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诗与唐宋文人精神气质比较

耿姝姝

内容摘要：昭君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咏的诗题，但各代文人在相同的题材上发出了不同的心声。唐代与宋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文人的精神气质也迥异，这点在唐宋两朝篇目众多的昭君诗中有所体现。

关键词：昭君诗 唐宋文人 精神气质 比较

昭君出塞的史事是中国文人经常涉及的话题。历代以来，咏诵昭君的诗篇众多。唐宋的诗人们更是给这一题材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力，使昭君成为一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尽管唐宋文人在昭君的身上都寄予了自己复杂的文化心态和精神气质，但唐代文人和宋代文人却用“昭君”这只酒杯，浇着各自心中不同的“块垒”。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克罗齐曾在《历史的理论和实践》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他认为人们研究历史总是一种现时现刻的思想活动，是由现时的兴趣而引起的，也是按照现时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唐宋诗人对昭君和亲故事的吟咏，不可避免地带有诗人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特征以及诗人自己的主体意识和精神心态的特征。本篇以昭君诗为一剖面，探讨唐代文人和宋代文人在精神气质方面的差异。

史册中，有关昭君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汉书》中，之后又以《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2]中的记载最为详尽：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女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单于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后世的文人就在这段文字的记载上，不断深入挖掘，大做文章。而王昭君的形象则成为后代文人发思古之幽情﹑借古喻（讽）今的精神载体。但唐宋文人在同样的题材上却传达出了迥异的精神气质，这与唐宋两朝不同的社会特征是不无关系的。

一.张扬进取与保守退避

唐代自太宗贞观至玄宗开元天宝有过一百多年国运昌明的时代，国力之强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社会富饶，秩序安定。杜甫在《忆昔二首》中有云“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国运开泰，人们的思想也就开明，性格也多开朗，特别是知识分子就有一种在政治事业上大展身手的愿望。杨炯就在《从军行》中发表出这样的议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因此唐代诗人在他们的作品里表现了建功立业的梦想和传达出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正如李泽厚指出的：“他们（指唐代的士人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的约束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而所有这些，又恰恰只有他们这个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存在。”[3]唐人就在蒸蒸日上的大时代中积极地肯定自我价值和恣意地张扬个性。然而宋人就没那么幸运，国力孱弱，先后与辽、西夏、金以及蒙古对峙，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即使在太宗、真宗的盛世，朝廷也没有舒展过。“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两百多年后的遗民诗人刘因在《白沟》诗里，仍对北宋统治者的怯懦发出如此深沉的感慨。靖康之难，丢失了中原大好河山，定都杭州的南宋统治者无心无力收复失地。林升在《题临安邸》中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文及翁在《贺新郎·游西湖有感》中云：“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南宋政权在一片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氛围中灭亡了。逐渐成熟的程朱理学对人性也有所束缚克制，于是文坛上款坎镗嗒之声也渐渐稀少。总体看来：有宋一代，诗人就缺乏唐人那种健旺开朗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精神气质里反而多了些许苟且偷安保守退避的色彩。而这一点必然要反映到他们的诗作中。

