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塑造

2022-05-30 10:48韩星
孔学堂 2022年3期
关键词:中华文明儒家思想

摘要:当今,我们面临着世界文明秩序的新变革和世界文明格局的新组合,如何塑造世界文明的新秩序,是一个关乎中国与世界未来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崛起,不断彰显出儒家思想的世界意義。从中观层面看,和而不同、中庸之道、忠恕之道可以为世界多元文明提供和谐相处之道;从宏观层面看,天人合一、保和太和、天下一家可以为塑造世界文明秩序提供理念理想。儒学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在今天和未来发挥重要作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重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保持与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借鉴、吸收、消化外来文化,通过挖掘儒家思想的普遍价值,让儒家思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塑造提出我们中国人的主张、方案,付诸实践,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关键词:儒家思想 中华文明 世界文明 新秩序

作者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尼山学者(北京 100872)。

当今,我们面临着世界文明秩序的新变革和世界文明格局的新组合,如何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中塑造世界文明的新秩序,是一个关乎中国与世界未来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如何在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中为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问题,摆脱目前的困境,塑造世界文明新秩序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是需要我们研究和阐发的。

一、中国崛起,彰显儒家思想的世界意义 [见英文版第24页,下同]

汤因比博士(Arnold J. Toynbee)和池田大作先生曾在1972年就预言:人类必将因为过度的自私和贪欲而迷失方向,科技手段将毁掉一切,加上道德衰败和宗教信仰衰落,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在和池田的对话里,汤因比给出了完整的答案: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并且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将来统一世界的人……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他认为将来人类如果要避免因为冲突、战争走上自杀之路,就得世界统一,甚至要建立世界政府。而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方国家或西化的国家,而是具有天下意识,具有2000多年“大一统”经验的中华民族。

汤因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他在与池田的对话中总结了八点原因。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1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我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第七,以往在军事和非军事两方面,将科学应用于技术的近代竞争之中,西方人虽占优势,但东亚各国可以战胜他们。第八,由日本人和越南人表现出来的敢于向西方挑战的勇气,这种勇气今后还要保持下去,不过我希望在人类历史的下一阶段,能够把它贡献给解决人类问题这一建设性事业上来。

如果简要地概括就是:第一,世界性帝国的经验;第二,天下精神;第三,人文精神;第四,理性精神;第五,尊重自然;第六,与自然和谐相处;第七,竞争技能;第八,敢于挑战强者的勇气。

澳大利亚著名学者李瑞智(Reg Little)与黎华伦(Warren Reed)合著的《儒学的复兴》一书指出:“在过去几百年独一无二地激励北亚各国的神话和圣哲,在19和20世纪面对西方对其正确的挑战之后,正在复兴起来,这种复兴——也许就是儒学的复兴——表明它可能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引导世界走向21世纪。”

美国安乐哲(Roger T. Ames)教授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儒学仍然是世界文化秩序变革的重要资源。”“值今日中国崛起,儒家思想于自身,也就变化之中的世界文化格局而言,是一个全球性资源。儒家思想的所到之处及影响是国际性的。我们有理由说,21世纪的文化道路将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道路。”

美国波士顿大学郝大维教授说:“凡是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未来方向产生深深的忧虑,这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系列因素决定了它有一些自身难以突破的限度。中国能不能给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希望呢?中国有如此伟大的精神价值传统,如果中国人能够积极在此传统之上来建设资本主义、塑造资本主义、控制资本主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盲目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盲目崇拜美国,中国一定能给人类文明带来一线新的希望。”

