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粒社会移动媒介共情传播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走向

【摘要】微粒社会的微粒化演进不仅表现在社会结构的“解析—解体”上，还由此对人进行了身心再造，于是就产生了“微粒人”的移情走向。网络媒介发展到移动端，当下已成为媒介进化的新阶段，移动媒介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呈现出智能体验和随时联动等多种效果。在信息传播领域，因为移动媒介技术和观念的推陈出新，加之社会微粒化的加速，呈现出的共情传播走向也就越来越显著。通过技术逻辑分析，结合微粒社会“解析—解体”的特征，寻求共情传播与技术观念的结合;引入媒介场域的视角，理解移动媒介场域中共情传播呈现的新特点，在不断制衡与共生中寻求共情传播的意义空间;以身体作为一种移动媒介视角，在具身体验中为共情传播创造移动媒介的价值体系，并在对外传播、舆情引导等领域建立起宽泛的实践空间。

【关键词】共情传播 微粒社会 移动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7-063-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7.009

作者信息：张树锋（1981— ），男，山东莒县人，山西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产业与影视传播。

一、微粒社会的形成与共情传播的转向

1. 微粒社会是精密解析的数字化时代

“微粒社会”是由德国学者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在其著作《微粒社会》中提出的。这部著作的前言部分用一个事例说明了数字化改变的社会生活，4岁的菲利克斯患有幼儿糖尿病，他的双亲对其进行数据监测，并将数据用贝叶斯模式的算法处理，得出了孩子精确的数据，从而确认了两个菲利克斯的存在：一个是纸上的，医生根据平均值诊断的病情，依据的是诊治大量幼儿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经验、少量的数据，是粗略的轮廓和不清晰的影像;另一个是数字化的，来自视网膜屏幕被高度解析的，连微小的细节都能清晰可见的。由此库克里克认为第二个菲利克斯存在于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社会中，“这种新型的社会是高度解析的，不再关注平均值，因为它有了更好的东西：高密度的、更详细的认知”。[1]（VI）库克里克进一步解析，“粒度”是来源于计算机科学的术语，表示解析的程度，数据的发展让精确度进一步提高，粒度就会越低，所以就会呈现粒度的细微化走向，微粒社会就是这种数据化精细解析后的社会类型。

2. 微粒人共情转向的内涵意蕴与价值表现

微粒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影响了维系社会运行的管理体系，这种高精度的数字化结构催生了“微粒人”的产生。“我们将从‘理性人变成‘微粒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随着这个转变的发生，我们将会在这个数字和程序算法的世界里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性形态。”[1]（VII）库克里克提出的微粒人具有四种特征：一是分散在很多事物、状态与感觉上的，思想和存在都呈现“分散的人”;二是不會失去自我，一直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的“非理性的人”;三是用机器和自己做实验的、不断重新校正自己感觉与状态的“游戏的人”;四是不断提升自己移情能力，靠同情心增加对社会黏度的“可以移情的人”。微粒人的四种特征中，库克里克着重将“可以移情的人”进行重点分析，力图找出未来人类在技术影响下的情感走向。微粒人“将提升移情的能力，来消除自己与他人的差异”。[1]（213）微粒人在数字化生存过程中，虽然呈现分散的状态，也会因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深入变得透明和精确，不断在现实时空和网络虚拟时空中游走，但同情心却在这种精度强化的过程中逐渐增进。微粒人的“同情心”“同理心”和“移情”，翻译过来与“共情”同属于一个意义范畴。

关于共情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由于中西方语言翻译的差异，共情在具体的表达范畴中也有不同的含义倾向。共情的英文是empathy，翻译成汉语也被称为“同理心”“移情”“神入”等。“共情”和“同情”“移情”等近义词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界定，也各有差异。北京大学的相关研究者从心理学的大量文献考据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共情的内涵源自‘同情的心理层面，而同情的内涵源自‘同情的行为层面。然而，由于共情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其内涵开始逐渐被研究者们扩展”。[2]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本文在对“共情”的词汇比较过程中，具体的含义倾向于宏观上的“共情”，即与“同情”“同理心”“移情”等属于共同语义体系，不做细微区分，所以微粒人的“可以移情”“同理心”等都属于本文所指的“共情”范畴。

