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冯梦龙对“沈炼父子”故事的改写

庄泽鑫 庄泽远

内容摘要：冯梦龙将《赠光禄少卿沈公传》和《沈小霞妾》两个历史文本汇编、改写为历史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并收入《喻世明言》中。冯梦龙的改写体现了他重视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的文学观与倡导男女真情的“情教”观。从前文本到“三言”，“沈氏父子”故事经由历史叙事转向文学叙事，故事人物不再是类型化的符号，开始变得有血有肉，情节更具有曲折性、可读性。考察这一转变过程，可以分析出冯梦龙对于历史和历史改写的态度，以及分析他在写作中如何平衡真实和虚构的关系。

关键词：《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冯梦龙 历史小说 改写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是《喻世明言》中的一篇历史小说。它由两个历史故事汇编而成，一为沈炼的故事，一为沈炼之子沈小霞及沈小霞妾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前文本分别是徐渭的《赠光禄少卿沈公传》和江盈科在《皇明十六种小传》中所编的《沈小霞妾》。

目前学界对于《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的研究相对较单一，大致可分为情节研究、人物形象研究和读者期待研究。韩南的《中国白话小说史》和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在论及本篇时均认为就情节而言，《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是“三言”中艺术成就较高的文本;[1]缪咏禾的《冯梦龙和三言》聚焦于文本中的官吏形象，提出了应将文本中的官吏分为上中下三级;[2]郝焕东：《〈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与沈炼忠义形象的生成》则从读者期待的角度分析了沈炼的形象在文本中如何建构与生成。[3]总之，学界目前较少探析小说与前文本的关系，谭正璧的《三言二拍源流考》虽从源流学的角度讨论了《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如何从不同的前文本演变而来，但没有进一步的分析。[4]因此，本文从“改写”入手，探析冯梦龙的改写策略和改写的意义。

一.沈炼故事：有意识地强化忠奸对立

比之徐渭《赠光禄少卿沈公传》平实的叙事，《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蕴含了冯梦龙扬忠贬奸的价值判断——入话、背景、故事细节均强化了忠奸对立的故事格局。

《赠光禄少卿沈公传》从沈炼考中进士时讲起，他历任知县、锦衣卫经历，而后因严党打压而被流放边疆，最终蒙冤而死。这是一篇标准的、较少掺杂作者主观情感的传记。在《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作者的主体意识则较为明显地干预了叙述。比如入话诗“闲向书斋阅古今，偶逢奇事感人心。忠臣反受奸臣制，肮脏英雄泪满襟。”[5]就直接点明了忠与奸的主题。在入话之后，冯梦龙增补了一段时事背景描写，细致地指摘了严嵩和严世蕃的种种恶迹，令读者侧目。紧随背景之后，又笔锋一转，“只为严嵩父子恃宠贪虐，罪恶如山，引出一个忠臣来”带出故事主人公沈炼。接着又不厌其烦地描写沈炼的日常生活，讲述沈炼敬慕诸葛亮，常手抄《出师表》，“每逢酒后，便高声背诵，念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往往长叹数声，大哭而罢。”[6]忠臣形象跃然纸上。沈炼还将严家比作曹操父子，诸葛亮与曹操父子的并置再一次强化了忠奸对立。在事件结尾，冯梦龙一方面遵循事实，写了严党倒台，严世蕃问斩，另一方面也增补了沈炼以及冯主事的结局，让他们羽化登仙，与奸臣的结局形成对比，“忽一日，梦见沈青霞来拜候道：‘上帝怜某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职。屈年兄为南京城隍，明日午时上任。”[7]

冯梦龙的改编策略，应置于他的文学创作观中来讨论。冯梦龙曾在《醒世恒言叙》中谈及，“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8]也即是说，冯梦龙重视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这一文学观念上承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大夫文人希冀借文学“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9]。忠与奸的对立能教化读者，令读者知晓哪些人物、行为是可借鉴的，哪些应持批判态度，以此达到《喻世明言》所谓“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的目的。沈炼和冯主事的结局安排，也实现了因果皆有报应，行善立德的劝谕作用。

二.沈小霞故事：书写男女之真情

在江盈科的《沈小霞妾》中，故事情节为沈炼三子皆被逮捕入狱，其中二儿子、三儿子被活活打死，只留沈小霞一人发配保安，其时严世蕃交代差役在路上结果沈小霞性命，而沈小霞亦知此事。令人讶异的是，沈小霞在情知此去危急的情况下，仍要求其妾同行，似又要白白搭上一人性命。在路途中，沈小霞自作主张安排了逃跑策略，却弃其妾于不顾。总之，在故事的前半部分，沈小霞妾虽为题旨人物，但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任由沈小霞安排自己的生死。这种叙述不仅无法体现“情侠”[10]的机智勇敢，更造成人物行为逻辑的混乱。