有美好的期望,也有不妙的预测。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以后宏观层面的主要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西方文明要与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伊斯兰文明与儒教文明在人权、经济、军事,特别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方面进行合作,来共同抗衡西方,“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亨廷顿站在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的立场上认为“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预测似乎一一应验了,以9·11事件为标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的冲突还没有结束,现在与中国的核心大国竞争又开始了。亨廷顿把儒家看成是文明冲突的根源,说明他不了解当今的中国,也不理解儒家思想。从儒家形成后的2500年的历史来看,儒家思想不仅不是造成任何冲突的根源,相反,正为化解各种冲突提供了价值指导和理性规范。以色列世界正义院法赞·阿巴伯博士(Dr. Farzam Arbab)说:“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牵涉到其他国家,它可以通过其自身的范例及其促进世界和平的协同努力,而在新世界文明的发展中,成为更具有效力的参与者。中国不需循行他国踩过的旧径;它可以开辟一条新路,直接迈向新世界秩序中一个赋有尊荣的位置,而中国将亲身协助该秩序的建设。”那么,如何在多元文明基础上塑造国际新秩序?儒家思想哪些内容可以为塑造人类文明新秩序提供思想资源?我想从以下中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别展开。

二、中观层面:世界多元文明和谐相处之道 [26]

世界多元文明和谐相处,是塑造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前提。儒家历来就是在关系网络中确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文明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和谐相处之道,促进世界多元文明和谐相处。

(一)和而不同与多元文明和谐相处 [26]

自有人类以来,在地球各处就逐渐产生了不同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多种文明并处共存是一个事实。并处共存就免不了冲突,而冲突激烈、规模巨大,就有可能造成文明毁灭、衰退。所以,和谐相处,同生共荣就成为不同文明的共识与努力方向。当今世界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多元文明的在全球现有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框架之内和平共处、发展进步的问题。各文明如果不能和平共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出现纷争、战争。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20世纪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灾难。“二战”以后仍然几乎每天都有规模大小不同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进入21世纪以后,并没有带来新气象,全球化步伐加快,已经形成“地球村”,多元文明接触交流,冲突频繁,战事不断,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危机。如何走出当前混乱纷争的局面?我们的方案是以“和而不同”原则作为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实现和谐相处,使不同文明都能自觉地参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参与塑造人类文明新秩序。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以“和”为准则,但不肯盲从附和,而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小人处处盲从附和,而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冯友兰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和而不同”具有普遍意义,可以作为处理不同文明冲突的原则。“和”是文明多样性的统一,建立在“不同”文明相互区别的基础上;而“同”则是单纯的一致,是没有生命力的单一。当今世界各种文明实际存在状态是“不同”,即差异性和多样性,这是各种文明生存发展、生生不息的基本条件。“和而不同,就像不同自然‘流动的古老思想。它肯定的是,不同要素未必像在西方那样,一个要消灭一个,而是相互补充,并且可以相互转化。”“这是一种能够整合种种异同的理性心态。”任何一个文明实体既要维护自身文明的主体性,也要承认和尊重其他文明的存在价值,应该互相宽容,互相依存,而不应该互相排斥,互相割裂。任何一个文明实体面对多元世界文明,一方面应当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正确理解差异、尊重区别,以消弭隔阂,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另一方面,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同时,也应当努力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共通性,存异求同,这样才能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和兼容并包的方式进行交流与传播,用文明共通性连接、吸纳文明的差异性,实现多元文明的同生共荣。只有这样,人类“不同”文明才会在接触、碰撞、交汇、融合中和谐相处、合作发展,人类文明的百花园才会呈现姹紫嫣红,百花争艳的美好景象。

(二)中庸之道与世界文明格局变革 [27]

“中”和“庸”的观念在孔子以前已有了,而“中庸”合称,成为一个基本范畴则始于孔子。考诸历代经学家注疏及时贤诠释,“中”指合宜、适度、合理、正确、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对“庸”的理解稍显复杂一些,但多训为“常”“用”。《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说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中庸是最高的德行,二是说中庸之德起源很早,但在当时已经很罕见了。孔子对于作为“至德”的“中庸”,不仅仅是进行理论上的阐述,更强调在实际言行的践履中来体认,善于在两个极端中寻求平衡,“叩其两端”(《论语·子罕》),“允执其中”(《论语·尧曰》),“执两用中”(《中庸》)。“中庸”的实践也就是“用中”。“用中”之方,就是通过考察事物对立双方的连接点来确定,以求得双方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孔子之后,据说是子思所作的《中庸》对中庸之道推崇备至,以中、和二字辨其要義,以使人体会、学习中道,由中致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就是说,“中”是天下的本根,“和”是天下的归宿,达到中和是天地万物的根本目的,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生长繁衍。