美国心理学家亚瑟·乔拉米卡利在其《共情力： 你压力大是因为没有共情能力》一书中说明了共情是每个人一种天生的能力，“共情能够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同情心理，并做出利他主义的行动。一般认为，共情是人类根源于基因的一种天赋： 共情不是一种情绪，也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3]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共情”的理念也有多种表达，儒家思想中孔子讲的“仁爱”，孟子关于道德心“四端之心”的阐述，都是关于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中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感同身受的个人道德修养。共情的心理表现具有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因为共情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就是人类在社交体验过程中，感受对方的情感形成的一种心理映射。共情除关于个体理解别人、同情别人的情感表现外，还在群体、组织、民族、国家甚至更为宽广的领域中有延伸，也就是在一定社会集群中，因为共同的价值诉求和心理特征，或基于某种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共同情感表现。主要体现于“群情振奋”“万众一心”“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等共同的情感指向。

3. 微粒社会移动媒介呈现的共情传播走向

微粒社会对媒介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电子媒介到网络媒介，网络媒介又进一步发展到移动媒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让媒介传播的内容更加精确，大数据应用与媒介传播，让媒介信息呈现出数据化和数字化的特征，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媒介形式又充分表现了传播的碎片化。微粒人对媒介的诉求也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呈现出个性化、数据化、碎片化特征。媒介对个人的影响一直都是媒介传播效果研究的重点，媒介传播能够引发人们态度的变化，态度是社会心理学中一个重要概念，后来被引进传播学的视野中，“心理学将态度的改变分为三个步骤：认知、情感、意愿。首先通过认知，我们得到对事物的认识;然后，我们产生对事物的态度，即情感;最后，我们根据态度对事物采取行动，即意愿”。[4]媒介传播对个体态度影响的三个阶段都与人自身的情感反应有直接关系，心理学中的共情映射到传播领域，从总体上来说会影响个体整个态度变化的过程，最主要影响的就是第二阶段对事物产生的具体情感反应。共情在引入传播学的研究后，为传播过程中情感的体验与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共情传播”的界定也像“共情”一样，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几篇关于共情传播的文献都从不同侧面对共情传播进行了界定，刘海明和宋婷结合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案例，认为共情传播是“个体在面对群体的情绪情景时参与信息接收、感染和表达以及传递分享的行为过程”。[5]赵建国在分析吴飞论文《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曾发表的《论共识传播》论文，寻求共情传播的个性特征，认为“共情传播就是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6]总之，共情传播必然强调是在共同态度框架下的一种情绪或情感的形成、传递、扩散的动态过程。形成共情传播的关键在于三点：第一，情绪必须是共同的，这是共情传播的基础;第二，共同的情绪必须是扩散的，这是共情传播的命脉;第三，扩散的情绪必须是变动的，这是共情传播的个性特征。

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看，微粒人呈现的共情趋势值得深入研究，一是传播媒介的变化塑造了新的社会形态，网络媒介时代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信息的接收机制，移动媒介的可移动性、定位功能和智能化、场景化对微粒人共情的体验提供了新的范式;二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网络媒介滋生的社交媒体不断推陈出新，传统媒体在融入新媒体的过程中对于共情传播的关照，在媒介实践中不断出现，基于共情传播的传受双方形成了一种不断完善中的新模式;三是接受者的个体因微粒化的影响而被深入解析，接受心理和态度表现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个体的情绪和情感表达在新的空间中有了新的呈现，个体、组织、社群、集体等接受者因共情传播的框架而进入一种全新的融合状态。社会、媒介和个体、群体因微粒化的深入形成了新的互动关系，移动媒介在微粒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运用技术赋能、场域互动和具身体验的传播转向，在媒介实践中呈现出共情传播的新特征。

