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结局与无形探究

读完晓苏发表在《作家》2022年第4期上的短篇小说新作《发廊门上的纸条》，有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笔者的脑海。第一个是有形结局。这篇小说的结局出人意料，余花作为小说的主角，由她坦陈写纸条的动机和目的，大大刷新了读者对该小说的认知，这个有形结局引起了笔者诸多无形的思索。第二个是无形探究。余花坦陈纸条之谜后，又有很多结局之外的问题在笔者的脑子里涌现：余花写纸条的方法正确吗？目的达到了吗？作家没有告诉读者，只有读者自己去思索，去推测了。笔者以为，真相大白后的无形探究，其实是由作家提供的信息构成的意蕴空间，小说结构的开放性与小说言说的未完成性，为读者提供了对作品解读的多种可能性。

小说主要讲的是在发廊女老板余花36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她的丈夫毛坯为了给他过生日，大老远从外地打工处赶回来。毛坯到油菜坡时，已是晚上。路过余花发廊门口时，门上啥都没有。第二天早上，毛坯却发现发廊门上贴有一张写有“苏正恩想吃小鱼儿”的神秘纸条。作为余花的丈夫，针对纸条是谁写的这一问题，毛坯煞费苦心。他将目光锁定居住在发廊周围的苏贞恩、马新楔和冯梦喜这三个男人身上，并为自己的质疑做了周密的逻辑推测。同时，苏贞恩等三对夫妇，也为纸条是谁写的做了大量的猜测与推理。最后，余花坦陈纸条是她写的，令读者猝不及防，目瞪口呆。

小说一开始就通过那张神秘的纸条设置了一个诱人的悬念，也是作家特地设置的一个谜团。它就像一粒石子，狠狠地砸中笔者的心，砸中四个男人的心，也砸中整个油菜坡人的心，就像人们所说的一石激起千层浪。

《发廊门上的纸条》因其浑然天成的语言和结构形式，逻辑慎密的思维方式、悲悯细腻的人文情怀，使得作品以独特罕见和耐人寻味见长。小说通篇将人物的故事用地方方言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语言是一种修养与天性。晓苏的小说语言里有审美气质。亦如托尔斯泰说契诃夫的小说那样——“不是有用的，就是美的”。小说中的语言尤其亲切，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更为顺畅清晰。

发廊门上的纸条风波掀起后，毛坯、苏贞恩、马新楔和冯梦喜四人分别用推理的方法，推定了写纸条的人。为了便于理解，笔者觉得有必要将他们的推理从略列举如下：

我叫毛坯，余花是我的妻子。纸条上“苏正恩想吃小鱼儿”的字扎疼了我的眼睛。直觉写纸条的人八成出自一个男人之手，我将目标锁定在苏贞恩、马新楔和冯梦喜三个男人身上。首先，我从字迹上发现不是这三个男人。我又从纸条（纸烟盒子）入手，我觉得只有运输大王苏贞恩请人买过苏烟，将烟盒反过来写几个字易如反掌。我还看到沙发厂老板亲自用木材强力胶往沙发上粘海绵，据说这胶水可以粘石头，在门上贴一张纸条不是小菜一碟吗？纸条上那条画上去的红鲤鱼，除了美术老师马新楔外，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在烟盒子上画鱼的人了，关键是还涂了红色颜料。我对这三个男人的怀疑是有原因的。

我叫苏贞恩，因为余花发廊门上纸条的事，老婆找我扯了一天的皮，我也因曾经打过余花的主意深感后怕。我认为纸条是马新楔写的。因为我亲自看到马新楔将画好的红鲤鱼送给余花，我还偷听到马新楔说想吃小鱼儿的话。而且，马新楔知道我喜欢余花。

我叫马新楔，因为纸条的事，媳妇娃子去娘家都改变主意了，她担心我出事，因为苏贞恩说纸条是我写的。我认为纸条是冯梦喜写的。因为冯梦喜从沙发厂往发廊走，当他看到我时，立刻掉头往回走了。在我眼里，冯梦喜就是鬼鬼祟祟，连走路的姿势都值得怀疑。

我叫冯梦喜，因为纸条的事，媳妇娃子突然袭击，从远安赶到油菜坡，问我是不是想吃小鱼儿？我断然回答，不是。我认为纸条是苏贞恩写的。我觉得只有苏贞恩吸烟，而且苏贞恩曾请人带过苏烟。其次，我认为自己丢失的胶水是苏贞恩顺手牵羊拿走了。更重要的是，苏贞恩风流成性，而且苏贞恩知道马新楔和我也喜欢余花，他只是想转移大家的视线。