唐代咏史诗中，昭君诗占有相当的比重。探究其原因，除了昭君故事本身的传奇性吸引了唐代文人外，更深层次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唐代与汉代有太多的惊人的同构性：都为统一强盛的封建帝国，都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统治政权都与周边民族有着复杂的关系，汉唐两代都经常运用和亲政策等。所以唐代诗人们采用以汉喻唐的方法，选择昭君出塞这个流传千古的故事，把昭君作为自己精神思想的载体来吟颂。其中用否定“以色靖边”的政策来张扬进取精神的诗歌是比较突出的。诗人对和亲政策的否定暗含了希望君主重用贤才和自己渴求建功立业的愿望。唐代有多位公主和亲，早期就有李峤等人在诗歌中婉转地表达出对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和亲之事的不满和对公主命运的同情，如李峤《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番应制》：“汉帝抚戎臣，丝言命锦轮。还将弄机女，远嫁织皮人。曲怨关山月，妆销道路尘。所嗟秾李树，空对小榆春。”但這仅是停留在隐曲的微词层面上，直至中晚唐则发展成为对君主软弱无力和谋臣猛将的尸位素餐的指斥。李山甫有《代崇徽公主意》其诗云：“金钗坠地鬓堆云，自别昭阳帝岂闻。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诗意咄咄逼人，直指朝中军中无人。除了李山甫这样直抒胸臆的诗人外，更多的诗人采用了昭君出塞的典故，旧瓶装新酒，将魏晋南北朝仅停留在对昭君遭遇同情的主题深化扩大，表达了对国家对外政策的看法以及渴望为国立功的期盼心理。如徐夤的《明妃》：“不用牵心恨画工，帝家无策及边戎。香魂若得升明月，夜夜还应照汉宫。”诗人认为和亲政策是黔驴之技，无可奈何之举。此外还有汪遵的《昭君》：“汉家天子镇环瀛，塞北羌胡未罢病。猛将谋臣徒自贵，蛾眉一笑边尘清。”东方虬《王昭君》：“汉道方全盛，朝廷足武将。何须薄命女，辛苦事和亲。”李中《王昭君》：“蛾眉翻自累，万里险穷边。谁贡和亲策，千秋污简编。”四位诗人立意相同，都是直指那些自命不凡，徒有虚名的“猛将谋臣”，他们为求自保和富贵，居然让一个弱女子去纾国难，讽刺之意明了可见。唐元和时诗人苏郁《咏和亲》：“关月夜悬青冢境，寒云秋薄汉宫罗。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苏郁以严肃冷峻的语调对和亲政策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是针对唐朝立国以来数次以宗室女子和番的情形而言的。唐时，和亲之事颇多，但和亲并未换得边关的和平，边关反而频频告急。“君王莫信和亲策”，既然不信和亲，又信什么呢？诗人言下之意是要告诉君王，重用贤才才是良策，也暗示了诗人自己愿意为君王去成就功勋的期望。而戎昱的《咏史》写得最为深刻有力，警醒显豁：“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因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诗人开门见山地指出和亲政策是一大失误，国家的治理要依靠圣明的皇帝，而非将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一个妇人的身上，光靠美人的花容月貌是不能“静胡尘”的，诗人毫不留情地指责了制定和亲政策的“辅佐臣”，诗人潜意识里呼唤着真正能够平定边关的良臣猛将，深晦地表达了诗人渴望为国立功的殷切希望，弘扬了进取精神。

通过歌颂昭君为了两国交好，不辞万里离家去国，为国家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事迹，表现唐代的士人对于建功立业的羡慕，是唐人张扬进取精神的又一种方式。崔涂《过昭君故宅》：“以色静胡尘，名还异众嫔。免劳征战力，无愧绮罗身。”诗人认为昭君远嫁是一种牺牲，使国家免受征战苦，婉转地表达了诗人希望报国的思想。昭君主动出塞和亲，使边塞烽火熄灭了五十年之久，结束了广大人民征戍之苦，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张仲素的《王昭君》：“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诗的前两句指出，由于昭君的远嫁匈奴，有效地促进了汉室和惯以武力逞霸的匈奴之间的友好团结。第三句战士归田，剑戟尽化为犁的一派和平景象，形容施行和亲政策后汉匈两族友好团结的安定升平的局面。诗中“归田”二字，展现中原农业得到了稳定发展，下一句“牛羊绕塞多”补笔叙写边塞一带所出现的牧业生产兴旺发达的景象，表明塞内塞外，汉匈双方都受到和亲的恩泽，农业经济得以繁荣。诗人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政治胸襟看待和亲的问题，一反之前昭君出塞的悲观论调，从政治上友好团结，社会上和平稳定，经济上的繁荣昌盛等方面，对昭君出塞和亲所起的历史作用作出乐观而全面的肯定。想法进步积极，不能不说是与唐代文化政策开放，民族关系紧密的时代因素有密切关系。综上所述，在唐代的昭君诗中透射出一股光芒万丈的锐意进取健康向上的精神气焰。