二、“解析—解体”：技术逻辑触发的共情传播

面对微粒社会，库克里克用“解析—解体”这一组关系阐释了技术发展对于人自身的挑战，“新型机器和新的程序算法正在向我们发起挑战，为了能够成功应对，我们必须改变自己，而我们的优势恰恰就在这里——我们是能够重新创造自我的人”。[1]（XV）技术，在人类文明实践中充当着重要角色，技术的革新与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海德格尔指出“技术是现代社会的统治术”。[7]人类社会进入网络传播阶段，各种新兴的技术不断地出现，在颠覆与重构中传播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移动媒介是网络传播第二阶段的产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手环等新移动终端设备在不断的技术开发中，满足了人们对信息、情感、体验、社交、娱乐等多个方面的需求;移动网络技术从2G、3G、4G到现在的5G，国家新基建的战略不断推进，网络技术在迭代创新中逐渐满足人们对于移动终端设备的技术想象，移动媒介成为人们当下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逐渐印证了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8]（78）的观点。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较2020年3月增长8 885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7%，较2020年3月提升0.4个百分点。”[9]麦克卢汉还说“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8]（5）媒介的发展催生了社会生产力不断革新，使社会的文明程度提高，人的价值得以彰显。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介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种媒介正在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地进行“解析—解体”的重构，并以对个体重新创造的方式，使媒介影响人们的心灵与情感，微粒人作为“可以移情的人”在移动媒介的环境中，随着技术的“解析—解体”的加剧，呈现出共情传播的倾向逐渐显著。

1. 微粒化解析为共情传播创造清晰的用户画像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其《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10]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技术变革不仅仅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状态，更深层次的是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和对外界的评价模式。

（1）技术促进了频繁交往，情感交流消除了隔阂。技术的进步使人类交往更为便捷，交往是共情的前提，通过频繁的交往，情感在人与人之间形成快速的流动，加快了共情的产生。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交往史，传播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往逐渐走向日常化，新的传播工具的发明对人类交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手抄文字到印刷媒介，再到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人与人的交往进一步加速，逐渐摆脱了隔阂与偏见，消除了敌意和误会，“思想和人员的传播，暴露了无知和迷信，交往密切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至少在整体上和长期趋势上不会受到有害信仰的蛊惑”。[11]传播的发展让人们的眼界放宽，让情感的交流更加顺畅，“理解别人”“从别人角度出发”“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等情绪状态和观念认识，随着人们视野的打开和知识的增长逐渐深入人心。近年来，移动媒介对于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产生的共情效应值得关注，河南媒体在2021年“ 7·20” 特大暴雨应急报道中采用移动媒介的融媒报道，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7月19日至8月1日，河南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大象微博、视频号、头条、抖音等新媒体总阅读量达19.4亿次。其中抖音总阅读量超16.7亿次，微博总阅读量超1. 1亿次，今日头条超1亿次，充分彰显融媒体传播优势”。[12]灾难报道的共情传播在短期内能够聚合公众关注，通过互动和共鸣，引发援助的行动，体现了共情效应在现实时空中的作用。

（2）技术不断解析人类情感，促进媒介调整传播方案。技术的解析作用，使其对人类情感的研判更加精准，“受外界一定刺激的人体会产生一定神经脉冲……人脑脉冲信号能量积累量超过一定阈值，就会产生脑电波，而通过一定电子机器设备会检测到这种脑电波，反过来‘用电信号刺激大脑上的点位又可以产生特定的‘情感——立普斯、谷鲁斯设想的移情的感覺、情感、知觉神经活动的过程，现在可以通过科学实验、机器设备得到检测和验证”。[13]公众在信息接收过程中的情感反应被精准的数据采集，通过大数据的精准分析人们情感的画像进一步明确，技术解析的受众情感倾向促使媒介不断调整报道策略，创造更具适应性的方案。在日趋智能化的精确研判中，媒介从受众的需求出发建构积极的传播内容、方式、频次，优化传播体系，推行最为恰当的目标受众接收方式，促成受众态度的响应，提升整体媒介传播效果。

2. 媒介技术的迭代与演进不断重塑共情传播

（1）技术重塑人类的心灵。微粒社会将在数字化解析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加速对原有的、不适合数字化生存的旧有结构的解体，这些结构框架库克里克认为概括起来就是现有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包括法律、科学及科学方法、性别划分、我们当前的民主制度、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它们是解决社会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固定方法，当问题改变时，它们也得跟着改变。它们将解体并得到重构。这类重构在历史上一直是必要的，目前它们正在很多领域同时发生着”。[1]（XI）旧有制度的解体和社会的重构过程，对于人类来讲是一次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一切源于技术对于人类心灵的重新塑造。一方面，通过技术解体旧有社会结构的过程是重构人类认知的过程，打破传统的认知需从根本上作出判断，一破一立的过程能在人的心理产生反应，能够触及心理的意识转变;另一方面，技术在解体旧有结构的同时，对于新技术场景的应用能够形成丰富的对比，在比较的视野中，不断地影响人类的心灵构建，在技术思维映射下的心灵对照，将对心灵的重建产生积极意义。