《沈小霞妾》固然只是野史，但面对这样“失序”的前文本，冯梦龙的改编势在必行。从史学走向文学，改编问题所触及的是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问题。任何历史都嵌套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发生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因此，把握历史人物，突显历史事件发生的合理性对于作者来说成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合理性”是指在历史小说中，作者应把握历史事件内在的运动规律和历史人物行为的内在逻辑性。在中国传统文论里，也有“事体情理”的说法，曹雪芹曾说：“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事体情理罢了……至若离合悲欢与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11]由此可见，古典文学亦遵从“事体情理”“追踪蹑迹”，注重把握住描写对象的活动轨迹、生命际遇和命运的必然。

在《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冯梦龙将沈小霞的故事修改为住在家乡绍兴的沈小霞接到官府通告，要押解他发配保安，一家老小顿时哀嚎不已，其妾挺身而出，要与沈小霞同行。路上，沈小霞妾发现差役有所企图，她私下安排沈小霞逃跑，自己则留下来与差役周旋，最终上演了大闹公堂的剧情。

这几处改动丰富了情节，完善了人物的行为逻辑，在叙述上比之《沈小霞妾》易于读者接受许多，成功勾勒出一位有勇有谋的“情侠”形象。

冯梦龙对于沈小霞故事的改编策略与其文学观、思想观密不可分。冯梦龙对于“情”推崇备至，甚至主张建立“情教”与佛教对抗，呼唤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同时，冯梦龙也强调故事的真实性，这里的“真实”不是指历史真实，而是如同他在《警世通言叙》中所论述的“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真而理亦真。”[12]換言之，冯梦龙强调的“真”是读来似真，即不掺杂虚浮之言与矫饰之情。“情”与“真”高度统一，“情”联系万物与人际关系，[13]而“真”又是“情”的第一要旨，因此唯有文章用情真方能读来似真。在沈小霞的故事里，读者可以读到人物的无奈与不舍，读到沈小霞妾挺身而出的勇气，她不再是为沈小霞任意使用的工具，而具有了自主性，因而沈小霞妾的行为才能更好地打动读者，做到“情真”“理真”“事真”。

三.历史小说的改写：从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

徐渭是明代的重要朝臣，由他所写的《赠光禄少卿沈公传》被视为客观的历史叙述，而江盈科的《沈小霞妾》则被《四库全书》归入奇闻野史一类。从前文本到“三言”，冯梦龙的改写本质上使“沈氏父子”故事由历史叙事转向文学叙事，故事不仅具有史学意义，还有了审美意义。因此，考察历史小说的改写意义，就是在追问采用具有艺术审美性的文学叙事之于历史叙事的不同。

自19世纪末以来，实证主义不断发展，西方史学科学化的倾向越发明显，人们越发严格地要求历史编纂，几乎将其视为科学。由此，真实成为历史叙事的第一要义，这就是所谓“实证性历史编纂”，它重视叙述的平实，讲数据，要出处。实证性历史编纂往往只关注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鲜少关注事件过程中的人物的心声，其根本原因是记录历史的人无从知道他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仅能揣摩当事人的心理活动，但一旦介入记录人主观的揣测则必然影响历史叙事的可靠程度，因此不关注或少关注人物的精神、心理状态在实证派看来是记录历史的必要之义。

然而，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并非真与不真这样单向度。在实证性历史编纂之前，西方传统的历史编纂是叙事性的，即“叙事性历史编纂”，这种历史叙事认为修辞性乃叙事的根本，没有任何形式的叙事可以完全摆脱文学性。关于历史叙述的修辞性特征，海登·怀特认为“即使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也无法掩盖其修辞性和文学性，尽管千余年以来它一直在极力摆脱自己与修辞性和文学性的干系。别的且不说，它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书面话语，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决定其特性——具有修辞性和文学性。”[14]

厘清历史真实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为了澄清历史小说的尴尬，另一方面是借此看到冯梦龙为原本枯燥粗糙的故事赋予了怎样富有生命力的描述和代表当时社会物质水平与精神风貌的书写——这些是历史叙事难以惠及读者的，也是“沈氏父子”故事被改写的意义所在。

