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错位下王熙凤悲剧的五重身份

康亚乔

内容摘要：王熙凤出生于封建统治阶层内部，但是她却具备着与封建传统相悖的诸多特征，归其根本原因即是其的性别错位。性别错位下的王熙凤在在金钱中逐渐丧失自我;在婚姻中，一边迎合传統婚姻制度，一边又反抗这样的制度，最终不得不戴上面具;在家宅中，作为能干的媳妇她惨淡经营却被数罪并罚，最终性别错位下的王熙凤只能成为封建制度的殉葬品。

关键词：曹雪芹 《红楼梦》 王熙凤 性别错位 悲剧

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删减五次”的《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石破惊天的开创性意义。它不仅是一幅生动形象的时代画卷，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悲剧。《红楼梦》的悲剧之伟大不仅在于人物命运，更在于它揭示并解构了特殊时代背景下以王熙凤为典型代表的性别错位的悲剧，它在模式上打破了“叙男人完全是阳刚，女人完全是阴柔”的传统[1]。而传统转换行为模式下的王熙凤势必会不容于传统，成为传统的牺牲品。

王熙凤的悲剧不仅在于其与书中其他人物一样的普遍性，即无法掌控自己人生命运的悲剧。其悲剧的更深层次来源是其的性别错位。《现代汉语词典》对“性别”的解释是：“性别指雌雄两性的区别，通常指男女两性的区别。”[2]性别一般用来区分男女，尤其在礼教森严的封建王朝，人们会天然对性别的社会属性有着固有的刻板印象。而曹公笔下的王熙凤基本上背离了女性的社会属性，形成了“性别错位”。她不再局限于相夫教子的三从四德，而是开始明显显现出部分一般男子才会有的社会属性。而这主要体现在其对传统社会中女性金钱观、婚姻观、价值观等背离，而与此对应的，她切实遭受了“性别错位”模式下的反噬，成为了封建社会的另一个悲剧。其实在《红楼梦》中，存在诸多的“性别错位”之处，不仅仅是王熙凤，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史湘云诸人身上均有性别错位之处，但是王熙凤性格中的男性特征是最为特别的。作为“金陵十二钗”之一，她是唯一一个旁人提起就会感叹其男子性别特征的一位。小说第二回冷子兴说她：“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3]。第六回周瑞家的向刘姥姥介绍凤姐时说：“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第十三回秦氏托梦说：“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可见王熙凤给人的印象贾府中其他一些女性完全不同。贾府中的其他女性，即使有着一些男性的气质属性，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性别错位，但是他们在总体性格的呈现及行为规范上，都基本上是符合封建礼教对女子的要求的，基本没有背离社会文化所希冀的作为女性所应该具备的女性特征。

王熙凤生活在一个“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封建末世。传统的封建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价值观念虽然逐渐失去其向心力，但是依旧存在并压迫着女性。但这种压迫不再是完全的，彻底的，而开始有了一些可以斡旋的空间，这是王熙凤生存的大环境。王熙凤出身在“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显赫贵族之家，这是她出身的小环境。第十六回中提道“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及“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凡有外国人来”，都是由她们家养活。其叔父王子腾先为京营节度使，后官至内阁大学士。第三回中，王熙凤在这个洋务家庭中“自幼假充男儿教养”，这也就养成了她自幼而来的男性特质，导致了她的性别错位。

一.新型的剥削者

在我国明代中叶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市侩势力，他们既与传统的封建势力不同，又与西方的早期资产阶级有别，他们是中国封建货币经济发展不成熟的产物。这些市侩势力和封建统治者相勾结，牢牢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择手段地追求实利和暴力。这些新的特征正是表现出了市侩主义的特征。[4]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类型不多，而像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一样有强烈的支配欲和统治欲，尤其是对钱、权的极度爱好的形象实属罕见。而像王熙凤这类人物只有到了封建末世才能产生，正是因为这一形象集中概括了时代的某些本质特征，才使人物具有她独自的深刻性和鲜明性。故而王熙凤虽然出身于显宦的封建家族，曾身处封建家庭的权力中心，但是她并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是封建末世在货币经济萌芽的情况下，成为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剥削者。

王熙凤的行为处事基本上以钱权为原则。克扣月例放债盘利，为了三千两银子间接地害死一对有情人等，王熙凤的人性已经在一步步的剥削中消失殆尽。对钱的本能性敏感已深深地植入王熙凤的思维。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了多年大管家的王熙凤，手中掌握着整个荣国府的管理大权，迎来送往，定是少不了各处银子支使，这都是王熙凤最容易中饱私囊的时候，她自然不会放过敛财的大好时机。