（2）人工智能共情传播模式的出现。新技术的出现加速了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人工智能的边界不断扩展，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颠覆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凭借与众不同的建构方式，数字媒介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可能使得物质与非物质实在之间的界限产生根本性改变。”[14]技术应用边界的扩展和数字媒介的演进，对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类情感、情绪、态度等精神反应层面进行不断地回击，新技术力图在人类普遍情感层面有所突破，随着技术能力的扩展，人类的共情逐渐走向人和机器人的“人机共情”，以及人和人、人和机器人等多种主体组合成的“人工智能共情”。解构能力的深入，颠覆了已有观念，重新塑造了共情的技术模式，“借鉴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注重机器人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对机器人共情系统的建构有着重要作用”。[15]人工智能共情从实验逐渐走向现实，将加速对旧有社会结构的解体，重新建立一种精确度更高、适合微粒人共享的新型人工智能共情传播模式。依据这种新型模式，媒介在共情传播的活力表现中将被进一步释放，以人为中心的共情传播方式被重新定义，机器智能和人类智慧在共情视域中被深度融合，多元主体、全息思维、跨场景融合共同创造了新型的传播模式，技术与伦理的秩序将在未来时空中不断重塑。

三、制衡与共生：移动媒介场域下的共情传播

“场”的概念来源于物理学领域，表示物体周围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传递重力或者电磁力的。后来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格式塔心理学，于是就有了“心理场”“心物场”等概念的产生。布尔迪厄在人类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基础上，将“场”的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提出了“场域”的说法，“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6]（122）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由各种关系共同创造形成的结构化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充满了针对资本和权利的争夺与竞争，场域并非一个稳定的结构，因为资本与权利的争斗，导致场域一直处于变化与重组之中，只有在各方关系不断制衡下，场域才处于相对的稳定与平衡。所以，场域生成与发展的过程需要积极地调适，以维护相对的平衡。场域概念逐渐放大，被应用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美学、法律、宗教等许多领域，布尔迪厄在1996年以后，针对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提出了“媒介场 ”的概念，沿袭了他对场域的观点，阐释了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并描述了这种时刻处于变化的结构化空间。

依据场域理论以及针对大众传播媒介进一步阐释的媒介场理论，在微粒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带给媒介场域新的研究方向。一是主流大众传播媒介由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逐渐向网络媒介转移，且网络媒介由PC端向以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移动媒介变迁;二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涌入媒介场域，“人类的领地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技术的变迁”，[1]（174）智能化与算法传播在媒介的传受两端同时发力，形成了新的媒介场域的关系结构空间;三是传播的接受群体在技术思维、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出现了新的变化，“所以，就像我们需要新的制度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全新的自我形象。我们必须重新划定人类的领域，并且赢取新的空间，在这些新的领域和空间范围内，我们可以感到安全——至少是暂时的安全”。[1]（176）在媒介场域的关系结构中，受众呈现出不断分化、强化表达、互动共鸣、注重体验和共情共享的新特征。

1. 场域制衡：共情传播的逻辑起点

媒介场域随着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发生了变迁，移动媒介以便携、智能、多场景、多功能的优势在当下媒介场域中成为最显赫的“资本”，“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之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16]（124）移动媒介这种显赫“资本”是在媒介流变和市场竞争中积累起的一种具有排他功能的资源，这种独特的资源依据自身能量的聚集与发展，在媒介场域中不断争夺，生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空间，以此来制约媒介场域的其他元素，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特殊引力的合理构型。