宋代也有不少歌咏昭君出塞的诗作，但在如何看待和亲政策功过得失的方面，与唐人不同，宋人是肯定之声压过否定之声。如高似孙《琵琶引》：“长城不战四夷平，臣妾一死鸿毛轻。回凭汉使报天子，为妾奏此琵琶声。”认为牺牲昭君一人换得安宁是非常值得的。又有郭祥正《王昭君》：“乃于国有益，尚胜守空房。……得为胡阏氏，揣分已过当。”安慰之余甚至还有庆幸。宋人认为和亲能够求得眼前安稳，现世安好，缺乏唐人那种站在国家、民族、历史的立场看待问题的深邃眼光和广阔的气度。这是因为宋朝在军事、外事上一直处于下风，往往是失败连着沮丧，沮丧连着失败，这使宋人的信心大受打击，同时宋王朝以岁币换和平的政策也深深地影响了宋人，使宋人习惯了退避忍让，并且养成了满足既得利益，希望长久保持稳定的心态。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宋朝与唐朝相比，缺少唐代那种攮定四夷或四海一家的豪情，却多了几分委曲求全和苟且求安的无可奈何之感。同时随着宋代思想文化领域内儒学的全面复兴，也使的昭君诗中儒教诗教的色彩浓厚起来。宋代的昭君不再是可悲可怜的女子形象，而是自觉牺牲小我，以个体的幸福换取国家社会安定的符合儒家行为规范的楷模，与唐代昭君诗中随兴而发的积极昂扬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不同，宋人诗作上负载的更多的是克己复礼和任重道远的思想。正如宋严羽在《沧浪诗话》[4]中所说：“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宋人重理智而轻情感，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在如此沉重的精神压抑下，不少文人都有处江湖之远﹑退避乡野的愿望，这一点在昭君诗中也有所反映。如司马光的《和王介甫明妃曲》：“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间。”和苏辙的《昭君村》：“不及故乡山上女，夜从东舍嫁西家。”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处于宫阙中的昭君不及一般的乡野村姑来得幸运和幸福，无法享受普通人的生活乐趣。这两首诗都表现出读书人在道德的重压下对黔首布衣的简单生活的向往之情。

二.怀才不遇的悲愤与宦海沉浮的失落

虽然在隋代建立的科举制度在唐代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发展，为文人步入仕途提供了契机，但真正能抓住这一契机并在仕途上大显身手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因为“科举在唐代政治结构中的意义不像宋代以后那样重要，唐代科举录取的人数不是很多，更有许多官员是通过其他途径，比如‘门资（家庭的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5]门资也是一种贵族特权。再加上科举考试不密封卷，在重视大族门第的唐代，新旧士族在科举中占据优势地位。普通读书人入仕的机会并不是很多。盛唐的大诗人很少是大官，李白、孟浩然都没做过官，杜甫为官时间不长而且官位也很小，王维虽做过大官，却因政治污点，颇有“大隐于朝”的味道。王昌龄只是县团级，高适和岑参在他们“诗人”阶段地位也都较低。中唐时候当大官的文人才稍多，但此时已经是藩镇割据，阉党乱政的局面，难以提供给他们大展拳脚的机会，因此唐代文人怀才不遇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往往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影响极深，他们把步入仕途以为国效力、为民请命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一旦仕途受挫，失去人生的终极目标，文人们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便会十分强烈，而这种不平则鸣必然要假借某一事物释放出来，于是很多唐代诗人选择将王昭君作为仕途失意的代言人。

