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远方

举水河从宋埠镇两边环城而过。南边的河道宽些，叫大河;北边的河道窄点，叫小河。小河边有条街，是城镇与码头连接的通道。街道上铺满石板，石板上刻着深深车辙。与城里的大街相比，这条街很小，叫小街。小街约一丈多宽，有三四十户人家，大部分做小生意。

我家住在小街北头，紧挨着河堤。河堤上绿草葱茏，沿着河堤，两边有许多参差不齐的新坟旧墓，掩映在树木和野草之中。堤下的壕沟，伸向望不到头的远方。

四岁那年的一天，我与坤伢一起，在屋后壕沟里玩。坤伢是对门王奶奶的长孙，与我年龄相仿。壕沟是小街后面倒垃圾和排污水的地方，在壕沟与小街之间，有一块块面积不大、田埂很窄的菜地。正是油菜开花时节，地里一片金黄，一股清香。

好些天没下雨，积水和苔藓都晒干了。霉臭刺鼻的壕沟里，野草灌木绿成一片，把一堆堆垃圾掩藏其中。垃圾堆上爬满绿头苍蝇，叽叽喳喳的麻雀在灌木中扑腾，惊得苍蝇不时“嗡”地飞起。两只铜钱大小的黄蝶，在草丛间忽上忽下。

我与坤伢穿着土布褂和开裆裤，屁股翘老高，趴在沟底玩。三月的太阳已有些灼人，烘热的恶臭直往鼻孔里钻。但我俩注意力全在泥地上，那里露出个骷髅的头骨，枯黄枯黄的，黑洞洞的眼眶塞满泥巴。我找了块巴掌大的瓦片，坤伢捡了根鸡蛋粗的树枝。我们费力地掘开腐臭的泥土，将头骨挖了出来。

头骨出土后，碎成好几块。我们发现那个头盖骨很像锅，就用三块石头支个灶，将头盖骨放在石头上，用瓦片铲了点泥沙放里面，又丢几片马齿苋叶进去，学着大人炒菜的样子，用小木棍在头盖骨中搅拌。这个游戏，姐把它叫做“嫁姑娘”。时近中午，我们如痴如醉，一脸泥点，鼻子上渗出了汗珠。

耳边传来姐的喊声。我站起身，只见姐穿件白底蓝格衬衣，颈上系着红领巾，站在后门外大叫。

“宪宪，快回来。妈要我们跟她一起出去。”姐向我招着手。

我出生时，正逢国家发布第一部宪法，所以父亲为我取名建宪。那年头很看重宪法，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只要名字中有个“宪”，准是这年出生的。

我从壕沟爬出来，向家中走了几步，有点不舍地回头看了看自己的“锅”。忽然，我发现那个骷髅头的下半截，被我们甩在一旁的两排弧形齿骨，还有连着鼻骨的两个黑眼眶，像一个没有脸的怪人，就要笑出声来的样子，吓得我的心扑通乱跳。

家中有些异样。奶奶坐在圆靠椅上，歪着身子，用围兜不断擦眼泪。她穿着大襟黑褂，满头白发梳成个柿子大的鬏髻，盘在脑后。妈穿着宽大的蓝衫，挺着大肚子，一脸消瘦，眼圈红红的，站在奶奶旁边。

“不是我不开通。我一辈子生了十一个，只有这个断肠儿还活在世上，叫我么样舍得！”我听到奶奶在说活，她的眼泪不断线地哗哗往下掉。

我和姐一进门，妈就把我拉到天井旁，拿起葫芦瓢，从石臼中舀出一瓢水，冲洗脏兮兮的小手。洗完手，妈用天井里挂着的粗布毛巾，擦了擦我的脸，脱下沾满泥土的小褂和裤子，扔进天井边的脚盆，从里屋拿出一套干净裤褂，给我换上。天井里长满绿苔，散发着霉味。

妈低头给我扣扣，鼻孔里喘着粗气，两个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在我脸上擦来擦去。她的手冰凉，右手大拇指分了叉，长着一大一小两个指头，这使她扣起扣子来很不方便，弄了好几下才扣好。

“奶，我们去送送他。车子在车站要停一下，我们在爷爷店里吃饭。”妈挺着大肚子，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姐，对奶奶说。走到门口，她又回头说：“奶，您莫太伤心。他说了，过一两年就能调回来。”

奶奶没抬头，扬手轻轻挥了一下。

出门左拐，上了大堤。我问妈去哪儿，妈说：“车站。送你爸去新疆。”

爸爸在外工作，很少回家，對我来说，他去哪儿都一样。我感兴趣的是去爷爷店里吃饭，每次在那里总会有点好东西吃。

下了大堤，沿公路走一小段路，远远望见爷爷的茶馆。茶馆挤在公路边一排灰蒙蒙的房子中间，门前吊着个很大的黄灯笼，灯笼上写着个“茶”字。

茶馆里一大群人站着，有老有小，把爷爷围在中间，杂乱地叫喊声传了出来：“来一个！来一个！”一个20来岁、光着上身、剃个平头的小伙子，笑嘻嘻地跑出茶馆，从门外抱进一块大青砖。这种青砖是修城墙专用的，有三四十斤重，生铁般坚硬。小平头呼哧呼哧地将青砖抱进茶馆，人墙闪开一条路。只见粗矮壮实的爷爷，光着头，从黑色对襟夹衣中脱出一只右手，挽了挽袖子，露出青筋突起的粗胳膊。他深深吐纳了几口气，站直了，将右手高举，大吼一声：“嘿——！”只见那只手变成掌刀，电光石火般切在小平头双手抱着的青砖上，“咔嚓”一声，青砖断成两块，从小平头手上掉下去，差点砸在他的脚上。人群一声欢呼，鼓起掌来。

