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影响

张芳

内容摘要：作为对文学鉴赏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的外部因素之一，地域文化因素能够从环境、读者、作品这三个方面入手，对文学鉴赏的角度和方向进行引导。通常情况下，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主要是从作者对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描写中诞生，能够充分彰显作者对作品人物文化心理、肖像、动作的准确状况。作者自身是否具有较高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积累的地域文化知识是否丰富、对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和特色是否具有敏锐感知力，直接决定了形成的文学作品风格是否符合写作要求。因此，本文针对地域文化因素对文学鉴赏产生的影响展开详细分析，为文学鉴赏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文学鉴赏 地域 文化因素 影响

对于地域文化因素而言，是能够对文学鉴赏质量造成影响的外部因素之一，地域文化因素对文学鉴赏的影响不仅能够通过鉴赏对象发挥作用，而且还能利用读者影响鉴赏深度，甚至可以通过环境左右鉴赏结果。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鉴赏过程，都必须具备环境、读者、作品这三个条件，三者共同存在、缺一不可。当鉴赏方式和鉴赏内容存在较大差异时，这三个不同领域的地域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而且存在的差异非常大;当鉴赏方式和鉴赏内容相同时，这三个不同领域的地域文化因素所呈现的内容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然而当文学作品鉴赏活动不断深入，在以读者为核心和主导的基础上，来自这三个领域的地域文化因素信息通过互相交流、彼此渗透、充分震荡、融会贯通，在确保整个鉴赏活动顺利完成的同时，使读者能够从中获得符合自身特殊审美要求的收获和提升。

一.文学作品中携带的地域文化因素

之所以文学鉴赏活动受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较大，主要是因为鉴赏文学作品带有不同程度的地域文化信息，当文学作品中涉及的地域文化信息内容越多、信号越强时，文学作品所呈现出的地域文化氛围就越浓厚、文化特色就越鲜明，从而对鉴赏过程产生的影响也就越明显。

借由文學作品将地域文化因素带入到鉴赏过程中，能够使地域文化因素成为一种能够被鉴赏的具体特色、内容、风格，使读者对地域文化因素进行充分察觉、辨识和有效掌控，这些行为都是在读者实际赏析过程中逐一落实。但是，大部分读者在赏析过程中对此并没有明确感知，反而一些具有专业眼光的批评家和研究家，自身拥有高于普通读者的艺术洞察力和文化分辨力，因此，能够将这些信息进行快速、准确的捕捉，并展开系统梳理。

通常情况下，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文化风格主要是从描写对象以及作家两个层面产生。针对描写对象而言，主要涉及特殊地域的文化传统、方言、风俗、人物、环境等因素，比如，环境因素在美学家泰纳眼里，被视作与时代、种族并列高度的学文三要素，认为自然环境、气候都会对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一部分人认为泰纳所说的环境是指自然环境，不涉及社会文化因素，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之后，还要对城邦政治稳固、统治者地位、军事干涉、国家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进行分析，只是在理论层面的归纳缺乏明确性而已[1]。

从文学鉴赏的角度进行分析能够发现，在对地域文化特色进行传达的过程中，虽然环境的描写与烘托必不可少，但是在文学作品的构架中，这些内容始终是外在因素，真正处于核心位置的永远是人，在抒情性的文学作品中，是引导作品发挥抒情作用的主人公。比如，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华民族的祖先对“钟灵毓秀”这个词给予了美好的寓意，其中“钟”和“毓”两个字极为灵动，是对聚拢和聚集的生动诠释，将山川的灵秀之气聚拢到人的身上，使该地域人群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文化性格。“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以及“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从地域特征入手，对三秦故地人民的性格特征以及民风民气进行直接论证[2]。

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只要对涉及地域文化特征的人物进行充分描绘，其他情感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俗方言等地域文化因素，必然能够被带动起来[3]。

二.读者具有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

任何一篇进入读者视野中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作者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因此，无论是环境、人物，还是其他因素，所有其中涉及的地域文化特色，都是作者精心选择、充分体验、深入加工、有效提炼出的精华。只有通过作者不断积累创作经验，在创作过程中对这些经验进行不断优化与升华，才能使文学作品中包含大量地域文化信息，供读者鉴赏。因此，创作者自身具有的地域文化知识积累量、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对不同地域文化特色和传统的敏锐感知力，成为文学作品彰显地域文化因素价值的关键所在[4]。