“中庸之道”经过历代儒者的努力弘扬,渗透到了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哲学、艺术、伦理等各个方面,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影响很大,构造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治国安民、平治天下的根本哲学与根本法则。

在世界各大文明的早期宗教、哲学中,都曾不约而同地有中庸观念,并且以不同形式——神话、格言、教义、哲学论著等表达出来,如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古印度奥义书、吠檀多“不二”哲学及后来大乘佛教龙树的中观(空观)哲学,伊斯兰《古兰经》中的中道思想等。这些中道观在各文明早期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对后来的文明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除了中国以外,其他文明都没有走“中庸之道”,而是各有偏向,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心理性格和文化形态,构成了今天世界文明的基本格局。

就西方文明而言,由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西方哲学后来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基本思想渊源,但亚氏以后的西方哲学家很少再有人提倡中道,所以导致了西方人的思想行为总是倾向于极端和激烈,西方文明在其后的发展中总是习惯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一种偏颇走向另一种偏颇,在动荡、跳跃、断裂中发展到今天。对此,罗素曾有过尖锐的批评,说西方人“有‘什么都不过分的格言;但是,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是过分的——在纯粹思想上,在诗歌上,在宗教上,以及在犯罪上”。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不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且基本上能够走中庸之道。就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层次之间的有争辩、冲突,但没有发生宗教战争和种族灭绝之类惨绝人寰的事情,这与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有极大关系。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要执两用中,允执其中,以中庸之道化解所谓的“文明冲突”,立足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中汲取滋养,以中华文明为主体,博采世界不同文明之优长,以开放、包容、共享、共赢的文明大国形象,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塑造,使世界不同文明意识到人类是一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文明境界的整体提升。

(三)忠恕之道与全球伦理 [27]

《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认为孔子思想“一以贯之”的就是忠恕之道。《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载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所谓“忠”,包含着对国家、对君主、对上司、对朋友、对职事真心诚意、尽心尽力的意思,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所谓“恕”,是将心比心,仁爱待人之意,包含着宽恕、宽容的意思,是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

17—18世纪,忠恕之道随着儒学思想传播到西方。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把这句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认为这是超过基督教义最纯粹的道德,应该成为所有人遵守的座右铭。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在起草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时,还将它作为自由道德的标志写入其中。这句名言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楼的墙上,被国际社会作为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黄金法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成为全球伦理的普世原则,被称为“黄金律”。所谓全球伦理,又叫普遍伦理,它并不是一种人为的理论学说,它是全球文化多元化与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愿望和要求:争取建立全人类能够共同接受或遵循的伦理规则或原理。孔汉思(Hans Küng)和库舍尔(Karl-Josef Kuschel)指出:“這全球伦理是指由所有宗教所肯定的,得到信徒和非信徒支持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他们还强调:“全球伦理所要做的,是要阐明各种世界宗教尽管有种种分歧,但在人类的行为、道德的价值和基本的道德信念方面,已经具有的共同之处。换言之,全球伦理不是要把各种宗教简化为最低限度的道德,而是要展示世界诸宗教在伦理方面现在已有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之处。”这说明全球伦理是以承认文化多元化为前提的,是在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主动地寻求伦理道德上的共识,以图解决人类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全球伦理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两个基本人道原则:每一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每一个伟大的宗教传统的组成部分,是所谓“金规则”,是全球伦理的普世原则。杜维明教授说:“我认为儒家思想可以成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我相信在处理全球化本土化矛盾冲突的问题上,儒家传统有丰富的精神资源和实践经验。”这一金规则不但对人的人格、个性、爱好、选择等适用,而且对家庭与家庭、社团与社团、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等也适用,成为塑造世界文明新秩序的一条重要原则。以忠恕之道为价值原则,可以指导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相互交流,可以促进多元文明和谐相处、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合作共赢,形成公正合理的世界文明新秩序,为增进人类福祉,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安宁,并最终为人类走向世界大同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宏观层面:塑造世界文明秩序的理念理想 [28]