爷爷收回右手，伸进袖筒之中，得意洋洋地笑着：“喝茶！喝茶！”

人群围上茶桌。爷爷没有去筛茶，而是向茶馆门口走了过来。

“小邋遢，早看见你了！”爷爷把我抱起，看了看我的袖口，“今天没用袖子擦鼻涕？”

“妈给我换了衣服。”我说。

“难怪这干净。”爷爷笑着。扭头对妈说：“幼香，我买了菜。你把桶里那条鱼杀一下，还是活的。”

妈的大名叫李幼华，幼香是她的乳名。除大姨和二姨外，只有爷爷和奶奶把妈叫“幼香”。

妈没说话，挽了挽袖子，挺着大肚子，一扭一扭走向后边的灶屋，拿起围裙系在身上。

姐姐跑向车站。“妈，我去接爸爸。”

“我要看鱼。”我对爷爷说。爷爷把我放了下来，我跑到灶屋，蹲在木桶旁，桶底果然有条半尺多长的鲫鱼，鼓着眼睛瞪我。

爷爷走进灶屋，从一个有大人那么高的铜茶罐中，向小茶壶里倒茶。那个小茶壶也是黄铜的，壶嘴又长又尖。

“爹，你么答应他去那远的地方。”妈的声音，“奶昨天哭了一夜。”

“领导要他去，有么办法！”爷爷说。

妈没说话，在铜盆里哗啦哗啦洗菜。爷爷走向堂屋，给坐在条凳上的茶客们筛茶。回到灶屋，爷爷拿起烟管，一股呛人的烟雾飘了过来。

不一会，姐的声音传来：“妈，爸爸下车了！”

一辆绿色的敞蓬大卡车，停在车站不远处的公路边，车上的人手攀着挡板往下爬。姐牵着爸爸的手，从公路边走过来。爸爸穿件没领章的退色灰军衣，胸口插着支钢笔，又黑又瘦。

爷爷放下烟袋，迎了出去。我跑在爷爷前面，扑向爸爸。

爸爸把我抱起来，绕过堂屋里喝茶的人们，径直走进灶屋，坐在灶前烧火的小板凳上。

“爸，计划改了。我们到三岔路吃饭，车子在这里只加油。”爸爸对爷爷说。又把头转向妈，“幼华，小玲没来？”

“她睡了。”妈没好气地答，把白菜从铜盆往筲箕里捞。

爷爷拿起烟管长吸一口，对爸爸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你这一去新疆，几年不能回，家里么辦？”

“昨天副县长找我谈了话，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爸爸望了望灶屋外，低声说，“他还说，去新疆的人都涨工资，比这里多一倍。”

爷爷望了望妈。妈把头转向一边，咬着嘴唇，不做声。

“内地去的都有提拔。我现在是县援疆团的参谋。”爸爸对爷爷说，眼睛却看着妈。

“参谋是多大的官？”爷爷问，“过了团长就是你？”

爸爸略为犹豫了一下，轻声说：“差不多吧。”

妈突然从水桶中捞起那条鲫鱼，“啪”的一声，重重摔在地上。响声很大，堂屋里喝茶的人都转过头来，朝灶屋里看。鲫鱼弯曲着身子，张着口，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妈绷着脸，挺着大肚子，费力地弯下腰，把还未断气的鲫鱼捡起来，放在案板上，一手用抹布按着鱼头，一手拿起菜刀，刮起鱼鳞来。

茶馆内外，所有人都没说话。只有妈的菜刀，在鱼身上发出嘶拉嘶拉的声音。

公路上“轰”的驶过一辆汽车，一团灰尘和一股汽油味扑进茶馆。

“爸，我也想去新疆。”姐姐忽然说。

“爸，我要当团长。”我歪着头，大声说。

大家都笑了。这时，车站那边有人喊：

“陈兆，上车了！”

“来了。”爸爸应答着。妈放下菜刀，在围裙上揩了揩手，从爸爸手上把我抱过来，放在地上。爸爸站起来走出茶馆，妈牵着我，爷爷牵着姐跟在后面。

到了卡车边，爸爸回头对妈说：“我一到那里就写信来。”

妈转过头，不看往车斗中攀爬的爸爸。有几滴冰凉的水，落在我头上。

卡车开动了。

“爸爸再见！”姐姐扬着手喊。爷爷向汽车挥手。

妈把背对着汽车，低着头，咬着牙，脸色蜡黄。她撇开腿，挺着肚子吃力地站着，眼睛朝向金黄的油菜地。

卡车上传来一阵激昂的歌声：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

汽车被路上扬起的灰尘淹没，歌声越来越远。不一会，灰尘和歌声消失得无影无踪，公路边，只剩下老人、孩子和挺着大肚子的瘦削女人。

父亲在日记里记载，这一天是1959年3月18日。

陈芝麻，本名陈建宪，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