通常情况下，作者自身的地域文化素质主要是来自少年时期的生长地，包含的文化传统、历史遗迹、风土人情、自然风物等，都是作者在认识并理解这个世界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从作者建立思想意识的最初阶段，就开始发挥熏陶和感染的作用，并且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使作者形成最基本、最初始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的主要表现形态以乡土依恋为核心，逐渐发展成乡情和乡思，通常会伴随人的一生。唐代著名诗人柳宗元在《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中写道：“海上尖峰若剑芒，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所传达的就是自身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和浓浓的思乡意绪;众所周知，李白在《静夜思》中，通过描写床前的月光，将自身渴望回到家乡的迫切心情充分表现出来;在现代文学作品中，鲁迅先生创作的散文《故乡》运用了感人至深的表现手法，充分抒发了自身的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这既可以被称作乡土情结，也可以被叫做故乡情结，是构建作家地域文化心理素质体系中的核心与基础[5]。

纵观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通常情况下，能够对地域文化特色进行充分诠释、对地域文化内容进行详细描写的作家，只有极少数不是以故乡入手。《楚辞》具有浓烈的地域文化特色，直到现在，依然能够为专家学者研究“楚文化”提供资料和素材，屈原身上表现出至死不渝的忠贞和坚守、烈火一样熊熊奔涌的思想，即便与诗人追求完美人格和美好政治理想有关，但都少不了对故国家乡的热爱和思念。屈原用尽一生都在赞美和讴歌故乡，这对后世文学作家的地域文化素质产生了重要影响[6]。

三.鉴赏环境具有的地理文化因素

当读者处于不同的鉴赏环境时，具体地域文化环境对文学鉴赏进程起到的影响也不同，读者要对此给予高度重视。比如，读者开展文学鉴赏的位置与“关山”相距较远，并且自身处境与“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创造的意境相似时，此时阅读《滕王阁序》这首具有浓厚家乡地域文化色彩诗词时，就会使读者产生亲切和温馨的情愫。反之，当读者开展文学鉴赏活动的具体环境就在自己的家乡，那么作者就不会产生远离他乡、思念亲人的感受，那么在阅读这首诗词的过程中，所收获的情感大有不同[7]。

命运无常，人生多变，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生存地带地域文化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极为普遍，是人们的文化心理在生存地域和命运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所产生对应的调整，将全新的因素充分融入到人们原本在故土故园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素质中。对于文学作家而言，通常会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将自身地理文化心理在地域迁移过程中呈现出的变化进行充分诠释。比如，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庾信，就曾经历了南朝到北朝的更迭，在此过程中，他所经历的外部地域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庾信的心理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杜甫曾经评价庾信，认为他创作的文章具有较高成熟性，下笔稳健、才艺纵横，但同时也认为虽然庾信的一生萧瑟凄凉，但是晚年所创作的诗词歌赋名震江关，这样的评价明显然是对庾信诗词创作受南朝到北朝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充分考虑。庾信早年间身居在建康城，所创作的诗文奇巧惊艳;然而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之后，庾信滞留在北朝，不得已又成为鲜卑人的官吏。庾信身为两朝官吏，自觉在德行上有所不足，名节难以保全，因此，心中愤懑、痛苦。再加上北国地域文化悲凉、飘零的渲染，导致庾信后期创作的诗文，整体风格具有浓烈的郁闷、苍凉之情。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刘师培对庾信从两个层面入手进行了分析，认为庾信与南朝诗人江总有相同的遭遇，常年身居北方，因此，在江总和庾信创作风格的影响下，北方文学的创作风格逐渐崇尚南方的奇巧惊艳;庾信在北朝成为官吏之后，所创作的诗文风格逐渐变得深沉。刘师培虽然将庾信晚年所创作的诗文作品归纳到“南朝文学”范畴内，但还是将这些作品另外分成一个单独的派系，并且对庾信作出了“掩抑沉怨，出以哀艳之词”的高度评价[8]。

杜甫对庾信非常欣赏，受庾信的影响较深，主要表现在入川以后创作的诗文《咏怀古迹》。当我们将杜甫作为文学鉴赏者、将庾信晚年所创作的诗文作为鉴赏目标，通过分析能够发现，外部地域文化环境的变化，对文学鉴赏产生的影响极大[9]。

四.地域文化环境影响的复杂性

在开展文学鉴赏活动的过程中，当读者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时，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进程以及鉴赏效果也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因此，在对文学鉴赏和地域文化因素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这一因素的高度重视。鑒赏一部具有丰富地域文化和家乡文化特色的作品，能够进一步拉近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使读者产生温馨和亲切的感受。反之，当作者没有经历过远离家乡的奔波与思念，在鉴赏同一部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自然不会与作品在情感层面产生共鸣，也不会对作品内容深刻体会，也不会发出“命运无常驻，人生无所定”的感叹。