而最能体现王熙凤是新型剥削者身份的则是其放高利贷的行为，这也是她私房钱中最为稳定的来源，书中多有提及。如第十一回便讲道平儿向刚从秦可卿处回来王熙凤告知旺儿媳妇送来了三百两的例银。在第十六回中，贾琏与黛玉从扬州回来，又赶上旺儿媳妇来送利钱。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王熙凤通过平儿、旺儿媳妇等心腹，是长期在外放高利贷的，且收益非常可观，旺儿媳妇一次就能送三百两银子。而根据第十五回刘姥姥的讲述，“二十两的银子就这足够庄稼人过一年的”，而王熙凤仅一次房贷的收益就足够普通百姓生活十五年。可以说，在王熙凤的身上是有着我国早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的，例如高利贷就异常鲜明地体现了资产阶级自产生以来就具有的劣根性。金钱与掠夺是它们的灵魂，是它们的“人性”。[5]如此不同于一般女性的王熙凤展现出其对金钱的极大贪欲，而在性别错位下的王熙凤如此行事也遭到了众人的非议。在三十九回里，因月钱没有及时发放，就连行为敦厚的袭人也开始出言讽刺王熙凤，“拿着我们的钱，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哄的我们呆呆的等着。”可以想见其他没有拿到月银的奴仆又会如何编排。在抄家时仅从她房里抄出的银两就达五、七万之多，还不包括无数的借券和田地券等。当贾府败落时，包揽词讼，重利盘剥成为贾府一大罪状。据小说的描写，包揽词讼，重利盘剥也基本上都是王熙凤所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女性剥削者是不赞同的，而对男性剥削者的态度则要好得多。在第十三回中，公公贾珍为了将儿媳妇的丧事办得风光，便用一千二百两为贾蓉蠲一个龙禁尉的官职，这个数额已经是王熙凤放一次高利贷的四倍之多了，却无人敢多言。这一千二百两从何而来？要么是官中，要么是贾珍的体己钱，数额之大，剥削之重，在曹公笔下却没有花一丝笔墨描绘众人的不满，这与对王熙凤的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而王熙凤的悲剧之一就在她是在性别错位模式下的新型剥削者，永远处于传统社会非议的中心。

二.婚姻制度的依附者与变革者

王熙凤与贾琏的婚姻是充满矛盾的悲剧，这个矛盾不仅体现在二者的冲突频发，更体现在王熙凤自己内心秩序的失衡。封建婚姻礼教要求女性恪守妇德，这就导致女性的上升渠道必须通过其所依附的男子来实现，他们与世界的关系是隔着的，他们无法通过自身获取资产，红楼女子皆是如此，王熙凤知晓这样的社会现实，否则不会对探春的出身以及性别哀叹。事实上，王熙凤在大部分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根据周汝昌的说法，“一从二令三人木”中有一从，这可以理解成是王熙凤初嫁入贾府是听从贾琏的安排的，是根据女子的三从四德来的，夫为妻纲;在有淫心的贾瑞时，却时时警醒，生怕行差踏错。而已经偷情的贾琏却无任何事，只能把王熙凤“气得浑身乱战”，王熙凤开始甚至没有直面顶撞贾琏，而是对平儿和鲍二媳妇撒泼打滚，这其实就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妥协。身为男子的贾琏得到了封建家族的袒护，而身为女子的王熙凤却得到了贾母的嗔怪。可见，贾府的当权者在维护封建礼教这一重要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的态度，即使是对她素日最疼爱的凤丫头也不例外。

但是王熙凤在内心的真实想法中却想成为婚姻制度的变革者，她自幼被当作男孩养，后来的处理家务事宜又造就了她的杀伐决断，故而她对封建传统的婚姻制度是不满意的。二令则是后来她掌管了荣国府，手里权利大了，权力和金钱激发了她内心对婚姻制度的变革，她甚至开始命令左右丈夫贾琏了。故而二令是从其婚姻制度变革者的实际开端。她对自贾琏实在谈不上事事顺从。在与贾琏的婚姻关系中，似乎她才是统治者。在第十四回中，贾琏因为遗留了情人的一绺青丝吓得脸都黄了，并“杀鸡抹脖子使眼色”求平儿替他遮掩。她嫁入贾府没半年，就找个错，把她出嫁前，贾琏已有的两个妾给赶走了。她为了拴住贾琏的心，又为了标榜自己的“妇德”，收平儿为妾，但却有名无实，同时又把她完全变成自己的助手、心腹。当然，我们不否认她的性格中暗含了女性自由的解放，也并不能因此就觉得王熙凤完全是反封建的艺术典型。他对婚姻统治欲望的深层来源是其对钱、权的占有欲。王熙凤想成为婚姻制度的变革者，但是最终还是未能跳脱男性主宰的婚姻体系。无论她怎样“辣”，作为女性，她始终是家庭的奴隶。决不可能超越男性世界对女性的压抑制约和束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她又表现出自觉适应和屈从[6]。因此性别错位下的王熙凤其实是在迫不得已的扮演一个“贤慧妻子”的角色。而真正的内部自我——嫉妒却隐藏在背后。男权文化迫使王熙凤不得不选择了一个与自我相矛盾的角色面具。故而，她既是封建婚姻制度的依附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变革者。