（1）共情能够维持媒介场域的结构平衡。根据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分析，移动媒介场域也处于不断的生成与变化之中，作为当下媒介场域最为显赫的资本，移动媒介场域一方面要不断与媒介场域中其他的主体进行竞争，同时还要进一步外化同社会场域中其他主体进行互动;另一方面，移动媒介场域在内部元素的结构组合排列中也要进行周密的布局，尋求最为稳定的关系模式，驱动场域的发展。在移动媒介场域不断调整、不断优化的过程中，有诸多元素参与共同维护平衡关系，其中共情传播作为一种媒介手段和表现形式，在不断变化的移动媒介场域中参与主客体关系的平衡，能动地寻求场域整体和不同场域的内外结构的统一。丹尼尔·巴特森认为：“共情能搭建起自己同他人之间的情感体验以及与他人幸福感的普遍联系，它是助人行为的源泉。”[17]移动媒介场域的共情传播，能够利用情感体验和情感交换的形式，建立以人为主体的传播空间，共情传播在调控媒介场域，制衡各种因素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2）共情能够促成媒介场域积极的传播导向。传播导向的优劣对于社会发展走向具有重要作用，积极的传播导向能够促进社会良性的发展，能够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场域空间。近年来，基于移动媒介环境下的新闻报道中，一系列关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内容往往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结合移动媒介的便捷性和互动性功能，突发公共事件与受众在媒介场域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形成一种广覆盖、多触角、立体化的共情传播模式。共情传播在移动媒介中的深入，激发了媒介场域的全方位积极传播导向，形成传受双方的良性互动，让真情回归、良知复现，不断扩大媒介场域与社会场域的影响范围，逐渐缩小分歧与争议，形成更为宽泛、更加人性化的场域空间。共情传播在移动媒介场域中通过实践途径和共情逻辑，以“他人视角”“换位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观念，实现场域关系的制衡，引发积极的媒介传播走向。

2. 场域共生：共情传播的意指实践

刘海龙在《当代媒介场研究导论》中阐释了媒介场域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认为媒介场域理论虽有诸多不足，但对于中国的传播研究仍有许多启发性，因为媒介场域特别适合用来解释当前中国媒介的发展现状，“这个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和弹性。从勒温的探索开始，场理论就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方法，它的优势在于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世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传统上重视礼俗的社会来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18]移动媒介场域丰富了各种场域元素的表现，微粒社会下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媒介场域内个体进行精准的解析，随着万物互联技术的延伸，场域的空间结构进行不断地调整與重组，场域即这种结构关系在空间组合中的不断呈现，促成了大场域与小场域共存，各种类型的场域和场域内部各元素共生的生态相对平衡局面。

（1）从人的情感视角出发的场域共生。这种共生局面的场域发展模式实则就是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的主体即人。“从相互交织的关系中，从人的相互依存中产生出的一种特殊的秩序，一种较之单个人的意志理性更加有强制性和更加坚实的秩序。这种相互交织的秩序决定了历史变迁的形成，也是文明进程的基础”，[19]移动媒介场域是以人为中心建构的共生新秩序，从人的情感反应，人与人的关系，人对现实与未来的思考中建立起的生态结构空间。共情，以关系双方或多方的共同情感体验为基础，在媒介场域中共情传播能够实现传播的情感共享，并创造一种场域的结构空间，生成以情感为纽带的共生状态。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意指实践，对文化传播中共享意义进行了具体阐释：“这种共享的意义不是创作者单向意志的输送，其意义是所有参与者（含作者与接受者）在具体日常生活实践中争夺与协商的结果，融汇了参与者的多种意志。”[20]文化传播的共享与信息传播的共情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场域范畴内，人类的沟通诉求和交流愿望都指向文明的发展和人类共同命运体的建构。

（2）共情传播在移动媒介场域中的共生。共情传播的意指实践丰富了移动媒介场域的表征，促进了媒介场域意义空间的构建和共生、共享局面的生成。2021年9月，移动媒介关于孟晚舟回国的各种报道，对共情传播在媒介场域中的意指实践有深刻的解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贺祥在其《“孟晚舟归国”主题短视频传递中国信心，激发爱国热情》一文中，通过数据和案例分析了这一共情传播的媒介效应。央视网、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等端口《总台独家直播│晚舟，欢迎回家！》总观看量近 4.3 亿;短视频《欢迎回家！》截至9月27日，视频点赞量达到1 562.4万，评论量55.5万。移动媒介放大孟晚舟归国过程中的各个场景细节，不断挖掘其中的感人故事，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和强大凝聚力，截至9月28日，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均超3亿次。[21]移动媒介在表达孟晚舟回国这一新闻时，增进了共情传播的情感交流，扩大了媒介场域的立体空间，从不同时空场景来反馈这一事件的影响，汇集成一种爱国主义的热潮，共情传播在移动媒介场域中得到有效的转化。