著名诗人杜甫和庾信的共同点之一，就是他们二人都是在中年之后，生存的地域发生了远距离变化，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在这一变化发生之前，他们都已经形成各自特有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因此，在二人创作的诗词作品中，经常会将自身对新地域环境的不适应以及不认同表现出来，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错把杭州做汴州”“错认他乡做故乡”，使二者对故国家园的思念之情更甚。然而，如果二人在少年时期就离开家乡，而且不是因为二人所生活的环境遭逢战乱，逼不得已离开家乡，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以我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刘心武为例，他出生在四川，但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跟随家人迁居到北京生活，从四川到北京的空间转移距离比较大，甚至超过了杜甫和庾信。在北京的长期生活，使刘心武接受北京地域文化环境的感染和熏陶的程度远高于他的出生地四川，也就是说，刘心武具有的地域文化心理主要是在北京形成。他所创作的大量小说无论是作品题材，还是人物性格，甚至是整体气质神韵，都透露着浓浓的北京味道。因此，如果按照地域文化进行分类，必然会将他划分到当代京派作家群体中，而不能将其划分到川派作家群体，对其而言，第二故乡北京才是真正的家乡。通过对刘心武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能够发现，在地域文化渊源层面，他与作家老舍之间的距离远高于他于沙汀之间的距离。然而，无论是老舍创作的文学作品，还是刘心武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中具有的纯正北京味道都是值得欣赏和把玩的，使人们对相关文学作品给予了高度击节。然而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中，从没有出现过如陈忠实和柳青作品中“君自故乡来”的体验。从中能够看出，创作主体和鉴赏主体受地域文化环境的人影响较大。类似于贾平凹这一类从老家到其他城市发展的文学作者而言，无法对新的生活环境完全认同，即使将自身看作《废都》中的哲学家“牛”，依然也会在梦中想要往钟南山跑。

我国对地域文化相关内容的研究从古到今从未间断，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导致从地域文化角度入手开展的文学研究近几十年有所间断，但是伴随文化热现象的出现以及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并且研究内容从传统泛政治模式以及阶级斗争模式的桎梏下彻底解脱，逐渐朝着多元化方式发展，使文学活动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关注，各类研究工作也逐渐朝着这一方向拓展，很多作家能够对相关理念和研究主动实践。在此过程中，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编撰的《中国文学与地理文化丛书》是一项对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关系进行拓展性研究的学术工程，虽然其中各篇章创作者的文学功底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呈现出的内容依然能够开阔读者眼界。因此，在研究文学鉴赏与地域文化因素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只要确保鉴赏角度具有较高合理性和可行性，并且对各种零碎的想法和思路进行系统梳理，必然能够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正确认知和充分理解。

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工作而言，在我国的开展时间比较早，拥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和成果，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导致地域文化因素在文学领域的研究缺乏连续性。特别是“文化热”的出现，彻底转变传统研究地域文化因素单一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范政治模式，不仅使文学活动与地域文化艺术之间的关系逐渐浮出水面，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而且也为相关工作的有效开展指明了方向。因此，相关人士必须在思想层面对地域文化因素在文学鉴赏活动中具有的重要性给予正确认知和高度重视，从文学作品、读者、鉴赏环境这三个角度入手，深入分析地域文化因素对于文学鉴赏产生的影响，从而使作者在今后创作过程中，能够对作品中地域文化因素给予高度重视，通过对地域文化因素的合理应用，使文学作品的鉴赏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为文学领域创新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参考文献

[1]葛雪梅.高晓声文学创作与常州鱼文化——高晓声文学创作与常州地域文化系列研究之一[J].文艺争鸣，2016（11）：5.

[2]黄欣朋，盛严宏.地域文化文学类拓展性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以“走近桐乡文化名人”为例[J].教学月刊：中学版（语文教学），2016（1）：3.

[3]劉伟华.品味俄侨文学推广地域文化——省图邀本土作家李文方与读者共赏《六角街灯》[J].图书馆建设，2016（2）：5-5.

[4]覃江华.世界文学视野下的鲁迅乡土小说英译——评《异域的体验：鲁迅小说中绍兴地域文化英译传播研究》[J].鲁迅研究月刊，2016，000（012）：97-102.

[5]杜昆.当代文学地理学的自觉建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讨会综述[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9（2）：4.

[6]杨欣闽.从个体的文学探寻到地域文化的苍茫之境——地域文化在王芳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三重意义[J].文艺评论，2017（3）：2.

[7]禹权恒.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自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论[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1）：5.

[8]林芝.文化自信视域下文学期刊的福建地域文化表达——以《福建文学》散文栏目为例[J].东南传播，2019（2）：3.

[9]刘兆林.地域文化的挖掘与民族精神的礼赞——满族作家周建新长篇小说《王的背影》读后[J].满族文学，2020（2）：2.

（作者单位：鹤壁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