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书、哭书、血书：《一日三秋》的三重解读

摘  要：刘震云是一位作家，也是位哲学家，两种身份的叠加，让笔下的作品饱含生活的哲理。《一日三秋》的创作，以文学的笔触阐释哲学上难以论证的道理。人的一生如作品中《花二娘传》的全文——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到底，是部血书。多少人用命堆出的笑话，还不是血书吗？笑书本身令人发笑使人乐观，但本身又包含太多的心酸和苦楚，撕开笑书的表象，探究哭书的内涵，披着哭书的外衣，挖掘血书的意义，最终目的不在于否定笑书本身，而是希望在认清现实丑恶的情况下，仍旧保持幽默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一日三秋;笑书;哭书;血书

新世纪以来，刘震云继《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之后，时隔五年，于2021年7月发表《一日三秋》。结合新世纪以来小说所贯穿的“讲话”与“幽默”特色，并将二者完美结合，创作出以“笑话”为主题的《一日三秋》。作品中的世界完全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另外一种对现实的颠覆，用笑话消解严峻，把隐藏于内心的精神支柱外放，摆到肉眼可见的位置，借以夸張的手法颠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初读《一日三秋》，被小说以画及文的创造构思所吸引，将几幅图画拆分拼接，挑选人物，布置情节，编写成一个故事。在“前言”中，“我”表明创作意图，为了纪念六叔及六叔的画，为了留下画中的延津，同时坦言创作构思与作品改编，预先对作品发表一些评论家可能谈及的言论。按照以往对“前言”的认知，认为这是刘震云在向读者讲述自己真实的创作经历，但反复揣摩，笔者认为“前言”亦是小说构思的一部分。从《故乡相处流传》开始，刘震云的创作方式变成写“叙述中的传说和传说中的叙述”，使“虚拟世界的真实”和“真实世界的虚拟”浑然天成[1]23。从前言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刘震云所虚构的世界，局中局的构思方式，让读者轻易陷入所设的陷阱之中。借前言中六叔的画，统领故事的走向和基调，剩余五个部分的创作，带领读者进入六叔的画中。六叔的画，风格迥异，有鬼神穿越，有人生百态，时而夸张，时而写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博人一笑，正中小说主题——权且当个笑话。

一、笑书

幽默是刘震云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在以往的访谈中，刘震云谈及对幽默的理解时指出，第一个层次是语言的幽默，接下来是事与事之间的幽默，但这些都不是表现幽默最好的层面，真正幽默的是背后的认识，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笑话本身就是第一个阶段的浅层幽默，通过语言中文本内容的逻辑反差达到令人发笑的效果。小说以笑话贯穿始终，由花二娘的传说引申出延津人幽默的渊源，几个主人公的登场也伴随笑话的展开，讲述自身经历与笑话反应产生的人生变动。

延津是个爱说笑话的地方，幽默风趣的民风吸引了冷幽族逃难的花二娘和花二郎。二人相约延津相见，三千年的等待，没等到花二郎的赴约，等人却等成了笑话，让原本不幸的花二娘雪上加霜，化作传说，梦中寻讨笑话，能把花二娘逗笑便赏个柿子，说不出笑话就命丧黄泉。梦中讨要笑话的传说，逼得延津更加幽默，睡前备个笑话，以防梦中没有笑话可言。晚上能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中把笑话讲出，白天相比更是幽默。在民间精神视野备受约束的条件下，普通民众具备经验主义的特点，不愿意相信抽象的道理，反而尊崇古老的传说。在以往的民族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在面对困境时都会采取一种乐观的排解方式，笑话就是其中之一。大家惧怕讲不出笑话的后果，反向逼迫自身升级笑话系统，适者生存的理念刺激延津人生活态度的转变，与其说花二娘在梦中寻求笑话，不如说花二娘在逼着世人学会幽默，学会自我调解，学会乐观对待生活的苦难。