四、具身移动：共情传播的微粒化走向

“具身”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一个概念，相对于认知科学领域长期主张的“非具身”“离身”而言，具身认知强调人的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身体为认知提供了心智，身体成为认知中的意义来源，人对客观世界的思维、判断、情绪、态度等知觉，是由身体的活动造成的。移动媒介环境下，具身的意义被引用到传播领域，“2018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提出身体在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身体与新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为新闻传播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22]传媒界对移动媒介环境下的具身传播，以及身体参与的媒介传播展开了积极的讨论。谢卓潇在《身体作为移动媒介——跨境代购中的具身传播实践和身体问题》一文中，将身体看作一种移动媒介，通过具身传播和对身体的认识，阐释了跨境代购者在移动媒介环境下身体的三种属性：物理属性、符号属性、话语属性。“经由网络中介的身体移动和移动的身体不只是让我们重新发现或关注虚拟身体与肉身存在。具身移动传播也让我们重新审视网络传播中在场/不在场、移动/不移动，以及线上—线下这些看似二元的现象。”[23]人的具身认知经验在移动媒介环境下，形成了一种具身移动的传播实践，技术革命为社会的微粒化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视角，人对于身体的感受与认知在体验与感知数字化的趋向下，呈现出更加精确的表现。“情感是小说的一项发明。今天的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更新过的情感革命。如今，微粒化的数字技术将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究他人的情感状态。”[1]（207）共情传播因为微粒化的走向，将身体置于现实时空和虚拟时空的不停转换中，通过具身认知的体验实践，情感的解析被放大，由身体的物理空间变化和符号所指，影响到情感体验的位置移动，共情传播的意义建构呈现出新的特征。

1. 具身移动传播共情的主客体关系统一

移动媒介环境下的共情传播建立在媒介信息传播的基础上，通过人自身的主体情感观念，人与他人的情感联系，在主客观关系相互呼应之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播实践。具体而言就是一种具身认知意义上对传播内容的判断，一种由身体感知到具体参与，进而形成思维、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人自身主观因素的参与。“每时每刻，大脑的生化机制都会创造体验，但一闪即逝，接着就是更多体验闪现、消失，闪现、消失，彼此快速相连。这些瞬间的体验并不会累积成永续的本质。”[24]大脑中的认知体验结合身体在场的呼应，形成主观视角对于外界事物的判断，进而演化成一种情感的倾向，走向共情传播的具体流程中。“共情由四个阶段的组件构成：感染接触、情绪认知、评估采择、表达行为”，[5]四个阶段恰好表现了共情传播由内到外、由思想到行动、由知觉到体验、由离身到具身的主客观统一。从具身的视角来看共情传播的走向，为寻求身心的统一，建构移动媒介规则下的共情传播，这个过程至少在两种价值时空中得到证明：

（1）由身入心，身心一致的空间构建。移动媒介传播特别强调身体体验，通过移动端的触屏或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注重“身体在场”的真实体验和“身体不在场”的虚拟体验，增强媒介对于身体的感知。“不同的身体，导致不同的身体体验。不同的身体体验又造就了认知上的差异，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25]身体的感知终究会形成一种思维的判断，将观念汇合，达到身心一致。

（2）由身心外化到整个媒介场域的融合。移动媒介依据更加智能的算法传播和丰富的场景体验，增加了受众对传播主体的价值判断，利用移动媒介传播效应，实时呈现舆论特征，通过互动与关注，将共情的视角由内到外，谋求更为深度的融合。“具身不是简单的技术或情感加诸身体，当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移情，而是人在某一活动中达到一种与周围环境相融的物我合一。”[26]通过身心与万物的交融，在媒介传播中，具身的体验结合共情传播的聚合效应能够形成强大的能量场。

2. 具身移动传播共情的量度与话语把控

芝加哥学派认为传播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所有的社会行为都依赖于它。社会起源于并存在于人们的关系之中，人是通过心灵意识的互动建立并发展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依赖交流。[27]移动媒介环境下，人们的交流方式走向更加多元的层面，微粒化的发展让社会的解析功能在技术赋能下进一步增强，万物互联和人类命运的走向，不断提醒人们迈步于共同的价值空间。在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肆虐下，在应对全球变暖和环境恶化的语境中，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趋势，更加呼唤人类的团结协作，谋求长远的发展，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建构更为宽广的共情。“当理解受阻，共识难达，承认无望，分配的正义亦有障碍，那么人类首先建立一种与他者共在的理念，并努力发展共情的关爱，将有利于解决全球传播‘对空言说的传播困境。”[28]