塑造世界文明新秩序,要有纯正的理念、高远的理想。儒家历来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成己还要成人,不仅成人还要成物,进而为塑造世界文明秩序提供理念理想。

(一)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宇宙观 [28]

我认为“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一体”的简化,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命题。儒家的天地人一体观认为人类与天地及万物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即宇宙万物不是自然地堆积在一起,不是机械地组合成一体,而是无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生命体相互连接共生、相互感应贯通的有机整体。儒家经籍《易传》以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程颢的《识仁篇》、王阳明的《大学问》等都表述了同样的思想。“天地人一体”思想具有有机性、整体性、统一性与和谐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系统哲学基础上的,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钱穆先生曾经阐释说:“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显示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天地人一体”简化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之一。季羡林先生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同大自然交朋友”。蒙培元先生说:“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和自然界的和谐统一。”我认为“天人合一”其实是“天地人一体”的简化版,可以理解为在尊天重地前提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思想可以克服西方文明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以及机械主义、物质主义、实用主义等弊端。

季羡林先生说:“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时间以内,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勉强满足了他们的生活的物质需求,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昏昏然自命为‘天之骄子‘地球的主宰了。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炼的表述。”他还分析了东西方为什么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有所不同:“东方文化基础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对人类的得寸进尺永不餍足的需求,大自然的忍耐程度并非无限,而是有限度的。在限度以内,它能够满足人类的某一些索取。过了这个限度,则会对人类加以惩罚,有时候是残酷的惩罚。”最后说:“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所以,我们要改变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生活在“地球村”,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长期自我封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每一个“地球村”人的责任与义务,是塑造人类文明新秩序的前提。

(二)保和太和的和谐共生理念 [29]

在天地人一体的有机宇宙中,人与天地之间的其他万事万物都应该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保和太和”就是儒家追求的一种普遍、圆满、终极的和谐境界。《周易·乾卦》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认为天道的大化流行,使万物各得其所,保持这种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地发展。“太和”是天地人和谐一体的极致状态或者说理想境界。北宋张载把宇宙本源的、最高的和谐状态称为“太和”,并把“太和”提高到“道”的高度,提出“太和所谓道”(《正蒙·太和篇》)的命题,认为“太和”就是宇宙间最高的“道”,从宇宙本源、本体的高度论证了“和”,从而达到了“和”的思想发展的最高点。因此,太和作为天地之道,既是天地运行的最后根据、现实过程、内在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的价值之渊源。《全球伦理宣言》起早者汉斯·昆曾指出:中国哲学传统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寻求“天地人的和谐”,包括天与人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和谐。这是一种“大和谐精神”,对构建世界伦理有重大贡献。

在这种“大和谐精神”之下,儒家历来非常重视社会和谐,追求和平。《论语·学而篇》提出的“和为贵”,不仅是人和人之间和平相处之道,也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相处之道,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人类自古至今,因国界、宗教、种族、主权、经济利益的争执和思想、语言、风俗的差别,所引起的冲突乃至战争不胜枚举,甚至时常上演“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惨剧。“和为贵”的思想,对匡正当今世界发生的种种纠纷、冲突,大有裨益。《尚书·尧典》中说尧能够“协和万邦”,引申到当今世界,就是不同国家都能够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以此为不同国家、民族和平相处的核心价值观。《尚书·皋陶谟》还提出“和衷共济”,引申到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危机是共同的,需要所有国家同心协力,一起努力,克服困难。《周易·乾·彖》提出“万国咸宁”,天下所有国家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论语·里仁》中载“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中国人以德为邻,而不是以邻为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这是相邻国家和平相处之道。当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因为复杂的因素,免不了产生纠纷、矛盾,这个时候如何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也很重要,避免扩大纠纷、加深矛盾,最后酿成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北宋张载提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由阴阳和合所产生的万事万物都会有对、有仇,即会有矛盾。那么如何化解、解决种种矛盾,他提出了“和而解”的方法主张。这对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政治社会关系,乃至国家、民族、不同文明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孔子不主张对外侵略和征服,而提出“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汉初叔孙通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叔孙通传》)陆贾游说汉高祖说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可见,儒家的优长是治理国家,建立社会秩序,而不是征战杀伐。中华民族爱好和平,提倡“化干戈为玉帛”,但也不怕战争,勇于参加保家卫国的自卫战争和替天行道的仁义战争。汤因比说:“我的想法是,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作自卫战争。”中国历史上兴盛的中原王朝对于周边游牧、渔猎民族主要采取“怀柔”“羁縻”“和亲”等政策,往往是他们不断侵扰、掠夺,中原王朝忍无可忍才发动讨伐战争。就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冲突、战争是暂时的,而相互吸收与融合则是主要的,正如美国波士顿学者郝大维所说,儒学的“根本精神是在人世间建立一个和谐的生存共同体”。

