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实现中华民族的遗传优生，依然任重道远。”她还为自己的产学研事业勾勒一幅宏伟的蓝图，即结合未来医学理念，打造一条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链，包括“帮你怀—帮你生—助你长—帮你存—帮你防—成人健康管理、干细胞再生医学、老年医学”等一系列健康服务平台集群，涵盖辅助生殖、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儿童生长发育、妇产（围产及母胎医学）、遗传与基因诊断、遗传性肿瘤防治、老年性疾病防治、新型高端健康管理等多个专业领域，进一步引领遗传优生技术的发展。她怀着与父亲卢惠霖同样的奉献精神与济世之心，面容慈祥、目光坚定地继续谱写着“试管婴儿之母”的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