花二娘在梦中讨要笑话的对象具有相似性，历数小说中被花二娘讨要笑话的几个人物：樱桃、吴大嘴、陈明亮，花二娘在进入他们梦乡之前，他们都经历了一些人生中难以言说的苦楚和困境，都有产生对生活丧失希望的念头，在这个时候，花二娘出现在他们梦中。樱桃早已对丈夫失去信心、对生活失去希望，无法解开自己的心结，无法看待生活的平庸;吴大嘴不讲笑话，无视笑话的作用，否定笑话的意义，延津人对待二人的死因，都称之为被笑话压死。花二娘既然选择向这二人寻求笑话，这是一种警醒，也是一种点拨。能将花二娘逗笑，必定能讲出一个幽默的笑话，能讲出笑话的前提是乐观看待生活的琐事。看似二人被花二娘夺取生命，不如说花二娘已经给了他们一次生存的转机，执拗地沉浸在悲伤中，屏蔽一切拯救的声音，除非自救，无人可救，是自己逼死自己，是心事压垮自己。同样在梦中遇到花二娘的明亮要比樱桃、吴大嘴幸运得多，平日不曾在梦中遇见花二娘，但后来却遇见两次，第一次是回家迁坟，住在宾馆，晚上有妓女想提供陪睡服务;第二次是“一日三秋”的匾额挂在饭馆，引起明亮对故人的怀念，这两次相遇的前提都是因为重新唤醒明亮难以解开的心结。当年延津大街小巷洒满了妻子从事妓女的广告，明亮飞奔回家，救下上吊的妻子，举家远离延津，外出逃避流言蜚语，如此负责的行为不是因为深爱妻子，而是愧对当年上吊自杀的母亲，决定二人婚姻走向的不是明亮矢志不渝的忠心，而是靠瞎子老董的算命结果，多年打拼、事业有成，明亮还是发出“干净都是来自不干净”的感慨来看待妻子去北京挣的钱财。“一日三秋”的匾额，让明亮回忆家中的枣树和疼爱自己的奶奶，联想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切。这两个梦境展示了明亮内心的恐惧与渴望。花二娘的出现是一种深层次的自我救赎，接受不了妻子的过去，忘不了童年的伤痛，心结永远无法打开，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才是击垮身体的致命一击。明亮讲出以妻子过去行业为话题的黄色笑话，逗笑了花二娘，即使事后对妻子有所愧疚，但是能把它当笑话讲出来，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劝慰和与生活的和解。

面对困境，内心挣扎、无路可选之际，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花二娘，逼着自己进行自我调解，用笑话对抗悲伤，以笑话消解严峻，只有从内心解开心结，放下执念，才能够真正救赎自己。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中各种各样的苦楚，不同的态度决定不同的人生走向。笑话作为一种排解方式，第一个阶段是灵魂深处的自我救赎，巧借花二娘传说，反向逼迫自我调节人生态度，自我救赎的无力与失败，则需借助他人点拨。第二个阶段是旁观者清的他人救赎，瞎子老董的算命任务就是帮助世人解个烦闷，正经解不开的事，只能找胡说了。第三个阶段依旧回归自我本身，提高自身水平，增强抗压能力，成功人士会将过去的糗事以笑话形式讲出而对自身现状没有丝毫负面影响。

二、哭书

哭书对应刘震云所谈及幽默的第二个层次，即事与事之间的幽默。奉行的标准与现实的反差，嘲笑的对象反转变成自己，性情大变与以往格格不入，这一切的颠覆与变化、错位摩擦产生新的笑话。为什么称之为哭书？因为没有正确的认识笑话，笑话的作用是什么，无人关注、无人理解，大家所奉行的理念是因为要讲笑话而准备笑话。这种所谓的幽默不是自发形成而是一种被迫性的盲目从众，如果没有花二娘的传说，谁会真正准备笑话、谁会理解笑话的作用、谁会采纳幽默的生活态度？答案是否定的。

吴大嘴死于笑话，沦为大家的饭后谈资，但他的逝世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警醒与反思。人们的反应就像羊圈中的羊，一只羊被杀，其他的羊除了短暂的惊恐之外，仍然像往常一样无忧无虑地吃草。一个人的死亡并没有引起大家对笑话的重视，反而引发侥幸心理，延津那么大，不可能轮到自己讲笑话，又或者像李延生临时准备几个笑话，以备不时之需。笑话的作用，是宽慰自己，不是应付检查，临时敷衍起不到任何效果，反而更加别扭，没被花二娘的笑话压垮，反而让笑话别扭而亡。活人没有意识到笑话的重要性，被笑話压死的吴大嘴到了阴间一反常态，由以往的沉默寡言变得油嘴滑舌，为了响应阎王的新政策：讲出五十个一句就能把人逗笑的笑话就可以转世投生，抓住机会，提高自己讲笑话的水平。这个时候笑话本身的含义被目的性与功利性所遮盖，追求笑话的本意不是为了愉悦心情，而是追求个人利益。

笑话固然重要，但穷其一生活成个笑话，才真是事与事之间的错位反差。回顾一生，忙忙碌碌，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最终却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晚年生活状态，现实的无奈与平庸让李延生和陈长杰在晚年都发出“自己一辈子活成了个笑话”的感叹。“在生活中，许多道理也是假的，可天天有人按真的说，时间长了就成真的了;大家明明知道这道理是假的来，装的还像真的。”[2]290这是明亮讲给花二娘的第二个笑话。笑话本身映射现实的真情实景，我们用笑话中的标准来衡量严肃的事实，用假道理统领真生活，笑话依旧是笑话，世人终究活成个笑话。