当今全球化使得世界多元文明接触、联系不断增强,多元文明如何相处?是对话还是冲突?是合作还是对抗?这些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活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我们要摒弃文明冲突论,“应当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世界不同文明只有和谐共生才能最终实现世界大同。

(三)天下一家的世界大同理想 [31]

《礼记·礼运篇》提出“天下一家”,以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池田大作曾说:“我不能不注视在中国三千年文明里如地下水脈一般源源流淌的传统的世界秩序感觉。”“这种贯通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中的世界性秩序感觉、精神”,需要“升华成为一种世界精神”。这种“世界精神”就是儒家在治国的基础上平天下,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天下主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是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志士仁人都在苦苦追寻的美好理想。《礼记·礼运篇》篇明确提出“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借孔子之口做了美妙的阐述: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境界,既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也反映了儒家深远的思想境界和伟大的政治抱负。子夏曾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荀子明确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荀子·王制》)四海一家,远近列国都可以友好相通,天下大同,共享安定和平。《礼记·孔子闲居》也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能够像天地日月那样大公无私,社会呈现的是一派安定祥和的气象,人人相亲相爱,没有压迫和战争。梁启超说:“全人类大团结的理想,我们中国是发达很早的,我们向来并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所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个人)是单位的基本,天下(世界)是团体的极量……我中国面积,和全欧洲差不多一样大,他们至今分为许多国,我们早已合成一国,其中原因虽甚复杂,但这‘天下一家的高尚思想,确为主要动机之一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浸润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则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并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孜孜以求的以大同理想为主体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持续稳定、公正平等、文明和谐的社会。这一理想的实现费孝通曾以“美美”四句來概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四、余论:儒学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31]

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模式和内在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儒学不仅仅是中国的,在历史上也走向世界,在东亚、东南亚形成了“儒家文化圈”,明末清初传播到西方,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向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对当今世界多元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和正在产生重要的影响,使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其价值和意义。秘鲁前总统阿兰·加西亚·佩雷斯所著的《儒学与全球化》分析了儒学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深刻影响,充分论证了中国思维以儒学为文化底蕴的优胜性及其对全球化进程的内在契合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事泰勒博士曾经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2540年里,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还是缺乏进步也好,当今一个成功、昌盛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阐述的许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鉴照今天和未来。如前所述的和而不同、中庸之道、忠恕之道、天人合一、保和太和、天下一家等思想观念就是这样。它们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在今天和未来会发挥重要作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融、积极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杜维明先生也说:“儒家宽广的人文精神,经过现代人的努力发掘和创造诠释,即使面对全球性的现代困境、西方功利主义价值的泛滥,也完全可以作出相应的回应与批判。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重视儒家文化,就一定要用儒家价值来取代西方价值。我们希望东西方文化能够实现对话,通过对话了解西方现代文化,同时也弘扬儒家传统文化,使大家都能从中吸取资源,从而以更丰富的文化底蕴面对全球性的危机和挑战,作出创造性的积极回应,实现东西方文化多方面的交流与互补。”总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重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保持与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借鉴、吸收、消化外来文化,通过挖掘儒家思想的普遍价值,让儒家思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塑造提出我们中国人的主张、方案,付诸实践,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责任编辑:张基强 责任校对:孟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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