中国古代文学中常用女性命运比喻文人的仕途遭遇，“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始于屈原，这点在屈原的同乡王昭君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主要和西晋葛洪《西京杂记》[6]中的一段记载有关。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

诗人们用这则传说寄托了文士徒有才华而无人赏识无人提拔或被小人阻挠而屈于下僚、壮志难酬的悲哀。而这种怀才不遇的悲愤主要从咏叹昭君因無人举荐而才貌埋没胡尘与因佞臣阻挠而无法得召这两方面来表现。

侧重咏昭君才貌埋没以抒怀才不遇悲愤的李白与杜甫都有所涉及。其中李白《王昭君》：“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做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本诗先写了汉地月照着昭君一步一回头的出塞路，以月亮的西落东升反衬昭君回乡的无归期，美丽的容颜最终在胡沙中憔悴了。末句点明因昭君无黄金贿赂画工而被丑化，于是昭君死留青冢，令人唏嘘。我们结合李白的《与韩荆州书》[7]来看，“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才高八斗的李白为了能够入仕，不得不对区区的荆州长史吹捧，可见当时伯乐之稀少，知音之难求。因此其诗潜在含义在于隐晦的假借昭君寄托自己因无人引见而才华不施的悲愤，名为咏昭君实在是在咏己。

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是关于昭君的：“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此诗是杜甫漂泊夔州时所写，结合杜甫的遭遇来看，悲叹自己怀才不遇是本诗的思想核心。金圣叹在评这首诗时就满怀悲愤地指出：“咏明妃为千古负才不偶者十分痛惜！”[8]色美不见召，才高不见举，几乎是封建时代永恒的悲剧主题。在胡曾的《青冢》中：“玉貌元期汉帝招，谁知西嫁怨天骄。如今青冢愁云起，疑是佳人恨未销。”诗人将愁怨愤恨比作亘古就有的云气，可谓“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唐人咏昭君更多的是借此指斥疾贤妒能的权贵和抨击黑白不分的社会现实，抒发遭到排挤打击的愤恨。李白有《于阗采花》：“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妒娥眉，胡沙埋皓齿。”诗人发出这样的感慨是不无现实意义的，诗人李白在《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曾为自己一再得不到唐玄宗的重用而感喟：“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天宝六载，唐玄宗下诏天下通艺者诣京师应试，结果当朝宰相李林甫宣称“野无遗贤”而将应试者全数斥退，大诗人杜甫也在其中。盛唐时，毛延寿所比喻的人物似乎更加明确些，其所作所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实中混淆视听，玩弄权术的佞臣。而此种现象决非盛唐独有。白居易长诗《青冢》中有一段议论：“妇女无他才，荣枯系妍否。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纷纷。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嫫母。”皎然《王昭君》：“自依婵娟望主恩，谁知美恶忽相翻。黄金毫不买汉宫颜，青冢空埋胡地魂。”权贵们的一双翻云覆雨手，使得清高贫穷的文人们被拒在庙堂外，无法施展经世济民的才华。因此贪婪无耻的毛延寿首就当其冲成了千夫所指。在崔国辅的《王昭君（其二）》：“一回望月一回悲，望月月移人不移。何时得见汉朝使，为妾传书斩画师。”诗人对以毛延寿为代表的奸相佞臣的仇恨发展到咬牙切齿的地步。总之唐代诗人对于昭君命运的心理认同感，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所处的大时代里自身理想与抱负不断幻灭有关。