采用上帝视角，俯视众生，所有的笑书皆是哭书。每个人所提及的笑话，或是对过去糗事的嘲讽，或是对他人苦楚的揶揄，笑话本身就具有悲剧意义。刘震云在采访中谈到，写《一九四二》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最后突然理解了河南人，1942年因为旱灾饿死300万人，河南人的幽默是建立在苦难的历史基础上。《一日三秋》中，即使日后成为老总的明亮，在讲到妻子过去从事妓女行业的笑话时，也难以平复睡醒后内心的愧疚之情，曾经的辛酸过往，即使可以当笑话讲出，但这难以启齿的过去，差点结束妻子的性命。每一个笑话的产生背后，都有难以言说的苦衷，喜剧的本质是悲剧。

三、血书

刘震云的批判是双重的：既批判哭书中世人对幽默的漠视，也批判血书中人性的丑陋。在面对哭书中的众生世相所保持的怜悯与嘲讽到第二层批判中则变成了对现实生活的忍受与接纳，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是明亮成为小说结局最好的人物。笑话是小说的主题，笑话的本质是幽默，否定幽默的原因在于作品中新国王的命令——“嘻嘻哈哈败坏民风，嘻嘻哈哈败坏人心。这是深仇国和大恨国蓄谋已久的阴谋”[2]298。由此可见，幽默的对头是深仇大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一种是对过去仇恨的怨愤，一种是释怀曾经所有的不堪，这里没有回避人性的丑陋，只有对世人狭隘、自私的批判，但这些是作为一种对立面而出现，李延生和陈长杰的人生态度与陈明亮人生态度的截然反差，揭示幽默背后的认识。

人性复杂且真实，藏于各种平凡琐事中，不经测试与考量。李延生和陈长杰算是多年的好友，从最初的戏剧搭档到后来的机械厂同事，两人的交集不断扩大，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当陈长杰把儿子明亮托付给李延生时，这本身就是一场金钱交易。李延生夫妇接纳明亮的理由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陈长杰由最初对儿子的愧疚到后来毅然断绝父子关系，两人的行为都在揭示感情的脆弱和人性的丑陋，友情也好，亲情也罢，没有经济支撑一切都是虚妄。如果客观看待明亮弃养事件，陈长杰的行为更加自私懦弱，因为惧怕妻子言论，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宁愿与儿子断绝父子关系也不敢违背妻子意愿。这两个家庭对于明亮的打击，终究是父亲一方占据主要责任，但父亲并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埋怨朋友违背诺言、辜负信任，由此心生嫌隙。小说中李延生和陈长杰的晚年都身患疾病，毫无作为，结局的落魄，引发读者对人生态度抉择的思考：为什么明亮成为猪蹄店的老总，把明亮当作成功人士的旨意何在？明亮从小经历各种人生悲剧，母亲自杀，奶奶离世，父亲弃养，辍学打工，妻子的风尘往事。作者给予明亮成功人士的身份，也暗示明亮的人生态度就是所推崇的理想的人生态度。什么最幽默？真实最幽默，生活最幽默。“生活本身是幽默的，换一个词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喜剧的时代。生活里不乏幽默，就看这个幽默你是怎样摆放的，和摆放背后的认识”[1]33。血书是笑书的本质与内核，挖掘血书的意义不在于否定笑书本身揭露生活的苦难，而是希望在认清现实真面目的情况下，仍旧保持幽默的人生态度。

四、结语

《一日三秋》的创作，颠覆对世间常物的认知，反向挖掘寻常事物的另类解读，打破以往的惯性思维，引领读者切换视角看待世间万物。《一日三秋》的题目命名，既有人与人的关系：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还有人与物的关系阐述：放在居室，解读为在此地住上一天，犹如住上三年;挂在饭店，解读为吃上一次，能想三年;谈到笑话，解读为讲个笑话，能笑三年。问题无法改变，但可以选择解决问题的心态。这是笑书，也是哭书，更是血书，但不能因为血书的本质而忽略笑书的作用。人间多少事，两三笑话中。最初的笑话，是为了缓解内心的痛苦，重燃生活的希望，或讲述自己的遭遇，或揶揄他人的短处。在博人一笑的同时，笑话本身就是一种酸楚，喜剧的本质是悲剧。生活披着笑话的外衣，让人体验现实的残酷和真实。真实的人生，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得以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痛苦走不出来，这才是人生常态，用自嘲和苦中作乐的方式去面对痛苦、消解苦难。真正的幽默不是语言的幽默，也不是事情背后道理的幽默，真正的幽默是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参考文献：

[1]禹权恒.刘震云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2]刘震云.一日三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

作者简介：王冰，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