但反过来说，历史小说毕竟受“历史”二字的约束，这规定了作者在历史小说中的虚构的权力边界以及承认历史优先性的义务。恩格斯在《致费迪南·拉萨尔》中曾讨论过历史剧的创作问题，恩格斯认为拉萨尔有权将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事情按需要写入文本中，但在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时则不可以主观臆断。套用回《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沈小霞及其妾一路上所发生的事情无第三者证明，历史真实永远不可追溯了，此时作者有权通过想象、虚构丰富他们一路上的故事，突显出二人智谋与真情。但是，诸如严嵩陷害沈炼、严党倒台、严世蕃问斩等影响事件整体走向的重大历史节点则不容虚构，要符合实际。从小说文本可以看出，冯梦龙的改写策略与恩格斯对于历史剧、历史小说的改写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历史小说的本质是小说，它是属于文学艺术范畴而不是历史范畴的、是需要提供给读者以审美享受的存在，因此历史小说要遵守“美学本位原则”。也就是说，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应被赋予丰富的性格，舒展出人性的不同面向，人物不能只是冷冰冰的符号，情节应具有曲折性、可读性。《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在遵循实有其人其事的前提下，不断剖析人物性格，展现人物的内心独白，增加忠邪之间你来我往的激烈斗争，使文本更具美学张力。

从《赠光禄少卿沈公传》和《沈小霞妾》到《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是历史文本向文学文本的转型。冯梦龙的改写一方面体现出他重视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与“情真”“理真”“事真”的文学观、思想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历史小说的改写态度，即兼顾历史真实与文学审美性，而不是偏至任何一方。改写历史小说的意义则体现在文学对于史学的补充，文学叙事虽然受到基本历史框架、重要历史节点的约束，但作家填补的细节使得人物变得有血有肉，情节晓畅可读，更易于普通读者接受。

参考文献

[1][明]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明]冯梦龙.情史类略[M].湖北：岳麓书社，1984.

[3][美]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4]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缪咏禾.冯梦龙和三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谭正璧.三言二拍源流考（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谭正璧.三言二拍源流考（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0]朱光潜.美学问题讨论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注 释

[1]韩南认为“冯梦龙的历史小说中最好的是《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和《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两篇。”见[美]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胡士莹认为“与话本相比，《三言》一部分的作品及其他专集中的少数或个别作品，继承并发展了话本的好的传统，有的反映了市民的追求自由的意识和斗争的精神，如《杜十娘》《沈小霞》等。”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463.

[2]缪咏禾认为“这个故事刻划了一群从上到下的反动统治阶级成员。上层的有严嵩父子这些当朝权贵;中层的有路楷、杨顺这批亲信官吏;最下面一层则有张千、李万这伙爪牙走卒。”见缪咏禾：《冯梦龙和三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3]郝焕东认为“中国百姓历来渴望有沈炼式的人物横空出世，就如同他们渴望包拯，渴望海瑞。这些‘超人式的英雄嫉恶如仇，本领强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如一，毫不动摇，以至于达到‘非人的状态。”见郝焕东：《<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与沈炼忠义形象的生成》，《文学教育》，2018年第3期.

[4]谭正璧对《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与前文本的关系做了考察，“《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演明嘉靖时沈炼父子事，出《古今小说》卷四十。文中所言皆实录。炼性伉直，尝于席上折严世蕃，因劾严嵩谪佃保安，缚草为人，像李林甫、秦桧、严嵩，令子弟射之。俺答入寇，破应州四十余堡。嵩党杨顺反上首功。炼遗书切责之，且为文祭死事者。顺与路楷因陷炼至死。并见《明史》炼传（卷二百九）。锦衣卫陆炳，骄贵而喜接士大夫，又素善炼。小说谓炼谪保安，由炳周全之力，殆亦事实。至沈襄妾闻氏，明江进之曾为作传，冯梦龙《情史》四，《智囊补》闺智部，具载其事。唯炼友贾石，及济宁冯主事事今无考。”见谭正璧：《三言二拍源流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218.

[5][6][7][明]冯梦龙编，许政扬校注：《喻世明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605，606，634.

[8][明]冯梦龙编，顾学颉校注：《醒世恒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895.

[9][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序》，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227.

[10]江盈科将《沈小霞妾》收入《皇明十六种小传》的“情侠类”.

[11][清]曹雪芹：《红楼梦》，华文出版社2019年版，3.

[12]郭紹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藉出版社1980年版，231.

[13]冯梦龙曾在《情史序》中说“万物如散线，一情为线索。散线就索穿，天涯成眷属。”见[明]冯梦龙：《情史类略》，岳麓书社1984年版，1.

[14][美]海登·怀特：《叙事与诗性的历史》，《中国学术》，第17期。又见《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