然而，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地位之尊，待遇之厚，莫过宋朝。宋太祖开国之初，为了巩固政权制订了“兴文教”重文轻武的传统国策。宋代不仅科举取仕人数数倍于唐代，而且进士及第，就可直接授官，被誉为“天子门生”荣耀异常。文人地位急剧提高，因此“怀才不遇”不再是缠绕众多士子，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曾以进士高中得到过到朝皇帝的奖誉，并成为重臣。然而文人并非就此一帆风顺，欧阳修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都遭到阻挠，而司马光、苏轼及其门生基本上又是新法的反对者，随着朝廷的变化，元佑诗人们几起几落，南宋出现了抗敌还是媾和的长期斗争，诗人们大多数是坚决主战的，因此，宋代的大诗人无不卷入市朝倾轧中。在长期政治斗争和宦海生涯中不免会起起伏伏、不免会失意，而这种失意或多或少要反映到诗作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以及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和章。

司马光的《和王介甫明妃曲》中有云：“妾身生死终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此处的萧太傅指的是汉宣帝时的萧望之。汉宣帝临终时遗诏令太子太傅萧望之辅助其子元帝执政。萧望之德才兼备，对时策多有匡正，对汉宣帝时与乌孙、匈奴的和亲政策执异议，认为于事无补。后为佞臣弘恭、石显所陷害，被逼饮鸩自杀。司马光毕生反对新法，但在神宗时他的意见不为一心变法的神宗所采纳，因此他一气之下要辞官，司马光在《明妃曲》中用此典故，其意不言而喻。

还有欧阳修曾作《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写作此诗时，欧阳修已过天命之年。他因积极支持范仲淹的新政，遭遇了排挤，先后被贬谪到夷陵和滁州。他在政治的大风大浪中已经历了一番磨炼，比一般人更知道仕途的险恶，更能体会那种贬谪后的失意和落寞，于是对明妃的遭际才心有戚戚焉。《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其一）》的最后有句“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深居汉宫的女子又哪能知道背井离乡的悲凉呢？这句其实意味深长：不处于政治漩涡的风口浪尖的人又那会知道身在其中的人的无奈与落寞。作为文坛盟主的欧阳修积极的致力于诗文革新，却遇到了重重阻挠，因此此句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喟。《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其二）》中，正直敢谏的欧阳修写到“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毫不留情地指出统治者不能于近处明辨是非，又有何能力可安定四夷。最后诗人发表感慨：“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封建官场，贤良人才遭人忌妒、往往得不到好结局，也只能如昭君般对春风自怨自叹而已。两首诗结合欧阳修的政治遭遇来看，显得含义丰富，耐人回味。

然而在历代咏昭君的诗作中，影响最大的要数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二首》。此诗创作于嘉佑四年（1059），王安石时年三十九，任江东提典刑狱，他自二十二岁中进士直至嘉佑五年被召为三司度支判官而入京，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担任地方官吏，多次上书直言时政，并提出种种想法。他于嘉佑三年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主张变法。但此时仁宗无意变法，再加上朝廷上下对改革的认识处于排斥阶段，满腹经纶王安石此时此刻有政治抱负无从施展的悲哀，于是更能理解貌美才高的昭君流落异邦的凄凉，遂写下了寄寓深邃的《明妃曲二首》。在《明妃曲二首（其一）》的开头有句“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王安石认为画是表现不出人的风采神韵的，曲折地指出造成昭君悲剧的元凶正是汉元帝本人，要凭一张画表现人的外貌已属不易，更何况是人的內在美。他认认汉元帝不应该责怪毛延寿，而是应当亲自深入调查去发现人、发现美。正是由于汉元帝不深入实际观察和调查，才使昭君深埋冷宫数年。王安石咏昭君表面上是谴责汉元帝，实际上是埋怨当朝皇帝不识人才，是要抒发自己未受重用的怨艾。随后王安石在这首诗的最后叹“人生失意无南北”，他道出了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使得《明妃曲》立意更高，更容易超越时空限制而引起共鸣。中国文人积极入世的心态和黑暗现实的冲突使得他们的人生往往是多舛多难，仕途升迁不定，他们在起起落落奔波劳顿中更觉人生失意。正因为文人在官宦生涯中屡遭失败，被嫉妒被排挤，因此才渴望知音，渴望被理解，于是王安石在《明妃曲二首（其二）》中发出“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感慨，历代以来许多读者都为王安石的真知灼见所折服。而对于变法受挫的王安石也正如千载歌颂的王昭君“当时失意虽可恨，犹得千古诗人夸。”得到后人的嘉许。