就这样，四个男人的推理过程，形成四个片段故事，最终，核心人物余花坦陈了写纸条的目的。

我叫余花，小鱼儿是我的外号。因为我发廊门上出现了一张神秘的纸条，我一下子成了油菜坡的新闻人物。在油菜坡这个地方，人们对发廊一直持有偏见，认为开发廊的人十有八九不正经。毛坯刚出去时，苏贞恩、马新楔和冯梦喜三个男人对我都很好，义务帮我装饰发廊。然而时间一长，我发现他们都对我心藏小恶。比如冯梦喜居然晚上想留下来陪我，我吓得把他推出了发廊。马新楔给我送来一幅小鱼儿的画，说小鱼儿是我，还想亲我。幸亏我急中生智让他跑出了发廊。苏贞恩跑长途回来，给我送来一件羊绒衫。次日上午，我就将羊绒衫送到苏贞恩家里了。知道三个男人对我心藏小恶后，我想法与他们的妻子取得联系，想让他们的妻子来牵制他们的行动，但效果不大。后来，我就在发廊门口贴出了那张纸条。那个苏烟盒子，是苏贞恩随手丢到我发廊里的。那条红鲤鱼，是马新楔画了送到我发廊里的。那半瓶强力胶，是冯梦喜忘在发廊里的。

于是，四个推理片段和余花的讲述组合成了个故事的拼图。让笔者对整个故事清晰明了，作品的丰富与拓展，也在笔者的阅读中成长与更新。

小说采用设置悬念的手法，通过毛坯和三个男人不同的推测，得出不同的结论。他们都站在自我认识、自我经验的基础上，颇有疑邻盗斧的意味，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虽然结论错误，但它们在作品中各自起着结构作用，而且相互之间环环相扣。尤其是毛坯的推测与余花的坦陈竟然不谋而合，既诠释了“一石三鸟”，苏贞恩、马新楔和冯梦喜这三个男人又都骚扰过余花。尽管如此，纸条却非他们所写。因此，笔者觉得，以经验认识事物，也会有犯错的时候，非经实践检验不可。

在叙事上，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作为故事中人物担当的叙事者，他们讲述自己经历的、看到的或听到的与纸条相关的一地鸡毛。他们各人扮演各人的角色，貌似在各说各的，但他们的叙事逻辑却清晰明了、井然有序。这样的叙述，起到了多声合鸣的多重叙事效果，为读者的开放性理解提供了可能，拓展了读者对作品永无止境的理解空间。

作品里余花不打自招坦白的那一小节，成功地将主人公形象树立起来了。作为作品中的关键人物，余花是智慧的，通透的，循规蹈矩的，美好善良的。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作家内心深处的投影，这样的描述真实又恰如其分。

女性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是半边天，也是维系社会安定和谐的纽带。文本中，余花的情感智慧与三个男人的欲望形成鲜明的交锋对立，体现的是男性的欲望反思，女性的智慧彰显。女性不再是男性的从属，余花遵循的是伦理与道德、本份与理智，重视的是社会、家庭、婚姻的和谐、幸福与美满。作家把多姿多彩、富有情调的乡村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各个片段拼合起来的整个故事画面是宁静柔美的，没有男女关系、夫妻生活的大吵大闹，都在理解和自我反省中过日子，给人以安静祥和之美。

《发廊门上的纸条》是一篇别出心裁的短篇小说。小说结尾，余花揭秘纸条真相。笔者以为，在余花的坦言里，真正真相大白的，不是纸条是谁写的这一疑团，而是作家将视野扩展到叙事形式之外，通过对叙事形式的分析，挖掘出这些形式中所隐含的思想、社会和文化内涵。

作家苦苦设计的谜团，读者巴巴盼望解决的谜团，一旦真正被揭开，却没有预期中的惊喜，有的更多的是揭秘后的探究。余花之所以要在发廊门上贴纸条，意在以风波制风波，以风波制小恶。余花的方法正确吗？余花的目的達到了吗？没有答案。只有读者自己去思索，自己去推测了。这个没有答案的答案，就是作品中有形的结局背后，出现的无形的探究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比纸条是谁写的更耐人寻味。

史发竹，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湖北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