三.封建家族内宅的继承者

王熙凤的出场就与众不同，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曹公不仅极尽笔墨之能去描述王熙凤的通身气派，更借贾母之口，告诉林黛玉，也告诉读者王熙凤的性格，乃“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贾母的这句介绍与其介绍其他人大不相同，贾母对其他人仅仅是介绍身份，如“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母。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等。可见，贾母对王熙凤之喜爱，与王熙凤之熟稔。王熙凤初入贾府得到贾母的赏识，主管贾府上上下下几百号人的吃穿用度。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都由她一手管理。王熙凤进入贾府成为贾母最得意、最宠爱的孙媳妇，并登上“管家奶奶”的宝座。她心里明白，贾母是这个大家族中的最高统治者，只要能获得贾母的信任和支持，她就可以为所欲为。对于贾母她尽其所能，在日常生活中对贾母知冷知热，周到精细。可以说在贾母跟前，她是贾母中心主义。[7]因此，她很会哄得老太太欢心。在玩牌时故意输给贾母，反夸贾母牌技高超。在贾赦想要强纳鸳鸯做妾时，王熙凤的第一反应也是贾母是离不开鸳鸯而劝邢夫人作罢。王熙凤是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的，之所以如此奉承讨好贾母，也是她知道贾母乃贾政之母，碍着孝道的名号，贾政都必须要敬重。况且王熙凤的性格对贾母是具有一定继承性的。他们都身处摇摇欲坠的封建旧秩序中，都在本能的想方设法去维护这样的秩序不会崩塌。

撇开贾母，贾府中日常的一切可以说都要围绕着王熙凤运转。但是由于王熙凤的女性身份，她绝对不会是贾府这个封建家族的继承者，实际掌权人，最多可以算是封建家族内宅中较为能干的媳妇。在涉及到贾府重大事件如贵妃省亲、秦可卿葬礼，她也只会是幕后的人。但是王熙凤错误的高估了自己的地位，她的性别错位造就了她的盲目自信，因而不免遭到众人的诟病。第六十五回，兴儿向尤二姐介绍和评价王熙凤时说她“心里歹毒，口里尖快”，“估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说，他先抓尖儿;或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己错了，他便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来，他还在旁边拨火儿”、“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

四.封建制度的殉葬者

封建制社会对王熙凤的惩罚，是使她成为一个被抛弃的人。她的结局向我们阐释着一种历史的乖谬，即一个女人，作为第二性，她必须按照男权文化所规定的女性模式塑造自己，以适应男性对她的需要。她的命运早已在男性的安排下成为固定模式，她的结局完满与不完满、幸福与不幸都已被男性所预定。[8]再加上，其身上具备的早期资产阶级，而王熙凤自幼被当作男孩养以及成为贾府内宅掌权者的荣耀使她误以为自己已经具备某些封建上层阶级的特权，这与实际的差距进一步加深了其人生的悲剧性，最终只能“哭向金陵事更哀”，成为封建制度的殉葬者，随着贾府的没落而没落。王熙凤其实和历史上很多英雄其實又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她和曹操一样，都很聪明，都很有能力，都狠毒，都奸诈，同时也都喜欢发现和挖掘人才，不同的是曹操作为男子，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就可以出去闯荡，而王熙凤就算有满身的才能，她的脚步也只能停留在荣宁二府，跨不出这高墙大院，她是无法通过男性一样的手段实现自己的上升渠道的。虽然王熙凤自己也是统治阶级，但同时也是给统治阶级打工的，所以在贾府大厦倾倒的时候，王熙凤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统治阶级的靶子，这个靠放账攫取利益的要强的女人，最后也只能跟着她那一箱借券走进了棺材。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凤姐自作自受，但是在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世，在这个封建大家庭已经走到了末世的时候，在整个社会因为其制度的劣根性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王熙凤的死已经不完全是她自作自受了，她的死是必然的。由于无法超越封建制度的劣根性，王熙凤只能接受跟随贾府大厦一起倾倒的局面，成为贾府这座封建贵族大厦的殉葬者。

总的来说，王熙凤与《红楼梦》中其他女子一样，她的人生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不过其悲剧成因的决定性因素更多的是其的性别错位。出生于一个死而不僵的封建末世以及自幼的教养让她的性别错位尤为明显。在性别错位之下，她的人性慢慢被金钱吞噬，成为新型的剥削者;她的内心不断受到婚姻制度的煎熬，成为婚姻的依附者与变革者;她是封建家族内宅的继承者，但她的要强也遭到了众人的非议，也为日后身体的亏空埋下了祸根;最终不得不成为封建制度的殉葬者，走向穷途末路。

参考文献

[1]傅守祥著.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经典阐释与文化沟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25.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2151.

[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红楼梦》引文均出自此书.

[4]沈天佑.王熙风形象随想[J].红楼梦学刊，1991（4）：115.

[5]温靖邦.略论王熙凤的典型意义[J].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4）：69.

[6]余皓明.王熙凤形象的独特文化内涵初探[J].红楼梦学刊，1995（3）：244.

[7]王富鹏.论王熙凤的阳性特质及其成因[J].红楼梦学刊，2005（6）：83.

[8]余皓明.王熙凤形象的独特文化内涵初探[J].红楼梦学刊，1995（3）：256-257.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