（1）积极的共情能够创造跨文化传播的新境界。移动媒介在社会微粒化发展走向中，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日益频繁，文化的共生与和谐能够增进不同国别、不同区域的相互理解，促进世界和谐和文明延续，共情传播在这样的语境下承担起重要的职责，近几年中国传媒界诸如“李子柒视频”“象群北上”“舞蹈《唐宫夜宴》”等优秀的对外传播案例，无不证明共情传播的魅力。

（2）具身移动语境下的共情能够实现传播的共振。移动媒介需进一步研判用户的特点，需针对特定的事件选择最佳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渠道，追求共情传播的共振效应，呼唤理性的媒介引导，建构共同的价值导向。在中国脱贫攻坚的媒介报道中就充分利用了共情传播的特点，挖掘脱贫攻坚过程中感人至深的细节，寻求情感的共鸣，利用短视频、微博、微信等形式，形成传播的共情，引发强烈的舆论效应。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庆祝建党100周年、北京2022年冬奥会等重要的主题报道中，主流媒体融入新媒体的报道方式，具身体验融合共情传播，媒介场域不断扩大，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主题、集体记忆和民族自豪感为主线的共情传播效应。

（3）移动媒介的共情传播需要合理的把控。共情传播能够实现传播效果的优化，能够呼唤良知和情感共鸣，能够激发公众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但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尤其是在当下媒介延伸到人类不断扩充的想象空间，新技术和新手段层出不穷，类似元宇宙这样的新概念距离人们越来越近，移动媒介的进一步延伸为人类提供更为宽阔的想象力，对于共情传播的把控需要有深刻的认识。积极的把控和正确的引导能防止因身体在场的共情激化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也能防止身体不在场的共情激化引发的网络舆情，两者都具有破坏力，积极的共情调控在新的媒介空间面对风云变幻的新形势，显得尤为重要。

结语

微粒社会使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呈现出更为深入的精确性，数据化和算法影响到包括媒介在内的社会方方面面。移动媒介是网络媒介演化的最新阶段，其移动性、定位化、数据性、智能化功能正在深刻改变着社会和个体。每一次媒介变革都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但基于人类情感本身，以及人之所以是人的基本价值观念不会伴随媒介变迁而发生逆转，反而在新技术和文明观念优化的新时空得以更大彰显。

微粒社会高精度的解析功能将人类置于新的时空，人们对于价值的体认和共同情感的交流在社会和媒介发展的背景下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积极的传播导向和良性的社会空间急切地呼吁共情传播的产生。在微粒社会纵深化发展中，共情传播在移动媒介的传播机制下，呈现出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在技术逻辑的积极作用下，共情传播的体验和实践不断成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领域，融合信息传播、情感沟通的移动媒介高新技术综合平台也会逐渐推陈出新，成为未来传播的趋势;另一方面，微粒社会的移动媒介场域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其制衡与共生的状态必然会呈现新的变化，加剧了新的秩序产生，共情传播在场域中的角色体认和决断功能日益显著;最后，共情传播在移动媒介时空中，自身机理的天然优势与具身移动形成更为广泛的交汇，融合成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互动关系，具身移动传播共情将不断激发人类的创造性和创新性，积极寻求人类的终极目标和情感体验，并通过技术理性和反思凝视来守望人类的精神家园。未来，基于人类普遍价值观念的共情传播必将在诉求人类共同命运、彰显情感价值、促进和谐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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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ve Logic and Practical Trend of Empathic Communication in Microparticle Social Mobile Media

ZHANG Shu-feng1，2（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Shanxi， Yuci 030619， China; 2.School of Cultural Industry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particle society is not only manifested in the "analysis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but also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body and mind， thus producing the empathy trend of "particle man".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media to mobile terminal has become a new stage of media evolu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oday， mobile media， combined with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sents a variety of effects such as intelligent experience and real-time linkage.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due to the innovation of mobile media technologies and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particularization， the trend of empathic communi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echnical logic and combining i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aggregation-disintegration" of particle society， the paper seeks the combination of empathic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oncept. By introducing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field， we understan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empathy communication in mobile media field， and seek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aning space of empathy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stant checks， balances and symbio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as a kind of mobile media， the value system of mobile media is created for empathic communication in embodied experience， and a broad practice space is established in such fields a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Keywords： empathy communication; microparticle social; mobile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