三.畅快直言与收敛慎言

相比较而言，宋代咏昭君的诗与唐代的相比是失落之气冲淡了怨怒之气，而且很少正面直指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是因为唐代的统治者比较开明，唐代的文人也就比较自由，涉及朝廷宫闱之事都无所避忌。宋代的洪迈《容斋随笔》[9]里就说“唐诗无讳避”，“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于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在宋代却不行，宋代的君主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对文人思想的钳制很有一套，因此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受到很大的束缚。思想的束缚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也来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觉的努力。因为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隘，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密切，宋代的文人大多也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在逐渐成熟的程朱理学影响下，宋人自觉地收敛了唐人那种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唐代基本上没有文字狱，因此唐代的诗人可以畅快直言和各抒己见，于是在昭君诗中敢于不遗余力地痛斥和亲政策，如上文所举的苏郁﹑汪遵等人的昭君诗，有的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君王，如白居易《昭君怨》：“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君王的薄情寡义。而宋人是文字狱的始作俑者，苏轼的乌台诗案、刘克庄的梅花诗案、陈起的江湖诗案都是著名的例子，在不断加压的思想管制中，那些文化警犬已经懂得怎么上纲上线，谁如果被扣上一顶“讪谤”朝政的帽子，就会罪无旁贷。洪迈于是感叹“今人不敢尔也。”[10]因此文人们不得不要小心，在诗作中也得尽量委婉些，如王安石﹑欧阳修等人的昭君诗作，尽管与唐人相比，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却缺乏唐人那种直言不讳﹑锋芒毕露的豪情。宋代甚至出现了一些露骨地表现死心塌地的忠君心意的诗歌。如刘子翚《明妃出塞图》：“羞貌丹颜斗妍丽，为君一笑靖天山。”郭祥正的《昭君上马图》：“飘飘秀色夺仙春，只恐丹青画不真。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己骨葬胡尘。”甚至有为君王开脱的论调，如文同《王昭君》：“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将封建帝王吹捧抬升到讲求信义的高度。

总体看来，唐代的文人多借昭君抒发建功立业的宏图伟愿，或伤其不遇，鸣其不平，写得率直豪壮、舒卷自如。而宋代的文人多对昭君出塞事件进行深入的发掘思考、叹其失落、释其怨愤，写得含蓄内敛、沉郁顿挫，正应了钱锺书先生在《谈艺錄》中对唐诗和宋诗的一番点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11]

诗歌中的情感思想的变迁不仅和时代思潮的演进、政治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也和文人的精神气质相符，本篇只是以昭君诗为一侧面小探其中奥意。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著.《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李泽厚著.《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版.

[3]吴楚才，吴调候选编.《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59年版.

[4]金圣叹著.《杜诗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5]严羽著，郭绍虞释.《沧浪诗话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6]汝康等编选.《现代西方史学流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8]傅璇琮等编选.《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9]洪迈著.《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0]钱锺书著.《谈艺录》.中华书局，1996年版.

[11]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12]周续赓等编.《历代笔记选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13]顾嗣立编.《元诗选》.中华书局，1985年版.

注 释

[1]汝康等编选.《现代西方史学流派选》第334页.

[2]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七十九》第1988页.

[3]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26页.

[4]严羽.《沧浪诗话校译》第148页.

[5]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7页.

[6]周续赓等编.《历代笔记选注》第4页.

[7]《古文观止》第308页.

[8]金圣叹.《杜诗解》第198页.

[9]洪迈.《容斋随笔》第236页.

[10]洪迈.《容斋随笔》第236页.

[11]钱锺书.《谈艺录》第2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聋人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